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医生，返回屋内。罗烈问老人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她回答说打算把女儿带回老家，但不知该如何着手。罗烈对老人说，您想把人带回去还是先火化。老人说火化吧。罗烈又说，需要我们帮你联系殡仪馆吗？老人点了点头。
罗烈立即向监控室要了附近殡仪馆的电话。他给殡仪馆打电话了解火化需要办理的手续。殡仪馆的客服说，死者家属必须执有医院或者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他们才能上门服务。
罗烈把要办的事项转告老人。老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办，去那里办，你们还得帮帮我。罗烈说，好吧，我带您去医院办理。我在屋外等您，您准备一下，千万记得带上您女儿的身份证、病历，以及您的身份证。
罗烈说完走出门外等候。五分钟后，罗烈和老人下楼。门厅外的走道边停着一辆两轮电力巡逻车，是罗烈吩咐董满山找来的。罗烈骑上巡逻车，搭着老人离开小区，向十几公里外成阳路西的三立医院驶去。
巡逻车穿行在灯火璀璨、车流如潮、人影绰绰的道路上。罗烈不敢开得太快，遇到红灯，罗烈总是回头提醒老人扶好坐好，生怕她有什么闪失。
从602室的房门打开的那一瞬到现在，罗烈觉得背后的老人看起来并不像沉浸在悲伤的河流中，觉得她应该为女儿的死付出应有的几滴碱泪--不奢求呼天抢地、痛哭流涕、暴风骤雨的模样，最几码激动一点儿、失态一点儿，或者悄悄地抹一抹发红的眼晴，唯有如此才符合自然反应和人之常情，但这些并没有在老人身上体现。
为什么呢？他们是母女关系吗？她为什么会这样？然而又想，怀疑是不道德的，尤其在别人刚刚失去亲人最无助的时刻。
也许悲伤埋藏在她冰冻的心底，或者别人想像不到的地方；或抑被困窘、麻木和无奈的表象所饰，肉眼难于窥见，但凭感觉能够捕捉得到它们在空气中流动、盘旋、停留--如果这种感觉正确的话。
罗烈的思绪跟十字路口的车流一样拥挤，不时偏离正在无限展开的夜路——噪杂而纷乱——为老人感到难过——那种本能的难过，跟深沉还有一段距离的难过；同时也为女人深感惋惜，她看上去还年轻，不会超过四十岁。
他试图回忆起刚死去的女人的容貌，出于一种莫名的难于形容的感伤，但什么努力，却拼凑不齐一张完整、清晰的脸庞。他再也想不起她是什么脸型，她的发色、她的眼晴、她的眉毛、她的鼻子等等部位的样子。它们早已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抹掉，或者呼啸在耳畔的凉风掳去，脑海只是零乱地闪现涂了三个紫色指甲油的一只左手，以及可能是烟油熏染的一口黑牙。
二十分钟后，罗烈载着老人来到达三立医院。医院里，罗烈和老人寻找和等待了一个小时才见到之前宣告女人不治的男医生，由他负责为老人的女儿开具死亡证明。会诊室里，消毒剂刺鼻的味道在空中弥漫，可以嗅到到他们在疯狂地剿杀到处游荡的某种残暴的细菌或者病毒。
罗烈从医生和老人的问答以及证明材料中得知，明天是女人三十九岁生日。她去年2月3号确诊为宫颈癌晚期，3月9号离婚。之后来到千里之外的烟鼓市开了一间美容室，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她有个十一岁的儿子，跟他的父亲生活。
出于好奇，他想知道她的前夫和儿子是否在她死前的一段时间里来看过她，但医生没兴趣问，老人也没有理由自讨没趣地叨叨这些不合时宜的话语。他有想问的冲动，但是很快打消了这个可能很不敬的念头，似乎有个声音在抗议：够了，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应该成为你的嗜好······
医生写好证明，就差签字盖章，他交给老人几张单据，叫她去收费处交费，再来取证。老人去了很久不见回来。
罗烈去收费处找人。看见老人坐在一张蓝色的胶椅上，正在捋顺和数着从手提袋里翻出的一张张皱巴巴的小票和几枚硬币。她那双微颤枯瘦的双手不什么听使唤，罗烈走近时，几枚硬币突然从老人的手上滑落，叮叮当当地撒在反光的地板上，蹦跶着到住乱跑：有一块的、五毛的、有一毛的，有金色的也有银色的。
收费室里的几个人被钱币摔疼的叫声惊到了，纷纷向地下投去各种诧异的目光。老人摇晃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撵其中的一枚一块钱的硬币。
她弓着腰撵上去，手脚并用，终于摁住这枚想躲到一双红色高跟鞋底的硬币，但踉跄着要摔倒。罗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上前搀住她，扶起来，说了一声：
“当心点儿！”
罗烈随后帮老人捡起其余的硬币，捡完问她差多少钱。老人说二十四块。罗烈掏出钱包找出一张五十元钞票递给老人。老人没接，罗烈把钱塞在她手里：
“先交费吧，医生等着呢。”
老人交完费，罗烈陪她去医生的会诊室拿死亡证明书。证明书到手后罗烈载着她返回灵芽小区K7栋的楼下。此时已是23点1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