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就夭折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为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面对整个资产阶级向右转的重压，毫无回天之力的孙中山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革命政权的丧失，使孙中山十分苦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建设共和制度的理想，他决心致力社会经济改革，振兴实业，以图从其他方面改造社会。辞职后，他到各地讲演，阐述民生主义原理，宣传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振兴中国的火焰仍在他心中燃烧。但在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这些主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积极活动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在年底的大选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席位，准备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对反袁民主派阵营的扩大深为惊恐，就指使特务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的枪声使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迷雾中惊醒，他又重新举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发动了反袁二次革命。然而，这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涣散无力，结果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又一次亡命日本。
在艰难处境之中，孙中山显示出无畏的进取精神，决心“再举革命”。1914年，他在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开展反袁斗争。在这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孙中山和宋庆龄结为革命的伴侣。
袁世凯暴毙后，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混战火并的局面。在横流的浊波逆浪面前，孙中山坚信共和理想，继续与北洋军阀斗争。1917年和1921年，他两度在广州举起“护法”的旗帜，并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兴师北伐。但是，在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摧残践踏下，《临时约法》和共和的光彩已经掉落殆尽，“护法”的旗帜已经唤不起人民的支持；而且孙中山依靠的军事力量又都是与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和新军阀，这些人本来与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护法”的失败在所难免。
接踵而来的失败使孙中山处于孑然无助、前途渺茫的逆境之中。严酷的现实迫使孙中山痛苦地思索。他在迷惘和黑暗中艰难地探索着斗争需要新的旗帜、新的生力军。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所在。他把目光投向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投向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开始了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跃进，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阶段。
孙中山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事业十分钦佩，主动要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选举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共和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后来又补充了“耕者有其田”。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石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纲领。
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的施行，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1924年10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将军发动了********，推翻了直系北洋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应邀前往北京。在途中，他号召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多年来艰辛困顿的斗争生活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天津时已经卧病不起。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这位为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的革命先行者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59岁。
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福建厦门人。他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著名的爱国华侨，是我国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集于一身的光辉代表。
陈嘉庚的童年时代，正是祖国面临列强垂涎、民族危急的历史时期。清政府极其腐败，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极度贫困。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被迫只身出国谋生，并在经商时少有积蓄，使得少年陈嘉庚能入私塾读书。1890年，陈嘉庚随父亲去南洋经商。1905年，陈嘉庚用7000元贷款，自立门户在新加坡开办了菠萝罐头厂和福山菠萝园。他发愤创业，惨淡经营，几年内还清了父亲破产欠下的债务。看到橡胶的发展前途后，他又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橡胶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实业家，被称为华侨三大巨富之一。
陈嘉庚虽然富有，但是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挥霍享受。在异国他乡，他饱尝了海外漂泊的辛酸，所以渴望祖国迅速强大起来，使海外的游子不再受欺凌。陈嘉庚经常面对波涛翻滚的大海，朝着家乡的方向自言自语：“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
1901年，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这使陈嘉庚的眼前豁然开朗。他毅然加入了同盟会，并慷慨解囊捐助革命事业。当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寄去5万元新加坡币，他觉得能为令他神往的共和国做事，是一种极大的荣幸，他感到异常的欣慰和满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祖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陈嘉庚在孙中山的激励下，决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陈嘉庚回到家乡后，把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拥有中小学和专科学校的全国独一无二的“集美学村”。后来他又出资100万新加坡币，创办了一所设备完善的厦门大学。创办大学不易，要维持一所设备先进的大学更难。陈嘉庚希望南洋的其他富商共同资助，但是他的号召无人响应。于是，陈嘉庚毅然担负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个重担。这两个学校每个月要支付3万元经费，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变卖一部分自己苦心经营的产业。后来，陈嘉庚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债主强行将他的财产交由债权人指定的监控者监管，只给他保留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陈嘉庚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必须保证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教育经费。有人看到他的处境这样困难，就好心劝他停止支付学校的经费，但是陈嘉庚坚定地说：“余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遂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
陈嘉庚倾资办学，蜚声海内外。他一生捐助给教育的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已经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倾尽家财，但是年逾六十的陈嘉庚爱国之心不减，他成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并第一个挺身而出揭穿汪精卫对日本的“和平谈判阴谋”。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在重庆考察期间，他开始认识到******的反动面目。******拉他入国民党，他愤然拒绝。鉴于“******处心积虑阴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陈嘉庚决定到延安考察****情况。在延安访问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军政人员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事实，很受鼓舞，得出“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的结论。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向华侨宣传延安精神，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积极推动了南洋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致电美国总统和参政两院，反对助蒋内战。解放战争期间，他创办《南侨日报》，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展开论战。他还在各地作报告和讲演，充满信心地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国定居，为新中国的繁荣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在处理他的私人遗产的遗嘱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孙后代，而是全部捐赠给自己亲手建立的集美学校，并将国内银行的300万元存款全部献给国家。
陈嘉庚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对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维新宣传家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一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人们总是把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戊戌变法叫做“康梁变法”。因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曾为变法维新运动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告、摇旗呐喊。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聪明异常，8岁即吟涛作文，12岁考上秀才，16岁中举，在乡里有“神童”之美称。在他的少年时代，祖父和父亲常给他讲过去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迹，这一切都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1890年春天，梁启超应考归途路过上海时，偶然看到了一些西方书籍，异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使梁启超耳目一新。这年秋天，要求变法维新的康有为从北京回到广州，此时他已全国闻名。梁启超得知后，马上怀着仰慕之心拜见了他。康有为说，《四书五经》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它们不能解决祖国的危机，有志青年不会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去做闭目读书的书虫。这番话使求知若渴的梁启超震惊了。经过一夜的思索，第二天一大早，梁启超又去拜见了康有为，请他收自己为弟子。从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专心地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就帮老师康有为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
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汇集十八省1300多名举人发动了声震全国的“公车上书”。由于官吏拒绝呈递，没有成功。这次运动吹响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号角，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从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先后担任北京《中外纪闻》报的负责人和上海《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许多强烈批判封建****、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的文章犀利流畅，很受当时有志青年的欢迎，因此，《时务报》在创刊几个月的时间内发行量就猛增到1.7万多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报刊史上的最高记录。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都深受感染。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民主革命战士吴玉章同志曾回忆说：“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后，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我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启蒙作用之大。
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的同时，还组织创办了大同书局，编译出版了大量宣传维新的书籍。后来因运动的需要，他又到湖南开展宣传活动。在这里，他参与创办了南学会和《湘新学报》等活动。由于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努力，湖南省成为当时最有革命活力的省份。这引起了当地顽固派官僚的恐慌和极度仇视。他们污蔑梁启超妖言惑众，是误人子弟的乱党，千方百计想赶走他。为了避免同顽固势力直接交火，保存实力协助老师康有为将宣传活动开展下去，1898年，梁启超又回到北京，并和康有为成立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强调此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以挽救国家危亡。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保国会”被迫解散，它虽然只存在了三天，却为即将到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的组织与舆论准备。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掀起的改良热潮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宣布变法。在变法期间，梁启超积极协助康有为策划各种改革措施。他还受到光绪皇帝的特别召见，专门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和译书局事务，并主管部分文教事业。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
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是改良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挽救危难中的祖国，他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鉴湖女侠
秋瑾，字睿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
1875年，秋瑾生于福建闽县（现属闽侯县），在福建和绍兴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秋瑾目睹帝国主义者蹂躏祖国的大好江山和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种种劣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秋瑾自幼敬佩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喜欢读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文，还学会了击拳、舞剑和骑马等武艺。
秋瑾自幼喜爱武术。1891年初夏，秋瑾和家人随祖父秋嘉禾由福建回到故乡绍兴。不久，她就向武艺高强的单老四学习武艺。她不仅学会了打拳、耍刀、使棒、舞剑，还学会了骑马，骑术相当不错。当时，她家住在绍兴城南的和畅堂23号。和畅堂的后面，便是绍兴城内著名的塔山了。每当曙光初现的时候，秋瑾便登上塔山，耍刀舞剑，苦练过硬本领。秋瑾认为，革命不仅要靠嘴和笔，还要用刀和枪，要具备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武艺。因此，她总是把练武和实现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