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开始讲杜诗。清朝末年流传一句话，现在也是我们的口头语，叫作：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为什么说从何说起呢？就是说对这么巨大的一个对象，它有这么繁复的内容，我们要谈它的话，从什么地方开始说才好呢？这句话再往前推一点，它的原型是：“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后来才有二十四史嘛，最早是十七史。那么从何说起呢？我们看被后人称为清代三大史学家之一的王鸣盛的一句话。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这本书里说过这么一句话：“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他认为你要做学问，治古代的文学也好，史学也好，经学也好，第一步就要学目录学，要从目录学开始，把它看成一个入门的途径，然后你才能找到一个门口，进入学术的殿堂。王鸣盛虽然是说史学，但对我们古代文学来说也一样适用，甚至可以说对于一切的文史研究，这句话都是适用的。因为学术往往积累了很长时间，它已经拥有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那么多的书，我们应该读哪一些，应该先读哪一些？假如不是有目录学的书来作指导的话，我们往往茫然无措，不知道该读什么，先读什么。所以我们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以后，确定一个研究领域以后，首先要看一看，能否在这方面得到目录学著作的指导。那么正好，我们的杜诗学是有目录书的指导的。1986年，出版了两部关于杜诗的目录学著作，这对我们研究杜诗的人非常有用。
第一部是山东大学郑庆笃教授写的，叫《杜集书目提要》，是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的。第二本书是杭州大学已故的周采泉教授写的，叫《杜集书录》，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很巧，两部书都是1986年出版的。这其实也不巧，有一种必然性，就是我们这个古代文学的学术啊，大概是从1980年开始恢复元气，那个时候大家开始找题目来做，差不多都要写上几年，到这个时候写完，所以就重了，两部书就同时出来了。我手头只有后一部，前一部呢，我跟郑庆笃先生认识，我以为他会送我，结果他没有送我。我比他年轻哦，当时他可能觉得我太年轻了，就不送给我。（笑）后一部是我自己买的。当然有一部也就够了。
现在我把这两部书的数字摘录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多少关于杜诗的著作，主要是注本与选本。郑庆笃的是分成这三类。他说清前知见书，就是清代以前的，一共有215种。所谓“知见书”，这是目录学的一个名词，就是这个书确确实实存在过，而且我亲眼看到过的，这一类有215种。他又说近代知见书140种，是清以后的书。还有就是存目书221种。存目书就是这个书肯定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下落不明，我没有亲眼看到，它现在到底有没有亡佚也说不清楚，这叫“存目”。加起来，就是郑庆笃说的关于杜诗的书一共是576种。
再看看周采泉的书。周采泉的书中知见书没有分清前和近代，他放在一起了，一共是448种。存目书220种，比郑书少一种。加起来是668种。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杜甫的年谱、杜甫的传记以及单篇的论文，仅仅是指杜甫的集子、杜诗的注释本，当然有一些是选本。可见，我们现在拥有的杜甫的集子以及与杜甫作品有关的书已经有将近700种之多。另外大家要注意到，这两部书都是1986年出版的，它所收录的书最晚也是1985年出版的。而1985年以后才是我们学术发展得比较快的时候，在那以后又出现了比较多的书。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书，关于杜甫的书，应该说数量是相当多的。当然，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有这么一些关于他的书实际上不算多，真的不算多。我听朋友说过，他在英国看到过一个图书馆，是莎士比亚图书馆。为什么叫莎士比亚图书馆呢？因为这个图书馆里所收的书都是跟莎士比亚有关的，都是研究莎士比亚的、注释莎士比亚的。凡是跟莎士比亚有关的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图书馆。那这样一比，我们杜甫的书还太少，我们的学术没有他们那么发达，没有那么多书。
关于杜诗研究、杜诗学的著作，至少在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研究中，它的数量是首屈一指的，李白诗的注本远远没这么多。这个话早在南宋时期就传出来了。南宋有两句话，关于古代诗文注本的，一句叫“千家注杜”，就是有一千个人为杜诗作注释；还有一句叫“五百家注韩”，就是有五百个人为韩愈的文章作注释。当然这两句话都是夸张的，实际上没那么多。我们可以追究一下这句话的来源。请大家再看讲义。“千家注杜”最早来自黄希、黄鹤父子。父子两人一辈子研究杜甫，父亲注杜没有完成，由儿子接着注，两代人完成了一部书，叫《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这是父子两人合作完成的一部杜甫的诗注。这个所谓的“千家注”，是属于书商的一种广告用语，他说很多，有一千家，实际上，我数过，151人，这本书里收进去的、发表过意见的杜诗学者一共是151人。当然也是比较多的了，超过100位。从那时起，“千家注杜”这个说法就流传开来了。应该说，到了今天，到了2006年，我们现在拥有的关于杜甫的研究性著作，不算单篇论文，肯定超过1000家，包括注本，包括研究著作，肯定超过1000种。
1000种，这么多书，假如我们不是专门研究杜诗学史的话，不是研究杜诗的流传、演变，不是研究这个课题的话，我们不可能去通读，你没那么多时间，你读到什么时候？十年也读不完，很多都是大部头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目录学著作的帮助，从中选择一些必要的书。我们应该读哪几种？或者先读哪一种，后读哪几种？这个应该通过目录学的书的介绍来确定。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为大家来挑选书目，因为大家的研究兴趣各不相同，假如你不研究杜甫的话，我想先读一种就够了，在这些注本中间选一种，比如说读清代杨伦的《杜诗镜铨》，它是最简洁的全注本，读这一种就够了，这个我暂时不细讲。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回顾一下杜诗学的话，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杜诗的注本，不是选本，是杜诗全集的注本，我们就有必要梳理这样一些问题：它到底有哪几种是最重要的？每一种的特点是什么？每一种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不同的注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换一句话说，这个杜诗学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样，我们当然要简要地了解一下杜诗注本的来龙去脉。
给大家介绍这样三篇文献。讲义上有。第一是《杜诗引得》的序。“引得”就是英语index，把它翻译成“引得”的，是解放前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学者。这个机构现在搬到哈佛大学去了，以前是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学者编著了一些中国古籍方面的索引之类的书，就叫“引得”。《杜诗引得》就是把杜诗中出现的每一个字，都给你编索引，这个字出现在哪一句、哪一篇，都给你编出来了，非常好用。现在有了电脑，这个功能说不定已经被电脑取代了，但在没有电脑索引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书，你只要查一下，很快就查到了。《杜诗引得》的前面有洪业先生写的一篇序言，一篇非常长的序言，我没有作过统计，估计有四五万字。这个序言实际上就是把几种最重要的杜诗注本作了细致的介绍，这个注本怎么样，那个注本怎么样，一路介绍过来。它是我所知道的近代学界最早的关于杜诗注本的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是洪业的序，大概是20世纪40年代写的。
第二篇文献是万曼的《杜集叙录》。万曼的《杜集叙录》比洪业的序介绍的注本更多，但是介绍的内容没有那么详细，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个文献是20世纪50年代的。
第三篇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写的《杜诗早期流传考》。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专门关注在宋代编杜甫全集以前杜甫作品的流传情况。陈尚君的文献研究是做得最好的，他从文献学的角度切入，追究杜诗一开始是怎么流传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想了解一下杜诗版本的演变情况，比较方便的是读这三篇，读这三篇大致上就有一个轮廓。
下面我们具体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对任何作品的解读，当然是从作者的生前开始，作者发表作品，他完成这个作品，也就开始有读者，开始有评论了。所以对杜诗学的情况，我们也要追溯到杜甫那个时代。可惜的是，杜甫那个时代还基本上没有杜诗学，因为杜甫的作品在他生前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769年，也就是杜甫去世的前一年，他57岁，他在湖南漂泊，写过一首诗《南征》。请看讲义。在《南征》中，杜甫说：“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意思是说，我这一辈子啊，非常辛苦地写诗——因为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么，把一生的精力、全部的生命都花在诗歌写作上——但是不见有知音。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人赏识他的诗，理解他的诗，他的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人说在769年这个时候，杜甫的朋友大多去世了，李白、岑参、高适、王维这些人都去世了，所以他也许是说因他的朋友去世而没有知音。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更可能包含的意思是，杜甫叹息他的诗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像杜甫这样的诗人，这样高水准的文学家，他对自己的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上应该占有的地位是心知肚明的。他曾经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文章的得和失、自己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他都是清清楚楚的。杜甫叹息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告诉我们，杜诗在他生前所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在他身后的一段时间又怎么样呢？依然如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观点，他说我们要考察某一个时代文学的状态，某一个时代文学的风气，最重要的材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评论，而是那个时代的选本。你只要看那个时代的选本选了什么，选了哪些人、哪些作品，就可以看清楚那个时代的文学风尚、文学趋向，他们的价值判断如何。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非常内行。我们现在看杜诗，也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所谓的唐人选唐诗，就是唐朝人所编的唐诗选本。
我们来看看唐朝人在选本朝的诗歌的时候，他们对杜甫的态度如何，他们的取舍如何。现存的唐人选唐诗，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两种版本：第一种是1980年以前出的《唐人选唐诗》，一共收集了11种；第二种是后来经过增补的，变成了13种。11种也好，13种也好，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中，只有一种选了杜甫的诗，就是其中最后的一种，晚唐韦庄选的《又玄集》。我把这个数字抄在讲义上，韦庄的《又玄集》一共选了143位诗人，300首诗，其中有杜甫，选了7首杜诗，只有这一种。其他的10种或12种中都没有杜甫，而韦庄选《又玄集》其实已经到了五代了，韦庄是从晚唐进入五代的人，这已经很晚很晚了。在韦庄以前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十几种“唐人选唐诗”中，都没有选杜甫的诗。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现在看到的“唐人选唐诗”下一个断语，说韦庄以前的唐代选家都没有注意过杜甫呢？这当然也不对。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还有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就是有的书当时有，但没传下来，我们现在看不到。我手边正好有一个例子，有这样一篇文献，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更加全面，你不要轻易地得出一个全称判断来，你必须考虑得全面一些。中唐有一个叫顾陶的人，他编了一本《唐诗类选》，其中选了杜甫的诗。可惜这个选本没有传下来，宋代还有的，到明代就没有了，明人没提到，宋人提到过。这个选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根据宋人的某些评论、宋代诗话的某些转引，我们可以复原或部分地复原这个选本，从而知道它大致上是什么情况。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篇论文，就是我们系已经退休的卞孝萱先生的一篇论文，我把这个题目抄在这里：《〈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这就是说，《唐诗类选》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推崇杜甫的一部诗选。根据卞先生的研究，这部《唐诗类选》一共选了大约200位唐代诗人，1200首作品，其中杜诗至少有27首。还有没有更多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27首都是宋人的诗话、笔记提到过的。宋人某种诗话说：《唐诗类选》选了杜甫这首诗，它有什么异文，或者有什么其他情况，总之是提到过这个题目。卞先生把这些标题都考证出来了，就是这一部诗选中至少选了27首杜诗。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一共选了1200首诗，杜诗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顾陶是中唐人，与白居易、元稹、韩愈同时。这也说明当时的一种风气，到了中唐，杜甫的影响已经慢慢扩大了，杜诗的地位已经被人承认了。可惜这个选本没有流传下来。没有流传下来也就说明这个选本在唐代不是最著名的，要是最著名、最重要的话，就会流传下来。
我们再看一看《唐诗类选》的序，这本书的序还在。选本没有了，但序保存在《文苑英华》中，《文苑英华》第714卷。后来还被清朝人编入了《全唐文》卷七六五。两个集子中间都有。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序言对李白与杜甫不像一般那样称“李杜”，而是称为“杜李”，大家看讲义啊，这个序言中间的一句话，这不是我打错了，它就是“杜李”，不是“李杜”。我们一般都说“李杜”，只有顾陶在《唐诗类选》中说唐代最好的诗人有两个，就是“杜李”，把杜甫放在李白前面，可见中唐已经有一种尊杜的倾向，这可能是受了白居易或者韩愈他们的影响，可惜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了。
顾陶编《唐诗类选》已经是中唐了，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杜甫生前以及他刚去世时诗坛对他的评价。正好有这样三种重要的“唐人选唐诗”可以作为材料，进行分析。请大家看讲义。第一个集子是芮挺章的《国秀集》，《国秀集》收诗的下限是天宝三载，就是744年，这以后就不收了。这书一共收了90位诗人，220首诗，每个人的平均数目很少，不足3首。这本书里没有收杜甫，杜甫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天宝三载这一年杜甫33岁，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说杜甫这个时候的诗名还不够大，杜甫还没进长安嘛。所以芮挺章选《国秀集》的时候没有选他，情有可原。
我们再看下面一种，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河岳英灵集》选诗的下限是天宝十二载，也就是753年，这一年杜甫42岁。杜甫天宝三载进长安，这个时候已经在长安城呆了九年了，跟长安城里一些有名的诗人王维啊、岑参啊也都有过交往，跟高适等人也有唱和。但《河岳英灵集》里依然没有杜甫，它选了岑参，选了高适，没有选杜甫。
再往下是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兴间气集》所收的诗人是唐肃宗、唐代宗两朝的，它的下限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779年。我刚才说过，杜甫是770年去世的。也就是说，在杜甫去世九年以后，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编好了。但这部书里依然没有杜甫。
通过对这三本最有名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断定杜甫生前以及身后的一段时期内，他的诗名是不大的，他没有受到诗坛足够的重视，他不算一流诗人，所以选家不选他，把他忽略不计。
再往下发展，就到了中唐，就到了顾陶选《唐诗类选》的时候。这个时候杜诗才受到诗界的注意，可惜到了这个时候，杜甫的作品因为没有很好地保存，已经散落的很多，传下来的已经不完整了。大家首先会注意到的是韩愈的两句话，韩愈在《调张籍》这首诗中曾经叹息说：“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哎呀，李白和杜甫这么两位伟大的诗人，当时的名声那么大，他们原先的作品就像泰山那么多，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就像一根毫毛那么少。当然这是诗人的夸张之言，意思是说，亡佚的很多，留下来的不多了。
杜甫原来写了多少诗？到底亡佚了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统计，但我们可以测算。杜甫在他39岁那一年，向朝廷献了一篇赋，叫《雕赋》，赋前面要附一篇表，表示要把它献给皇帝，献给朝廷。他在进《雕赋》的表里面说：我啊，从7岁就开始写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首了。可是杜甫39岁以前所写的诗，保存到今天的，就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的，我数了一下，不到40首。可见，他的作品亡佚非常多。这个情况我们暂且不管，他一路写一路亡，这是没办法追究了。那么我们看看他最后保存了多少，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编成集子的有多少首。
我们说读书、治学要时时利用目录学的帮助，我们现在再来用一下目录学，查一下《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请大家再看讲义。《旧唐书》的本传中介绍杜甫说：“有集六十卷。”就是说他有一个诗集，一共有60卷，但只说了卷数，而没有说多少首，作品数量没有。《新唐书·艺文志》也这样说，说杜甫是“集六十卷”，另外又加了一个“小集六卷”。这个60卷的杜甫诗集，原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假如考古学家现在在什么地方突然发现这个东西，那肯定是国宝了，但是现在找不到，我们没法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关于《新唐书·艺文志》说的这个“小集六卷”呢，我们还知道一点内容，因为这个“小集六卷”首先我们知道它是谁编的，而且这个编者还写了一篇序。“小集六卷”是一个叫樊晃的人编的。樊晃当时是润州刺史，润州就是镇江，邻近南京。他在润州做刺史，为杜甫编了一个小集。这个小集呢，樊晃在他的序中说得很清楚，是补这个“集六十卷”的。他说杜甫已经有诗集60卷，这60卷当然他是看到的，还有一些作品没有收进去，就对此进行补编，编了一个小集，一共6卷。6卷有多少诗呢？也很清楚。因为他在序中说了，一共290首。290首这个数字很明确。那么我们再来推测一下，杜甫集60卷大概有多少诗。
古代诗人编集分卷时，往往不是把哪一年写的作品编成一卷，或者是把某一种体裁编成一卷，而是根据数量，就是多少首诗，它们的篇幅有多少，它们写在卷子上有多长，就编成一卷。古代这个卷子是卷起来的，不像我们现在的书是一页一页的，所以一卷的数量、一卷的长度在同样的时代是差不多的。
唐朝人的诗集，我们现在知道得最清楚的，唐朝的诗人生前自己编好的，后来又基本没有亡佚的，完整流传到今天的，就是白居易的诗集《白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一共有75卷，3800首。白居易大概是唐代作家中为保存自己的作品而用心思最多的一个人，他最下功夫保存自己的作品，使它流传下去，所以他生前编好自己的诗集以后就抄了五本。那时候还没有印刷，印刷术已经发明，但不用来印一般的书，只用来印佛经之类的。他自己抄了五本以后，两本给他的后人，一本给外孙，一本给侄儿，另外三本分别存放在三个寺庙，是三个不同地方的寺庙，其中庐山东林寺有一本。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抄成五本，分在五个地方收藏，即使一个地方有战乱或者失火烧掉了，其他地方的还可以留下来传下去。他这样周密的安排果然发生了作用，他的《白氏长庆集》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基本没有亡佚，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它的全貌。
我们根据这个数字来测算一下，就是75卷，3800首。用计算器算一下每卷的数量，推算杜甫的集子，60卷杜诗的数目大概是3040首，如果再加上樊晃编的小集290首，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杜甫去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已经编好集子的应该有3330首左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应该看到那么多杜诗，可惜流传到后代的连一半都不到，到今天，一半以上的已经亡佚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了。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我已经引用在讲义上，大家看一看，我就不讲了。
樊晃的小集我们也看不到了，我们只看到它的一个序言，知道一些大致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要回溯杜诗流传情况，真正能说得很确定的内容，只能从宋代讲起。也就是说，杜诗在唐代的流传情况，他的全集的流传，他的小集的流传，我们都不清楚，只能做一些侧面的推测；确实的情况，只能从宋代的注本开始讲起。
首先我要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日本有一位叫吉川幸次郎的汉学家，是日本的杜甫研究专家，他说过一句非常内行的话。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吉川到北京大学访问，做了一个讲座，演讲的全文当时没有登出来，但是当时报上发了一个消息。吉川说：“我们研究杜诗，除了重视清代人的注本以外，还必须特别重视宋朝人的注本。”他讲的这句话报上登出来了，程千帆先生看到这个报道后说：“吉川是个内行。”吉川是个内行，就是说吉川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内行。我个人对日本人向无好感，这甚至影响了我对日本汉学家的看法，但吉川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一辈子研究杜甫，他非常崇敬杜甫。我听河南的朋友说，吉川在去世以前不久专程来到中国，到河南的巩县朝拜杜甫的故居。那里有一个窑洞，在一个笔架山下面，我后来去看过，据说杜甫就生在那个窑洞里。吉川在日本用白布做了一件长的礼服，他认为唐代的礼服应该是那样的。他带着礼服来到中国，准备到杜甫的出生地穿上这件礼服行礼。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县城以下的地方是不许外国人去的，吉川走到郑州，要求到巩县去，当地政府就不同意了，只能到郑州，不能到巩县去，所以吉川就非常失望地回去了，他的这个心愿也没有完成。他一辈子研究杜甫，确实是孜孜不倦。我们现在回到他这句话上来，他说要特别重视宋朝人的注本，说得非常对，因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杜甫诗集的一切版本，都是从宋本而来，都跟宋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最早保存杜诗、整理杜诗的就是宋代的学者，所以我们必须回顾宋本。
现存的杜诗版本，虽然有668种之多，但它的真正的源头只有一种，就是宋代的《杜工部集》20卷。请大家看讲义，上面写“王洙本”，是王洙编的。王洙，字原叔，所以也叫“王原叔本”。我们看他的生卒年，是997年到1057年。这个人是一个学者，一个目录学家，曾经参加编写《崇文总目》——北宋皇家藏书的一个编目。王洙参加过这个编纂工作，他看到的书很多，因此他就把杜甫的诗收集起来，合在一起，编成了一本《杜工部集》，共20卷。当然，这个时候所谓的“全集六十卷”都没有了，都亡佚了，王洙把散落的杜诗都收拢来，才编成了《杜工部集》。这个本子是后代一切杜诗版本的源头，是祖本，是最早的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在王洙生前没有刻。王洙宝元二年也就是1039年编成这个本子，到了1069年，就是编好30年以后，才由一个叫王琪的人把它刻出来。王琪当时是苏州太守，他在苏州把这个书刻出来了。据《吴郡志》记载说，第一版就印了一万本，“士人争买之”，很畅销，很快就卖完了，后来又印了第二次。因为大家一直没有看到过杜甫的全集嘛，所以一印出来就非常畅销。古代印一万本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学术著作就印个两千本嘛，《杜工部集》一下子印一万本，而且那时候人口又少。从此，杜甫的全集就流传开来。这个“王洙本”里面所收的杜诗已经有1405首，相对于我们刚才测算的结果，就是杜甫去世时他的作品有3000多首，还不到一半，但是已经收得非常完整、相当完备。直到今天，很多学者还在到处收集杜诗，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在一本什么书里发现了一首杜甫的佚诗，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你可以马上写一篇学术论文，到《文学遗产》上去发表。你们看，现在研究新文学的人，发现了一张鲁迅写的账单也算一个成果，也可以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你找到一首杜甫的佚诗那还了得，所以大家都在用力气搜罗。但是一直到清代——我把清注的数字写在讲义上了——收诗最多的一种就是浦起龙注，总共也只有1458首。复旦大学陈尚君所编的《全唐诗补编》，应该说补得最全了，也就补了一首杜诗，而且真伪莫定。我看是假的，不是真的。应该说，这1458首中也有十几首诗是有争议的，到底是不是都是杜诗，学界看法不一样。可见王洙搜罗的1405首是相当完整了，杜甫的重要作品都在里面。所以他的功劳非常大，他是杜诗学的开山之祖，是全面整理杜诗的第一人。
顺便提一下，这个“王洙本”的宋本的原貌我们现在能看到，195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续古逸丛书本”，叫《宋本杜工部集》。这个本子实际上不是王琪在北宋末年的刻本，它是南宋初年的刻本，就是第二版或者第三版甚至第四版了，但是刻的内容是一样的，跟“王洙本”的原貌完全一样。这个是宋本，里头有17卷完全是宋本，也就是宋代流传下来的，其他几卷是明代汲古阁的影钞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本子。当然，“续古逸丛书本”我们南京大学图书馆是有的，大家如果对古代的木刻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借出来瞻仰一下，但你不用去读它，因为它没有注解，白文，而且这些杜诗后来的注本中都有，你读杜诗没有必要去用它，你可以去看一下宋本到底什么样。大家知道，宋代刻的本子字大、墨精，非常漂亮，都是文物，价值很高，但它的文本在后来的版本里都有。
说到“王洙本”，就牵涉另外一个名词，请大家看讲义上关于“伪王注”的问题。所谓“伪王注”，就是假托王洙之名为杜诗做的注解。因为王洙编的这个本子本来是白文本——就是只有原文而没有注释的，但是到了南宋，就出现了假托王洙之名的注文，这个注文是假的，这在程千帆先生写的那篇《杜诗伪书考》里已经把它说清楚了。“伪王注”的情况不是很严重。第一，它不多，数量很少；第二呢，它的注还是老老实实地注的，就是杜诗有什么典故、有什么成语，都注出来了，尽管不是王洙做的，是其他学者假冒他的名义做的，但这个注本身还是真的。在宋代的杜诗研究中，最需要警惕的、影响最坏的一种注本不是“伪王注”，而是“伪苏注”，就是假托苏东坡的名义做的一个杜诗的注解，这个注本可以说是影响极坏，一直到今天，其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王注”是假的呢？因为王洙编好《杜工部集》以后写了一篇后记，这个后记中说得明明白白，他根本没有做注，仅仅是把杜诗搜集来，校对了异文，把它编在一起。后来在《杜工部集》刻印的时候，王琪，就是刻印这本书的人，也写了一篇后记。这篇后记里又重复了这个意思，说王洙根本没有做注解。所以后来出现的所谓“王原叔注”就是假的。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个很有趣的文学史现象，就是杜诗学中所谓的“伪苏注”的问题。“伪苏注”之所以比“伪王注”的影响更大，危害也更大，其原因在于：第一，“伪苏注”所假托的这个人比王洙更有名，他不是别人，是苏东坡。请大家想一想，不但是杜诗，还是苏东坡给它做的注，这个注本的价值当然是太高了，所以它的影响就非常大。第二，这个“伪苏注”的数量非常多。“伪王注”我没有统计过，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寥寥几十条，而“伪苏注”现在有3000多条，3000多条注解都说是苏东坡做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这3000多条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都还看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探究一番。
“伪苏注”大家早就知道是伪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讲它呢？一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杜诗学中的一些风尚，一些风气；二是可以通过这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来考察这一类问题。当我们要研究一个文学史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何入手？顺着什么思路来展开思考？下面讲的内容实际上都见于我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杜诗“伪苏注”研究》，发表在《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这个文章早就发出来了，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我当时写它是为了参加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当时北京大学开了一个会，国际汉学讨论会，因为有老外来参加，而国外的汉学家的论文都是写得非常长的，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动不动就是三万字、四万字，我们国内学者一般写个八九千字就差不多了，所以我那篇文章写得很长，材料很多。下面我就把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思路、切入问题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个现象，比如说考察一种文本，这个“伪苏注”也是一个文本，先要弄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弄清一个文本出现的年代非常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中提出，中国人喜欢作伪，喜欢造假古董，造了很多部伪书。他说，怎么判断这个书是假的呢？他提出了14种方法，其中第一种就是看它出现的年代，这个文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家知道，我们学术界前几年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就是《二十四诗品》到底是司空图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复旦大学的陈尚君。陈尚君怎么会想到这一问题的呢？他怎么会凭空想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假的呢？要知道，我们以前读书，读的每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乃至关于唐代诗学、唐代美学的所有著作，都说《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写的，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章，很重要的一章；谈到晚唐诗学思想，也总是要说《二十四诗品》和司空图如何如何。陈尚君怎么怀疑这是假的呢？这么多人都没有怀疑。我曾经当面向他请教，我说你怎么会怀疑是假的，他就说了他当时的思路。他当时跟朱东润先生读书（他是朱东润的研究生），朱东润给他指定的书中，有一本是《二十四诗品集解》。所谓“集解”就是把后人所有的解释都搜集在一起。这本书是谁做的呢？是郭绍虞先生做的。大家知道郭绍虞先生作批评史研究的一个长处就是材料非常详尽，他把所有的材料都收在里头，这本《二十四诗品集解》也是这样，关于《二十四诗品》的历代所有的评论、注解他全部收集在里面，几乎没有遗漏。陈尚君就读这本书，他读啊读啊就怀疑起来。他这一点很了不起，写一篇好的论文，最初的一步就是怀疑，像胡适之说的“大胆的怀疑”。他从什么地方开始怀疑？他读《二十四诗品集解》时发现，虽然材料收得很全，但是其中所有的材料，年代最早的是明代，是明代中叶以后。司空图不是无名之辈，是有名的诗人；《二十四诗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诗学理论著作，而且本身的文字写得非常优美。《二十四诗品》大家都读过的，是用韵文写的，四言韵文，非常美。于是他就开始怀疑了，他想：这么有名的诗人，这么重要的作品，怎么会在整个晚唐、整个五代、整个宋代、整个元代甚至大半个明代都没有人提起呢？没有人发表过评论，没有人做过注解，没有人提到过这个文本，到晚明才有人提起？他就怀疑，这个文本可能是假的，出现在晚明，晚明以前没有人看到过它。他就开始追查，后来就追出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学界现在还有争论，但是多数人相信，至少我相信，这不是司空图写的，《二十四诗品》最早可能是元代人写的，或者是明代人写的，但不是司空图写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对于可疑的文本要追究它的年代，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对于“伪苏注”，我们也从这个思路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首先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它不可能早于1097年，也就是北宋绍圣四年。为什么呢？因为“伪苏注”有一个序言，说这些注释是苏东坡做的，说是苏东坡贬到海南岛去之后，所谓“东坡先生亦谪昌化”时做的。海南岛一个地方叫昌化军。苏东坡是绍圣四年（1097）四月被朝廷贬到海南岛去的，他六月渡过琼州海峡，七月二日到达贬所，也就是这个昌化军。这是我们很明确的，苏东坡的生平非常清楚。既然这个序里说到了这件事，那么做注肯定是在这以后。这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不可能在这以前，做“伪苏注”的人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地知道苏东坡要贬到昌化呢？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是不可能的。“伪苏注”的文本中也曾经提到过苏东坡，并模仿苏东坡的口吻说了这样一些话。大家请看讲义，这些话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这部书的卷三。我们后面会介绍这本书，它也是宋代的一个杜诗注本，是保存“伪苏注”最全的一本书，我研究“伪苏注”是以它为主要文本。这本书的卷三有一首诗叫《立春》，它下面的注解就是以苏东坡的口气说的。“余寓惠州”，就是他在惠州，还没被贬到海南岛的时候；“适值春日”，正好是春天；“书示翟夫子”，就是把关于杜诗的这一条意见写下来，给这个翟夫子看。所谓翟夫子，倒是确有其人，是当时住在惠州的一个不第书生，一个没考上进士的穷书生，他的名字叫翟逢亨。为什么知道是他呢？因为他是苏东坡的邻居。他本来默默无闻，但和苏东坡做过邻居，就有名了。（笑）所以现在的房地产商人也会利用名人效应来做广告。东坡诗里写到过这位翟夫子，请看讲义，苏东坡有一首诗叫《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苏东坡在白鹤峰的一所房子快要造好了，他晚上路过西边的邻居翟秀才家，翟秀才就是这个翟逢亨。诗里说：“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林行婆也是苏东坡的一个邻居，一个老太太。“行婆”指在家念佛的人，老太太姓林，信佛但没出家。所以“伪苏注”就以苏东坡的口气为杜诗做了这一条注解，说：我正好在春天到了惠州，就为杜诗写了这一条注解，给邻居翟夫子看。可见，这个伪造者是读过苏东坡这首诗的，也知道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去的事情。所以这个“伪苏注”肯定出现在1097年以后，这是它的上限。
上限确定了，但要确定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还得往下推。这是我当时推理的思路。首先我们可以找旁证材料，因为大家可以从逻辑上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假如真的有苏东坡为杜诗做的注解，那么这样的作品一出现，肯定会受到大家的关注。我刚才说了两点原因：第一，作品的作者是杜甫；第二，注释的作者是苏东坡。这两个人凑在一起，文坛、诗坛肯定是要关注的，不可能不关注。我们先来看《王直方诗话》。王直方是1109年去世的，他的诗话是后人编的，其时间和苏东坡贬海南的时间相去不远。《王直方诗话》中说到过“伪王注”，说王洙没有注过杜诗，但没有一个字牵扯到“伪苏注”。王直方认识苏东坡，他是苏东坡的后辈。他肯定没有看到过所谓的“伪苏注”，如果他看到的话，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肯定要发表一些意见，不可能置之不理。所以，1109年的时候，“伪苏注”还没有出现。
再往下推，一个叫洪刍的人也写了一本诗话，叫《洪驹父诗话》。他也提到了“伪王注”，而没有提到“伪苏注”。他说：有一首杜诗（就是讲义上写的，杜甫有一首诗《巳上人茅斋》），里面有一句叫“天棘蔓青丝”，“天棘”这个词一向是杜诗注解中的一个难题，不晓得它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天棘”？“伪苏注”里有一个解释，它说天棘就是印度话中的柳树，梵语中的柳树就叫“天棘”，因为“蔓青丝”嘛，绿色的长丝就叫青丝，“蔓”就是延伸，它是描写柳条的。可是这条注在洪刍的《洪驹父诗话》中没有提到，因为《洪驹父诗话》中说杜甫这句诗不可理解，不知道“天棘”是什么。假如他看到过“伪苏注”，他肯定要引了，他会说，哦，苏东坡说过，“天棘”就是梵语的柳；或者说，这不对，不是柳，这是胡说的。他总要发表一下意见。但是他说不知道，所以他没有看到。而洪驹父是死在1127年到1130年之间，所以我们这个上限又要往下推，“伪苏注”这个文本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
下面请看讲义。再往下推，推到王观国。王观国是南宋一位有名的学者，他的《学林》是一个很好的笔记。在《学林》中，他多次说到“伪王注”，而且指出“伪王注”是错误的，不是王洙注的，但他没有一个字提到“伪苏注”。这本《学林》是1142年写好的，可见到这个时候“伪苏注”还没有出现，因为王观国还没有看见。
再往下推，我们引赵次公的注，赵次公为杜诗做了一个注解，我们简称为“赵注”。“赵注”成书于1134年到1147年，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年，肯定是这一段时间。这13年间成书的这个“赵注”已经说到“伪苏注”了，他说“伪苏注”是假的。请看讲义。他说：“《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撰。”说是一个轻薄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伪造的。所谓《东坡事实》，是“伪苏注”的一个书名，这本书有很多书名，其中一个叫《东坡事实》。既然赵次公说这本书是伪造的，可见在1134年到1147年这一段时间，赵次公已经看到了这个文本。这样一来，它的下限可能是1147年，上限刚才推了几个，大致上在这一段时期。
这里我要再举一个材料。大家知道，我们从事这种工作的时候，要注意材料的精确性。这个材料就是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苕溪渔隐丛话》可能是南北宋之交最重要的诗话类著作，有前集和后集，对唐代和宋代的重要诗人都有很多评论，而且搜集了别人的很多评论。这部书的前集卷十一中，胡仔驳斥“伪苏注”，他说：“《注诗史》（也是‘伪苏注’的一个书名）必好事者伪撰以诳世。”就是说，好事的人假托苏东坡的名义来骗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前面有一个序，写于绍兴十八年，也就是1148年，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哦，1148年跟赵次公的“赵注”可能完成时间的下限1147年非常接近。刚才我说，因为“赵注”已经提到“伪苏注”了，所以“伪苏注”最晚在1147年已经出现，我们现在看到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写于1148年，而他在书里已经驳斥“伪苏注”了，所以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材料。也就是说，在1148年的时候，胡仔已经知道“伪苏注”是假的，已经说它是假的，这跟1147年可以相互证明。
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可以运用胡仔的这个序，它后面署的时间很清楚，就是1148年。可惜这条材料是不能用的。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情况，就是《苕溪渔隐丛话》的序虽然是1148年写的，而他这部书是先写序后写书，他写序的时候书还没有写好呢，所以这部书真正的成书时间要晚很多，已经晚到绍兴三十一年或者三十二年，也就是1161年或1162年。这个研究成果是淮阴师范学院已故的周本淳教授做的。周本淳有一本书，叫《读常见书札记》，这是一本非常不起眼的小书，很薄，封面也很朴素，可能一般人都不大注意，可这本书里有很好的见解。这个老先生做学问非常踏实，他一条一条地研究，他说这个《苕溪渔隐丛话》写序在前，成书在后，我觉得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成立，所以这条材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做考证文章的时候，表面上看来这条材料很好，可以支撑我的论点，但是你要仔细考察它到底坚实不坚实，可靠不可靠，要仔细，不要轻易地一看，哦，这个序写于1148年，正好跟“赵注”的1147年只差一年，很好的一个材料，马上就用。你如果这样用了，你就太轻率了，你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书还没写，这个时候“伪苏注”完全可能还没出现。
刚才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从旁证材料来推测一下“伪苏注”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年代，就是最早不会早于1142年，因为王观国的《学林》中还没有提到，最晚不会晚于1147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哪一年，大致可以确定为1142年到1147年之间，或者也就在这前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当然，考证文章最好做到非常确定，就是具体到哪一年，但是材料不够，没有文献，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稍微有点模糊的结论，就是在南宋初的绍兴年间，“伪苏注”已经出现了。把它出现的年代搞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伪苏注”很不可靠，因为这个时候苏东坡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苏东坡1101年去世，到这个时候已40多年了。做“伪苏注”的人说他跟着苏东坡到海南岛去，一直陪着苏东坡，向苏东坡请教，苏东坡说的一些杜诗的事情他都把它记下来，最后编成了这本书。这个“伪苏注”的所谓记录者，他当初跟着苏东坡到海南岛去，记下了苏东坡的3000多条说法，过了40年才把这些材料公之于世，太不符合逻辑了吧。而且这么有名的一个文献，既然被记录下来了，40年中间怎么会没有人提到过呢？就像陈尚君考察那个《二十四诗品》一样，很长时间没有人提到过，所以就很不可信。
当然更可疑的是“伪苏注”的内容。下面稍微介绍一下，请大家看讲义。“伪苏注”有这么多的名称，宋人的笔记中提到的这些名称都是“伪苏注”的书名：《东坡事实》《杜陵句解》《注诗史》《老杜诗史》《东坡杜甫诗史》，还有一种叫《东坡杜诗故事》。流传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书名，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文本，都是假托苏东坡的名义为杜诗做的注解。假托苏东坡的名义为杜诗做注解，假如这个注本身有学术价值的话，假如它对杜诗解释得很准确的话，那么我们还应该重视它，不应因人废言，即使它不是苏东坡说的，也很有价值。可惜的是，这个“伪苏注”绝大部分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是胡编乱造的。治学最忌的就是胡编乱造，根本没有根据，瞎说一气，而“伪苏注”的最大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伪苏注”，我这里指的是一种叫《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宋注本中的，这是南宋出现的一种杜诗注本，里面保存“伪苏注”最多，3000多条都在这本书里。这个编者最没有眼光，他看到“伪苏注”，不知道是伪的，就全收进去。这个注本上没有编者的署名，当时的书商可能是找了一些文化水准不高的人在那里胡乱编的，也许编的人自己心虚，不敢署名，所以没有名字。还有一种是韩国的，叫《纂注分类杜诗》，是流传在韩国的一个杜诗注本。这个注本几乎把“伪苏注”都保存下来了。这个本子大概出现在相当于我国明代的时候，15世纪的时候。我以前有一个韩国留学生，他送我一部韩国的杜诗注本，我一开始觉得很宝贵，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伪苏注”。当然书是很漂亮的，精装的，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哪个同学想看“伪苏注”可以去看，里面有很多。
这两本书中的“伪苏注”，其注文前面有所谓“坡曰”或者“苏曰”，一共有3000多条。我还下了点功夫，仔细地核对了，核出其中至少有14条是真的，的确是苏东坡说过的，不过是从苏东坡的文章里抄来的。我这里举一条。举一条有什么用呢？以后当我们讲到“九家注”的时候要用。南宋有一种注本叫“九家注”，是郭知达编的。“九家注”本的卷五——请大家看讲义——有杜甫的《后出塞》五首。杜甫写了《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后出塞》五首后面有“坡曰”（就是东坡说）：“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意思是说，仔细地体会这首诗，大概是在安禄山要造反的时候，安禄山的将领中有一个人从部队里逃出来，归顺了大唐政府。他逃走以后，安禄山就把他的妻儿老小都杀掉了。可惜这个人的姓名都没有记下来，不知道是谁，所以觉得很可惜。
这一条当然是对杜甫《后出塞》诗的一种理解，因为《后出塞》就是写一个人年轻时到燕云之地从军，在安禄山那里立了很多战功，后来逐渐提升，做到地位比较高的将领了。当他发现安禄山正招兵买马，准备造反时，他不愿意造反，就一个人逃走了。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呢？杜甫这组诗的最后一首写他的下落。“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说是半夜，一个人从小路上匆匆地逃回来，回到家乡一看，都没有什么人了；“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回家以后，虽然坏名声脱免了，没有跟安禄山去造反，没有变成叛军，但是一个人又穷又老，又没有子孙。这条注可能就是对杜诗所描写的这种情况的一种理解，认为杜甫描写的确有其人，可惜他的名字没有记下来。当然，按我的理解，杜诗所描写的不一定是某个确定的人，他是在写一类状态的人，当时有一类这样的人。不管怎样，这一条注文和杜诗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是对杜诗的一种评述。这一条材料，我们可以断定它不是“伪苏注”，不是假的，它确实是苏东坡说的。
我这里有两条证据：第一，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了这一条，说“东坡云”，内容跟上面说的完全一样，就是“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等；另外，这一段文字也见于苏轼的文集，《苏轼文集》卷六十七有一个题跋，叫《杂书子美诗》，就是他随便写了好几首杜诗，后面加了一些跋语。大家还记得吧，胡仔已经在书里驳斥“伪苏注”了，说“伪苏注”是假的，但他这里又引“东坡云”，可见他认为这一条不是“伪苏注”，他确实在东坡的文集中看到过，因此这一条材料是真的。那么类似这样一种情况的，我经过检查，在“伪苏注”3000多条中发现了14条，我在文章中都写了。当然，也许我有所遗漏，因为我读东坡集子读得不是那么熟，有的也许不记得了，有的漏掉了。但至少有14条是真的。大家看一看，14条作为分子，3000多条作为分母，这个比例太小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伪苏注”基本上是胡编出来的，即使有真的，也是这非常少的例外，做“伪苏注”的人偶然在东坡集子中找到了一句，就抄来了，其他没有的他就伪造，所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南宋时，人们已经知道“伪苏注”是假的。下面举两个文本说明。第一个是朱熹的，请看讲义，是朱熹的一个题跋《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熹虽然是个理学家，但是他非常关注文学，在文学上很敏锐，许多见解都很高明，所以我写了一本《朱熹文学研究》。朱熹指出“伪苏注”是假的，他批评“伪苏注”“所引事皆无根据”，就是说“伪苏注”引的典故都是没有根据的。“伪苏注”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反用老杜诗见句，增减为文，而傅以前人名字”。意思是说，依据杜诗中有一句现成的句子（所谓“见句”就是现成的句子）加几个字，或减几个字，再附会到前人身上，伪称这句话是前人说过的，有出处，是个典故。实际上，这个典故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简称“陈录”。南宋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一种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还有一种就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这可能是我们目录学上最重要的两部书。因为以前目录学的书，它所著录的都是皇家图书馆的藏书，不是作者自己家里有的书，所以有的著录是出于传闻，像《新唐书·艺文志》里面的书，《新唐书》的作者并没有全部亲眼看到过，他听说有某部书，就写下来。比如《新唐书》记载的杜甫集60卷，其实欧阳修和宋祁都没见过。而晁公武、陈振孙的这两部书是根据自己的藏书来写的，他们家里确实有这些书，再来做一个解题，说这本书怎么样，内容对不对、好不好，这就非常可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卷十九专门批评了“伪苏注”，说它“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不言其所自出”。也就是说，“伪苏注”是随便伪造一些典故，然后跟杜诗拼凑在一起，都不说明出处。因为是伪造的，当然没有出处了，当然不能说出自哪本书了。
我们说朱熹这样批评“伪苏注”，陈振孙那样批评“伪苏注”，大家听了还觉得有点抽象。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分门集注杜工部集》卷二有一首《立秋后题》，其中有一句叫“日月不相饶”，“饶”是饶恕的意思，就是这个时间啊很残酷，无情地流逝了，不饶恕我，我一天天地变老了。这是古代诗人经常会有的一种感觉，时间过得太快。它下面就注了，“坡曰”：“王献之览镜见发，顾儿童曰：日月不相饶，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王献之照镜子，看见自己花白的头发，回过头去对儿辈说：时间不饶人啊，我的头发越来越短、越来越稀少了。“二毛”就是黑白夹杂的头发，像我这样的头发就是“二毛”；（笑）“二毛俱催”，就是有了花白头发，而且头发越来越短、越来越稀少。表面上看注得很好，你看这句杜诗“日月不相饶”，不是杜甫自己创造出来的，是用典，是王献之说过的。问题是王献之这句话见于何处？出处在哪里？它没有。“伪苏注”不交代出处，就说王献之这样说了。那么你一个南北宋之交的人，怎么知道王献之说过什么呢？你见于什么典籍呢？“伪苏注”所以会被人看穿，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出现得比较早。假如“伪苏注”是出现在明代，是对明代人的诗做注，我们就很难发现它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唐以前的书，其数量是有限的。以前有很多老先生说：“唐以前的书我全部读过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包括唐，都可以完全读过，你只要下功夫。但是没有人敢说“宋以前的书我完全读过了”，或者“明以前的书我全都读过了”，读不完，一辈子活两百岁也读不完。所以伪造的年代越早，越容易露马脚。关于王献之的文献太少了，就那么几部书，什么《世说新语》啊、《晋书》啊，其他没有了。你伪造一条王献之的材料，大家马上追问见于何处，见于什么书，根本没有嘛。而且我们仔细看这个文本，也发现里面有问题。王献之是什么人啊？是王羲之的儿子，南朝的王谢高门，最高的贵族，他怎么会自称是“村野之人”呢？要知道王谢这些人一天到晚以自己的贵族身份而自豪，他才不会谦虚说自己是“村野之人”，他从来不说的，所以这样的口气完全不像。你说一个隐士，像陶渊明，他自称“村野之人”还差不多，王献之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话只能是伪造的，何况它毫无根据，没有来历。
我们再看同卷的另一条，也是《分门集注杜工部集》的卷二，杜甫的《春望》大家都很熟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最后两句：“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说我越来越老了，白头发越来越短，连簪子都挂不住了。因为古人要把头发梳成一个髻，用一个簪子插在上面，头发太稀少了，簪子就插不住了，要掉下来，所以说“浑欲不胜簪”。这句话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出处，因为杜甫写的是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伪苏注”说这句是有出处的：“坡曰：张茂先谓子曰：利名系锁，未遂山林之兴。短发搔白，浑不胜簪矣。”张茂先就是张华，晋代的张华，很有名的，当时的文坛领袖。说张华对儿子说：名啊利啊就像枷锁一样，我被它们锁住了，不能隐居；我的头发越来越白、越来越少了，连簪子都插不住了。“伪苏注”假托苏东坡记载了张华说的话，然后又问：“史臣不载，何也？”他问张华这两句话为什么史臣不把它记载下来呢？哈哈，这可就怪了，他还要反问为什么张华的话不见记载。我把张华的生卒年写在讲义上了，是232年到300年。即使是到“伪苏注”成书的上限，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说1142年吧，也已经800年过去了。80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又没有记载，你怎么知道的？你苏东坡或者说这个假托苏东坡的人，怎么知道张华说过这句话？没有出处，没有记载，没有来历。所以这个假造的人做贼心虚，怕人家追问他“出处在哪里”，而他回答不上，就说“史臣不载”。为什么呢？史臣怎么不记载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没有这句话的。
“伪苏注”中绝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性质的，都是根据杜诗来伪造古代一个什么人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说这是一个典故，杜诗就是用这个典故。实际上这是个伪典故。那么这个伪典故出现以后它有什么危害？应该说南宋的朱熹已经指出来它是伪的，陈振孙、胡仔、赵次公也都说它是伪的，可惜，尽管有人说它伪，它依然流传开来，依然被很多后代的杜诗注本辗转地抄录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它实在很“可贵”。这都是很难注的东西，人家注不出来，他注出来了。有的人不加分辨，一看“坡曰”，哦，苏东坡说的，大家对苏东坡说的敬若神明，马上把它记载下来，觉得很可贵，所以这个“伪苏注”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它的流毒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肃清。大家不要轻视，不要以为它在南宋就已经被揭穿了，就可以放过它了。不，它还存在，它还继续有影响。
刚才举的《春望》里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伪苏注”伪造了一个张华的典故。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一本书，是一篇博士论文，题目叫《唐诗宋诗之争研究》（这个题目倒蛮好的），请大家看讲义，作者叫戴文和。我说台湾的博士论文有时也写得比较粗糙。这本书里就提到这首诗，而且提到这个典故了，说“张梦机师则指出此典故之所出”，是说杜甫《春望》里“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用张茂先话的典故谁都不知道，只有台湾“中央大学”的张梦机教授指出来了。张梦机是戴文和的导师，他给指出来了，我讲义上打的省略号就是张梦机的话，事实上就是引的伪苏注。戴文和然后说：“可知此一典故，连博学之注家也未注意到，更遑论一般读者了。”就是说那么多的杜诗注家、历代的杜诗学者都没有注意到，都没有指出来，一般读者更不知道了。戴文和是想推崇他的导师，说张先生学问很好，人家都不知道这是张华说的，只有张梦机先生知道。这个张梦机先生年辈比较高，现在可能有七八十岁了吧，身体也不太好，我几次到台湾去都没有见到他。我到台湾“中央大学”去过两次嘛。我知道他是研究杜诗的，本来想去拜访他，向他请教请教，但因为他身体不好，都没有见到。我觉得这条材料很明显就是“伪苏注”，前面实际上有“坡曰”，就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里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部粗制滥造的书，都不去读它，我是为了研究“伪苏注”才去读的，就读到这条材料，前面有“坡曰”。这个张先生怎么就能对他的学生说这个典故出自张华呢？这是“坡曰”啊，是苏东坡说的呀，进一步说这是“伪苏注”啊。即使你没有看出来它是伪的，你也要说苏东坡已经指出来这是张华说的，你怎么能说是自己看出来的，人家都不知道呢？弄得这个学生非常推崇他，还在书里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当作张梦机先生学问很渊博的一个证据。实际上掌握一条“伪苏注”有什么稀奇的呢？只能让大家说他没有眼光，连“伪苏注”都要引用。戴文和的这篇论文是1990年写的，所以我说“伪苏注”现在在学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其底细，就不再去理会它了。
台湾如此，那么大陆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呢？我们两岸要注意交流，大陆也有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伪苏注”在大陆的影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三，有一首诗叫《空囊》，就是说空空的行囊，口袋里没有钱。杜诗是这样写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因为太穷，没有钱，但让口袋完全空着又很难为情，所以留着一个铜钱让它看守口袋。这是杜诗的诙谐之处。大家也许还记得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中对杜诗有一个评价，他说杜甫很诙谐，杜甫写的诗是诙谐的诗。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被骂得狗血喷头，说他污蔑我们的诗圣，怎么能说杜甫是诙谐的呢？他是沉郁顿挫的呀！实际上应该承认杜诗有它诙谐的一面。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出处的，没有典故的，因为历史上的诗人没有一个像杜甫那样穷过，他最穷了，他的穷是原创性的，怎么可能有典故呢？（笑）但是，“伪苏注”就给他造了一个典故出来：“坡曰：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阮孚这个人自己在山野中逍遥，不做官；又喜欢喝酒；每天拿着一个黑布口袋，在绍兴那一带游玩。有客人问他说：你这个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啊？阮孚说：我口袋里还有一个钱看着，我就不难为情了，我还是有钱的嘛，不是完全没有钱，不是赤贫。表面上看这个典故用得多好啊，就是阮孚说的嘛，阮孚说了这个话，然后杜甫用阮孚的话来写自己贫穷的状态。表面上注得非常准确，可惜这是“伪苏注”，这是伪造出来的。阮孚实有其人，可是根本没这个事，我们可以马上查一下《晋书·阮孚传》，阮孚是晋代的名人，他是阮籍的孙子，阮浑的儿子，他的祖父阮籍赫赫有名。晋室南渡以后，阮孚一直在朝廷做官，官还做得很大，而且他平生豪爽，因为做大官，家里也很有钱嘛。他留下来一个成语叫“金貂换酒”，说他到酒店里去喝酒，不带钱，就取下一个金貂来换酒。这么阔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拿着一个黑布口袋，里面只放着一个钱？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而且说“阮孚山野自放”，阮孚一辈子都在朝廷做官，什么时候有“山野自放”的事情？所以这完全是伪造的。
可惜的是，“伪苏注”伪造出来的这个典故现在依然留在我们的文本中。有两个文本：一是《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是1990年出版的，它的第11册的第913页——我把它的页码都记下来了——专门有一个词条叫“阮囊羞涩”。什么叫“阮囊羞涩”呢？就是引的“坡曰”这段话：阮孚怎么怎么样，口袋里放着一个钱。二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编的《杜甫诗选》，我指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编选者中包括萧涤非先生这样著名的杜诗专家，他们这个诗选中选了《空囊》这首诗，里面的注解也是引了这个假典故，引了阮孚的故事：空囊里放了一个钱。他们都忽略了这实际上是“伪苏注”，根本没有这个事。他们当然知道“伪苏注”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要注明出处，说明引的是什么书。他们引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元人阴时夫编了一本《韵府群玉》，这是一本韵书，就是指导人们怎么用韵，每个韵部有些什么字，有过哪些句子，什么典故。但元朝人怎么会知道晋朝人的事情，他有什么根据？实际上他的根据就是“伪苏注”，阴时夫就是从“伪苏注”里抄来的。后人再根据阴时夫这本书去注杜诗，说杜诗是根据阮孚这个典故写的。这真是以讹传讹了。
可以说，“伪苏注”在海峡两岸的学界都还在发生影响，大家还不时地受它的蒙蔽。因此，我们要继续声讨它，告诉大家“伪苏注”是假的，是胡乱编出来的，是古代文学注释中的一种恶劣风气：伪造典故来替文本作注解，使大家真伪莫辨。我对“伪苏注”的追究大体上就是这些内容，当然，仅仅谈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仅仅是把文学史上的现象大致地谈了一下，曾经有过这个现象，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现象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南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它产生以后为什么又会流传开来？这也是我们思考这个现象时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内容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