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人民生死安危的领域，也是国家存亡的根本，是不可以不深入考察研究的。
因此，军事家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来取得对敌我双方形势的认识。这五个方面是：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使得他们能够为君而死，为君而生，而不害怕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用兵时昼夜晴雨、寒冷酷热、四时气候的变化。所谓地利，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端。所谓将领，就是说将帅是否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护部属，勇敢果断，治军严明。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以上五个方面，作为将帅，都不能不充分了解。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要通过对双方情况进行充分比较，来求得对战争形势的认识：敌我双方哪一方君主政治更加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
若能听从我的计谋，行军打仗就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行军打仗就必败无疑，我就离去。
君主权衡利害采纳我的方略，于是就会造成一种有利的态势，这是有助于实现军事目的的外部条件。所谓态势，即是依凭有利于自己的原则，灵活机变，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攻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却装作要攻打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打他；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就要挑逗起他的怒气；敌人胆怯，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得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团结，就设法离间他们。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是不能事先传授的。
开战之前，在庙堂之上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取得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取得胜利的条件缺乏。所以筹划周密、条件具备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更不用说那些战前根本就不进行谋划的了。我根据战争双方的战前谋划来观察，胜负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
评论与点评
《孙子兵法》的《计篇》，是对《孙子兵法》的全面总结。孙子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五事”和“七计”。它从军事谋略全局的高度论述了作战的基本要领。
《计篇》是《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总纲，主要论述了战争指导者在开战之前以及在战争中如何筹划全局的问题，阐述了谋划在战争中所具备的重要意义，并探讨决定战争胜败的各项基本条件。
孙武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对于开战之前的谋划，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认真的探究，这其中蕴含着对关系社稷安危的战争问题，必须谨慎处之，以及没有认真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不能随意兴师开战的慎战思想。古往今来，孙子的这些军事理论一直被人们当作至理名言，世代尊奉。
孙武在本篇中还强调，作战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研究、明智的判断和认真的谋划，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他指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即“五事”——“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和“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只有在对这些条件进行认真研究、考核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才有可能预测和判断战争的胜负。
孙武认为，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则难以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则注定要失败。他主张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分析、把握各种条件，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来进行研究和谋划，创造战略战术上的有利态势，从而确保自己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取得战争的优势与主动，他还提出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强调以灵活机动、快速多变、欺敌误敌的战法来打击、消灭敌人。
兵者，国之大事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讲，战争都是事关国家命运安危的一件大事，所以一定要对战争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开战之前一定要慎重研究整个事态的发展，对战争的全局以及战争胜负给国家带来的影响，做一个全局性的预见。
历史上不重视战争，招致国破家亡的事例屡见不鲜。战国末年，在改革中逐渐崛起的秦国，开始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统一战争。秦国大军东进，开始兼并诸侯各国。小国弱国，被它一扫而空。可是，当时位居山东、国力较为强大的齐国为何也未逃脱被兼并的厄运？原来，当时齐国的最后一位国君田建在位时不修战事，荒于朝政。齐王田建年少时，国事取决于齐襄王后。齐襄王后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只知道奉行“谨事秦，与诸侯信”的外交策略，而不做充分的战争准备，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国保民。后来齐襄王后去世，齐王田建当政，可是他当政后仍然浑浑噩噩度日，依然奉行先王后的政策。朝中谋臣劝告齐王田建加强军备武装，援助赵国，抵御强秦。可是他并没有采纳，直到秦国陆续吞并各国，扫除入主山东的“门户”赵国时，齐王田建才开始在西部边境设防，断绝与秦国的往来，收编韩、赵、魏、燕、楚等国的流亡部队，企图抗御强秦，可惜为时已晚。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秦国大军避开齐国的西部防线，从齐国防御最薄弱的北面——燕国南部进攻，直抵齐国都城临淄。齐王田建被擒，齐国灭亡。后来齐王田建饿死在流放地。
齐国的灭亡，虽然是战国末年统一战争大势所趋的必然结果，但它如此不堪一击，则是与齐王田建长期不修战事，安于现状、苟且偷安的政治心理分不开。在秦国不断发动的强大攻势面前，田建竟然把关系到国家生死安危的“国之大事”完全置于脑后，最终落得个“国破，人亡，山河易主”的悲剧。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商场如战场。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区域经济也日益集团化，所以国家、地区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会愈演愈烈，这种竞争的残酷性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对于国家来讲，当然要重视发展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讲，一定要重视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式以及管理手段。这些都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日本的索尼（SONY）公司几乎无人不晓，很多人都以拥有索尼的电子产品为荣。其实索尼公司最初并不是生产电子产品的，它的发展也曾历经坎坷。索尼公司创始人井深大曾经研制过计算尺，研制过电饭锅等其他日用品，还曾研制过高尔夫球，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井深大意识到了危机，他认识到只有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才能挽救自己的企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开发一种全新的产品——把电子技术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的磁带录音机。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学习和工作，1949年底他们终于研制出日本第一台G型录音机。由于G型录音机实用性不强，不久他们又研制出较为实用的H型录音机，这种录音机受到了日本中小学校、政府机关以及家庭的欢迎。H型录音机的研制成功为索尼开创事业奠定了基础。1955年，索尼公司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当年的销售额就达到250万美元。之后，索尼公司拥有员工4万多人，年产值达到50多亿美元，其产品也畅销世界100多个国家。
纵观索尼公司的发展历程，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索尼的创始人井深大重视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及时地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而且不断推陈出新，才使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兵者，国之大事”，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就是指政治、政务，对于统治者来讲，如果不重视政治、权谋，不理政务就会导致国家的覆亡。
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平时纵情诗酒，沉溺声色，疏于政务，对战争及国家大事一窍不通；他既不谙军事，又不识将才，轻易中了宋太祖的反间计，杀害了自己能征善战的大将林仁肇和忠臣潘佑，以致在宋军压境之时，束手无策，最后只好光着身子自缚请降，落得个“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惨下场。而这一山河易主的千古之恨，至今让人深思，叹息不已。
经之以五事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首先强调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应当被国家的统治者高度重视，他接着又提出了“五事”“七计”作为战争决策中最重要的谋划原则。就“五事”而言，要求用兵之前要从五个方面来分析研究胜负的情况，包括军事政策是否符合人心？气候条件是否适宜？地理环境是否对我军有利？军队将领是否德才兼备？军队的组织编制是否合理？供应赏罚制度是否严明？这五个方面是判断战争胜负的最基本条件，也是战争谋划中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
重视并占据了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失败。尤其是对于军队的将领来讲，“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质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他所带领的军队的将领具备了这五个方面的优秀素质，那么军队就会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春秋时期的齐国，在齐景公时（公元前547—前490年）曾经受到晋国和燕国的讨伐。一时间，齐国形势危急，齐景公对此深为忧虑。谋臣晏婴就向齐景公推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田穰苴，齐景公立刻召见田穰苴，并与他交谈当时的战事，随后任命他为将军，领兵反击晋国和燕国。
田穰苴由于出身低微，无法在军中获得信任，他请求在出兵之前让齐景公为他委派一名宠臣作为监军。齐景公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把宠臣庄贾指派给他。田穰苴遂与庄贾约定：次日中午在军营大门相见。
第二天一早，田穰苴早早来到军营，等待庄贾到来。可是庄贾倚仗齐景公的宠信，素来骄横，对田将军的约定不以为然，最后没有如约来到军营。直到傍晚时分，庄贾才姗姗来迟。田穰苴依军中律令对其责罚，依律当斩。齐景公忙为其说情，田穰苴依然砍下了庄贾的人头，并向全军巡行示众。三军将士见国君的宠臣因为违约而被杀头，上下震惊，深感田穰苴的军纪严明。后来齐景公所派使者在军中驰车飞奔，按律亦应被处死，由于国君使者不可轻易被杀，田穰苴就将其仆从和拉车的马匹杀死，同样巡示全军。
田将军不仅军纪严明，而且还十分爱护士卒。在行军路上，士兵的衣食住行，田穰苴亲自一一过问。他还以身作则，将自己的粮食拿出来与全军士兵分享。他的这些行为令全军士气大振，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一情况后，连忙退兵。燕国军队也渡过黄河北去。
田穰苴治军严明，言而有信，关心士兵，爱兵如子，赢得了所有士兵的支持，终于击败来犯之敌，收复了失地。
历史上，在战争中重视“五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周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就是利用了人心的力量，让纣王的军队掉转长矛，敌我合一，攻入朝歌，终于获得胜利，建立了周朝。孙武操练吴国宫女，以严著称；吴起带兵，则以仁爱闻名，他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吮脓血，令全体将士拼死杀敌。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孙子提出的“五事”，在商业领域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商业领域，要取得市场竞争的胜利，也要从多个方面来对企业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比如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目标、方针、策略进行决策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充分了解消费者的需求、选择适当的市场目标、运用合适的人才，以及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只有统观全局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在最后取得全局性的胜利。
康佳集团在我国彩电市场位居前列，它就是在重视这些因素和细节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康佳集团本身位居华南地区，但是它并不满足于这个局部的市场，而是把目光瞄向了全国。康佳集团非常注重选择有利的市场，深知以康佳的品牌知名度，在全国一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于是康佳集团把消费市场定位在了全国。1993年，康佳集团兼并了东北地区的牡丹江电视机厂。1995年，康佳集团又在西北地区兼并了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康佳集团在华南、东北、西北地区成功地安营扎寨后，又把目标转向了经济发达的华东地区，根据市场消费需求，最后选择了安徽滁州电视机厂，成立了安徽康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从而顺利占领了华东市场。如此一来，康佳集团几乎占领了全国的市场，当然它所占的市场份额也空前增大。
而今，康佳彩电已经家喻户晓，认真回顾一下康佳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康佳的成功与其重视“五事”是密不可分的。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道、天、地、将、法”五事，不仅是军事斗争的保证，而且也是统治者夺取权力，稳固江山的法宝。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家安定，曾一度出现“盛世”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治国有道、赏罚分明、制度严明是分不开的。
他曾经在平叛准噶尔部的战役中，大胆提拔忠心爱国的将领高天喜。而高天喜在回疆之役中战死后，乾隆亲自赋诗哀悼，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并立祠纪念，爱将之心溢于言表。在他这种破格用将，重封重赏的政策下，乾隆时期涌现出一批作战勇猛、浴血杀敌的将领，这些将领不负众望，立下赫赫战功。
当然，对于无功的败将，乾隆毫不手软，予以重罚。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总督张广泗与讷亲起了冲突，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各持己见，结果损兵折将，吃了败仗。乾隆将张广泗、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
有鉴于此，乾隆还特地增军律三条，如有违犯，皆斩立决。
有了如此严明的赏罚制度，朝臣将士无不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这为乾隆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孰有道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孙子认为作战之前一定要周密谋划，这样战争取胜的可能性就大，否则就容易导致失败。
孙子提出了用兵之前，决定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战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这五个因素是从己方能否取胜的角度来讲的。但是，站在战争全局的角度来判断哪一方能取得胜利，就需要从“七计”中去推断。首先要看国君的政策是否能顺应民意、上下齐心；其二要看双方将帅谁的素质更好、才能更高；其三要看谁占据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其四要看军队的纪律是否严明；其五要看武器的装备情况；其六要看军队是否训练有素；最后还要看奖惩制度是否公平。综合考察这七个方面的因素，方能知道哪一方能在战争中获胜。
在战争中，利用“七计”取得胜利的例子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晋王听说吴国的宫殿金碧辉煌，吴王纵情酒乐，晋王看到了吴王的荒淫无道、众叛亲离。于是发兵，一举灭吴。吴王无道，自取灭亡，可见，君主的贤明与否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
刘邦在夺取政权后，曾洋洋得意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所擒也。”刘邦任用张良、萧何、韩信而得天下，项羽有贤臣良将而不能加以重用，所以失去了天下。
天时、地利、严明的纪律、优良的装备、善战的士兵、严明的赏罚制度同样在战争中举足轻重。
东汉大将马援，奉光武帝之命率部攻打五溪。由于路途不熟，又逢酷暑，瘴气蔓延，所以士兵一路疲惫不堪，有些人还中暑死去。但是马援并未就此取消攻打五溪的计划，而是坚守阵地，结果大败而归。他就是犯了不得天时地利的错误，才导致了如此结局。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占据天时、地利，而且还要治军严明。三国时的曹操非常注重论功行赏，而且赏罚分明。他把每次作战得来的财物都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对于没有功劳的人从不滥加奖赏，所以将士作战都争着建功立业。有一次他领兵出征，行军经过麦田时，他下令士兵不得损坏麦苗，违者处斩。可是正好此时，他的坐骑受惊，跃入麦田，踏坏了麦苗。按规定当斩，但他作为军队主帅不能自杀，最后仍然割发代罪，以儆全军。他的这些做法，使士兵和谋臣们深受鼓舞。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在商战中，正确的经营思想、长远的发展目标、优秀的管理人才、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科学的管理制度等都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来讲，要加强领导自身的素质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地利用人才，只有具备了这些，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韩国的三星企业集团是全球有名的大财团。它创业多年，资产总额达数百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进入世界经济500强之列。三星企业集团获得了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原因何在？关键在于时任三星企业集团董事长的李秉哲始终坚持“人才第一”的管理理念，当然李秉哲本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自幼酷爱读书，曾获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荣誉博士学位。他担任集团董事长后，一直把员工的素质看成是关系企业生死成败的大事。基于对员工素质的重视，三星集团自创业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新员工进入公司首先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还要从事推销能力训练。不仅如此，李秉哲还非常重视招揽社会各界人才，因此在他的集团内部汇聚了一批商界精英。三星集团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还注重合理地利用人才，公司纪律严格，对待员工赏罚分明。有了优秀的人才，有了合理的制度，公司的员工工作起来当然都是名副其实的“练卒”。
有了高明的将帅，有了优秀的员工，有了合理的制度，即使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三星集团也能长盛不衰。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不仅仅是判断军事胜负的最佳标准，用它来评价政治的成败也再恰当不过了。
刘邦率先入主关中，但并没有被秦宫的豪华陈设所诱惑，他知道夺得人心才是争夺天下的资本。于是，刘邦还军灞上，与关中父老约定：杀人的偿命，伤人和盗窃财物的按情节轻重论罪。秦朝原来的严刑酷律，现全部予以废除，并且保留原有地方官吏，士农工商继续从事旧业。然后在灞上静候各种诸侯军的到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
关中是秦朝的发源地，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能否取得关中的民心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刘邦入主关中后约法三章，使原本惊恐不安的关中民众放下心来，他也因此获得了关中百姓的全力支持，为他日后夺得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项羽就不同了，他进军咸阳后，将秦宫中的财宝、美女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焚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止。此举使他失去了大部分民心。
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夺得了天下。而昔日的“西楚霸王”，只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杀”的悲惨下场。认真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用“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对刘项双方的成败做一个点评，最恰当不过了。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在战争中，有利的计策得到执行是取胜的关键。然而，计策需要在相应的环境中和适当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因此，作战要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对策，以造就一种对我军有利的军事态势，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才能使计策得以顺利进行，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
楚汉战争之初，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的较量中，遭受了一连串的军事挫折。大将韩信在这种形势下，向刘邦提出了他的军事策略：请求刘邦给他一支军队，由他亲自率领，北取燕、赵，东向攻齐，然后再率军转向南方阻断楚军的粮道，最后与刘邦会师荥阳（今河南荥阳）。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给韩信调拨3万人马，让他与手下张耳去实现这一军事大计。
韩信与张耳率兵以3万人马全歼赵国20万大军，俘获了赵王及其谋士李左车。在战争之初，赵国谋士李左车曾建议赵国的大将陈余调兵阻断韩信的粮道，但建议没有被采纳。韩信在俘获赵国谋士李左车后，并没有将其杀死，而是以礼相待，将之奉为上座，李左车深受感动，韩信请李左车为其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李左车认真分析了韩信当前所有的优势和劣势。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势，针对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形势，李左车为韩信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军事策略，得到了韩信的采纳。当时，由于韩信在消灭赵国之后人困马乏，不宜再兴师燕国，所以李左车奉劝韩信首先应当安抚赵国民心，然后再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臣向燕国表明自己的优势，燕国一定不敢不听。燕国服从之后，再派遣使者向东去说服齐国，齐国也一定闻风归降。这样一来，天下便大势可定。韩信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听从了李左车的建议，先派使者到燕国，燕国立刻归顺，后又用同样的办法说服了齐国，最终为刘邦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
楚汉战争之初，刘邦出师不利，大将韩信勇于献策，刘邦果断地采取了他的计策，最终扭转了战争的局势。这也正应了《孙子兵法》中的“计利以听”，也就使韩信的有利计策在刘邦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这是楚汉战争中，刘邦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韩信在灭掉赵国之后，本来按原计划要出师燕国，东向攻齐，但赵国一个谋士的建议却让他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就说服了燕齐，使之归顺。韩信听从赵国谋士李左车的建议，同样也验证了“计利以听”。谋士李左车在效命韩信之初并没有对韩信原来的军事计划极力推崇，而是根据当时所处的具体军事形势，灵活多变，制定了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军事策略，为楚军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军事态势，从而轻而易举使燕齐归顺。这就是“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孙子在他的兵法思想中指出要想更好地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为自己创造一种有利的军事态势。在商战中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造势。这种“势”在商业竞争中主要表现为广告宣传：要通过别出心裁的广告宣传，为产品制造一种轰动效应，从而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起初并不显眼，后来却因为一群鸽子而声名鹊起。当时碳化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曾在华盛顿市区新建了一座总部大楼，大楼落成后还未入驻，一大群鸽子先飞进了大楼，当时公司的领导人员即刻命人关闭所有的门窗，拘禁了所有的鸽子；然后又马上通知动物保护委员会，处理有关保护动物的事情。接着，公司领导人员又及时将这一消息电告各大新闻媒体，说大楼将会出现有趣的捉鸽事件等。在捉鸽的那天，各新闻媒体蜂拥而至，争相记录报道这一有趣的事情。第二天，各种形象生动的消息、报道、特写、评论等充斥了各大报刊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员纷纷在电视上亮相，他们在大谈保护动物的神圣职责的同时，也向公众介绍了他们公司的服务宗旨和服务范围，一时间，公司声誉鹊起。
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新建总部大楼，这一消息如果想让众人知道就需要投入一定的广告费用，而且这样做并不一定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恰好此时，一群鸽子飞进总部大楼，公司领导决定利用这一契机为公司进行宣传造势，借保护动物这一举动吸引媒体的广泛关注，然后又趁机介绍自己公司的业务。碳化公司在“保护动物”这一活动中可谓出尽了风头，公司领导层的这一举动让碳化公司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他们这一“因形造势”的举动确实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政治活动与军事活动相比，更需要借助外力造势。积极听从采纳有利的建议以谋取政治利益，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法宝。
楚汉战争时，刘邦率军东向讨伐项羽，决心与西楚霸王一争天下，队伍行进至洛阳新城，被一位自称董公的老人拦住。董公为刘邦献策说“顺德者昌，逆德者亡”，行军打仗要师出有名。因此他建议刘邦公开为义帝发丧，兴仁义之师，伐有罪之人，这样天下军民必然群起响应。刘邦一听，恍然大悟，立即传令：大军就地驻扎，搭设灵堂，为义帝发丧。
刘邦还借此机会，列举项羽逼迫义帝的种种罪行，号令天下有识之士群起讨伐项羽。他联合诸侯各王组成反楚联军进抵彭城城下。不久彭城就成了刘邦的囊中之物，这为他打败项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刘邦不愧为一代优秀政治家，他不仅善用人才，而且还善于为自己的政治野心造势。这使得天下英才皆被他笼络怀中。“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刘邦有了这身合法的外衣，有了天下人的大力支持，项羽能不败吗？
兵者，诡道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用兵作战是一种诡道之术，这是《孙子兵法》中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它体现着一种辩证思维的方式。这种以“奇袭”为经、以“诡道”为纬，交织而成的战略思想贯穿孙子兵法思想的始终。为了有效地在军事行动中运用这种思想，孙子接着提出了在战争中要向对方做出与自己真实的作战意图相反的假象：能战装作不战；想攻却装作不攻；想攻打近处，却装作攻打远处；想攻打远处，却装作攻打近处。这样一来就能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历史经验也表明：兵需用诈，兵不厌诈。战争中，敌我双方为了掩盖各自的真实目的和作战意图，想千方设百计，制造各种假象诱骗对方，迷惑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军事条件，以较小的代价夺取较大的胜利。
清朝的一代明君康熙就曾经在平叛噶尔丹叛乱时巧用“兵行诡道”这一计策来摆脱困境。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9万大军远征昭莫多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可是当时清军在经过沙漠地带的长途跋涉之后，人困马乏，粮草将尽，如果此时与噶尔丹决战，恐怕难以胜算，于是康熙准备下令撤退。但此时，噶尔丹的大军也与清军相距不远，如果此时仓促撤兵很容易受到敌军的背后袭击。康熙一筹莫展，他突然想起噶尔丹所派出的使者还在清军营中，于是心生一计，召来使者，大声训斥，命他赶快回去告知噶尔丹速来归降，否则派大军征讨，到那时噶尔丹将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表示全军要与噶尔丹决一死战，不平叛乱，决不回朝。使者听后速回营中告知噶尔丹，噶尔丹下令大军立即向后撤退。待敌人撤退到一定的距离后，康熙才突然下令班师，摆脱了困境。
康熙的大军在沙漠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之后，肯定会人困马乏，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噶尔丹部并未准确地了解到这一事实。康熙大军人困马乏，不能迎战，只好撤退，而想要撤退这一事实，更不能让敌方得知。但是仓促撤退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康熙巧妙地利用敌方的使者带给噶尔丹一种假象，促使噶尔丹大军撤退，而自己却趁机脱离了险境。
这正是“兵者，诡道也”这一军事思想的巧妙运用。
曾经雄踞塞外、令汉室大为头疼的匈奴单于也深谙此道。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始，曾经分封了一些诸侯王，以巩固汉室天下。可是不久这些封王纷纷起兵反抗中央朝廷。这其中包括被封王的大将韩信，韩信起兵后其他一些同姓诸侯王也起兵与中央对抗，并且还企图勾结匈奴，合力抗击刘邦。刘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派人出使匈奴，目的是想探听一下对方的虚实，以便做好准备，出击匈奴。可是匈奴单于早有准备，他们得知汉使即将来访的消息后马上把精兵强将隐藏起来，只留一些老弱病残之士来障眼，汉使先后到匈奴侦探十多次，都是如此。使者认为匈奴国虚兵弱，不堪一击，建议出兵攻打匈奴。刘邦为了慎重起见，又派谋臣刘敬前往匈奴复探此事。刘敬来到匈奴后所见所闻与前一位汉朝使者所见没有什么差别，但他却没有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而是提醒刘邦说，匈奴历来兵强马壮，而这次我们却只看到了一些老弱病残之士，这其中必然有诈，还是不要轻易出兵为好。可是刘邦却没有听从刘敬的建议，而是亲自率兵出征，结果被匈奴主力大军围困在平城的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县东）七天七夜，险些全军覆没。
孙子认为，战争是一种诡道之术，要“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匈奴单于正是运用了这一“诡道”，隐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能打而装作不能打，想打而装作不想打，才使刘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虽然刘敬识破了假象，无奈刘邦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最终刘氏大军被困白登山，后突围才得以保命。
无独有偶，明成祖朱棣也曾经使用过这种诡道之术。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帝生性懦弱，他称帝后，朝廷与各地诸王之间矛盾迅速激化。当时各地诸侯王都纷纷拥兵自重，一些同姓诸侯王还想趁机篡夺皇位，尤其是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声称要诛讨奸臣逆贼，公开与朝廷对抗。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九月，建文帝命大将军盛庸率军驻守山东德州、定州、沧州等地，然后出击北平（今北京），平定朱棣叛乱。朱棣得知消息后，欲乘机攻取沧州。但是他担心沧州守军有所防备，于是放出风声说要北上攻打辽东。沧州守将徐凯得知此事，放松戒备，燕王朱棣率军抵达天津做出进攻辽东的姿态，徐凯见朱棣确实要远攻辽东，更加放松戒备，而此时朱棣突然率大军急转南下，直逼沧州，等到沧州守将徐凯得知此事，朱棣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徐凯此时才急令士兵拼死守城，但为时已晚，燕王大军四面围攻，沧州城迅速陷落。
本来沧州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可是燕王朱棣用了《孙子兵法》中“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兵法策略，迷惑了沧州守将。本来是要夺取近在咫尺的沧州，却声称要攻打远在天涯的辽东，使沧州守将失去了警惕，结果徐凯所部被燕王大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沧州也随之陷落。这不能不说燕王朱棣用兵如神，同时它也验证了“兵圣”孙子的谋略之高超。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之术，在战争中这种战术是克敌制胜的常用法宝。在商业领域要想获得全面的成功，离不开这种诡诈之术。企业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而且要善于迷惑竞争对手，让自己的产品能够迅速有效地占领市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各大汽车生产商无不推陈出新，生产出各种各样新型实用的产品。当然随着新产品的增多，市场的竞争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各大厂商纷纷求新求变的情况下，福特汽车仍不改初衷，维持着原有的生产模式，因此销路大受影响。基于这种状况，部属都向福特提出了一些更新产品的建议，但是老福特总是回答说：原产车结实耐用，继续生产这种车也不错。众人听了都百思不得其解，其他的汽车生产商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嘲笑老福特因循守旧。可是谁也不曾想到，此时的老福特已经暗中设计出了一种极为新潮的A款汽车。不仅如此，他还大量收购废旧钢材炼钢，以降低生产成本。1957年8月，福特突然宣布关闭生产T型车的工厂，人们都感到纳闷：为什么新款T型车刚上市不久就被停止？正当所有人感到迷惑不解之时，同年年底，一款色彩华丽、典雅轻便的A型汽车面市了，这款车造型独特，而且价格低廉，因此备受消费者青睐。它的突然出现，迅速成了市场上的一个亮点，因为其他厂商毫无心理准备，所以这款车一下子就抢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为福特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福特公司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汽车公司，在世界汽车生产领域也享有盛誉。福特公司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福特本人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老福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表面上不动声色，实则养精蓄锐，暗度陈仓，一旦时机成熟，就反客为主，占尽上风，他不愧为商场上的一名善用“诡道”的将帅。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政治本身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也是一种“诡诈”之术，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讲，这种特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唐朝李淳风曾作过一本《推背图》，据说能推算出上下几百年的大事，也能推算出帝王是谁，故《推背图》这在群雄并起的五代十国大动乱时期刮起了兴盛之风。宋太祖赵匡胤平定中原登上帝位之后，开始颁布诏令禁止此类书籍在社会上流行。
但此书留传甚久，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宰相赵普也主张不能把违犯此诏令的人都抓来严惩。为了有效地降低此书风行带来的危害，宋太祖想出一条妙计。他令赵普取来旧存的刻本，亲加检验后，对于其中没有应验的内容，打乱顺序重写一遍。然后秘密令人把这些伪书投放到民间与原来的《推背图》一起通行。于是传习“推背”之学的人也搞不清楚书中的内容到底先后顺序如何。他们无法辨别书中内容的真伪，由于内容烦琐，他们就丢弃了旧本而不再收藏。宋太祖以假乱真，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都会施行一些愚民政策。宋太祖赵匡胤也不例外，他利用“谶纬之学”这个工具登上了皇帝宝座之后，又亲手毁掉了它，断绝了别人觊觎皇帝宝座的念想。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孙子兵法》前面所列四种隐蔽自己的方法，与后面的八种利用敌人的对策，组成孙子著名的“诡道十二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兵不厌诈”的方法。诡道，是一种欺骗行为，千变万化，因时因地因敌而异。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迷惑敌人，利用敌人。这些都是作战中利用诡道的基本原则。敌人贪利就要想办法引诱它；敌人处于混乱状态就要乘虚而入；敌人强大就要加强防备、避其优势；敌人易怒就想办法激怒它，使其丧失理智；敌人谦卑、谨慎就要设法使其骄傲自大；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团结就要分化离间他们。这样才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战国时期，大将李牧驻守赵国北部边防，常年驻在代郡、雁门郡一带防御北方强敌——匈奴的入侵。匈奴大军生性多疑，且出兵迅速，常令赵国守将摸不着头脑。为了诱歼匈奴单于，李牧特地向军中兵士下令：凡发现匈奴来犯要立刻回营自保，不得恋战，如有违犯一律处斩。匈奴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窃为惊喜，认为李牧怯懦，不堪一击，于是准备大举进攻。公元前233年的一天，李牧故意让边防百姓四处放牧，成群牛羊遍布山野，匈奴单于见机会难得，先是派小股骑兵入侵，李牧假装战力不济，败退而去。匈奴单于见天赐良机，于是亲率大军南下想一举消灭赵国北部重兵，可是李牧事先早已做好充分准备，他采取灵活多变的阵势，出奇兵包抄匈奴大军，一举灭掉十几万匈奴骑兵，匈奴单于只身脱逃，幸免于死。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对人来讲是利，“食”对鸟来讲也是利，所以人和鸟都会为利而置生死于不顾。在战争中，敌我双方也都时时刻刻围绕着利而展开较量。在上面的战例中，匈奴单于无时无刻不想挥师南下、掠夺财物。这是他们的大利。赵国守将李牧的高明之处就是利用了敌人想得到的利益，而没有向敌人暴露自己想要的利益。李牧最终诱使匈奴大军南下，而将其一举歼灭。这正体现了“利而诱之”的战略思想。
战争中不仅要“利而诱之”，还要“乱而取之”。战国后期，燕国政局动荡，将军市被和燕太子平相勾结，准备以武力打击燕相国子之及一些大臣和官吏，全国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地处燕国东南的北方大国齐国看到燕国内乱不止，于是想趁机出兵，从中牟利。为了更加稳妥地消灭燕国，齐王决定想办法加剧燕国的内乱，于是他派人向燕太子平表示，齐国愿意追随左右，帮助太子整饬朝政。燕太子平信以为真，放松对齐国的戒备，放手发兵围攻燕相国子之，可是未能迅速取胜，而此时将军市被又临阵倒戈，双方伤亡惨重。燕国百姓纷纷逃到他国去避难。齐王见伐燕时机成熟，于是派兵大举攻燕。燕军经过长期战乱，毫无斗志，懈于防备，齐军长驱直入，最后燕王战死，相国被杀，齐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灭掉了燕国。
齐国趁火打劫，“乱而取之”，最终轻而易举地灭掉了燕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乱”就会削弱组织内部的力量，瓦解自己的斗志，从而丧失对外的抵御力量。这对敌方来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进攻机会。齐国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一计谋，才轻易地取得了胜利。
战争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需要“利而诱之”，有时需要“乱而取之”，面对易怒的敌人还要“怒而挠之”。在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与曾国藩的湘军激战之时，石达开就曾经对湘军“怒而挠之”，从而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八月，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南战场连连受挫后，只好退往江西。可是湘军却穷追不舍，分三路逼向长江下游。太平军将领石达开奉命与胡以晃等人率军逆流而上，西进驰援。当他到达江西湖口时，湘军正派陆营攻九江，水师攻湖口。石达开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湘军乘胜而来，士气旺盛，不可立即与之交战，决定筑垒坚守，对敌人“怒而挠之”，然后再待机出兵。他命令士兵白天进攻，晚上则派一部分人马在江边擂鼓呐喊，不断向江中敌船抛掷火球，扰乱敌军。湘军官兵被搞得寝食不安，疲惫不堪，锐气大挫。这时，石达开认为时机成熟，决定与湘军决一死战。但是湘军水师有一大一小两种船配合作战，威力无比。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战斗力，石达开想办法把两种战船隔离开，大小两种战船一分开，战斗力大大减弱。石达开率军乘虚而入，湘军顷刻溃不成军，连曾国藩也险些被俘。
面对锐气十足、实力强大的敌人，如果立即与之交战定会损失惨重。所以石达开决定想办法激怒敌人，首先挫伤其锐气，然后再乘虚进攻。湘军果然被激怒，石达开又想法削弱敌军的优势，迅速出击，最终大获全胜。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孙子在他的兵法思想中，论述了对待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而在商场中面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同样也要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分析自己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对强弱不同的竞争对手，要采取不同的商业策略，以求在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比如商战中经常采用的“避实就虚”等策略就是孙子兵法思想的运用。
哈勒尔公司与宝洁公司一样，也是生产日用品的一家美国公司，当然它的名气远远低于宝洁公司。不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曾经在一次销售大战中用计打败了它的强硬对手——宝洁公司。这场清洁剂销售大战被称作“猴子与大象”之战。面对强大的宝洁公司，哈勒尔没有与之正面交锋，而是巧妙地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击败了对手。当宝洁公司在丹佛试销一种称为“弓新奇”的清洁喷液时，哈勒尔却巧妙地从丹佛市场撤出了该公司名为“配方409”的同类产品，这使得宝洁公司的新产品在丹佛的试销大获成功。正当宝洁公司的这种新产品全面占领丹佛市场时，哈勒尔却把他的小瓶装“配方409”大量投入市场，而且以低廉的价格销售，此举大大降低了宝洁公司的销售收入，严重打击了宝洁公司高级主管的信心，最后，宝洁公司不得不从货架上撤回它们的新产品，而哈勒尔在这场销售大战中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面对宝洁这种强劲的对手，哈勒尔没有与之死拼硬战，而是巧妙利用了大公司因过分自信而轻视对手的心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其不意地一举击溃了对手。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中国历代通过“宫廷政变”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在“乱”中取之。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继位，唐朝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由于唐中宗软弱愚懦，皇后韦氏趁机拉帮结伙，把持了朝政。为了达到独霸朝政大权的目的，韦氏又设计毒死中宗，临朝称制。从此韦氏一党遍布朝廷，他们为了立威，设立严刑峻法，致使政局更加混乱。而这正好为李隆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身为李氏皇族后裔，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于是他趁机拉拢韦氏的反对者，争取各方面的力量顺利地夺下了皇室大权。
韦氏之乱成就了李隆基，使他的夺权行动顺利完成。这就是“乱而取之”；反之，如果中宗在世，统治稳定、天下太平，那么李隆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夺权。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军事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因为无准备之仗几乎没有胜算的把握。反过来讲，在敌人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前，向其发动进攻，那么胜算就成竹在胸。这就是历代兵家所极力推崇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敌人没有准备时，发动突然袭击，就会使敌人手足无措，计划失误，以致仓促迎战，结果兵败连连。这是历史上多少战例曾经证明过的战争制胜的法宝。
西晋末年，各诸侯王之间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最终爆发了“八王之乱”。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成都王司马颖借机兴师讨伐。双方军队在黄桥（今河南淇县西）遭遇，司马伦兵力强大，司马颖出师不利，死伤万余人，全军为之震动。司马颖准备退守朝歌（今河南淇县）。军中谋士卢志、王彦进言司马颖说，我军失利之后，敌人必生轻我之心。此时遇难而退，消极防守，势必令全军士气不振。而现在敌人刚刚取胜，一定会对我军疏于防守，不如趁机挑选精兵，趁夜出击，说不定可以反败为胜。司马颖认为他们言之有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当时司马伦及其部下正欢喜庆功，陶醉于黄桥大捷，司马颖突然向他们发起进攻，司马伦逃脱，其部下群龙无首，溃不成军。
本来弱军遇到了强敌，几乎没有了胜算的把握，加之消极防守、士气受挫，司马颖几乎要兵败无疑，但谋士们认真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用“我之优势”出其不意攻“敌之弱势”，竟然迅速地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反败为胜，不得不令人称奇。所以，在战争中对战争双方来讲，每时每刻都要加强军事戒备，以免对方乘虚而入。
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东汉末年，群雄纷争，孙策趁机举兵江东。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孙策率兵攻取会稽郡，但遭到会稽郡太守王朗的坚决抗击，孙策多次进攻未果。后来孙静建议孙策放弃正面进攻，而是在夜间布下疑兵，迷惑王朗，然后孙策从侧面率兵突袭，王朗来不及抵抗，落荒而逃，孙策乘胜追击，占据了会稽郡。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一战术，如果运用得当，几乎战无不胜，难怪被兵家奉为至宝。
商战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在商战中同样被广泛应用。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奇”，也就是要在突破人们常规思维的情况下出奇制胜。当然这种“奇”即指出奇的经营思想、出奇的产品，也包括出奇的销售方式等。总之，在商战中要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以求达到最佳的商业效果。
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饮料公司，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高层领导曾经扬言：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所有的工厂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那么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工厂。由此可见，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拥有多么好的信誉度。可口可乐在全球能获得这么好的信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葛施达善出奇招经营公司。人们评价他：善以“超常识”的想法实施“超常识”的经营手段。1981年，他一上任，便出人意料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可口可乐的钱袋子抛给了当时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在北京地区制作和出售可口可乐，这样轻而易举就打开了庞大的中国市场；二是收购了一家与饮料业毫不相干的大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惊愕不已，问他，他却解释说：“一定要使每一位观众在看哥伦比亚影片的时候喝可口可乐。”葛施达的这些措施，为公司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使公司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可口可乐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葛施达“出其不意”的经营思想也许算不上是主要原因，但他的两项措施却毫无疑问地为可口可乐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从而为其赚取了空前的商业利润。
从政谋略的阐释与应用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兵家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它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远远大于其他策略。在政治上，要想击败自己的对手，这种策略同样不容忽视。
清军平定西域时，阿睦尔撒纳也归降清廷。但他的归顺并不是出自真心诚意，他常利用清兵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乾隆一方面对阿睦尔撒纳做出十分信任的姿态，但一方面又对他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乾隆还提醒驻守伊犁的萨喇尔一定小心防范阿睦尔撒纳。
为了安抚人心，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阿睦尔撒纳的权力欲望，在攻克伊犁后，乾隆论功行赏，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但阿睦尔撒纳欲壑难平，一心图谋割据，其野心越来越暴露无遗。
阿睦尔撒纳还献媚于随军的参赞大臣、乾隆的长婿色布腾巴勒珠尔，挑拨色布腾与班第的关系，企图坐收渔翁之利，然后自立为汗。对阿睦尔撒纳的狼子野心，乾隆了如指掌，但一直不动声色。后来等到时机成熟，乾隆命令班第见机行事，于军中将阿睦尔撒纳就地正法，不留后患。后来，阿睦尔撒纳野心败露，亡走俄国，后染病而死。
虽然阿睦尔撒纳最终没有死于乾隆帝之手，但乾隆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防止狗急跳墙，为后来时机成熟时“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做准备。阿睦尔撒纳最终病死俄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