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安在汇报请示前很自觉地不接收外界捐款的行为，许广平给予了表扬，赞她“顾全大局”；对于朱安“宁自苦，不愿苟取”的豪言壮语，她表示钦佩。她自称，这么多年来，她也是这么要求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大概她还认为，作为鲁迅的女人，就应该如此。
既然她不同意朱安接收捐款，照理她应负担朱安的生活。在信里，她列数寄款：“上星期曾托来薰阁陈先转上法币两万元，今天又托上海银行汇出法币两万元，共四万元。顷又托人汇去拾五万元。三批共拾九万元。”寄钱归寄钱，有一件事儿万不能忘，那就是提醒朱安“筹借不易，望省用数月”。
也许是担心朱安钱用完了又萌生不该萌生的念头，比如，又要卖书了，也扛不住要接收捐款了，或者经不起诱惑，听从了别有用心之人“买下鲁迅藏书，放在图书馆”的提议了。她很郑重地告诫：“社会要救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应叫人费心。至于报上说，有人想捐一笔款买下藏书，仿梁任公办法，放图书馆内，我们不赞成的。大先生作品、藏书、什物送人，也不赞成。想你也不会赞成的。如果有人说及，谢绝好了。”
有一笔钱，朱安没经许广平同意就收下了。不是她贪，不是她胆大不听话，而是不敢不收。为什么？那是蒋介石蒋委员长赏赐的。别惊讶得合不拢惊讶的嘴。不是老蒋亲自登的门。人家日理万机的，哪有空。他派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代他到西三条看望了作为鲁迅遗孀的朱安，馈赠了法币10万元。
又有人来送钱，朱安本能地推辞不收。听说来人是郑大秘书，而且他代表的又是蒋委员长，她顿时不敢推辞了。民间有一句话，她知道，那就是“长官赐不敢辞”。平头老百姓哪敢驳长官的面子？不想要命了。来不及汇报请示了，赶紧收下。得罪委员长不如得罪许妹妹。
事后，她写信解释：“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大概她觉得一边收着许广平的钱，一边又收着馈赠，独吞，不好意思——事实上，她也知道许广平母子的日子比她好不了多少。她很大度地表示，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寄一部分过去。但是，寄来寄去的损失邮费。这不能不考虑。
于是，她改变主意了，又提议：“我想米面煤炭、日用物品，无一不在追涨之中，或者买存点备用，再将余款存商生息，大约总可以对付一年多吧。”也就是说，这一年多，放许广平的假，让她也喘口气。
哪熬得了一年。只半年不到，因为久治不愈的脚气病，朱安花费甚多，加上物价继续涨涨涨，翻翻箱底，又没钱了，只能再向许广平伸手。时局不稳，物价飞涨，在上海的许广平一样深受其害。其实她也没有能拿固定薪水的工作。朱安又来要钱，她能怎么办？借呗。她向友人借了10万元，寄给朱安5万。
抱怨、叫苦、哭穷，似乎是朱安生活的全部。看她给许广平的一封信，小到米面，大到房屋维修,琐碎又琐碎：
“北平物价曾一度低落，最近恐怕又要涨，大米，最次的一斤要七百多元，白面次的要六百元左右，小米三百多元，玉米面二百多元一斤，煤球一百斤两千六百元，劈柴一百多一年。……事情我一个人又做不了，总要用个人，每天最少就要两斤多粮食，别的零用还不算，我前存的一点粮食也快完了。北平近来时时大雨，房子也要修理，昨天瓦匠来看过，最低要三万余元，每一个大工每日工资五千元，小工三千元之多……”
也不能说朱安相当不体谅许广平而一再索取又索取。她一个无依无靠无亲无友的孤老太太，国家不管她，政府管不了她，她只能紧紧抓着许广平这一根救命稻草。虽说许广平和朱安一样没有正式工作，但她到底比朱安好一些，至少朋友遍天下，而且还是一个有组织的人（抗战后，她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任负责人）。
在两个女人频繁的金钱往来中，她们共同的男人的忌日到了。1946年10月19日。上海。各界人士隆重举行了盛大的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连周恩来都出席了。作为遗孀之一，许广平当然是重要发言人。她把纪念鲁迅和“要民主、争自由”的形势结合了起来，高呼“纪念鲁迅，就是应该打倒黑暗，推开黑暗，寻求光明”——已不再是一个亲人对另一个亲人的追思，而更具有政治的含义。这时，她更像是一名鲁迅一样的斗士。
《鲁迅全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书简》、《鲁迅小说选》、《鲁迅语录》等鲁迅作品的铺天盖地的出版发行，也是纪念活动之一。这对许广平来说，也许还是政治的一部分；对朱安来说，恐怕意味着版税吧。
北平。朱安也以她的方式纪念着。之前，她写信给周海婴，告诉他爸爸的忌日就要到了，她的心里非常难过。她对那个冷落了她一生的男人一往情深到底。忌日那天（阴历九月初五，她只认阴历），她在鲁迅遗像前供上他生前爱吃的食物，然后焚香默坐，泪，忍不住流，为他，也为她自己。之后，有人来送祭礼，她留他们吃午饭。谈谈之前的鲁迅，说说现在的鲁迅的两个女人。她听说，许广平也已两鬓斑白了，心情不免有些复杂。
两个女人，鲁迅死前，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鲁迅死后，彼此关系因为无法割断而勉为其难地来来往往着（只在信里）。如果不出意外，或许她们此生永不相见，都是有可能的。
“意外”？许广平事先毫无征兆地坐飞机回了一趟北平。时间就在纪念鲁迅活动之后不久。让她下此决心的原因，或因为纪念活动引发了她故地重游的强烈意愿，或为了“八道湾房事”，或仅仅想去看看和整理一下那些险些被卖掉的鲁迅藏书。准确地说，兼而有之。
“八道湾房事”？
纪念鲁迅的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周作人的汉奸案也到了即将判决的紧要关头。判死判活？如果死，不谈；如果活，那会是多少年。这是周作人家人，即信子、芳子她们关心的事儿，不在许广平、朱安，还有周建人的操心范围之内。他们只一个担心，担心八道湾的房产作为逆产被判决没收。
许广平去北平，怀揣着一份重要文件，周建人签过字的写给朱安的委托书：
“大嫂赐鉴：许广平女士赴平，兹托带此信，关于八道湾房屋事，必须赶快委托律师办理，勿因启明而致全部没收。关于弟之部分，我嫂全权办理，以免来往函件周折。附图章一颗查收是荷。即颂时安弟建人手启”
时隔二十年，重返北平，重新跨进西三条，许广平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悲喜交加、思绪纷乱、百感交集、感慨万端等诸如此类的形容词此时都可以加诸到她的身上吧，还有……
别说虚的，说点实的。什么是实的？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的见面啊。男人的死已经将她俩拴在了一起，即便再怎么不情不愿，也不得不成了一家人。
不过，强势和弱势的对比还是明显的。
差不多两个星期，许广平几乎天天把自己埋没在鲁迅藏书之中。她耐心地一只只打开装满书的箱子，一本本取出里面的书，小心地掸去灰尘，再重新打包装箱，封箱前还不忘放入几颗樟脑丸——你看，她是多么爱惜鲁迅藏书啊，比朱安做得好多了，朱安呢，就指着它们卖钱维生呢。
忙完这些，她就走了。回到上海，她写了篇《北行观感》，其中有两篇涉及到西三条，《鲁迅故居》和《藏书一瞥》。她谈西三条黑漆剥落了的大门、衰颓败落的院子、支离破碎的顶棚。之前，她以为她在跨进院子的一刹那会忍不住痛哭失声，但眼前的“陌生”一下子就把她的泪腺堵塞了。唯有那些抹去浮灰露出真容的藏书才让她依稀看到从前。
咦，不对呀，她为什么只写静的“居”只写死的“书”，而不写那最最重要的活生生的人呢？是啊，你就是用高倍放大镜，也别想在这两篇文章中找到“朱安”两个字。是像鲁迅当年那样冷漠得无话可说，还是像鲁迅当年那样因厌弃而刻意回避？
朱安呢，在许广平离平返沪后，她给她写了一封信，除了继续汇报工作，还这样巴结地说：“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噢，她俩在一起还是说过话的。
当然啦，朱安还得跟她商量八道湾房产的事呢。这就是她要汇报的工作。许广平走了以后关于房产的事，前面已经大略提过，现在再说具体一点儿：友人徐盈（《大公报》记者）来西三条拿走了房产议约，交给了沈兼士。沈兼士拿着议约去找一个叫纪清漪的律师，纪律师用相机翻拍了三张议约照片，又草拟了呈文，一并交给了法院。
这里牵涉到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八道湾房产乃共有财产，不属于周作人一人，所以请求法院裁定不能把它全部没收；一个是朱安将属于她名下的房产赠予“儿子”周海婴，也就是“更名”。
朱安那么急急地分掉属于她的那份遗产，既为了在八道湾房产被判决没收前用人力无法改变的法律方式进一步确权，以明确其中的三分之一属于周海婴，而跟周作人无关；也为了她自己老有所养有儿送终；还有，不能不说她用这种方式对这么多年来许广平的扶养传递了一份感激。
不幸的是，刚忙完这些，她就病了，以至于法院传唤赠予方和被赠予方去签字盖章时，她都做不到，只能托刘大姐（许广平的同学刘清扬）作她的代理人，由徐盈作周海婴（已去了香港）的代理人，完成了签字手续。
幸运的是，在朱安去世前两个月，一切办妥。她很高兴地给许广平写信，告诉她：“刘大姐、徐盈先生都曾来看我，议单已立好，交我一份，海婴的一份大约由他们寄去。一切费用，徐先生说将来写信同您商量。”
人一放心，就松开了扣着生之门门环的手。随着这扇门渐渐关闭，另一扇门慢慢开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