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对文化自信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都有过一些论述。他们的相关思想，是我们分析、梳理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源头。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理论没有作过完整、系统的论述，也没有直接阐述过“文化自信”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踏上历史舞台，就充满了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就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在与论敌的论战中，总能够占据上风、揭示真理。尽管当时无产阶级不占统治地位，革命队伍非常弱小，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言人、无产阶级精神领袖，展现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同时，在不少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文化观或者说文化哲学不断地被提及和阐述，这些关于文化的最基本的理论，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头，是我们系统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的理论基础。
（一）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社会，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诸多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辩证系统地梳理这些关系，能够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奠定外部关系分析的基础。
首先，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具有决定作用。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在这里，马克思把作为完整社会系统的社会形态区分为三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把上层建筑区分为两个部分——法律的和政治的以及社会意识形式即观念的，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到“文化”的概念，但是精神生活、社会意识形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文化。“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的东西，或者说社会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物质交往是交往的最初形式，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作为社会的精神活动与思维方式的文化交往就出现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果划出文化发展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14]。文化交往，产生于经济与政治交往的过程，一定主体的文化及文化自信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着一定的物质和实践基础。
其次，作为上层建筑、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6]可以看出，社会意识对客观世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有着巨大的反作用。社会意识不仅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够改造它。如果社会意识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就可以指导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加以改造。相反，人们就会做出错误的行动，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基础，同时又为其提供动力与支持。生产力落后，文化缺乏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就难以谈得上先进。文化落后，生产力也就难以保持较好发展，甚至受破坏、走弯路。
再次，文化发展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在承认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和制约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经济和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是最终意义和抽象意义上的。经济和政治对文化的最终决定意义并不能够否认在某些时期某些阶段文化的决定作用。文化绝不简单的就是经济和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文化发展有着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7]。恩格斯也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18世纪的法国和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却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拿这里恩格斯讲的德国来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详细分析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后提出：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与英法两国相比，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在政治上，德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而在文化上，“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在18、19世纪，德国先后涌现了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说，像这一时期的德国那样，虽然经济政治落后，但文化发展超前，这是其独特之处。认识到文化发展的超越性，我们就要走出庸俗唯生产力论的误区，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致力于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
最后，文化观念与经济基础等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共同发挥作用，它们之间是有机统一、不容割裂的。恩格斯指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19]可以看出，在有机的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基础虽然居于主导，但是经济基础并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它离不开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不是两个过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绝不是一种外在的、单向的、机械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的、派生的反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多维的、交互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
（二）科学定位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从社会结构中来分析和把握文化，也注重考察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时代条件。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20]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1]可以看出，文化发展受到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制约，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背景，都不是空中楼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伴随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相应形成了五种文化形态。一定社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时，要注重考察它的具体社会经济形态，明确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分析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推进文化建设时，就必须立足现有的时代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三）科学分析了“世界历史”趋势下的民族文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预见，指出了世界文化的普遍交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历史将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化趋势将逐步显现。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技术在加速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以铁路、轮船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将大大缩短印度等东方国度和西方之间的距离，将把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文化知识等，传送到所有经过的地方，依靠这种普遍交往的工具，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世界的文学”，绝不是指单一的文学，绝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的消失，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全世界文化的统一。这种“世界的文学”，不排除有其“普遍”的成分，但更多指的是各民族文化摒弃狭隘、交相融合、互鉴互补，在进一步创新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它依然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共同组成。西方文化不是唯一的标准，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文化。任何以自身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文化，从而判断其他文化优劣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文化来源于实践，发展于交往。一种文化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要靠交往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3]，只有在普遍交往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4]。这说明，人的发展离不开交往实践，离不开对他人的学习与借鉴。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要继承和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如果一种文化拒斥“世界历史”，自我封闭而缺乏开放性和交往的积极态度，那它就没有比较和鉴别，就难以创新和发展。
（四）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指出人类历史的进步方式具有多维性，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价值和意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途径具有多样性。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提出要注重分析印度古代社会土地公有制的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驳斥了关于所有原始公社建立形式同一的论调，阐明了人类文明模式、文化发展多元多样的思想。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同样是马克思晚年重大的文化理论成就。马克思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5]。马克思认为，并非所有国家都要走西欧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道路，俄国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和波折。东方各国由于一直保持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等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可以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列宁的文化自信思想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不断构建文化理论，这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推进文化建设的战略举措
1.推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
开展文化建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要奠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列宁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好农村合作社，改革国家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都需要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宁认为，文化建设的落后，制约着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阻碍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他把能否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看作“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26]。在此背景下，列宁提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总的来说，列宁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使其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促进其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2.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欧各国相比，俄国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当低下。在十月革命前夕，统计数据显示，俄国3/4的成人不能读写，农村文盲率达到80%。针对文化落后这一严峻现状，列宁指出：“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27]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变国家文化落后的严峻局面，大幅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列宁提出要加强国民教育，他认为，建成共产主义，需要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有一个大幅的提高，“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28]。为此，列宁推出了诸多举措。1919年，签署了扫盲法令；1921年，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强调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1923年，在《日记摘录》中，从增加教育部门经费、提高教师地位、精简教育行政部门编制等方面，就办好国民教育的途径做了明确规定。这些措施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1925年，俄国9岁以上识字人数的比例已由十月革命前的27%增加到51%，特别是在工人中基本解决了文盲问题。列宁强调，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文化水平的根本目的是改造旧意识、建立新思想，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价值引导，为巩固革命成果、完成革命任务奠定基础。
3.重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育和造就新人
建设共产主义离不开一大批新人。列宁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错误思想的残余，注重通过思想教育，从世界观、价值观、阶级感情等方面来树立和形成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并把它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保证。列宁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29]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武装的锐利武器，也是广大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有力武器。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真正成为共产主义者，必须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育和造就新人这一任务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文化建设，同劳动者身上存在的、遗留的一切缺点作斗争，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列宁指出，要发挥好共青团组织、新闻出版界、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等有关各方的作用。新闻出版要注重维护党的权威，要把学校讲台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教育阵地，要在全社会提倡科学和无神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要特别注重搞好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与人类文明成果之间的关系
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概念是一大创造。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30]这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历史传承性。无产阶级文化是对人类全部历史所创造的文化的批判、继承、改造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要体现其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离不开对其人才、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学习和继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既要继承传统文化，又要借鉴外来文化。只有以我为主，在吸收人类全部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实现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三）关于民族文化的“两种文化”理论
从文本意义上来说，列宁对“民族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1909年，路标派提出，“俄国民主派”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名义下，背叛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文化，列宁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在《路标派和民族主义》中，批判了路标派对“俄国民主派”的指责，认为其言论是反革命叛变行为，目的是为了挑起民族斗争，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随后撰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判意见》等一系列文章中，列宁深入研究了民族文化问题，提出了“两种文化”理论。
在“两种文化”理论中，列宁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一个统一的民族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为对抗的两个不同的阶级——作为“被剥削劳动”的无产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相应的，民族文化也分裂为两种对抗的不同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以资产阶级为代表和主导的“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虽然它们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各自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这里，列宁揭示了文化的阶级属性。他指出，由于这时的民族文化由资产阶级所代表和主导，无产阶级的文化虽然也有“民族”的形式，也需要民族的语言，但为了与“同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无产阶级只有而且必须反对资产阶级主导的“民族文化”。
可以看出，列宁并没有否认民族文化的现实存在，而是强调在尖锐对抗的阶级斗争背景下，民族文化成为被割裂的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出于现实斗争的考虑，列宁否定和批判了以“路标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族文化”口号，揭开了这一口号的虚伪面纱，揭示了这一口号的实质要义。列宁否定资产阶级所持有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一口号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侵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利益。
三、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
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形成并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毛泽东文化理论中，始终包含和贯穿着强烈的文化自信，这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
毛泽东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是中国文明。”[31]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既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主张“中国本位”、宣扬文化保守，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鼓吹全盘西化。他在认真研究、分析比较中西文化之后指出，东西文明在世界文明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明的地位举足轻重，国人应当深入研究，再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根本问题为出发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深受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了解。他酷爱阅读，深入研读中国经典著作，终生不倦。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毛泽东所读的中国典籍遍及经史子集。毛泽东的论著和诗文辞章，展现了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底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认知。正是基于这一透彻认知，毛泽东始终深信，博大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会消亡，更不会被他文化所取代；也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精准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自信、自豪之情。
（三）辩证看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民主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优秀与腐朽并存。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既不能走向复古主义，也不能走向虚无主义。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摒弃一切腐朽的东西，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待外来文化也是如此，要经过我们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既不能生吞活剥、全盘照搬，也不能不分优劣、盲目抵制，而要批判地加以吸收。
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强调要学习古人，并立足和着眼于现在的活人。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2]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我们必须尊重、传承这些文化，而不能割断、丢弃这些文化。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和思想根基。“洋为中用”就是着眼于中国今天的发展而学习外国有益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优点，政治、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等所有有益的东西都要学，以作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借鉴。
（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毛泽东并没有一般地、抽象地阐释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而是把文化放在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中来理解，揭示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3]这里，毛泽东既揭示了经济、政治对文化所具有的决定作用，也指出了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和指导作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和本质内容。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4]这里，毛泽东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中国发展前景高度的文化自信。
（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要允许各种艺术品的自由竞争。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在艺术问题上应该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应该百家争鸣，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5]。也就是说，要解决艺术和科学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艺术和科学的方式方法，要允许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存在与发展，而不应该通过行政的方法简单地强制推行或禁止，那样只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有些人认为，坚持这一方针，可能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影响党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团结统一。对此，毛泽东非常自信地指出，真善美的东西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同假恶丑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党和政府一切为了人民，它们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实行这一方针，不会削弱，只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自信思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理论中强调以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建设理论，科学发展观中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发展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正确认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重要论述，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自信思想。
（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36]这里，他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都必须抓好、抓实，贯穿始终。如果精神文明没有抓好，物质文明建设也必将受破坏、走弯路，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江泽民同志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是凝聚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在国家软实力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融合是否密切，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到一国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民族精神，那它就没有精神支柱，没有灵魂，没有活力，也就难以立足于国际社会。
胡锦涛同志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在综合国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要掌握发展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面貌和中国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呈现出新特征，要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必须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文化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强调了推进当代中国文化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7]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文化自信和文化兴盛能够凝聚民族意志，激发精神力量，支撑民族复兴。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复兴民族强盛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梦”的价值感召提升到文化治理高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坚持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打开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视野。坚持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诉求。
邓小平注重从“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来考量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阶段。他多次强调，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向世界开放。而且，这一开放不能只体现在经济上，“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8]。江泽民指出，要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格局，文化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胡锦涛强调，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学习借鉴各国有益成果，求同存异，促进世界文明共同发展进步。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就坚持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方面进行了专门论述。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文化“走出去”的一面强调了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中国版文明观。[39]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自信在于积极对待外来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40]。越是自信的国家和民族，越有勇气和底气去客观看待、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文化共生、为我所用，自信在于广泛吸纳有益滋养。包容文化差异，辩证取舍外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从容气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同样需要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41]，做到洋为中用、文化共生，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可见，坚持对外开放，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源头活水。
（三）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重要论述，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和“洋为中用、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是在全面分析和梳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时代，摈弃其糟粕性的内容，发扬其优秀的部分，实现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洋为中用、博采众长”，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外来文化辩证取舍，将各国文化的精华“拿来”为我所用。
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42]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明确表达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处理好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辩证扬弃、推陈出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最优秀的文化基因在当代社会得以发扬光大。他强调，要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骨气”与“底气”密不可分，相互支撑，相互转化。有“骨气”才能百折不挠、奋发图强，有“底气”方可自尊自信、从容不迫。“骨气”与“底气”都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对待外来文化，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必须注重批判和鉴别，学习借鉴其有益成果，坚决抵制其腐朽落后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同时强调，“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43]，要注重警惕、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削弱其对国内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44]。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作出了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在传承自身文化的同时，要睁眼看世界，全面客观认识外来文化，虚心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同时强调，“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45]。这些论述，骨气与底气贯穿其中，开放与从容流溢其间，表达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高度的文化自信。
（四）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正确认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几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就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论述。针对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能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坚持这一方针，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离不开民主的说理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46]，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做到这两者的统一，就能够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关系，就能够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一元主导，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当前，坚持一元主导，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广泛融入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外化为人们的日常行动。多元并存，并非是无所拣择甚至来者不拒。提倡的文化，必须是先进的、健康的、有益的；提倡的多样，是多样的形式、风格和派别。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取长补短中与其他文化共同进步，在相互竞争中保持活力，在多样化的发展中实现一元主导。而对消极落后的文化，则要注重改造；对错误腐朽的文化，则要坚决抵制。
（五）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的10多年，我们在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两者还不平衡，入超依然严重。可以说，国际文化格局西强我弱，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不相称。进一步推动文化“走出去”，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要求非常紧迫。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专门就“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展开了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分别在“提高文化开放水平”部分专门就这一问题作出了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47]。这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文化“走出去”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伟大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取得成就的根本表现。我们要分析和挖掘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所以成功的深层底蕴，提炼和阐释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所以成功的文化新质，把这些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传播出去。要重点塑造和展示我国文明、开放、和谐和包容的形象；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大力倡导中国意识，展现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要让14亿中国人都成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主体，使之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
自信同样在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既要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把中国实践总结好，为世界性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办法。当今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炼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