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来的张薇赶快接上话说：
“老乡们，要记住经验教训啊！
这是战争时期，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牢牢听组织的话！”
罗荣政委也紧跟着说：
“乡亲们，钟司令大半年都没去看老婆孩子了，本来这让他回家看看就是好事情，你们要是跑去了，不光你们年过不好，不是也耽误他的年过不好吗？”
乡亲们看到伤兵就想到，假如不是当时自己不想离开村子耽误了时间，怎么可能有机动支队后面的阻击和重大伤亡！
再想政委讲的也有道理，春节期间，机动支队不光是加强了根据地的警戒，文工团还把这一段时间的战斗经历编排了很多文艺节目，在春节期间进行宣传，军民关系越来越融洽了！
对于机动支队的战斗得失，师部和旅部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对外还大力宣传机动支队伤亡近700人，为了拯救100多乡亲与鬼子浴血奋战的故事，一时间大江南北都传颂着机动支队的英勇赞歌。
师里主要也是对一年以来的战斗进行总结，各旅、各团（支队）、地方总队、大队以上的军事长官都参加了会议，钟卫就和老沈坐在了一起，老沈对钟卫说，来之前十旅几个支队司令已经私下里讨论过了，对于机动支队最后的收官战斗都表示完全支持，说如果发生在他们防区，他们一样会这么做。
会不会真的抗命不敢说，至少大伙这种态度让钟卫感到很温暖。
刘旅长在主席台上作着，他看到钟卫和老沈后就丢过来一包香烟，乖乖，还是缴获的好烟，刘旅长示意大家分了，可是哪够分的啊，哈哈！
会议上黄师长率先发言，对整个全局进行总结：
“整个全年的作战，我们三师尤其是十旅，打了很多漂亮仗！
四月份的高沟杨口一战，十旅的四支队和一支队打的都是非常的勇敢，特别是四支队的11团和10团，打出了我们新四军的威风！”
“在大练兵的过程中，通过零敲碎打，不仅打击了鬼子伪军的嚣张气焰，也锻炼了队伍，为我们的冬季反攻开了个好头，林公渡的两次伏击战，打的精彩！”
“在针对鬼子14个据点的全面反击战斗中，每个据点都是漂亮仗，每支部队都打出了水平，打出了气势！
这个战役已经成为了我们苏北的重大转折点，几乎可以说，从这一仗开始，我们三师和敌人从均势对峙变成了占据优势！
这个优势是三个方面，一是地利、二是士气、三是民心！”
“从地利上说，我们一举扫除了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鬼子现在的孤城已经成了孤岛，失去了据点的屏障，加上我们不断对他们的巡逻队和后勤供应进行攻击，鬼子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从士气上来说，这一年的战斗中，我们同鬼子的战损比例就能说明问题了！
就在这片土地上，1940年以前，我们和日本鬼子的战损比例几乎都是2：1以上.
我们牺牲2个人能够消灭一个鬼子就已经是胜仗了，正是因为我们不懈的坚持，这个数字越来越缩小，在1943年的夏季作战中，我们同鬼子的战损比例已经接近了1：1，同伪军的战损比例更是高达1：2以上。
并且我们打的越好，就有越多的伪军士兵不愿意继续为鬼子和反动派卖命，我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壮！”
“44年一年的战斗中，全部统计下来，我们和鬼子的战损比例平均达到了1：1以上，同伪军的战损比例竟然达到了1：4的平均水平，全年我们三师总伤亡3000人，而消灭鬼子连同伪军达到了9000人以上！”
“我们发现鬼子的老兵在部队中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少，39年以前鬼子部队里几乎全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无论是枪法还是掷弹筒水平都是绝对一流的，而随着鬼子的战线拉长，消耗越来越大，今年与我们作战的鬼子中，老兵的比例只占到20%左右，很多鬼子只有不到一年的作战经验，而且我们能够发现，有接近一半的鬼子年龄在17岁以下，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鬼子的人力资源已经出现了匮乏，鬼子的兵源快要枯竭了！”
“多打胜仗，打大胜仗，士气自然提升了，而且今年的大练兵过程中，对各村庄民兵武装的扶植意义重大，而且彻底解决了困扰这块土地几百年的匪患。
苏北从历史上就是个土匪窝，1940年最高峰时候村村都有土匪，现在我们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对匪患的全面清剿和改造，这在历朝历代都没有做到过！”
“老百姓很朴实，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保护他的好日子，他就拥戴你！
加上我们三师官兵大多数都是苏北地区的子弟兵，几乎每个骨干都是和鬼子伪军有过血仇的，打鬼子不仅是国仇，还是家仇，国仇家恨，所以我们和乡亲们的心贴的很近！”
“讲到民心，就要讲一下三个战例！钟卫在吗？”
“到！”
钟卫立正报道。
“好，坐下！”
黄师长点点头，接着讲：
“这三个战例，全部都是机动支队创造的！”
钟卫心里暖烘烘的，底下有的同志就开始交头接耳，钟卫抗命打阻击的事情已经在整个苏北都传开了，大家私下都在讨论，说这功是功，过是过，就是不知道上面怎么处置，现在听起来，好象师里没有任何怪罪的意思啊！
“第一个战例，是我们机动支队某小分队配合红科的锄奸行动，大家知道，我们部队出现了叛徒，而钟司令的行动方针提议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战争年代敌我夹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苏北军区从开始到现在，不光是正面作战，保卫团和特科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抗战的八年里，我们部队总计出现了十一次地方武装叛乱，最高时候是鬼子治安强化运动的1941年和1942年，两年里就出现了八起，也是在那两年里，不断有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开小差，甚至叛变，这些对我们造成了很沉重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