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最讨厌卡拉OK。
卡拉OK是日本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像味之素、方便面一样普及世界。可英国人讨厌，这是英国政府调查过的，虽然日本人向来热捧披头士。
一说日本和英国，便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左侧行车。据说，心脏在胸腔的中央而稍稍偏左，用右手保护心脏是人的本能动作，所以右撇子武士把刀插在左腰间，靠左边走路，以免擦肩而过时刀鞘相击。习惯成法律。明治新政府富国强兵，海军仿照英国，陆军先是学法国，但眼见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大败，又改学德国。陆军按法国式右侧通行，也曾想就此普及到全国去，未果。原本法德也都是左侧通行，一说被拿破仑纠偏。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一度要改了日本法律，但公车们一律“左道旁门”，只好作罢。1950年以后日本规定车左、人右，迎面交通，唯冲绳直到1972年回归，按美国规矩走右边。
再说日本和英国，想的是武士与骑士。日本有武士道，英国有骑士道（chivalry）。大概骑马有术，渐变为在妇女面前逞能，进而形成一种尤其对妇女的礼仪。男人生来野性，女人使他们的野性变成文化，彬彬有礼。三岛由纪夫把《叶隐》一书捧为武士道教典，恣意曲解，对作者再三强调的“忍恋”视而不见。作者也喜欢活，为活而注意死。“隐忍之恋”是“恋的极致”，也就是暗恋，不可使对方背上恋情的包袱，永远单相思，一说便俗，偷着乐，这才是武士道精神所在。只是从赴死的角度来领悟武士道，以致就尊重妇女来说，日本的男人至今也没有英国的绅士风度。
三说日本和英国，想到了这两个国家都是岛国。1600年4月，一艘荷兰船漂到九州，亚当斯是幸存者之一，他就成了第一个踏上日本的英国人。德川家康在大阪城接见他，听说航海这么远，大为惊奇。半年后家康打关原战役告捷，设幕府执掌天下，亚当斯也留在江户做官。东印度公司成立，亚当斯从中斡旋，日英通商，却没有发展起来。二百年后一艘英国船非法驶入长崎，以武力迫使长崎镇巡供水供粮，日本这才知道英国已然是“世界工厂”，不可一世。福泽谕吉认识到“作为洋学者不懂英语怎么也行不通”，放弃当时独尊的兰学，转而苦学英语。1861年幕府派出有史以来第一个使节团走访欧洲六国，他随团当通译，大开眼界，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
同样是岛国，而且英国比日本还要小，却称霸世界，让日本人一方面看到自己的落后，另一方面也鼓起信心，英国能做到的，日本也做得到。不过，虽然是岛国，日本却算不上海洋民族，因为岛上的人多是从大陆渡海而来，他们弃船上岸，便急急往里走，落地生根，难改农耕的积习。明治伊始，1871年日本派遣使节团考察欧美的文物制度，认为从“文明时差”来看，日本不过比英国落后四十年罢了。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说：“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本能地选择了英国型思想，这本来是日本人或日本文明的传统特性使然，日本没落是由于明治二十年（1887）以后统治阶层采取了德国思想。”
1900年夏目漱石赴英留学，前后三年，赶上了日英缔结同盟，对于日本举国昂奋，他不以为然，说恰似穷人跟富户攀上亲，敲锣打鼓地满村张扬。他还说，日本的开化不是像花那样自然地绽开，而是受外部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形式，只急于吸收，无暇消化，文学、政治、商业皆然，终归是肤浅的。他终生不喜欢英国。
日本人常说日本是单一民族，而英国是多民族国家，性格、思想、文化具有复杂性。或许伦敦雾所致，雾里看花，英国人处事暧昧，这倒与四季分明的日本人殊途同归。听说英国人送礼不送肥皂之类很私人的东西，而日本人最爱送毛巾肥皂，好像比英国人讲究实用。
大韩与大和
上山下乡时代，在延边生活好多年，对朝鲜族习俗曾大感兴趣，还特意学过几句谚文，但随着“狗肉久不吃”，早已忘光了。现在知道“辣白菜”的叫法，其实是后来从日本生活里学来的；东京的菜场里常备不缺，比四川榨菜更为日本人所喜好。辣白菜的确好吃，下饭佐酒皆相宜，或许是常在日本吃韩国辣白菜的缘故，向来对韩国人与日本人的比较论很留心。
日本有个谚语：“犬猿之仲”，意思是彼此关系如水火不相容，拿来比喻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关系再恰当不过。日本人厌恶韩国人，韩国人憎恨日本人，两个民族的心底纠缠着这种感情，恐伯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确实是所谓“近而远”。韩国人之憎恨日本人，以至文化是“恨”的文化，经济是“恨”的经济，主要起因于历史上日本曾两度入侵朝鲜半岛。特别是1910年“日韩并合”，日本统治三十六年，在韩国人心里铸下“反日感情”。但也许真的是时间能销蚀一切，现在这种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了，不知会不会像化学反应一样，混沌之后是澄清。
四十年前，日韩谈判邦交，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当殖民地的三十六年，韩国实现了近代化，正应该感谢日本的恩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差点儿推翻谈判桌。然而，逝者如斯，四十年过去，“久保田妄言”终于从韩国人自己的嘴里说了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丑陋的韩国人》。作者朴泰赫（据封底介绍是韩国评论家，生于1928年）明言：“‘日帝统治’，我们叫得太过头了。”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从总体上说是给韩国带来巨大的恩惠。他们榨取本国民众的膏血，为韩国人造福。不要老纠缠不幸的过去，那样会失掉人家的信赖和好意。
若没有日本协力，韩国维持不下去。日本的月亮圆，问题是韩国人大丑陋了，而一切丑陋都来自“散发恶臭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他特意说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但没有提及日本也有一本《粗陋的日本人》）“中国人的显著特征是无秩序，龌龊，闹嚷嚷、乱哄哄。完全是自我本位，喜好结党争斗。总是嫉妒他人，欠缺自制心，净说别人的坏话；自吹自擂；讲面子，骄傲自大；缺少合作精神，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些特征，一成不变地显露为韩国人性格中坏的一面。”在日本一心要充当亚洲老大的当口，为往昔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情激言切，其用心难免不令人生疑。
相比之下，年轻的吴善花婉转得多了——毕竟是韩国女性。她是十年前来日本留学的，近三年接连出了三本日韩文化比较论随笔《裙风》（意谓女性们在社会上卷起的旋风），批判母国的封建现状和对日意识，卷起一阵“裙风”。吴善花说：“跟许多日本人接触，感觉日本人当中‘对战前日本反省’的意识格外强。那是应大大尊重的，但同时又常常惊讶，对于世界性殖民地时代日本所采取的行动，很多人光是从否定的观点看问题。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还不能充分理解。”轻声细语，对历史提出一个大问号。
十年前，汉城《朝鲜日报》曾开过一个专栏，标题是“克日之道？了解日本”，建言“在与日本的关系上，韩国人必须忍着打破往昔壳子的疼痛看日本”。现在壳子真的要破了。这种疼痛，想来是不好忍的，证明之一是吴小姐惨遭“绝不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身和本国”的同胞的辱骂与恐吓，以至得了电话恐惧症。写书的这两位，一位从小饱受日本殖民教育，一位是殖民后世代，男女老少，似乎代表着一种时潮。读到这样的书，倘若是日本人，总会有一点快感吧。反正书是畅销了，《裙风》累计卖掉二十余万册，《丑陋的韩国人》持续挂在畅销榜上。
日本人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对于出自欧美的评头品足更有点神经兮兮。他们把外国人的日本观、日本记述汇编成册，最早的，大概是《异称日本传》。编者松下见林是一位儒医，精通汉学，也博览日本古典，每年派人去长崎求购舶来的书籍，藏书十万卷。自1688年用了六年时间，编成这部书，并加以“释同异，正嫌疑”。三卷，上、中都出自中国文献，计百一十种，下卷取自朝鲜的资料十五种。有关日本见闻的著述，至明治时期，在朝鲜已多达数十种。但“脱亚入欧”以降，日本不大把亚洲的日本论日本文化论看在眼里，难得有人说《菊与刀》犹不如戴季陶的《日本论》。直到1982年，李御宁的《缩——日本文化论》才让日本社会轰动一时，虽然对其重视程度仍不及美国人看似宏观的泛泛之论。日本学并非李氏所专。1981年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到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作客席研究员，用日语撰著了此书，名声大噪。据说他到日本各地授课、演讲半年，其效果顶得上大使馆文化处三年的工作。
李御宁生于1934年，念殖民地教育时曾用母国语作诗，像千字文那样无一字重复。硕士毕业后历任几家大报的社论委员，以文艺评论家成名，后执教于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又职司政府文化部长官。韩文著作有《李御宁著作集》二十二卷、《韩国与韩国人》六卷等，日文版著作还有《恨的文化论》《从俳句读日本》《包袱皮文化的后现代》等。他说过：“我年轻时也崇尚西洋，讨厌农村似的亚洲，这种看法发生变化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不是我本身变了，而是世间、时代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