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打持久战，美国却厌倦了战争
1952年11月29日早晨5点半，东方欲曙，晨风微赤，辛勤工作了一夜的路灯疲惫得准备合眼。这时，从曼哈顿岛莫宁塞德大道60号走出了两个穿着厚大衣、衣领翻起来挡风的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白宫的特工处处长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新当选的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成功当选总统三周后，艾森豪威尔决定履行他的诺言，到朝鲜看一看。
候任美国总统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视察，视察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对北京和平壤保守秘密。毕竟如果成功地攻击美国候任总统，其政治上的胜利太值得想象了。当然，毛泽东和金日成会竭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政治家最清楚这种攻击的可怕后果。但是那些已经打红了眼的师长和团长，万一谁冲动起来，把美国总统“误伤”在战场上并非完全不可能。基于这些理由，艾森豪威尔视察战场的行程就应该秘密进行，美国选民也不会觉得总统是缩头乌龟。但是艾森豪威尔坚持公开了这次行程，他的理由是，既然曾经对选民承诺过，就必须让选民知道他言而有信。
尽管情况复杂，艾森豪威尔乘坐的直升飞机还是如期飞临了战场。从飞机上看去，联合国军、韩军、朝军和中国军队的阵地犬牙交错，防御水平也良莠不齐。对于突然飞临阵地的直升机，各方都保持了克制，没有人开火，当然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架飞机上的人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艾森豪威尔用望远镜观察了阵地一阵子，对陪同他视察战场的军官说：“我的印象是，敌人阵地的力量已经得到加强。显然，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遇到巨大的困难。”
“美国不能总是待在一条静止的战线上，继续承受没有明显意义的伤亡。对于一个小小的山头发动小规模的进攻不可能结束战争。”在离开朝鲜战场时，新总统的结论是相当悲观的。在乘坐“海伦娜”号巡洋舰跨越太平洋返回美国的途中，艾森豪威尔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在目前的状态下，怎样才能结束这场战争而又要达到美军的目的？”这个问题显然让新总统感到焦虑，他不断地在甲板上踱步，然后仰望着高耸入云的桅杆，半晌没有一句话。
艾森豪威尔的焦虑引起了一位随行军官的注意，他知道候任总统为朝鲜的事情烦心，就假装不经意地把一张报纸放在新总统的休息室里。这张报纸上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耸人听闻的标题是：我有一个办法。文章的作者说他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方案可以解决朝鲜冲突，同时又不会增加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什么方案呢，作者欲言又止地说，他不愿意公布这个方案，但是他愿意告诉新总统。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老上司麦克阿瑟。
虽然“海伦娜”号上的文武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是新总统依然打电话给麦克阿瑟，说希望和他见面，“使我可以从您的想法和经验上充分地得到教益。” “海伦娜”号旋即改变航向前往麦克阿瑟的家，这意味着新总统的军舰要绕行差不多1000海里，但是艾森豪威尔坚持要尽快和这位已经被解职的将军见面。
“我真高兴你能和我面谈，”麦克阿瑟说，“特别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作为军人对这个问题一直都在密切关注，但自从我回国以后，这还是官方第一次对我的意见稍微表示一点注意。”实际上这次见面让艾森豪威尔很失望，因为麦克阿瑟的建议的确如总统助理所说的那样“根本不值得重视”，这位前朝鲜战场最高指挥官的建议只不过是要对北京进行恫吓，把中国消灭而已。
艾森豪威尔巡视战场前夕，彭德怀秘密回到了北京，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朝鲜战局的未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来，志愿军的供给出现了问题，战场的巨大需要与国内供应的日趋紧张让这位指挥官难以部署下一阶段的战役。彭德怀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苏联人似乎一夜之间对朝鲜失去了兴趣，莫斯科含含糊糊地向北京表示说，不愿意继续提供志愿军所需要的空军和高炮部队。
决定志愿军未来的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那是一座宫廷式的四合院，位于中南海南侧，庭院里种植着精心修缮的树木和花草。不过北京的冬天气温都在0℃以下，早在秋天结束之前，所有的树木都已经融入土壤。这个冬天，居仁堂庭院里的树木早已落叶，只有那一排低矮的冬青树还在努力抵御着严寒。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和庭院里的树木一样，难以畅快地呼吸。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要支持上百万人的军队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作战，光靠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是不行的，必须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而这样的战时机制又难免与党制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争夺有限的资源。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领导把这些困难拿到了居仁堂。这些困难让彭德怀火冒三丈，他把桌子拍得震天响，雄浑的吼声回荡在居仁堂：
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衣着简朴的毛主席接见了彭德怀以及参加会议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后党的会议达成一致。他们认为：从目前战场、作战情况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敌人不被大量歼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量消灭敌人则需要时间——中国军队的装备决定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应该和朝鲜同志一起坚持长期作战，至少要做两年的准备，消灭敌人几十万人，美国才会知难而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克服眼前的困难，最大限度地满足战场的需要。
与中国坚持长期作战的决心相反，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战争。明显的原因是，李奇微只能在每周牺牲近一万名士兵的代价下，攻占一些显然并不起眼的山头。可是用一位战地记者的话说：“朝鲜和意大利一样是多山的国家，山头可是占不完的。”布雷德利将军则报告说，用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另外，僵持不下的对峙局面也让美国人民失去了耐心，他们要求政府不要为朝鲜人的事情自寻烦恼。前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发表演说，请同胞们“只管自己的事，到别人威胁到家园时才去干预。”前总统胡佛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他列举出理由说，在与共产党军队的全球性冲突中，美国的军力永远占不了上风，但是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能够控制海洋，保卫南北美洲。胡佛因此劝告美国人要安于这一点，而不要冒险跑到那些与美国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去承担所谓的“责任”。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一方面养活“世界上最饥饿的人”，另一方面也平衡美国人自己的国家预算。
前台“安排和平”，后台“计划战争”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对彼此的困难都无从知晓，但是战争带来的巨大代价，他们必然感同身受。停战与和平，是北京和华盛顿心照不宣的共同愿望，他们只是在等待着安排和平的时机。
安排和平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需要有志于此的天才们殚精竭虑。事实上，真正的天才是永远闲不住的。1951年5月下旬，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快一年了，正在休假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凯南有一天突发奇想，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打电话给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建议用俄语与这位苏联大使举行非正式交谈。5月31日，他们二人见了面，谈到了朝鲜停战问题。一个星期后，他们又神秘地谈了一次，这次谈的内容更加具体。随后，苏联大使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他们会谈的成果，那就是“交战各方都应该停火与休战，把各自部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年。这一天，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同一天，北京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命发表战区广播声明，邀请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
7月8日上午，双方联络官来到了朝鲜半岛的中部西海岸城市开城。开城是高丽王朝的旧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从双方第三次战役以来，这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一直在中朝军队的控制之下。会谈地点被选在开城近郊高丽里广文洞来风庄，庄子里有一所古朴典雅的庭院，谈判代表就在这座院子里规划停战。
中朝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上将作为主要谈判代表出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他是解放军中唯一一位从未带过兵的陆军上将，负责指导中朝方面的谈判。联合国军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他身材魁梧，目光犀利，说话不多而且用词谨慎。他的主要助手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空军少将和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陆军少将。
谈判的班子是按部就班地建起来了，但正如毛泽东和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谈判的双方玩起了边谈边打、打打谈谈的游戏。李奇微的游戏规则是，除非对方首先让步，否则绝不后退；如果谈判中陷于被动，就以不变应万变。特纳·乔埃遵循这个规则，坚决不向南日大将让步。在1951年8月10日的一次谈判中被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时，这位海军中将就在谈判室里静坐了132分钟。而在另外一次谈判中，不耐烦的美国谈判代表则说“让炸弹、大炮和飞机去辩论吧！”
彭德怀当然是想谈判的，不过他似乎也不拒绝用炸弹和大炮与对手辩论，但是他辩论的手段让美军震惊，因为他居然会集中5个精锐的整编集团军去集中消灭李承晚的4个步兵师，理由是要把他们逼到谈判桌去。彭德怀鲨鱼吃虾米的决心让李承晚心惊肉跳，但却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