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部队渡过泾河经淳化、旬邑，进驻西峰镇附近的什社镇。什社镇地处陇东高原，是一个不大的农村小集镇。镇上除了有几家骡马店、两三家小杂货店，东西很少。
除了每月两次农村集市外，平时显得冷冷清清。赶集的时候倒是很热闹，主要是农村的农用小农具，互通有无，以货易货。最热闹的是牲口市场，上市的主要是驴、骡、黄牛和羊，还有家禽和蛋类。但大量的还是小农具，叉把、扫帚、锨、锄、犁、耙和锅碗瓢盆等。每逢大集，赶集的人不少，买东西的人不多，不少乡下来的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部队进到什社，师部住在小镇上，三个团都住在附近农村。师政治部住在镇中的一个大院内。
七十三师师长是“老子”赵凌波。此人是解放过来的，是四川人，一口四川腔，一讲话就是“老子”长，“老子”短，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老子”师长。
赵师长打仗不错，很快从一个司号员升到师长。但脾气很坏，国民党军队的恶习未改，军阀作风严重，动辄打人、骂人，大家都怕他，讨厌他，对他敬而远之。
赵凌波后来在“皖南事变”时，因为叛逃被击毙了。赵凌波担任师长不久就调走了。由张绍东接任师长，张绍东改编成八路军后担任六八七团团长，后来叛逃了。
师政委姓陈，他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和大首长气派，一口广西话，讲起话来文质彬彬，慢条斯理。在什社镇整训时陈政委常到政治部视察工作，来政治部必到宣传队看望大家。
有一次陈政委对宣传队队长说：
“你们宣传队唱的都是些老歌子，这很不够，要学一些新歌子，教给部队唱”.
关队长说：
“我们宣传队没有人能教唱歌，因为大家都不会简谱”。
陈政委说：
“那好，我来教你们唱一首新歌。歌名叫做《我们人民红军》”。
“我们人民红军，我们抗日先锋，吹着前进号音，奋勇向前进”！
师政治部主任姓钟，是两万五千里走过来的中央红军，为人精明强干，喜欢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时细高嗓门，富有鼓动性。
因为他和宣传队同住一个院内，又是一锅吃饭，天天见面。钟主任也很关心宣传队的工作，更喜欢宣传队的几位“红小鬼。
部队由长期战争的流动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的稳定环境，进行军政训练，这是十年内战之后的大转变。
为了给连队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以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稳定部队情绪，宣传队根据首长的指示，深入连队，帮助建立“列宁室”（后来改为救亡室，俱乐部），而且要每个连队和伙食单位都要建立一个。
为了较好的完成此项任务，宣传队关队长带领几个较有文化、能写会画的同志，张庆林和丑娃也被借调到宣传队参加这项工作。
他们先在二一九团的一个连队搞出样子，然后再进行推广。
经过大家研究摸索，先在连队驻地，选了一个稍为宽敞的房子作为“列宁室”。在室内墙壁上分别布置成学习栏、墙报栏、生活栏。每个栏都用红绿纸框起来。竞赛栏最为有趣，由老大哥在纸上画出飞机、火车、轮船、马、牛和乌龟。根据各班和个人学习和训练成绩的高低，把最好的挂在飞机下面，其他依次挂在火车、轮船、马、牛栏内，最差的挂在乌龟栏内。这样激励了大家的学习情绪，提高了训练成绩。各班、排和个人都力争进入飞机栏，谁都怕进入乌龟栏。
连队军事、政治、文化课和集体活动都在“列宁室”里进行。为了保证战士们有个座位，连队动员战士打土坯或者借用老百姓的木板或圆木架起来，成为战士们的简易座位。
为了美化环境，战士们到沟里的崖畔上去砍常青的灌木枝和少量柏树枝等扎起一座彩门，门的两边贴上对联，“列宁室”的墙壁贴上用红绿纸写的标语口号。
为了鼓励干部战士到“列宁室”里活动，当时还有一首《列宁室》的歌曲。有这样一段歌词：
“同志们来，列宁室里去学习，看书读报，做游戏识字，比一比，哪一个，呱呱叫”。
经过试点，在宣传队的帮助下，全师所有连队和伙食单位都建立了“列宁室”，对部队的学习和训练起到了推动作用。丑娃等小战士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天，当宣传队的分队长黄才、肖延、张庆林和丑娃，从二一九团返回师部驻地时，二一九团团首长把抓到的一名“小麻子”（当地人把土匪和偷盗抢劫的罪犯叫做小麻子）交给他们，要他们把这个“小麻子”带回师部处理。
张庆林他们一行四人，只有一支“马拐子”（骑兵用的稍短些的步枪），牵着被绑着的“小麻子”，沿着千万年被雨水冲成的一条很长很深又很窄的雨裂沟的边沿上的乡间道路返回什社镇。
行进途中，“小麻子”趁大家不注意，突然挣脱肖延拉着他的绳子，冒死跳下两三米深的雨裂沟里，逃跑了。
黄才赶忙端起手中的枪，连发数弹，是否打中，谁也不知道。因大沟陡而深，又长满荆棘，一点也看不见。
他们也不敢贸然下去追。大约一个多小时，只见“小麻子”已挣开绳索，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上攀登而逃了。
从沟这边到沟那边直线距离约四百多米，一下一上得一个多小时，追也来不及了。
陇东黄土高原，一眼望去，像是一个很大平原，土地房屋都在塬上，但是中间有横七竖八的被千万年的雨水冲成的道道沟壑，长的有几百米到几十里不等。深沟两岸除了很少可供人行的羊肠小道外，再没有通行的大道。
当地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