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家贫好学，以至用荻草杆画地练字。后得韩愈稿，立志学古文，以期达到韩愈的成就。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景祜年间任馆阁校勘。因替范仲淹申辩，被贬为夷陵县令。庆历三年（1043）主持谏院。后出任滁、扬、颍等处知州十一年。嘉祜二年（1057）主持进士考试，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促使文风为之一变。加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嘉六年（1061）任参知政事。英宗初，主张尊英宗生父濮欧阳修像王为“皇”，遭到非议。他力求退职，出外为亳州、青州、蔡州知州。在青州任上，反对王安石青苗法。熙宁四年（1071）退职，次年去世。他的文学成就异常突出，为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发动了宋代的古文运动，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是史学家，与宋祁合作修《新唐书》，自撰《五代史记》。还有《集古录》、《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
欧阳修四岁时失去父亲。母亲郑氏，誓志守节，亲自教他学习。家贫，无钱买纸笔，甚至用荻草杆当笔，以地为纸，学习写字。他自幼敏悟过人，读书之后就能背诵。到二十岁时，已有较高的名声了。
宋朝建立已将近百年，而文章体裁，还在承袭五代时风气。文字过分讲究雕琢对偶，文风萎靡不振，读书人大多因袭着这种陋习，不肯革新，文章立论卑下，气势萎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这些人，都有意振作文风，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到随州，在废旧书籍里发现了韩愈遗稿，读过之后很是敬慕，遂立志刻苦地学习探索，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赶上韩愈并和他并驾齐驱。
他参加会考，中礼部试第一名，被拔擢为甲科。调任西京推官。开始与尹洙往来，一起写作古文，议论时事，两人互为师友。他又与梅尧臣往来，互相之间用诗歌唱和，于是他以文章名冠天下。后被召入朝廷，任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向朝廷上书言事被贬谪，在朝大臣多数为他申辩救援，唯独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贬黜。欧阳修写信责备他，说他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信上报皇帝，因此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召请他掌管书牍文件。他笑着辞谢说：“往昔我写信指责高若讷，难道是为自己的利益吗？当初我们同时退，如今不同时进是合适的”。过了很久，恢复馆阁校勘，升集贤院校理。庆历三年（1043），执掌谏院。
当时，仁宗更换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这些贤能者都在重要的位置上，要增加谏议官名额，多用天下有名气的读书人。欧阳修是第一名人选。他每次进见，皇帝都提出广泛的政事问题，征询哪些事适宜实行。从此政事多所兴革，小人们常聚合一起非议。欧阳修担心好人肯定斗不过他们，就几次对皇帝分别陈述。
当初，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时，欧阳修和尹洙、余靖都因替仲淹辨冤被赶出京城？人家说他们是“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兴起，于是他写《朋党论》上报皇帝。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以利益一致为“朋”，这是自然之理。臣以为小人没有朋，只有君子才有朋。为什么呢？小人喜好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财物，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伙同一起为朋，那是假的。到他们见利而争先，或利尽时，反过来互相伤害甚至残杀，纵然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修养自身，则因同道而互相补益。以此为国家做事，则因同心同德而互相救助、接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个，心也有亿万条，可算是无朋了，商因此亡国。周武王有臣三千，唯其他们一心，可说是“大朋”了，周朝因此而兴旺。所以君子的朋，不厌其多。为君王的应当退小人的假朋，用君子的真朋，则国家定会安定清明。
欧阳修议论事情非常直率，不免得罪人，有些人把他看做仇敌，独有皇帝奖励他敢说话，当面赐给五品服饰。并对侍从大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直言敢谏，到哪里去找？”于是令他参加修起居注，并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按照先例，这个职务必须经过考试后任命，皇帝了解他的才学品德，指示以特例直接授予。
欧阳修奉命为河东路使者。自西部打仗以来，议论这个问题的都要求放弃麟州以节省军饷。他说：“麟州不可废弃，如丢掉它，则黄河以内的郡县，人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不如分开兵力，驻守沿黄河以内诸堡垒，紧急时可以互相应援，平时也可以节省辗转运输，这是比较便利的策略。”由此麟州得以存留。又说：“忻州、代州、岢岚有很多朝廷禁地和荒废田土，请令百姓自由耕种它，不然，将会为敌人所有。”朝廷将这意见交有关部门研究，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每年收获粮食几百万斛。凡是河东路地区赋税过重，人民难以忍受的，经他上书得以免除的有十几件。
欧阳修从河东回到京师，适逢保州兵乱，朝廷又命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任河北都转运使。临行前向皇帝辞行，仁宗说：“不要打算长久在那里，有话说时，就说。”欧阳修回答：“臣在谏院任职时可以批评建议。如今再议论就是越职，那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不要把在朝在外分得太清。”兵乱平息后，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民间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博文把他投入监狱，昭亮因此惧怕，立即放出所收留妇女。兵乱刚起时，官方招抚他们说，投降不杀，但后来把他们都杀掉了，还有胁从二千人，是分属于几个郡县的。富弼为宣抚使，恐怕以后再生变乱，准备要求各地同一天杀掉那些胁从者，他与欧阳修在内黄相遇，半夜时，命随从退避后告诉他这个决定，欧阳修说：“祸患没有比杀掉已投降的人再大的，何况是胁从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假若一个地方不听从，这个乱子可不小。”富弼明白了其中利害，遂避免了这场杀戮。
正在这个时候，杜衍等人相继被污蔑为朋党而罢官，欧阳修很愤慨，上书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全国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者，没有听说有可以罢官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贤者，说法与今日差不多。想要广泛地陷害良善，无过于指为朋党。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其为专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何在？除去一个好人，众多好人还在，于小人并不利；想要全部除掉，则善人过失又少，很难为他们一一挑出毛病，唯有说他们是一党，则可以一时全部除去。至于如自古以来的大臣，已被主上了解并得到信任，则难于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唯有‘专权’是主上所最憎恶的事，必须这么说，才可以推倒他。正直的人在朝，为邪恶的小人所忌恨。自己的谋臣不用，那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人一旦都罢官，使一帮邪恶小人互相庆贺于朝内，四方夷狄互相称贺于边外，臣为朝廷可惜。”从此邪党更加忌恨他，借他张姓外甥的罪附会到欧阳修身上，为此被降为知制诰、实任滁州知州。过了二年，转任扬州、颍州。又恢复学士官衔。在留守南京时，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期满，被召回京师就任流内铨事，这时已在外地历经十一年了，皇帝见他头发已白，问候慰劳很周到。小人怕他再被重用，有人假造他的奏疏，说他要求朝廷清洗内侍中为奸利的人。那帮内侍都对他既恨且怒，在皇帝面前诬陷他，打算赶他到外地任同州知州。皇帝因接受吴充的意见而停止。朝廷升欧阳修为翰林学士，以便命他修《唐书》。一次，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主命令尊贵大臣四人执掌宴会，说：“这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的名气大。”
嘉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选，当时读书人还在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他痛加排除压抑，凡是写这样文章的往往被黜落。考选事毕，以前那些爱吵吵闹闹的轻薄之徒等他出门时，就围聚在马头前吵闹，街上巡逻者都不能制止。可是科举考试文章的风气，从此有所转变。
朝廷加欧阳修龙图阁学士衔，任开封府知府。他在任上，承接包拯的威严作风之后，尽量减少繁琐，遵循理法，不求赫赫名声，京师也很安定。任职刚十个月，又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成，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他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留守贾昌朝要开横垅故道，使黄河回头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要导入六塔河，参加议论的人无所适从。欧阳修上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河水混浊得厉害，没有不淤的道理，下游淤塞，上游必然决口。从近期经验看，挖掘河口固然能解除淤塞，故道也不是不能恢复，但这些措施都不能持久。横垅功大难成，即使完成也将重新决口。六塔河河道狭小，而以全部黄河水注入其中，必然使滨、棣、德、博等地受害。不如因着水势流向，增高堤防，疏浚下游，以便使其入海，这样可收数十年的利益”。但是宰相陈执中力主按贾昌朝的意见治理，文彦博则赞成李仲昌的主张，因此议而不决，到底还是导致了河北的祸患。
谏议官员上书批评宰相陈执中错误，而执中还不及早求退，企图保留官位。欧阳修上书说：“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这将损害陛下圣德。”不久，执中被罢官。狄青为枢密使，掌握军权，有威武的名声，皇帝有病，谣言四起，狄青处境险恶，欧阳修请求罢除狄青兵权，派他到外地任职，以保他善终，遂罢狄青枢密使，出外任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因水灾上书说：“陛下君临天下已有三十多年，还没立太子。往昔汉文帝初即位，因群臣建议，及时立下太子，而在位长久，为西汉太宗。唐明宗厌恶别人说立太子事，不肯早定，以至引起秦王之乱，国家被颠覆。历史的经验很清楚，陛下还有什么疑虑而长久不定呢？”其后立英宗为太子，原因就在于此。
嘉五年（1060），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六年任参知政事。他在军事机关枢密院，与曾公亮考查全国兵数和三路屯戍兵的数量、地理远近，制成图籍。凡是边防长期缺少戍兵的，一定加以寻找补充。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凡是兵民、官吏、财利中主要情况，中书省应当知道的，他就搜集整理，制成总目录，遇事不再到有关部门询问。当时太子还没定，与韩琦等商定对这件大事的建议。此事记述在《韩琦传》里。英宗因病没有亲自处理政事，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侍从们交相构陷，几乎造成皇太后与英宗之间的嫌隙。韩琦报告政事时，太后哭着述说原因，韩琦以皇帝有病解释，太后心里疙瘩还没解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侍奉仁宗数十年，您的仁德为天下所称道。往时温成受宠之事，太后处理得很从容；如今是母子之间的事，反而不能容忍吗？”太后心意稍有缓和，他又说：“仁宗在位很久，所施恩泽深入人心。所以一旦去世，天下拥戴嗣皇帝，无一人敢于非议。现今太后不过一位妇人，我等不过五、六名书生，要不是仁宗留下的旨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没话可说，时间久了这事也就作罢。
欧阳修平生与人总是把话说透，无所隐瞒。到执掌政权时，人们有所请求，总是当面说清可或不可，就是与谏议官谈事，也必定问清何者是，何者非，从不模棱两可，因此怨恨他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欧阳修也极力请求罢退，遂被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任亳州知州。第二年，升兵部尚书、改任青州知州。又改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府知府。他推辞不就，转往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立身处世，既然几次被污蔑，且年已六十，当即连连请求辞官，皇帝常常是温言相劝，不许辞职。在青州任职时，又因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诋毁，因此请求归乡的心意更切。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退职回乡。五年去世。朝廷赠他太子太师衔，赐谥号“文忠”。
欧阳修开始在滁州，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知陷阱在前，也勇往直前而不顾。几次被放遂流离，志气并未消磨。当他被贬到夷陵时，因无所消遣，遂取出旧的案卷反复观看，见其中的冤枉差错多得数不清，于是仰天长叹说：“以这样荒僻小城，尚且如此，天下的事由此可知。”从此，遇事不敢忽略。读书人求见，和他们谈话，未曾涉及文章，只谈政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有益于自身，政事可以有益于老百姓。他先后任职几个地区，虽看不出显著政迹，也不求声誉，作事务求宽简以不扰民为准，因此所到之处人民都得到便利。有人问他：“您做事既宽且简，而事情也不松弛不废置，是什么原因？”他说：“以放纵为宽，以粗略为简，那政事必然弛废，老百姓受害。我所谓‘宽’是不作苛刻峻急的事；所谓‘简’，是不作繁琐的事。”他自幼失去父亲，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常常在灯下整理案卷文书，屡次停下叹息。我问他，他说：‘这是死刑犯的文书，我要寻找可以不杀的根据，找不到啊！’我说：‘既已判死刑，怎能再找到不杀的根据呢？’他说：‘寻求生的根据而不得，则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常常为他们找生路，尚且有冤死的失误，而世间办案却是寻求判死罪的根据。’他平时教育其他子弟，常说这番话，我听熟了。”欧阳修听到后终身恪守这个原则。
欧阳修写文章率性自然，详略得当。语言简要而明白，准确而通达，广泛征引事物以说理，努力使人心服。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众人，所以全国的读书人都以他为中心，尊他为师。他奖励引导后进者，唯恐做的不多，只要他赏识的，一般都成了有名气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都曾经是平民，住处好象隐蔽着，没人知道他们。欧阳修就到处称赞，以扩大他们的声誉，说他们日后必定显名于世。他对于朋友情深意厚，朋友活着时尽力扶持举拔，死后则照顾他们的家属。
欧阳修还特别喜欢研习古代文化，凡是周朝、汉朝以来刻在铜器、石头上的文字，以及断残的书简，全都收集起来，研究考察他们的异同，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见解，非常清楚准确，名为《集古录》。他又曾奉皇帝诏命纂修《唐书》中的记、志、表，自己撰写《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简约，多采取《春秋》的文意。苏轼为他的文章作序时说：“论述基本道理像韩愈，议论事件像陆贽，记叙事物像司马迁，所作诗赋像李白。”见识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了解欧阳修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