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皮特：不二人选
安妮女王驾崩后大约四十年，托利党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辉格党掌握了政府的权力。辉格党是由几大辉格家族组成，在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和工商阶层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在七年战争的殊死搏斗中，他们不得不与老皮特妥协，只有他能够从可怕的失利中夺取胜利。然而1760年乔治三世即位后，决定摆脱这位“伟大的下院议员”（Great Commoner），而以“爱国国王”的身份亲自掌控政府。接下来的二十年左右，随着已是查塔姆伯爵的皮特被解除职务，国王用尽了贿赂和腐败的一切手段，英国处于“国王之友”（King's Friends）的统治之下。
然而在北美约克镇大捷之后，由罗金厄姆领导、经历了多年在野磨练的辉格党人被重新启用。可是国王继续密谋，企图夺回他的权力，并通过支持谢尔本对抗罗金厄姆来分裂辉格党。罗金厄姆死后，他任命谢尔本为首相。尽管谢尔本与英国的敌人都和解了，他的性格和能力却不适合首相职位。他一就职，伯克、福克斯和大多数辉格党要员都纷纷辞职而去。
伯克雄辩的口才依然无人能及，可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他因坚决捍卫北美、爱尔兰、印度的自由而备受瞩目，但不久就暴露出了性格中的弱点，表现在对沃伦·黑斯廷斯的弹劾程序中，以及在对法国大革命所有无论好坏的事情的激烈反应中。甚至可以说作为英国造就的最伟大的人杰之一，他那高贵的才智正在凋萎。
另一方面，福克斯是党内最受欢迎的人，事情也本该如此，尽管他有嗜赌和其他恶习。出身寒微的伯克变得越来越保守，作为贵族的福克斯则日益成为自由和改革的捍卫者。尽管有严重失误，福克斯还是为英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与年轻的格雷一道，使得辉格党的一部分人拥护自由主义原则，正是这些原则最终使1832年的议会改革成为可能。
然而在谢尔本被迫去职时，福克斯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没有一个领袖拥有多数支持，福克斯能够掌控的下议院议席仅为九十个，而诺斯勋爵掌控了一百二十席。回顾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福克斯对诺斯所作的猛烈抨击，他们之间的联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两人捐弃前嫌，达成合作，国王不得不接受新内阁。乔治三世绝不会原谅诺斯对他的忘恩负义，而福克斯被认为缺乏原则而永远不会重新赢得人民的充分信任。
如果说福克斯心底认为他的行为是阻止国王过度揽权的唯一办法，他注定要失望，因为政府在两三个月之后就下台了，几无建树且无人惋惜。当福克斯的《印度法案》来到上议院，国王滥用他的君主特权（prerogative）密谋击败了他的大臣们，之后于1783年底解散内阁，任命时年二十四岁的小皮特为首相。尽管小皮特还年轻，但他二十三岁就担任了谢尔本内阁的财政大臣，不仅有因父之名的不凡魅力，而且被改革派寄予厚望。他是威尔伯福斯的支持者和崇拜者，两人联手反对奴隶贸易。他两次在议会提出改革选举权的办法，被联合政府拒绝考虑。
然而，皮特愿意接受老托利党人的原则，即大臣由国王而非下议院任命，因此他同意领导一个在下议院中拥有压倒性多数席位支持的政府。他的法案一次又一次地在议会表决中胜出，但是优势日渐减小。他静观其变，指望联合政府民意持续下滑会允许他届时在大选中放手一搏。1784年4月，当联合政府的势力在选举中被完全击垮时，他成功了。这场胜利本该属于福克斯，一年前这位政治家宁愿去乡村也不与诺斯结成貌合神离的联盟，成了政坛上的孤家寡人，而皮特相信只有他自己能够拯救这个国家，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
1785年皮特提出一个法案，试图废除七十七个通过出资一百万英镑而私人拥有的席位。如果他与福克斯联手，半个世纪日益增长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痛苦本可以通过一种渐进的代议制改革而大大减轻。正如事实本身那样，法案终被否决，皮特未再做尝试。他不仅致力于议会改革和奴隶贸易改革，而且通过努力实施亚当·斯密的学说来显示他积极汲取新思想的活力。
皮特对政府财政的管理可圈可点。他的《印度法案》（下文再详述），在相当程度上使得除总督之外的政治职位不再采用任命制，连同伯克的法案，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政治腐败的数量。他得到了公众的支持，除了国王又一次患精神错乱、人们担心威尔士亲王可能成为摄政王（他肯定会用福克斯取代皮特）这一短暂时期，他的掌权似乎毋庸置疑，尽管偶尔在下院有反对票。英国人习惯于缓慢，也不喜欢任何新事物，看起来那种惯常的英国方式有必要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很大程度上，皮特依靠新兴制造业阶级的支持来对付拥有土地的辉格家族，加上本人对改革的热情，他似乎是带领整个国家告别旧秩序走向新社会的不二人选。
正如我指出的，1789年英国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然而，一个民族可能仍然安于自满，或者至少不愿诉诸暴力革命，如果它觉得特权阶级正在为公众谋福利，除非生活条件变得难以忍受。今天，任何想要维护公民自由和财产的国家，都应该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尽管特权阶级相当自私，但无论是土地贵族还是制造业新富，都为这个国家做了相当多的工作。那时的英国，公共服务，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成了上层阶级的传统。如果他们被授予荣誉、头衔或物质奖励，他们至少对此有所作为。即使新兴的工商业阶级，那样残酷地对待新兴的工人阶级，也被认为在为国家增加财富，从而提高国家的权力和声望。英国在过去的强大和成功领导大大归功于它的财富资源，这些资源可用于援助盟友和消耗敌人。
法国风暴：恐怖的传染
另一方面，在法国，特权阶级早已无所作为。人民遭受封建领主和上层神职人员无节制的敲诈勒索，最终社会风暴发生了，而软弱仁慈的路易十六不能控制和主导局面。时隔一百七十五年之后，1789年三级会议首次被召开，旨在增加税收而不是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人民早先要求出台一部宪法，当意识到这次会议的意图后，巴黎愤怒的民众揭竿而起，于7月14日占领了巴士底狱；在乡村地区，农民洗劫并焚烧了封建领主的宅邸。随后几个月，迫于压力，新的国民会议投票废除了僧侣和贵族的所有特权。
时年秋天，民众进军凡尔赛宫，逮捕了国王并解押到巴黎，在新起草的空洞教条的宪法中，剥夺了他的所有实际权力。大陆的这些事件预示了即使有最改革的专制君主，社会秩序的根基也会被推翻。然而在英国——这里的人们一直为拥有自由而自豪，尽管许多人生活困苦，仍鄙视食不果腹的法国——这一正在进行的致命运动的早期阶段，却被视为他们自己的“1688年光荣革命”的某种对应。福克斯把攻陷巴士底狱赞誉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好的事件。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皮特难分高下的伯克，对于可能的无政府状态充满忧虑，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尽管过去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现在完全看不到这场灾变的原因。1790年，伯克的长篇小册子《反思法国大革命》问世，该书的出版被称为与巴士底狱的陷落同等重要的事件。他以雄辩的言辞，开创性地提出了极端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
17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见证了《独立宣言》的发表、亚当·斯密《国富论》和边沁《政府片论》的出版，而吉本则发表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在这部传世之作及其后续章节中，吉本第一次建构了社会学说，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生长和发展的有机体，历史不是一系列相互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其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避免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伯克也完全具有这种历史观，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制度不可能陡然从过去分离开来。一句话，把“变革”（evolution）加上一个“r”（变为“革命”）的企图，对于有序和持久的进步是致命的。例如我们会注意到，反叛的北美洲殖民地最终凭一部为自身制定的宪法建构成一个国家，而宪法的成功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宪法里的东西是人民以前在与英国的殖民关系中以及在他们的地方性宪章和宪法中所习惯的，只有一两个例外。英国自己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所做的一场建立全新秩序的尝试，以灾难和回到一种改造的旧形式而结束。
伯克的小册子借助这一事实而很有说服力，却在另一方面，因为对法国旧秩序的无端辩护以及报复心理——这位自由的守护者现在似乎不仅反对改革，而且反对任何变化——而有所损伤。伯克不只是变得保守，而且变得刻板而危险地故步自封了。尽管他的部分观点是合理的，但他对于贫穷阶级任何改善的强烈愿望所持的极端甚至残酷的立场，遭到了驳斥。
在另一边发表的最早的小册子中，则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权辩护》（1790），但远比它更重要的是北美革命的伟大鼓动家托马斯·潘恩的《人权》，于1791年至1792年分两部分发表。潘恩倡导的许多措施都体现在今天的法律条文中，如免费的公共教育、累进所得税、养老金等。不仅这些在他那个时代显得极端激进，而且在要求废除宪法中一切有关世袭的部分如上议院和君主制时，他的改革主张是基于共和主义和几乎纯粹的民主。他可以被认为是工人阶级中第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而他的书籍被政府列为禁书，他本人被迫逃亡法国。如果说伯克与其他许多辉格党人一起投奔皮特，是用自己的理念迎合保守情绪，那么潘恩则是通过他的共和主义无意中更有助益地培育了保守情绪。他没有意识到英国人对他们的习俗的依赖是多么根深蒂固，尽管许多人大声呼吁改革。
小册子之间的论战，远远不只上文提到的几例，但许多在激起各阶级人士思考的同时，也不幸地把他们淹没在恐慌和仇恨的情绪之中。这些情绪主要针对那些希望任何变革的人，如各种各样的改革者、不从国教者、早期的劳工领袖等。1791年，伯明翰的一个歹徒洗劫了著名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原因是他是一个一位论派（Unitarian），曾经为废除宗教《宣誓条例》和赞成议会改革而奔走，并且支持初期的法国大革命运动，尽管他既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暴徒们继续破坏不从国教者的房屋和小教堂。福克斯和他的居于少数地位的辉格党按兵不动，拒绝像伯克那样投奔托利党，但是没有权力。无论是政府还是广大国民，全然陷入一片恐慌和压制之中。
这一点由于法国一系列事件的迅速发展而加剧了。许多法国贵族逃过边界。吉伦特派掌控下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于1792年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9月，巴黎的一个歹徒冲进数座监狱，杀死许多囚犯。当时掌权的法国国民公会（Convention）判处国王死刑。法军取得了胜利，国民公会向所有国家提供帮助，鼓励他们砸碎封建特权，宣称主权在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推翻所有文明社会的一阵恐惧和惊惶弥漫于欧洲国家。10月，随着王后被处以极刑，开始了历时七个月梦魇般的恐怖统治，直到罗伯斯庇尔自己被送上断头台。
与此同时，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曾实行过一种轻微的恐怖统治，残酷而不血腥。在苏格兰，严酷的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法官审判了几起煽动叛乱罪，案犯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属于主张议会代表制改革的协会的成员。一个年轻的律师，托马斯·缪尔被判十四年流放；一位论派牧师托马斯·帕尔默被判七年流放；还有其他多名各自被判十四年流放。倡导议会改革的五十多个组织全部被无情地取缔了。
在英格兰，1792年查尔斯·格雷建立了一个名为“人民之友”（Friends of the People）的组织，此人将在1832年以格雷勋爵和首相的身份提出并通过伟大的《改革法案》。查尔斯·福克斯怀着勇气投奔他，毁掉了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却赢得了他本人在历史上的最高地位。他带走了辉格党左派，于是形成了后来下一代人的辉格自由党（Whig-Liberal Party）。他们拒绝接受潘恩和他的学说，继续支持议会改革，虽然绝无成功的希望。尽管受到政府、本阶级的大多数人以及许多国民的憎恶，“福克斯的追随者们”（Foxites）凭借他们的地位能够逃避那些居于其下的人逃避不了的迫害。
在中产阶级中，梅杰·卡特赖特、霍恩·图克等人使名存实亡的“宪法信息协会”重新恢复了生机。1792年，伦敦的一个鞋匠托马斯·哈代，组建了第一个独特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称为“伦敦通信协会”，成员由熟练工人组成。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争取改革，包括普选权和议会年度开会，主要是教育性的，拒绝任何非法或暴力行为。两个组织互相保持联系，这场运动很快传播到英国各地。政府自认为、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正在为一场大起义做准备，于是把图克、哈代和其他领导者逮捕入狱。虽然陪审团拒绝定罪，但这些组织实际上被摧毁了，因为一些领导者销声匿迹，大多数成员非常恐惧，停止了活跃的联系。
1794年，皮特经过努力得以使“人身保护令”中止执行，次年人们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怒气。当国王坐着四轮马车来给议会开幕时，饥饿的人群高喊：“不要皮特！不要战争！面包，面包！和平，和平！”一块石头砸向了御用马车的窗户。这个插曲被皮特和保守派放大，首相迫使议会通过两项法案。据说只要一签署，他的父亲就会砍掉他的右手。其中一个法案宣布挑战国王权威的文字和言论是叛逆罪，甚至煽动对政府和宪法的仇恨也是不法行为。另一个法案禁止所有公众集会，除非事先公告，而且授权任何两名治安法官，如果认为已经举行的集会是危险的，就予以驱散。
对于这两个法案的辩论，最有影响且激起最深愤慨的是罗切斯特主教的言论，他说：“我不知道，在任何国家，人民除了遵守法律，还与法律有什么关系。”然而，格雷竭尽全力反对这项立法。福克斯评论道，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建议曼彻斯特在议会的代表名额应该与老塞勒姆一样多，他就应该被送去植物学湾。[9]两个法案通过后，公开的政治讨论消失了，恐惧使得人人噤若寒蝉。应该指出，惶恐是普遍的，不仅在英国，这两个法案也使美国人想起1798年国会通过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如果说共和美国的国会也会感到如此惊慌，就不难理解英国富人和保守势力，他们谈起海峡对岸数英里之外的无政府状态都低声悄语，定会感觉到他们离康乐世界的末日不远。议会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于1799年进一步宣布所有具有分支机构以及与地方协会有联系的全国性协会都是非法的。第二年，它镇压了所有形式的工联主义。
这样，几乎从工业革命和二十年欧洲最大的武装斗争一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跟着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被禁止通过自愿组织争取所想望的在议会的代表权或者改善他们的处境。结果便是给人民带来了不幸和苦难——它们本可以最小化——最后削弱了传统的阶级团结。
人民之间的战争
皮特曾试图推行对法和平政策，尽管当法国威胁要入侵荷兰时他提出了抗议，英国一直拒绝允许低地国家的海岸被任何大国所控制。已经决意入侵荷兰并尝到了军事甜头的法国——这将是它一个多世纪的噩梦——通过1793年对荷兰和英国宣战，帮皮特明确了他的政策。
皮特几乎没有他父亲的才能来进行大规模战争，也没有意识到这是第一场不是政府之间而是人民之间的战争。法国政府软弱、拮据和低效，但法国人民受到各族人民自由平等的新梦想的鼓舞。皮特本期望经费、资源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缺乏，会让法国在几场战役中便破产，但对于法国人自己以及作为对他国的宣传来说，自由平等学说令人陶醉到无法预见的程度，抵消了这一缺乏。然而，如果得到正确的规划和执行的话，这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战争本会摧毁法国，长远地延迟民主制和民族主义的到来。头两年的斗争中，英国拥有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皮埃蒙特[10]等盟友。如果他们集中兵力直接指向巴黎，进攻未经训练的敌军，很可能会征服那座城市并扑灭革命。然而，这一失算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无论是好是坏，从此展开的命运画卷，我们今天在对未来的恐惧中还百思不解。
皮特决定沿袭他父亲制定的路线，只派少量部队去大陆支援盟国，主要依靠海军。然而，他未能完全贯彻执行并取得成功。由于军官腐败，陆军内部问题重重，派往弗兰德斯、由约克公爵率领的部队被击败。另外，皮特在三年之内向西印度群岛派遣了一支大部队，由于气候、疾病、医疗不当和给养不力，八万人死亡或者被宣布不适于服役。这项设计欠妥（如果不是致命）的派遣任务，部分原因在于皮特想使那里的殖民者免受奴隶起义的恐惧，部分在于他想占领更多岛屿来补偿英国纳税人的战争开销。事后看来，这至少是一个短视的政策，因为占领巴黎可以节省二十年的战争开支而不是两三年。至于盟友，对普鲁士的特别巨额援助主要用于征服波兰而不是法国，结果波兰被普、奥、俄三国瓜分，英国一无所获，法国无所损失。普鲁士退出反法联盟去享受它的新属地。到1796年，只有英国和奥地利留在反法联盟中对抗真正的敌人。
皮特如此大方地把钱送给盟国（1796年给奥地利一国就有四百万英镑），以致英国资源紧张到这个程度：第二年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暂停黄金支付，在后来的二十四年依赖纸币运营。很大程度上，是贸易、市场和制造业创造的新财富让英国挺过来了。然而，竞逐的结果如此令人失望，皮特实际上提请讲和，条件是法国放弃它在奥属尼德兰和意大利所征服的土地。在此期间，法国获得了必要的时间来重组卡诺统帅的军队，天才拿破仑的崛起初现光芒。对英格兰的回答是两万法军试图入侵爱尔兰，结果只是因为海峡上空的风暴而受阻。海峡风暴经常在关键时刻拯救英国，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们不再提供狂风巨浪的保护。
1797年几乎是全然阴郁的一年。英格兰银行暂停了黄金支付，西班牙和荷兰变成了法国的盟友，而奥地利实现了议和。面临联合舰队进攻英国的威胁，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决定趁西班牙舰队离开圣文森特角之际予以伏击，结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纳尔逊的天才和勇敢，他通过违背指令，扭转了可能的失败。这场胜利，作为这一年系列行动的唯一亮点，也被爱尔兰的局势（下文再述）掩盖了光芒，随后就是斯皮特黑德的舰队和驻扎在诺尔守卫泰晤士河入口的水兵发生哗变。皮特又一次提出与法国讲和，甚至同意奥地利割让它的尼德兰省份，而且把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转让给法国。法国拒绝了，英国发现自己正独自面对世界。
与此同时，拿破仑已经成为法国的军事领袖，正沉迷于他的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幻想之中，像他后来征服俄国的计划一样，这将被证明几乎是一次致命的失败。法国人曾试图通过离间爱尔兰来给英国背后一击，这是一个足够合理的计划，但现在拿破仑，怀着征服东方的梦想——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德国人，都深深地受到这个梦想的诱惑——决定通过征服埃及，以利用那里的形势进军印度，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叙述。
尽管英国的胜算微乎其微，皮特决定向地中海再派一支舰队，法国威胁要把这里变成法国的“内湖”。英国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出于某种运气和识别人才的慧眼，从部队中挑选出了最年轻的海军将官之一霍雷肖·纳尔逊，来保证地中海的畅通。一部分西班牙舰队还在海上，法国舰队估计在土伦。这项计划潜藏风险，同时拿破仑正在随他的军队航行。纳尔逊到处巡航，不确定哪里会发现敌人，直到拿破仑安全登岸并占领了下埃及地区。随后，英国指挥官发现法国舰队停泊在阿布吉尔湾（Aboukir Bay），但是天色已近黄昏，无法确定亮光是否会持续到摆开阵型。舰队抛锚在离岸很近的位置，纳尔逊也没有像样的港口地图。
然而他胸有成竹，尽管行动谨慎，他具有那种非凡的能力来识别“五分钟立即最需要考虑什么，最不需要考虑什么”。天亮前整个法国舰队实际上被摧毁或被俘获。对此，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权威赞誉为“无疑英国舰队获得了最近乎完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11]只有专家才能详解战役的细节，这里我们提及几点。尽管所谓的“下层阶级”受着严酷且通常是非人道的待遇，尤其18世纪英国政府严重腐败，但由于普通人的顽强勇气和爱国精神以及杰出人物的卓越领导，英帝国被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挽救。纳尔逊就是杰出人物之一。然而，他在战斗结束次日发布的致谢通令是真诚的，他向各级军衔的人表达赞赏和感激之情，提到了舰船上每一位人员的名字。他的部下对他怀有最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他对部下也是如此。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一块飞来的弹片击穿他的前额，切开的肌肉悬垂在脸上，遮住了那只尚好的眼睛。然而，尽管他认为自己受了致命之伤，但到排在他前面的人获得救治之前，他拒绝任何医生的救治。怀着真正的宗教虔诚，他指令在获胜的次日上午，在他那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血迹斑斑的旗舰甲板上举办一个感恩仪式，有六百人参加。据说战舰上的法国战俘不仅被这场仪式，而且被所有人展示出来的庄重肃穆和严明纪律深深地感动了。正如海军上将马汉（Mahan）指出的，没有什么比此更“有助于从战斗的兴奋到恢复日常生活的转换”。这是我们故事中的一个值得提及的事例和特性。
伟大的舵手
两个月以后纳尔逊胜利的消息才传到伦敦，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英国人民和政府深受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奥地利和俄国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反法联盟。随后奥地利人把一支法军逐过了莱茵河，并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役中打败了另外的法军。与此同时，拿破仑不顾海军的失败，继续挥师征伐叙利亚；当得知欧洲局势改变之后，他又回到埃及，离开他的军队，几乎只身一人成功抵达法国。
法国人不仅为军事失败沮丧，而且对督政府表现出无力控制的失序和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革命已经完成，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新政府取代旧政府。独裁者应运而生的局势成熟了，当拿破仑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并把所有权力揽在手中时，实际上没有遇到任何反对。1789年旧政权的推翻被合法化了，可是法国试图以血腥的手段使新社会与旧社会切割。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完全的切割是不可能的，法国和世界将要为新实验受到恶报。
法国需要一个舵手而且找到了。拿破仑不仅是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而且是个一流的组织者，他要从根本上重构法国的法律、政府和社会形式，从此以后永远保留。就拿破仑在那些任务中所表现出的兴趣和能力而言，1799年提供了历史上令人着迷的几个“如果”，因为他攫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英国抛出橄榄枝，但被轻蔑地拒绝了。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包括几乎迅速重新征服意大利和霍恩林登（Hohenlinden）大捷之后，五年之中他没有在扩展的法国边疆之外进行重大军事行动，可能是由于他要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新疆界之内的国家，尽管这不是独裁者应有的方式。不管怎样，他摧毁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和俄国退出角逐，又一次丢下英国于孤独之中。
比孤立更糟的是，由于拿破仑的外交，加上俄国沙皇保罗一世的野心和变幻无常，俄罗斯、普鲁士、瑞典和丹麦建立了一个反对英国的联盟，即武装中立同盟。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和抱负，同盟表面上的目标是以武力反对英国声称的搜查中立国船只以防违禁品。英帝国作为一个广泛散布在海洋上的帝国，偏爱海战而不是陆战，当英国处境窘困之时，这一问题总是被凸显出来。它从未最终解决，只是在纳尔逊那里得到一次暂时的终止。作为不称职的海军上将海德·帕克爵士的副手，纳尔逊进攻置于哥本哈根炮火保护之下的丹麦舰队。尽管这一切最终由于纳尔逊舰队的表现而无可非议，但它违反了胆怯的帕克的命令。帕克向纳尔逊发出信号示意撤退，就在此时一个广为传颂的事件发生了：纳尔逊把望远镜放在自己的那只瞎眼上，说他看不到任何飘扬的信号旗！
同时，由于爱尔兰发生的几起事件，皮特被迫于1801年辞职。平庸的亨利·阿丁顿成为首相。一年后他成功与法国签订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条约。尽管有天才纳尔逊，皮特的政策收效甚微，似乎看不到能够迫使法国改变它的政府、恢复波旁王朝，或者放弃它的征服。另一方面，通过1802年的《亚眠条约》，英国让出了自己最近在海外的所得，包括把好望角给荷兰，但不包括锡兰和特立尼达，而且同意把马耳他交还给圣约翰骑士团，前提是有大国之间的担保。尽管它在埃及打败了法国，但它没在那里做任何努力来维持即使是一个势力范围，因为那个国家对于去印度的航线还不重要。所有去远东的船只都要绕道好望角，放弃征服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埃及的忽略。
双重的种子这一时期对法国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英国为自己的自由而自豪，而它所结盟过的专制君主，则更关心一己之私而不是总体事业的成功。这一事业被法国的恣意妄为所蒙蔽：法国人以自由之名制造了一个个的罪恶。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拿破仑战争，将会在欧洲永不磨灭地刻上“人民”（peoples）的观念以取代“政府”（governments）的观念，这个观念，虽然是要培育自由和民族（nationality）的观念，产生的结果却是我们今天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依赖于武力、维系于武力、通过武力吮吸公民血液的民族。而英国革命和北美革命，则紧紧坚持先例和人性的路线，尽管帝国和美国都有缺陷，但个人自由和自治得到发展，并被保留下来。
然而，一个人不能像做账那样开出一份历史和人性的收支单。即使法国大革命之后是一段时期的反动和改革受遏，它仍标志着一个有许多弊端的时代的结束。有一种说法：比起1688年的英国革命或者1776年的北美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来说更加重要。无论如何，它标志着阶级和特权的厄运，及时地为民主转向作准备。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一个世纪左右后的世界，对征服国、极权主义以及有着拿破仑式征服梦的独裁者的哲学有所准备。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处于民主与专制之间殊死搏斗的剧痛之中，两者的种子主要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播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