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说，邀请函，邀请她赴沪参加葬礼的邀请函，她没有接到过。
有人选择性地遗忘，也有人一直铭记。在《世界日报》之后，《新民报》的记者紧随其后于当天晚上敲响了西三条的院门。有女佣出来应门，很警惕地连着问了三个问题——这里一直只住着几个老女人，养成了警惕的习惯——“谁？”“找谁？”“什么事？”记者如实地连着答了三个问题：“我是记者。”“找鲁老太太和周夫人。”“想访问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家属。”
女佣仍然不敢开门。做得对！深更半夜的，谁知道是真记者还是真坏人。还是通报女主人吧。过了一会儿，朱安出来了。隔着门，她审查了记者的身份，确认了来访目的，然后才开了门。
记者跟随执灯女佣走进客厅。朱安请他坐下后就进里屋去了，说是去请老夫人出来。客厅中间的一张方桌上摆放着碗筷，碗里还有吃剩下的饭菜，很简单；靠墙的四周，有四个大书柜，多是线装书，还有日文原版书。
不知什么时候，朱安已出来，站在记者身后，对他说：“这些书都是大先生的，他用着的时候，就来信要，这里给他寄去；不用的时候，他仍寄到这里。”——北京的家，是他的大书房？
宾主分别落座。女佣给朱安递上一杆水烟。当着外人的面，她并不羞涩，一边吸着，一边答记者问。
从哪里说起呢？就从她和鲁迅是老乡开始吧。然后，从绍兴到北京，从八道湾到砖塔胡同到西三条。当然，她略去了其中的阴暗面。“我们已经有四年没有见过面了。”她感叹。看记者瞪着眼睛的惊讶状，她又解释，不过，大先生每个星期都有信来。她又略去了她的丈夫从来不给她写信的那一部分悲凉。
追忆一个刚刚故去的人，不可避免要谈他的病。她重复之前说过的：一个星期之前还接到过他的来信，他告诉她们有两个大夫为他医治后，情况好多了，胃口也恢复了，身体也胖了。谁想到？是的，真是没想到。她的声音低沉了很多，而且略带哽咽，其间几次几乎说不出话来。
那他原来的身体怎么样呢？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教育部的时候，身体很好。后来都是写文章写的，用心过度，就把身子弄坏了。
关于后事。她又重复之前说过的，以婆婆年龄大身体不好要人照顾陪伴为由，说她不准备去上海了，全部交给三弟周建人就近处理——她只提到周建人，却漏掉了许广平。是有意，还是无心？外人猜不透。
采访结束。朱安很客气地把记者送到门口。挥手告别时，她真心诚意地说：“谢谢你！他死了你们还要给他传名！”
咦，为什么只有朱安答记者问，鲁瑞呢，朱安不是去请她的吗？采访很多，鲁老太太一概不出面。不是她耍大牌，只是太悲伤。
长年一直隐藏在婆婆、丈夫背后的朱安不得不勉为其难地走上了前台，担当了北京周家的新闻发言人，一遍遍地叙述着鲁迅生前种种，一次次重复着她不能去上海操办后事的缘由。各种各样的“鲁迅夫人访问记”，和记者们拍摄的“朱安守灵照”、“在平故居之鲁迅老母鲁氏与鲁迅元配朱氏合影照”等等，让她一下子从历史重返现实。
存在，有时候是需要证明的。
名人的死，往往是媒体的盛宴。翻开报纸、杂志，“鲁迅”充斥其中。就像朱安认为记者采访是在为鲁迅传名一样，鲁瑞看大量的关于鲁迅的报道，似乎也有同感，因此欣慰。她说：“还好，这样子，儿子写得也不太冤枉。”以为死得其所，也就会淡然死本身。这个时候，鲁瑞不再为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反而走了而纠结。释然！
北京：噩耗飞来（二）
陷在深巷子里的西三条21号，原本只像一个藏在深闺默默无闻的大家闺秀，静静地数着只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如今，它抛头露面成了焦点。大门外时不时有人聚集，无恶意地指指点点：噢，原来这院子里住着一个那么大的大人物啊。也有好奇：呀，大作家鲁迅原来就住在这里啊。
同样的，八道湾，也成了靶标，只因为鲁迅曾在那里住过。虽然少有人知道他曾在那里发生过什么，但让他们感兴趣的是他的亲兄弟也是教授学者大作家的周作人如今仍然是那里的主人。
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说？想！
那就请记者帮个忙，去采访一下他。《大晚报》记者自告奋勇。
别以为他会冷冷地说一句“我有权拒绝采访”而将记者拒于门外。也许他早有倾诉的愿望，也许他不想家丑外扬——刻意躲闪回避反而遭人疑心，总之，他很爽快地接受了采访。
开头，他实话实说：“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知道的人自然知道“不大清楚”的缘由，不知道的人，比如记者，会问一句“为什么”。他解释：“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说谎！哪是什么“很少通信”，根本从来不通信嘛。他又说，“前些天，他曾来过一信……”——偷换概念！跟朱安一样。那“信”只是写给母亲，跟他无关。他这么说，很容易让人误会，信是写给他的。
就像朱安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夫妻形同陌路一样，周作人大概也不想把他们兄弟彼此势同水火公之于众。毕竟都不光彩。
采访朱安和采访周作人自然侧重点不会一样。朱安，一介妇人，偏重家务事；周作人，一介书生，偏重学术思想和文学。他对他哥思想性的认识，延续了他之前一贯的观点。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比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既抬也压，既褒也贬。抬、褒他深刻；压、贬他悲观。他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很形象地勾勒出鲁迅的思想特性，也使人一目了然于他的思想特质。不过，准确地说，他对他哥思想性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多年前他们失和时。失和，让他们兄弟的手足情定格，也使他对鲁迅的理解定格。后来，鲁迅的思想又有变化，不再尼采了，不再虚无了，他却视而不见了。
关于文学。他只谈到鲁迅对古代砖文的搜集、古代小说的考证，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回避了鲁迅投枪匕首似的杂文，以及卓有成就的散文。
那你对你哥的性格是怎么看的呢？再谈谈呗。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这倒说得不错。接下来的一段话，不免想象力过于丰富而有些夸张了：“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他好像去找过而没有找到似的。
最后，他谈到后事的处理，说法跟朱安近似，也就是由三弟周建人代劳，他和家嫂都不会去上海。也跟朱安一样，他也没提许广平。不过，朱安不提，也许只是一时疏忽，不会是刻意，因为她没有那么多肠子拐弯；周作人不提，是刻意的，他从来只认朱安这一个大嫂，至死也没有承认许广平是他们周家一分子。他痛恨“纳妾”和“多妻”！
这次接受《大晚报》的采访，是周作人自跟大哥失和后第一次公开谈大哥。也算是一个突破和质的飞跃吧。既然开了头，下面就好办了。不断有人向他约稿，当然都让他写写鲁迅。
关于大哥，他似乎真的有很多话要说，压抑了十多年，太久太久，又似乎手痒痒，居然接连写了两篇，《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大哥生前，他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与他不再有一丁点儿关系，离他越远越好；大哥死后，他却也吃起了“鲁迅饭”。你的清高，哪儿去了？
不过反过来说，兄弟毕竟是兄弟，虽然撕破脸打破头。
如果用一杆秤，称一称兄弟失和后，究竟兄对弟更关心，还是弟对兄更挂念，那么，可以发现，大哥确有大哥风范。除了有一次痛心疾首之下，鲁迅感叹了一句周作人太“昏”以外，几乎没有斥骂过他。要知道，他可是冷嘲热讽高手。对弟，他却保留了心底的那一块柔软。
鲁迅对周作人的好，都是周建人告诉周作人的。
举几个例子呗。
鲁迅跟朋友谈论文坛和文人，他说，文人当多读书。当今文坛文人书读得多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弟周作人。瞧，多么骄傲！
商务印书馆要出版周作人的译作。按程序，编辑要审稿。鲁迅知道后，大为诧异，感叹一句，“莫非启孟的稿子，还用得着校吗”。瞧，多么信任！
有一个日本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鲁迅说过一句话，“我的兄弟是猪”。鲁迅很气愤，一再声明不是他的原话。他把这事儿告诉周建人，真实目的恐怕是想让周建人有机会向周作人作个解释吧。后来，周建人真的转告了。瞧，多么不能容忍弟弟对他的误解！
1936年初，北平和天津文化界104人联合发表了一份宣言，《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鲁迅找啊找，没有找到周作人的名字。他有些失望，认为在这样的大事件面前，作人不应该退缩。瞧，多么期待！
听说周作人冒险把李大钊的儿子送去了日本，鲁迅说这种事儿别人不肯管，而周作人却能挺身而出，说明他是很有同情心的。瞧，多么欣慰！
看了周作人谈文天祥的一篇文章，鲁迅认为他的思想，比很多人，比如俞平伯，要高明得多。瞧，多么自豪！
一个都不饶恕，是典型的“鲁迅风”，周作人对待鲁迅，彻底地体现了鲁迅的“不饶恕”精神，仿佛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生前，固然找到了真爱、终于摆脱了旧婚姻羁拌，也因为留下了一个儿子、完成了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取得了令人崇敬的成就。这些，都足以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他的人生仍不能说没有大遗憾，那就是他们兄弟终究没有能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