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瑞特别提到闰水？为什么鲁迅对和闰水见面怀有特别的期待？
说闰水，不能不先说说他爸。没他爸哪有他呢。他爸叫章福庆，是周家的忙月（农忙时雇的短工）。
福庆，这个名字耳熟。对了，跟“福清”同音。周家德高望重的祖父叫周福清；周家身贱位卑的忙月叫章福庆。这在过去，绝对是犯忌的事儿。所以，鲁迅三兄弟不能叫章福庆为“福叔”，只能称他“庆叔”。
庆叔章福庆是个人才。他会做竹工（就是竹编）。在他的老家绍兴乡下杜浦村，他被人尊称“竹作阿福”。他就是在绍兴城东昌坊口做竹工的时候被周家看中聘他做忙月的。在新台门通向百草园的后门口，有三间房间，那是庆叔的竹工工场。鲁迅三兄弟常流连在那里，看庆叔编考篮，然后心灵手巧地在考篮上编出“福”啊“禄”啊的字样。
庆叔还很会晒谷。他晒谷的本领曾经让鲁迅三兄弟目瞪口呆。只见他把竹簟摊开，把谷子挑到簟上，用一把长柄木铲，将谷从中央推向四周，一铲下去，恰好就能推到簟边。中午，他拉簟的四角，使谷重又聚回到簟中央，又重新推开，这就让谷翻了一个身，再晒。
庆叔也会牵砻舂米。他不但会牵砻，而且会锻砻（就是在圆圆的木砻上，用长手指甲似的凿槌打过去，已经磨损的木砻上，便又现出新的砻齿来）。小时候的鲁迅最感兴趣的事之一就是看庆叔锻砻。
鲁迅捕鸟的技术，就是庆叔传授的。在地下放一些秕谷，上面放一个竹匾，用一根短棒支在竹匾下，人躲得远远的，鸟来觅食，用一根绳子一拉，鸟就被罩住了。
听庆叔讲故事，也是兄弟们的最爱。
庆叔的家在海边，那里的沙地适合种豆类、西瓜和杂粮。每次庆叔从家回来，都要带很多这些土特产。周家人个个吃得高兴。
章家跟周家的关系，不限于章福庆是周家最好的工人。鲁迅出生后不久，老妈鲁瑞乳房上长了一个硬块，不能喂奶，要请奶娘。鲁迅的奶娘就是章福庆的老婆，人称庆太娘。这奶娘性格开朗，每次来周家，一见到鲁瑞，总是乐呵呵地说：“太太，我又来哉。”两只手还不停地比画，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鲁瑞一点儿也不烦她，相反见了她总像是见了至亲。
还记得吧。周福清在杭州坐牢，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边一直有个工人照顾着，他名叫阮标，是庆太娘的内侄。
周家跟章家这样的关系，鲁迅把庆叔庆太娘的儿子章闰水看作少年时代最要好的伙伴就不奇怪了。闰水当然是他爸介绍到周家来的，他在周家的主要工作是看管祭器。他来的时候十四五岁（比鲁迅大两岁），头戴一顶毡帽，颈上套一个银项圈，见了生人有些害羞，倒不像是从农村来的。
跟闰水一起玩，无论是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介绍海边的各种动物，还是雪天捉鸟、夏天摸鱼，都是鲁迅最开心而难忘的事儿。
我亲爱的小伙伴，许多年不见了，你还好吗？鲁迅迫切地盼着再见闰水。
一天午后，很冷，刚吃了午饭的鲁迅正坐着喝热茶，感觉到外面有人进来，他抬头去看。这一看，让他忍不住惶恐起来，连忙站起身来，迎上去。
来人正是章闰水。
鲁迅的表现表明他一眼就认出那是闰水。一眼就认出他是闰水并不表明闰水就是他记忆里的那个闰水。闰水苍老了很多，脸上有了很深的皱纹，手掌像松树皮，眼圈是肿着的。尽管如此，那也是闰水。鲁迅有些激动，有些兴奋，却不知该说什么，只唤了一声“闰水哥，你来了”。
闰水的神情有欢喜（又见鲁迅）有凄凉（他丈量出他和鲁迅之间的距离）。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恭敬起来，恭敬地唤了一声：“老爷！”
一个寒战。本来天就冷，鲁迅更被这一声“老爷”惊得打了一个大寒战。
闰水牵过身后的一个孩子，“启生，给老爷磕头。”这个孩子怯生生的。他的头上没有戴小毡帽，颈上没有挂银项圈，但鲁迅却还是从他的身上看见了25年前的那个叫闰水的少年。
沧桑岁月磨蚀的不仅是闰水的容貌，也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隔墙。
小时候的亲密玩伴，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疏远的老爷和下人？
饥荒的折磨、苛捐杂税的重负、兵匪官绅的欺压——农民的悲苦是这样练成的。41岁的闰水有四子一女五个孩子，多子非多福，反而压弯了他的脊背。
鲁迅陡然明白了母亲特地写信让闰水来的真实目的，不只是来帮忙搬家，不只是来见面告别，而是最后一次给他帮助。是的。鲁瑞私下里对鲁迅说，家里搬不走的东西，都给闰水吧。这个“吧”字还没说完，鲁迅就连连点头，好哉好哉。鲁瑞想想似乎又觉得不妥，又说，还是让他自己去挑去拣，要什么拿什么。鲁迅继续点头，好哉好哉。
被严苛生活折磨得失了生气的闰水像个木偶人，木偶的语言，木偶的神情，木偶的行为，但内心深处却还没有丧失生活本能。他挑拣了对他们家过日子很有用的两条长桌子，四把椅子，一杆抬秤，一副香炉和烛台，还有，就是草灰（稻草做燃料烧成的灰）。
海边的沙地最需要草灰这样的肥料。那里的农民隔三岔五进城跟人换草灰。闰水不用换，周家的草灰都是白给他。每次来取草灰，闰水都会带来八只西瓜。说是白拿，其实他也是换，用八只西瓜。
可以不要这，可以不要那，但草灰，闰水是一定要的。
看他拿的东西不多，周建人大方地对他说：“你还要什么东西，尽管去拿。”
闰水犹豫了半天，这才小声说：“我还要你们家的一管板枪，好用它来戮戮西瓜田里的獾猪。”
好好好，没问题。
周建人去拿了那管板枪，给了他，再问他：“还要什么吗？”
闰水一脸的不好意思，说：“不要了，不要了。”
只在周家待了一天。第二天，闰水就带着儿子启生回去了——他忙，他这个农民或许比教育部官员鲁迅还忙呢，因为家里田里的活儿是干不完的。
闰水走了。他所代表的农民形象印在了鲁迅的心底。
这下，忙得差不多了，可以上路了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而且是大事，是一定要解决的。说是事，其实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个人，是鲁迅的老婆朱安。
这年的朱安，四十出头了。一个女人，一个那个时代的女人，到了这个年纪，人生差不多走完了大半。如果有丈夫疼爱，有子女绕膝，这样的女人应该安详地幸福着。朱安什么都没有。十多年的独自守候，早已固定成了她的生活方式。
从族人们商量着出卖新台门开始，朱安原本平静得不起一丝涟漪的心被搅动了，她陡然对未来产生了恐慌。新台门没了，婆婆注定是要跟着儿子走的，那我呢，我怎么办？大先生会带着我走吗？我还能跟着大先生走吗？走出了绍兴，远离了娘家，我在那遥远的陌生的地方的新生活，会是怎样？
不去如何？一个人，就一个人留下来，要么租个小房子，养只猫养只狗，白天坐在太阳底下的躺椅上，数着时钟上轻轻滑动的秒针，看着黑夜的大幕如何一点点遮盖尘世，陪小蚂蚁们一块儿搬家；要么回娘家，搂着弟弟的孩子想象着做母亲的美好，然后陪母亲终老。
不，不可能，我不要那样的生活。可是，你跟着去又能怎样，是能挽回你那冰冷的大先生的心，还是能生个一儿半女？即便那样，我还是应该跟着大先生。你又要老生常谈了。是的，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独守的日子都能熬过来，何况夫妻眼看就要共同生活了。多么令人期待。共同生活，也许有转机呀。
鲁迅，也在思量着这个老婆的去留问题。怎么办？带她走，不愿意；不带她走，不可能。他的爱情始终如一——不爱就一直不爱，他甚至很不愿意对外宣称他是有老婆的人。真实的思想，他不想带她走。但是，他又知道如果不带她走，让她一个人留下，事实上就是休了她，抛弃她。那么，她的人生也就完了——世俗唾沫会淹了她，传统观念会杀了她。
他又想起了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
叹口气。带着走吧，就当行李中又多了一个箱子。
不要居高临下地指责朱安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也不要主观地恨铁不成钢，更不要空洞无味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和她那个时代的女人们一样，被社会和主宰社会的男人们践踏在泥潭。自拔，需要过程和力量。可没人给她们过程，更没人施以力量。
朱安清楚地知道，此番离乡，恐怕很难再回来了。临走前，她回了一趟娘家，跟家人告别。母亲俞氏千般万般的舍不得，她了解女儿的苦，她心疼女儿的痛，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是女人们的生存法则和宿命。她无能无力替女儿打破。无论怎样，那周樟寿永远是她的女婿。女儿，也注定这辈子是周家的人。她改变不了。
为了留个念想，朱安和她妈，还有弟弟朱可铭和弟媳妇，以及侄子朱吉人一块儿照了一张相——就站在朱家的照厅前。
这一走，母女真的成永别。朱安的怀里，一直珍藏着那张全家福；俞氏的怀里，除了那家全家福外，还有一张女婿鲁迅的照片——摄于1909年的日本，照片上写着“东京神田”和“江木照相馆”。
身份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智慧的鲁迅好像一直都不明白。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12月22日，鲁迅和周建人一起去阮港给爷爷奶奶爸爸弟弟妹妹上了最后一次坟，跟他们道别。
12月23日，鲁迅作为兴房的长子，在新台门卖房契约上签字画押。
12月24日，是启程出发的日子。早晨，闰水又来了，他来送行。这次，他没有带儿子启生，而是带了一个女儿。五岁的女儿有活儿干，负责看管船只。帮忙的人何止闰水，还有很多人。
傍晚，人和物，都上了船。这里的“人”，是母亲鲁瑞，鲁迅朱安夫妻，周建人羽太芳子夫妻和他们两岁的女儿周鞠子、襁褓中的儿子周丰二，还有周家的工人王鹤照。在鲁迅这天的日记里，却只有这样一句话：“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
挥手，猛挥手。道珍重，说再见。
船开了。一家人默默地看着黄昏中变成深黛色的青山一点点地远去，那老屋那故乡，也一点点地远去。鲁迅却不感到留恋。
从那以后，朱安也好，鲁迅也好，都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不说朱安，就鲁迅而言，不是没有回的机会，但他对故乡的不留恋，是真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