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辞官之后，自然适性的生活使他的书法不再受时代与人为的压抑，得到充分发挥，终成一代大家。
王羲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7岁开始学习书法。以后，他又拜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为师。卫夫人笔法传自钟繇，所以王羲之既有家学，又得名人指授，进步很快。
后来，王羲之渡江北山，游名山大川，见到李斯、曹喜的书法碑刻；又到许下见到钟繇及梁鹄的书法，到洛阳，见到蔡邕所书的《石经》，在王洽那里看到了东汉张昶的《中岳碑》。这时，登泰山方知众山小，王羲之决定直接向钟繇等书家学习，博精群法，取名家之长，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这一从继承到创造的过程使王羲之摆脱了最初的学步，卓然成一大家。
到了会稽后，王羲之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练习书法中，旷日持久，苦学不废，池塘里的水由于他每次练完字后涮笔都变黑了，被人称为“墨池”。
王羲之还从自然中寻找创作灵感。王羲之特别爱鹅，不过这并非仅是一般的生活癖好，而是与书法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他曾详察过鹅的游水姿态，从中悟出用笔的方法，认为执笔时食指要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要像鹅掌拨水那样舒展自如而有力量，这样才能使全身的精力贯注在笔端上。曾经有山阴道士的鹅很好，王羲之执意要买，但道士要求他写《道德经》交换；王羲之高兴地写给了他，带着鹅回家了。
正是因为王羲之博采众长，苦练不辍，才能创作出百代典范、千古流芳的书法艺术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非常久远的影响。
狂放不羁的大书法家——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东晋书法家，他继承家法，并有所创新，与其父并称“二王”。
王献之小时候聪慧过人，言行举止都像大人，他性格高傲豪迈，狂放不羁。有一次他和哥哥王徽之、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两位兄长见了谢安大多谈一些庸俗家常的事，王献之除了见面寒暄，并不插话。他们走后，在座的客人问谢安，王氏兄弟哪个最好？谢安说，年纪小的好。客人问原因，谢安说：“贤人寡言少语，因为他说话少，所以知道他好。”
王献之曾经和王徽之同住一间屋子。一日晚屋内忽然起火，王徽之连鞋子也顾不得穿，就慌忙逃出。王献之却神色坦然，不慌不忙地唤来仆人，扶他出去。
谢安非常赏识王献之，聘请他为长史，进而又封为“卫将军”。谢安曾经问王献之：“您的书法与令尊相比怎么样？”王献之回答：“本来就不相同。”谢安说：“外面的议论不是这样。”王献之回答：“别人哪里知道。”表现了他高迈不羁的个性。
王献之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书法。有一次，王羲之偷偷地从背后夺他的毛笔，没有夺下来，感慨地说：“这孩子日后会有很大名声的。”王羲之从他执笔牢固；知道他练字确实是专心致志，一意于书，这对一个儿童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王献之虽然跟着父亲学习，师承家法，但他却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追流溯源，直接学习钟繇、张芝的书法，因为王羲之本人也是从钟繇、张芝的书法中吸取营养的。
正因为王献之能够突破家法的规矩，追流溯源，所以才能对王羲之的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变化发展。这是王羲之的几个儿子都善书法，而王献之的书法成就最高、最有影响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学习秦篆笔法，这是他的高妙之处。
王献之的楷书字画秀媚，用笔劲利瘦硬，笔势外拓，神态萧疏，毫无俗气。可以说，楷书发展到王献之时代，已经变得比较纯正。
王献之的行书和草书，初学家父，后法张芝。他不仅兼容了二家之长，而且凭着自己的才能见识，于行书、草书之外别创一体。这种书体既像草书那样流便简易，又像行书那样转折顿挫，即今天所谓的行草书。东晋之时，行书和草书一般都是章草体，王献之新书体的创制，在当时确实是大胆之举，许多人对此都难以接受。比如非常欣赏王献之的谢安，对他的行草书就十分厌恶。但是王献之的变革经受了时代的检验，逐渐为人们所看重，它符合审美情趣，又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故影响越来越大。
王献之的书法深受父亲王羲之的影响，到后来，王献之的艺术创作逐渐成熟，并最终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由晋末到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中，王献之的影响一度超过了父亲。
王羲之的楷书融入他的平生所博览的秦汉篆隶的不同笔法，因此显得古质瘦劲。相比之下，王献之的书法用笔妍润圆腴，颇多世俗之风。
在草书上，王羲之虽称今草，但大多字字独立，没有完全摆脱章草的笔法体势；而王献之将今草连绵不断的气势与流美便易的行书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比较流便的行草体，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最终完成了从章草到今草的变化。王献之的这种行云流水般的“一笔书”，直接开启了唐代狂草艺术的先河。
王献之在楷书、今草和行草书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得到后世的公认，因此与其父并称“二王”，其书法合称“王体”。
“三绝”画祖——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庚，无锡人。东晋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文学家。他的著名作品《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巨作。
顾恺之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年轻时向当时著名画家卫协学画。顾恺之对人物画尤其有兴趣。在学画过程中，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多思，逐渐认识到绘出人物形态并不难，最重要的在于刻画内心，要使人物能够传神；而要达到使人物传神的关键在于所绘人物的眼睛。基于这样的认识，顾恺之一反汉魏时代作画时的古拙之风，特别注重传神，最重视画像之后的点睛之笔。他画人物时，画好后并不马上落墨点睛，而是要等好多天以后，经过深思熟虑，才点上眼睛，使其大小、上下、深浅，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达到以假乱真、生动传神的效果。
顾恺之成年后，已经在画坛小有名气，尤其擅长画人物画像。二十多岁时，有一次他为江宁（今南京）的瓦棺寺画维摩诘的像。顾恺之殚精竭虑，费时一个多月完成画像，但是在画完后又故意空着眼珠的部分没有点。后来，善男信女们闻听维摩诘像绘成，奔走相告，聚集到一起来参观。当他们发现维摩诘像没有眼珠，面面相觑，十分惊讶。这时，顾恺之不慌不忙，提笔蘸墨，挥毫点睛。就在顾恺之点完睛后一刹那，画像顿时转眸欲语，丰神焕发，光彩照人。这一奇妙的变化使围观的善男信女惊叹不已。消息传开，前来观看画像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施舍的善款也源源不断，顷刻之间便超过百万钱。由此，顾恺之四方闻名。
顾恺之以画人物画闻名。他画人物画，善于用紧劲连绵、循环不断的笔法，如风趋电疾，洒脱飘逸，这使他的画达到了外形酷似、其状逼真的境界。与此同时，顾恺之还十分重视人物的神韵，努力达到以神动人。他十分注重使人物的内心活动与表情动态的一致；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表现其内心的丰富感情。顾恺之的人物画，神态潇洒、线条流畅、衣角飘举、优美生动，对当时与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等，都曾临摹过他的画迹，从他的绘画中吸取过营养。
除了人物画外，顾恺之还善于绘风景画。他认真观察山水，师法自然，使水墨渲淡与青绿色彩相得益彰，以表现草木华滋、云雾显晦、峰峦出没、平淡天真的秀丽风光。他的画不拘一格，充满了艺术魅力。他所给树木植物排列的行状，好像人伸开手臂的模样；他画的一座座山峰，好像密密麻麻排开的梳齿。有时候，他把水画成波澜不惊，有时又把人画得比山大，充满了生趣。
顾恺之后来任大司马桓温、荆州都督殷仲堪的参军，开始他的幕僚生涯。在纷争的官场和复杂的社会中，顾恺之以佯狂躲避是非，他为人风趣幽默，率直通脱，大智若愚。
顾恺之除擅长绘画外，还精于诗文，他的诗文情辞俱美。世人称他有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除在绘画上有惊人技艺外，还对具体的绘画技巧作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绘画理论，表达了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术家只有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才能达到“迁想妙得”的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以空对空的创作法，主张画家要熟悉生活、了解人们的内心活动，这样才能画出好的作品。他的这些见解，对后世绘画理论起了启蒙和奠基作用。
晚年顾恺之任散骑常侍。他的绘画技艺也愈精妙。他的笔法外拙内巧，构思精微，神气飘然翰墨间，人皆称他的人物像独得神韵。顾恺之享年62岁，传世之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庐山高会图》、《水雁图》等。他开辟了画史的新纪元，因此也有人称他为“画祖”。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我国东晋时期的大诗人。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做官曾经做到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氏家族虽然靠先祖的军功获得高位，但是在讲究出身的东晋，他们毕竟比不上像王、谢那样的世家。到陶渊明出生以后，陶家已远不如曾祖陶侃在世那么风光了，已经沦落为一般的官僚家庭。因此，像陶渊明这样的普通庶族地主出身的人是不被看重的，他在仕途上也不可能有一帆风顺的前途。
但是陶渊明毕竟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同一般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后代一样，从小受的是正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年轻时代的陶渊明也怀有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像陶渊明这样一个孤高自守的知分子，与污浊的官场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二十几岁起陶渊明几次出仕，但都做不长久。陶渊明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一次郡里派遣督邮到县里来。按照一般情况，这本来是一个巴结上司的好机会。陶渊明的手下人告诉他，最好是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听了这话，叹了一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当天即解职而去。从任彭泽令到去职，前后仅有80多天。解职之后，陶渊明奋笔写下了有名的《归去来兮辞》，表达了自己对仕途心灰意冷，决定走上“躬耕自资”的生活道路。
陶渊明走上辞官归田的道路，从根本原因来看是因为他酷爱自由，不愿受官场的羁勒。他也知道，恬静的田园生活固然悠闲，但是很有可能要忍饥挨饿，即便是这样，他也不愿意混迹于令人窒息的官场，让自己高洁的人格受到玷污。另外，陶渊明“逃禄归耕”也是受到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政治抱负不能施展的情况下，退隐山林，保持，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恐怕是陶渊明最好的选择了。
归田园居的生活是饶有情趣的。诗人与农民们做邻居，一起在田里劳动，彼此建立了淳朴的友谊。陶渊明与农民的关系相当融洽。有时清晨陶渊明尚未起床，就有人来敲门。陶渊明胡乱披上件衣服起来开门，原来是一位老农提着酒壶来找他了。于是他们开怀畅饮，无拘无束地闲谈，真是快乐之极。
田园的生活不仅使陶渊明感受到了农民的欢欣，也体会到了农民的忧戚。尽管陶渊明一心一意地经营他的农事，却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天旱水滞的自然灾害更是每岁常有，自然灾害的频繁，收成只会更差。陶渊明的生活日趋贫困，以至到了收获的季节还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
正是这种生活，使陶渊明对农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写下了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诗歌，对农民的生活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陶渊明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有的是隐士，有的是不得志的下层官吏，他们和陶渊明彼此往来，谈古论今，写文章共同切磋欣赏。在陶渊明最为困难的时候，正是这些朋友的周济才使他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在艰难贫苦的环境中，陶渊明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朝廷想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断然拒绝；他还拒不接受达官贵人的馈赠，拂袖而去。
正是归耕后的忧患和感慨，陶渊明写下了代表自己社会理想的《桃花源诗并序》，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
陶渊明一生困苦。正是这种生活道路，成就了文学上的一位大诗人。
李特的流民大营
西晋的腐朽统治和混战，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许多地方的农民没有粮吃，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成群结队到别的地方逃荒。这种逃荒的农民叫做“流民”。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闹了一场大饥荒，略阳（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等六郡十几万流民逃荒到蜀地。有一个氐（音dī）族人李特和他兄弟李庠、李流，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间有挨饿的、生病的，李特兄弟常常接济他们，照顾他们。流民都很感激、敬重李特兄弟。
蜀地离开中原地区比较远，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流民进了蜀地后，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
益州刺史罗尚，却要把这批流民赶回关中去。他们还在要道上设立关卡，准备抢夺流民的财物。
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想到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没法过日子，人人都发愁叫苦。
流民们向李特诉苦，李特几次向官府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听到这个消息，感戴李特，纷纷投奔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