时常看见一张老照片，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高大的麦克阿瑟一身便服，没有系领带，双手掐腰，身穿大礼服的天皇站在他一边，扬着小胡子，又瘦又小。这是日本投降后的9月27日。天皇陛下为命运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忠实臣民已开始抢购《日美会话手册》，这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畅销三百六十万册，创造了战后出版史第一奇迹。天皇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交谈三十五分钟，合影留念。谈了些什么，天皇至死不说，麦克阿瑟回忆：给天皇点烟时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天皇说：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的所有决定及行动负全部责任，为此来拜访，把自己交给你所代表的诸国裁决。这一瞬间，我觉得面前的天皇是日本最好的绅士。手握铁锤似的烟斗，麦克阿瑟从此对天皇改变态度，不同意追究其战争责任。独领战后思想界风骚的丸山真男说，日本人在报纸上看见这张照片，彻底失去了自信。
三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天皇下诏，宣布自己不是神。同年，露丝？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出版《菊与刀》，1948年日本翻译出版（本文的引文据日译本转译）。当时，日本不了解美国，不了解美国人，满怀疑惧，也许要扼腕奇袭珍珠港之前怎么没想到写一本“鹰与原子弹”什么的。政府指令各地开妓院，迎接美国大兵，并晓谕女人们，穿着检点，万勿在人前袒胸露乳，但美军进驻就下令废除公娼，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切身之所急，急急如律令，不会是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嘴脸，而是千方百计认识他们曾骂作鬼畜的美国人，所以《菊与刀》有如及时雨，写的是日本人，但处处比照美国人，正好拿来当教科书。况
且史无前例地给日本文化抽象出一个模式，与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相
提并论，更叫日本人惊喜，甚而鼓起了被那张照片打垮了的自信。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写作《菊与刀》的基本手法是现场调查与比较研究。她不曾踏上日本，所谓现场是从侨民、战俘听来的，从书本、电影看来的。写日本无须身临其境似乎是美国人的绝活儿，“蝴蝶夫人”把艺妓张扬全世界，原作者也从未见过日本。本尼迪克特居然采集了这么繁多、琐碎而真切的生活细节，读来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怕是日本人也未必写得出，叹为观止。不过，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到了国外更爱国，人们往往在记忆中不由自主地强化远去的事物，美化以往的一切。《菊与刀》是探究日本其国其人的经典之作，我们迟了五十年才移译，也不可急急于赶时或汲汲于应景，经典要当它是经典，最好由研究者操刀，用注解指出问题所在，如日本军队不使用敬语之类，以免误咱国人。当年日译本问世，一些日本学者起而攻之，其中固不乏感情抵触，但毕竟是他们家里事，总该看得更明白。日本人说的就不爱听，偏要站在美国人一边，这书就读得没意思了。本尼迪克特进行比较时，莫怪日本人抱怨，是以美国人完美无缺为前提的。
“我们要努力理解日本人的思想习惯、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被注入其中的铸型（模式）。”于是，我们的本尼迪克特通过恩情义理等解析日本人的思想与行为（蓦地想起：什么什么思想与行为，这个说法出自丸山真男笔下，一度成为流行语。有趣），论断日本文化是耻文化类型。日本人津津乐道这个耻文化，至今不失新鲜感。本尼迪克特说，“运用人类学研究各种文化时，重要的是区别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可见，这是把日本文化归属于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并非特别由日本文化归纳出一个独特的人类文化类型。就耻感或知耻来说，作者从日本文化中发现的基本是中国的儒教观念，只是日本人没有把“慎独”学到手罢了。我就想，倘若把这部书输入电脑，再把日本人变换为中国人，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一读到底，当然也会像好多日本人一样提出异议。“耻”文化模式后来竟成了“模式”，论客竞起，都试图用一个字论定日本，如“甘”，如“缩”，如“侍”，见仁见智。
如书名所示，贯穿全书的，也就是贯穿日本人思想与行为的，是菊与
刀的矛盾，即二重性。作者说：“菊与刀都是一幅画的部分。日本人极具攻击性，同时又老实；尚武又唯美；倨傲不逊又彬彬有礼；顽固又富于适应性；温顺又厌烦被人驱使；忠实又不可依赖；勇敢又怯懦；保守又欢迎新事物；他们非常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行动，同时，自己的劣迹不为人知时也深受罪恶感折磨；日本兵被彻底训练，却还是不听话。”（日译似有误，此处参考英文版翻译）
说来我们古人早就看出日本人具有二重性，例如唐人包佶写诗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衡东归，有云：“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1937年周作人管窥日本，说：“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
为什么日本人做事是二重的，两面的？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他们小时候所受教导的不连贯性。像漆器一样，岁月给日本人涂上一层层漆，但是，“他们是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小神的时代，甚至能尽情撒娇的时代，似乎任何愿望都能够实现的时代，在他们的意识中还留有深深的痕迹。由于二重性如此之深地扎根在心里，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便表现出“既沉迷于浪漫的恋爱，又易如反掌地无条件服从家里的意见。既沉湎快乐，贪图安逸，又为了完成极端的义务而无所不为”之类的现象，令西方人瞠目。
其实，我们中国人对此也瞠目。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历史进程造成的——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社会，旁边已备下一个过于发达的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汉字与假名并存，语言的二重构造对二重性格的形成尤具有莫大影响。兔子急了也咬人，个人乃至民族都具有二重性。丰子恺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
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
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
不过，日本二重性自有其特色，那就像他们的书刊既有横排又有竖排一样，是摆在明面的。诚如《菊与刀》所言，“日本人能毫无精神痛苦地从一个行为转变到另一个行为”。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又坐卧在榻榻米上；既拼命工作，加班以致过劳死，又尽情喝酒唱卡拉OK，不遮不掩，丝毫没有远庖厨的念头。倘若在中国，过去竖排是过去，要改为横排就一律横排。我们的二重性是阳一套，阴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一样，另一面隐藏着，看上去只是一面，道貌岸然。中国人在二重之间有追求，追求中庸、统一，虽然终归是心向往之罢了。
日本的二重性行为是并列的，不会在心中交战，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周作人终于没看出日本人把二重性并列于外，说：“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把野相看作表面现象，把吃茶弄花草看作本质的真面目，结果周作人就跟着一副野相的人吃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