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国庆”出游，于是写了“游记”，以及后面断断续续写成的续篇，陆续也写了十万多字，应该算个中长篇《扎记》吧，算起来也过了整正一年了。本想写到赵阿姨就停止，因为《扎记》中包含了那八年里熟悉和并不熟悉的乡人、熟悉和并不熟悉的“下放佬”、“南京鬼子”、“常州鬼子”以及“下放干部”，可谓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可以停笔了，应该停笔了。尽管头脑里还不断涌现出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鲜活”和“逝去”者。
《休闲日子》是2017年“国庆”回乡联想的许多鲜活和逝去者，在“同学群”中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之所以要写这么长时间，归纳起来，除了人懒外，也是性格使然，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但心里总还是放不下的，所以重又拿起笔，到2018年10月才算基本定稿．因为2018年12月28日是我的“下放”五十周年记念日，也算对五十年前的心路历程所写些祭文。开笔后就逐渐感到“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因为想起时总感到许多鲜活和逝去者伴随着我依然流浪在那里的青春想说些什么，比如德渭和他的女儿、比如韦小娥；比如老丝瓜、比如章保华……还有些不太想动笔但曾与我在村上时和我息息相关的人纠缠，比如大队支书金头和他的女儿凤英，比如大队治保主任杨玉春……我没去下笔，我恐怕与写完韦小娥后的那一种失落重现，我不太喜欢那样感受。很多描写“知青”的作品，总喜欢把知青当作唯一的“受害群体”，其实相比原注民就差的太多太远，不同的只是原注民“怒其不争”而已。
“上山下乡”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潮流，裹胁着许多象我一样的“知青”在其中漂浮。潮流中，是凡有点关系的人都是去当兵或者继续留校，或者后来去当兵、上学，以避开潮动漩涡，事实证明当时这些能游离潮动人与广大“知青”相比毕竟只能算作“小众”，但大多数人都是在75年底76年初的那批大量返城，包括苏南、苏北的知青。也有极少数因各种原因没走成的，好象在76年底或77年初也走完了，比全家下放户均走的早一些，工作分配也算不错，很少有象北京上海那种待业状况；当然也不排除有早在当地分配了工作并嫁或娶了原注民，成了真正“扎根”者。除此以外，还是有个别人没有走成，而是长眠于在这里，“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比如我同班刘长春，他的样子总会出现在脑海里，愉快鲜活；还有也没有走的成的，因为他们在服刑，比如在定埠街上打第一拳的“黑子”……
《休闲日子》本是篇扎记，记录着那些年的锁碎和头脑里片断，当然会与现下重合，所谓“扎记”，是游离回忆和记述以外的另一种文学模式，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将自己或溶入或旁观于事件之中，并伴以客观评定，以表现我现在的所知所以，写出来目的就是“企图”与当年经历者共同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年是我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年，我和“小五子”、“兰园的”、“邓府巷”约好近日去故地重游。记得下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县里都隆重组织过活动，到了更应该庆祝的五十周年“官方”却无声无息了。我不想说曾经经过的“前沿村”是什么“第二故乡”那种“文人”语言，我知道我本身骨子里没有那么“文艺”，更因为我祖籍是浙江宁波，“小五子”是安徽五河、“兰园的”是河南，靠点谱的是“邓府巷”算的上是南京本土，不过常听说日本人屠城之后那些“本土”亦是后来迁入的，于是我的“故乡”意识从来就很淡漠，更不用说什么“第二”之说，常想起只是因为怀念，怀念仍飘荡在那里逝去的青春而已。
前几天，东海、金海带着已经70多岁福明来看病，做了一大堆检查，花了几千大洋，断定只是便秘造成的腹痛，虚惊一场。从医院出来，带他们去吃饭，到距离家比较近的新街口“北京烤鸭店”。放下心来的福明面对美食胃口大开，话也多了起来，不象刚下车的“奄奄一息”，于是谈到了我一直关心的“老丝瓜”，谈到了生根、荣新夫妇，谈到了“金头”老婆，谈到了……其实后来我真不爱听了，因为他讲的人几乎都是这一年生了病的人。
“金头”老婆叫王秋美，乡人都叫她“鸡婆乌卖”，（“鸡婆”是乡人叫她大女儿“凤英”的外号，说“凤英”小时候总会领着村上比她小的、比她大的孩子“疯”玩，是个孩子头，就象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一般，有着自带的一种号召力，象陈胜、吳广或者说更象张角、张荣一般。“凤英”是她们家的骄傲，每次有人提起，“鸡婆乌卖”总会“谦虚”地说，阿家“婊子”如何如何。初时听到，很是诧异，哪有母亲叫自己女儿为“婊子”的，问过之后才知道，乡人当父母对自己女儿喜欢到极点时，通常都这么叫，这里“阿家”就是妇女指自己家或者家中当家人，乡人发音为“阿嘎”），她是下坝王家人，今年应该有九十多岁了，早年享了一辈子的福，走到哪里总是风风光光的，生有五女一男，都是些俊男美女。“金头”走了，女儿远嫁了出去，儿子一家也常年在外做生意，因此孤身一人在村上，子女各出点钱，请乡人当保姆，保姆们总是干不长，现在请了村上“冬木”瞎子照顾生活起居，晚年可算“凄凄惨惨戚戚”。
“冬木”其实是从小得了比较重的“白内障”，光线好的时候，拿近了可依稀辨出花布的花色，洗衣做饭也还能担当。按亲疏而论，她是“老丝瓜”亲叔叔的独女，乡人排辈份并不“连带”族中女子，如果她是男的，应该与“老丝瓜”一样，同为“正”字辈。我们到村上时，她已结过婚，和她寡居的母亲、上门女婿周义根以及刚出生不久儿子住在金玉伢屋后面那间瓦屋里。寡居母亲性格彪悍，那些年只要走近那片，总能听到她斥骂上门女婿的叫声，我总好奇，一米四不到寡居妇人竟能发出那样的“高八度”，与后来唱《山路十八弯》的李琼不差相下，同样的矮小，同样的高吭。女婿从不回嘴，仍是在屋里屋外前后左右迈着他独特的内八字脚做来做去手里的“生活”（乡人叫“干活”为“做生活”），竟尽“本份”。中国之古以来对上门女婿（赘婿）一贯是轻看的，到了宋、明、清各朝，更加将其列入下品之列，不能参加“科考”，招婿家庭长辈也是对其招来干些重、累活计，与家里“丫环”一般地位，任家中主人任意使唤或打骂；中国传统对“姓氏”传承是相当看中的，但一旦当了赘婿，就得象妇女一样失去本姓，生养子女必须跟女家姓，这一属性，决定了世人对其轻看的根本。归纳起来就是：一但做了赘婿，就自动成了一个有着为他人宗族负有传宗接代责任的，并失去本姓的“家奴”，从这点就可看出寡居妇人对人性把握的洞察、老道和操持的游刃有余。几十年在岳母和老婆塑造下，义根总是见人憨厚的笑，除此便是沉默寡言，一直“做生活”并一刻不停，每次去村上总能看到他“做生活”，停不下来，见到我总是那句一成不变的问话：你来了，再没后续；不象“冬木”听到我总能找出许多热情，我知道她并不能辨出我的相貌，同时也知道她在耳中记住了并一直没忘记我的音容，就象我从眼中能清楚辨认出她的象貌一般。
后来，义根家在我过去的旧房基础上扩大建了一座平房，也许经济实力的原因，也许人口少的原因，没有建楼，但比过去村上的老房都高了许多，紧贴着少青家旧房。房屋建好那年，我刚好去村上，义根哪哪地对我说：我在你家旧屋上盖了房，你不会生气吧？义根见我总去村上，骨头上认准我就是村上人，就象他也是外乡过来并落地生根一样，于是见到曾经的“地主”全无底气，让我莫明的同情，乡人对“革命遗迹”的重视应该体现在骨头上的，我很幸慰，真的很幸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