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新年伊始，朗伍德（Longwood）[19]下午3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拿破仑瞥了一眼窗外气氛阴郁的队列，那是他的难友们正排着队来拜访他。一见面，他就给大家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年礼物：给古尔戈（Gourgaud）将军的眼镜；给贝特朗（Bertrand）元帅的国际象棋；给蒙托隆（Montholon）将军的荣誉勋章；给贝特朗的孩子的精致水晶糖果盒；还有给女士们准备的上好布料。由于受严格的礼仪约束，即便是过节大家也很拘谨，只有无忧无虑的孩童们嬉闹喧哗，偶尔会显得乱糟糟的。拿破仑神情骄傲地向赴宴的宾客们展示他收集的鼻烟盒，讲述他人生中的辉煌时刻。突然回忆戛然而止，他脸色大变，神情漠然地说：“我曾经拥有想要的一切，现在却一无所有。”晚上10点左右，拿破仑离开，这一天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去了。“这个新年真是开了个好头。”古尔戈将军咬牙切齿地说。
对于这些囚犯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如何消磨时间。接下来的日子，拿破仑很少踏出房门半步。1月7日，到处都不见拿破仑的身影，他甚至连饭也没来吃。古尔戈嘲讽道：“这过的是什么好日子！”拿破仑已经身心俱疲，无暇顾及周围人的言行。他厌倦了古尔戈阴阳怪气的嘲讽、贝特朗冷漠粗暴的言论和蒙托隆假惺惺的热情，还有那位于1816年离岛的拉斯卡斯（Las Cases）伯爵。尽管这四个人各有缺点，他们仍是他生命中最后最信任的人。这四个人如同耶稣的四大福音书作者一般，以宗教的虔诚，记录他的一言一行，协助他撰写回忆录。如此多的情绪和经历全部集中在这个身经百战的男人身上，仿佛他一回就活完了一百个人的人生。记录这样一个男人的悔恨、希望、梦想、信念、暴怒、欢愉和痛苦，四支笔也未必足够。在这一系列让历史学家都感到震撼的回忆录里，拿破仑表现出了一个与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的形象，仿佛没有任何人能阻碍他的命运。事实上，真的没有人可以吗？恐怕未必。在经历了1817年这个令人绝望的新年后，皇帝重拾了一点儿回忆往昔的兴趣。他最喜欢谈论科西嘉岛、民族英雄保利和他的家族历史，他还就此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反思：“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他或许会阻止我的事业。他也许会有机会加入制宪会议，与拉梅特（Lameth）、诺瓦耶（Noailles）之流的阴谋家为伍。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被迫太早、太年轻地投入到那些无聊的事务中去，无法取得今日的成就。”
这也许是拿破仑对逝者一种另类的致敬吧。换言之，夏尔不离去，这只科西嘉雄鹰就没机会振翅翱翔。他不需要如精神分析法所言般“弑父”，死神的镰刀帮他免去了麻烦。拿破仑的回忆录里也显示了夏尔对儿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拿破仑做了许多尝试想将这种影响最小化，甚至想忘记这个困扰他的人，但这并不容易。1798年，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他大声地问自己：“是谁给了我这些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的精兵强将？是那个上蹿下跳的夏尔吗？不！”这位骄傲的将军总是不经意间被关于已故父亲的回忆刺痛。从他青年时代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可以说，夏尔其实在他的整个青春期都起到了模范作用。在和父亲的通信中，拿破仑的态度不但没有一丝不敬，反而显得非常谦逊。在我们所掌握的他最早的信件中，提到他“亲爱的父亲”多达六次，对于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却没有如此深情的称呼。他一生中所赢得的第一场战役，或许就是他从兄长约瑟夫手中夺得了慈父的信任。一般来说，那时的贵族都习惯让自己的长子进入军校。而拿破仑得以开始军事生涯，应该归功于“亲爱的父亲”。也因此，他日后对夏尔一直感激不尽。
在父亲生前，拿破仑也并非总是对他言听计从。在莱蒂齐娅1784年6月2日写给拿破仑的一封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叛逆的蛛丝马迹。当时，就读于布里耶纳军校的拿破仑，似乎非常急迫地向家里索要300法郎。莱蒂齐娅像其他所有母亲那样回答他：“年轻人，你是从哪里学的这身坏毛病？你是怎么和父亲讲话的？还好你父亲不在家里，要是他看见了你的信，肯定会去布里耶纳收拾你，作为你蛮横无理的惩罚！”几周以后拿破仑收到信，这个腼腆的叛逆少年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训。据我们所知，后来他给父亲写的信语气就恭敬多了。不过，当父亲过世以后，他的悲伤似乎很节制。“和您诉说也没有用，”他对叔叔说，“他走了以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承受了多少悲伤。我们失去了一位父亲，只有上帝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父亲——他的温柔、他的牵挂。唉！”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说完这两句话，他就迫不及待地转移了话题。即使他很痛苦，他的理性也总能凌驾于实际面对的局势之上。
大器晚成
要总结出造就拿破仑这个天才的原因太难了。他在20岁以前，和身边的同龄人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他的学习成绩平平，喜欢写些浪漫的散文，文风还颇为矫揉造作；他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曾先后担任了见习军官、少尉。没有什么瑕疵，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在广为流传的众多逸事中，他曾经指挥同学打雪仗这件事被传为美谈。在一些描绘了这个场面的版画作品中，他被夸张地塑造成一名穿着整齐军装，准备上膛开炮的英勇士兵形象。对此，夏多布里昂的形容很贴切：“当一个人出名的时候，人们会为他编撰历史。”打雪仗这一趣事首次为公众所知，是在执政府（consulat）[20]时期，应归功于他的老同学布雷恩纳（Bourienne）。这位拿破仑的秘书很可能在一篇英语文章中看到类似的故事受到启发，便将那场日后被人们视作精彩绝伦的“无罪之战”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里。通过史料来源的分析，很难确认是否真有其事。更何况，儿时在学校里穿着短裤扮演将军的人，日后默默无闻者不计其数，极少真的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天才。而且，即使拿破仑的数学天赋可以助他成为优秀的炮兵军官，也完全无法解释他何以成为当世无双的伟大战略家。父亲过世后几个月，他前往瓦朗斯（Valence）成为炮兵少尉。他在驻地并没有结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与布雷恩纳来往稍微密切一些。早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了不起的人物有往来。他一生都没有真正改变过，非常勤奋且孤独。独立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很少与人争论，喜欢自言自语，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过真正的朋友。然而面对自己的家族，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即便远离家人多年，他仍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自从夏尔死后，拿破仑开始承担起家庭重任，努力挣钱补贴家用，尤其是为了经营家里留下的盐田学习如何对付僵硬的官僚系统，并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是科西嘉给了他广阔的想象空间。历史上的科西嘉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简直令他着迷，让他心潮澎湃。1786年8月，第一个休假机会到来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跑回家乡，想尽可能多待几天。假期结束后，才不得不回到无聊的驻地。接下来的几年里，科西嘉情结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以至于军旅生涯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了。他甚至开始创作以科西嘉为题材的一部长篇历史作品，但最终也没有出版。就在他潜心研究历史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惊醒了他的学者梦。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对于此时的拿破仑来说，还需静静等待。当一些同人远征欧洲各地时，他却趁乱回到了他无比珍爱，但并非真正了解的故乡。再度回到法国本土时，他对革命持观望态度。居留巴黎期间，他给兄弟们写信时，俨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评论家。拿破仑没有表现出任何亲身参与革命暴力行动的欲望，诸如8月20日发生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的流血冲突[21]。他还向三弟吕西安（Lucien）坦言自己的懦弱：“我只想平静地生活，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对战争特派员诺丹（Naudin）说：“除了我的家乡，我什么都不关心。”对于像他这样具有过人才能的人来说，热爱家乡的科西嘉精神确实值得称赞，但他理应有更远大的抱负。
1789年，拿破仑支持科西嘉继续归属法国，但像岛上许多居民一样，热切地盼望多数法国人从岛上卷铺盖走人，以便取而代之。他在阿雅克肖反法骚乱中表现出的立场并不明确，似乎更倾向于与其他力量共同“清理”这座城市。在驱逐了来自本土的法国人后，拿破仑和约瑟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前者在军队担任军官，后者则成为著名的选民代表。拿破仑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一度令亲法分子们不安。1792年3月，拿破仑当选科西嘉志愿军二军的副总指挥，哥哥约瑟夫进入政府担任议会代表，以便为波拿巴家族树立威信。在这段时间的科西嘉岛，兄弟二人作为阿雅克肖受尊敬的波拿巴家族继承人，频频出面。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三年后，夏尔的儿子们开始崭露头角，获得了与亲戚们甚至遥远的祖先们相媲美的成就。假如他们的家族没有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科西嘉岛的革命派系构成可能会大不相同。此时的两派，一派是代表了皇家利益的布塔福科（Buttafoco），另一派是保利领导的科西嘉民族革命团体。波拿巴家族自然毫不犹豫地拥护起保利一派。保利的民族英雄形象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拿破仑，他甚至可以把保利看作他的第二个父亲。
拿破仑对“民族之父”保利的钦佩之情由来已久，他把保利看作普鲁塔克（Plutarque）[22]笔下的英雄，一个真正的偶像。拿破仑一心追随着保利，尽管他那些火热激进的言辞和殷勤都被保利粗暴地否定了。1793年，保利被怀疑有反革命的倾向，遭到国民公会[23]的威胁，拿破仑仍然为他辩护，说他是“自由的长老”，受到爱国者的支持。从政治上来说，此时的拿破仑其实还没有完全决定该选择哪一方。他从1791年开始有些倾向于雅各宾派。他对大革命并无敌意，但对领导革命的一些“无赖”强烈反感。然而，以当时的情形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重建秩序都是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宾派残忍血腥，没有吉伦特派讨喜——毕竟，后者奉行联邦主义，没那么专制独裁。对于拿破仑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作为科西嘉岛的一名爱国者的同时，又坚定地支持奉行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呢？正在他难以做出决断的时候，保利的追随者将他彻底推向了雅各宾派的怀抱。当1793年4月2日控诉保利为反革命者的法令传到科西嘉，所有被怀疑支持雅各宾派的人都被追捕。这殃及了不少波拿巴家族的人。
5月5日早上，在靠近南科西嘉一个叫博科尼亚诺（Bocognano）的地方，拿破仑中了圈套，被保利一党抓获。而就在两年前，他还因忠于保利险些被私刑处死。多亏了一位名为博内利（Bonelli）的人出手相救让拿破仑逃过一劫，他得以通过海路到达巴斯蒂亚，并加入国民公会的部队。与此同时，保利与波拿巴家族决裂，保利宣称“将永远憎恨这个无耻的家族”。整个波拿巴家族也只能被迫离开科西嘉岛。1793年6月9日，经过一番波折后，他们选择从卡尔维驾船驶向大陆。拿破仑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科西嘉和保利彻底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两段关系的破裂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次是与科西嘉和保利的决裂，另一次则是他父亲过早的离世。当他抵达土伦（Toulon）[24]的时候，他这样评论几周前还在极力奉承的保利：“保利从表面上来看非常善良、温和，内心深处却尽是仇恨和报复，眼里有热忱的情感，灵魂里却流动着毒辣的血液。”在保利的影响渐渐消失后，他和这位“第二父亲”断绝了关系。至于他的故乡科西嘉，他也很快便抛之脑后，全身心投入到了共和国的军队中，并迅速得到了提拔。离开这个岛屿对拿破仑来说是一次前途光明的解脱。历史学家帕特里斯·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写道：“甩开科西嘉这个包袱，拿破仑才算是真正得到了自由。”
英雄诞生
踏上土伦的土地时，拿破仑发现法国的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吉伦特派被推翻后，普罗旺斯地区出现了叛乱，忠于吉伦特派的联邦派武装与国民公会的军队开始交火。风暴降临时，我们这位炮兵上尉还只能在部队里，百无聊赖地数着火药桶。看到现任职务不能显露自己的本领，拿破仑此时心急如焚。幸好国民公会特派员萨利切蒂（Saliceti）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成了土伦战役的炮兵指挥官。他向指挥官卡尔托（Carteaux）将军献计，旨在攻下土伦。在拿破仑的坚决要求下，将军采纳了他的计划。成功的机会似乎很渺茫，城墙另一头的叛军，人数差不多是卡尔托军队的两倍，且与英军里应外合。更糟的是，叛军占据地形优势，从陆地方面很难直接进攻；而英国海军就停泊在港湾里，可以向城内提供补给。简言之，情况非常不利。不过，敌军的部署总归还是有一个弱点：如果炮兵部队能成功扰乱敌舰的部署，迫使敌舰队撤退，就能切断土伦守敌与舰队的联系，成功削弱敌方军力。为了实现这个大胆且巧妙的想法，就必须占领一个制高点以便有效集中火力。拿破仑对地形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使这个计划具备了可行性。他地图不离手，就像在棋盘上操纵棋子那样比画着，准备向共和国的敌人将上一军。尽管这名数学高才生的“纸上谈兵”已经无懈可击，但他还有一个因素无法完全掌控，那就是“人”。为了减少犯错概率，他决定亲临战场。因此，在进攻的时候，他一直东奔西跑，坚持亲自在现场进行指挥。攻取堡垒的时候，他的左腿还不幸被英军的短枪击中。在攻下了几个居高临下的据点之后，1793年12月17日的早上，英军舰队整个暴露在了法军的炮口中。两天后，土伦被攻下，拿破仑的计划完美地奏效了。土伦战役后，他直接被破格提拔为准将。
具有过人天赋的拿破仑似乎是为战争而生的。他曾说：“战争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打了60场仗，但第一场我就掌握了所有的诀窍，以至于后面的59场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了。”对于地形、地貌的精确研究和对情报技术的掌握使他非常擅长发现对手的弱点。他天才般的数学能力让他能从最少的细节中构思出可行的计划。他无时无刻不在脑袋里进行着各种计算：军队的行进速度、大炮的射程、与敌军交手的成功率、军需的消耗量，等等。而且，凭借着令人吃惊的直觉，他挑选的人大都忠实可靠、英勇且经验丰富。他还能在战斗中准确分辨出适合进攻的好时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即便战斗非常激烈，他也能冷静地做出行动。相反，当条件需要时，他也会运用个人魅力和感染力号召大家打起精神。他的军事领导能力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灵感、条理、精力充沛的结合，充满了英雄气概和不可思议的活力。这一战以后，拿破仑一举成名，他的名字如明星一般冉冉升起。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也很少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愉悦或惊讶。
1794年，他晋升为意大利方面军的炮兵指挥。此时，属于他的时刻尚未真正到来。在共和国军队的星空里，还有无数的流星在滑翔。在政治上，尽管他拥护国民公会，但还是在尽量小心地与他们的血腥暴力保持距离。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但又无意推行他的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Augustin）曾邀请他统领巴黎的军队，要不是他婉言谢绝了，雅各宾派被推翻的时候，他就要作为同党被送上断头台了。当罗伯斯庇尔的政权倒台时，虽然和奥古斯丁关系密切，但他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很快便恢复了自由。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此前一直指引他前进方向的政治势力——保利派和雅各宾派——纷纷垮台。在他青年时代的这些年里，他先后失去了亲生父亲和政治上的父亲，而这一次次的打击都像是命运在敲打着他厚厚的茧，最终会让他化茧成蝶。
在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在幕后默默忍耐了一年。热月党人中有不少人以前属于雅各宾派，对他存有疑虑，与他保持了距离。这段时间也让他觉得异常失落，越来越忧郁，打算到东方一展身手。他一直不无生意头脑，希望与哥哥约瑟夫一起，努力投资经营房地产，不过并未成功。自从来到普罗旺斯，他和家族的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还拉近了。他和约瑟夫一直维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他情感真挚地爱着哥哥，甚至表现得有些多愁善感。波拿巴家族有一个原则，只要是家族里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互相援助都是第一位的。至少这一点，我们的波拿巴将军是牢牢记在心里的。1795年夏天，另一件事开始困扰着他，那就是和德西蕾·克拉里（Désirée Clary）的婚事。他与商人之女德西蕾在马赛相识，一直热烈地追求对方并希望能与她结婚。但这位商人刚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朱莉（Julie）嫁给了约瑟夫。拿破仑不知道克拉里家族与哥哥约瑟夫一样，并不愿答应这桩婚事。尽管他疯狂地坚持、暴怒，但最终事与愿违。对方只是给了他毫无尊重的沉默。从这以后，他和家族的约定性质也变了。虽然维持着一种表面形式的家庭团结，但事实上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将凌驾于所有的兄弟姐妹之上。他将成为家族的领导者，如果波拿巴成员敢反抗他，他将无情地抛弃他们。他经历了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决裂。1795年的夏天，拿破仑的心可以说是彻底被掏空了，里面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偶像或是榜样。他不再时刻心系科西嘉岛的独立命运，家族也渐渐离他远去，此刻的他就像一棵在寒风中掉光了叶子的树，而命运女神，马上就要向他露出笑脸。
大革命从来都不缺少让野心家想牢牢抓住的机会，成功指挥了土伦战役，拿破仑只是往前迈进了小小一步。随后，他加快了前进的速度。1795年10月4日，国民公会成员保罗·巴拉斯（Barras）[25]找到拿破仑，请他镇压保王党的起义。他的果决对事态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此，他在热月党人首鼠两端的国民公会中，一举树立了强人的形象，令人刮目相看。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无与伦比的社交名媛玛丽—约瑟夫·罗丝·塔舍·德拉帕热里（Marie-Josèphe 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也就是约瑟芬（Joséphine）。她是博阿尔内（Beauharnais）子爵的遗孀，并且还有两个孩子。通过约瑟芬，拿破仑将与这个家族结合。他也与她的两个孩子欧仁（Eugène）和奥尔唐斯（Hortense）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对情侣可谓天作之合，都醉心于社交场合，通过对方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举行婚礼的前几天，拿破仑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的指挥权。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心里默默计划着对抗奥地利的新作战方案——一个可以换来和平的计划。从此以后，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以前的波拿巴家族成员再无任何相似之处。1796年3月9日是和约瑟芬结婚的日子，自此，他不再使用“Buonaparte”这样的意大利语签名，而正式使用了法国化的“Bonaparte”，似乎要与家族的过去决裂。对于他来说，这简直就是生命中的第二次洗礼，得以重生的是一个想征服一切的男人，在得到一切以前他绝不会罢休。尽管大革命已经让他为人所知，但他并不打算止步于此，他想要的是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永恒且不朽的一幕。这时的法国正好遇上了经济危机，法国人开始怀念旧君主专制制度，复辟者蠢蠢欲动。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人们很难想到，一位真正的英雄即将横空出世，凭借一己之力影响历史进程。
在意大利，面对拿破仑，皮埃蒙特[26]人、撒丁[27]人和奥地利人完全处于下风。拿破仑率领的队伍未必是最出色的，但他却将其指挥成了后来让整个欧洲闻风丧胆的军队。他使用了和土伦战役一样的计谋，即尽可能地集中所有火力，全力攻击对手的薄弱点，再有条理地各个击破其他阵地。为此他花费大量时间在排兵布阵上，争分夺秒地赶在敌人集结起足以和他对抗的力量之前把对方击溃。一直到滑铁卢战役之前，他都乐此不疲地指挥着这同一乐章的战争交响乐。在他的带领下，军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对手常常被打得晕头转向。像多米诺骨牌被粗暴地推倒一般，敌人都在拿破仑的闪电攻势下一个接一个地迅速败下阵来。“简直是以卵击石。”他的士兵们常常骄傲地说道。他的接连胜利使整个欧洲大为震惊，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天才。后来他在圣赫勒拿岛对拉斯卡斯说道：“直到洛迪（Lodi）[28]之战以后我才发现，我能成为这个政治舞台上一个决定性的参与者，这也是我第一次产生如此巨大的野心。”
炮火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他就已经坐立不安，不愿意在指挥部里苦苦等待下一次在地图上谈兵论剑的时刻，他想介入政治和外交。对此，督政府非常不悦，并且感到了恐慌。他的朋友巴拉斯认为：拿破仑不仅仅是在意大利半岛取得了两三次胜利的人，重要的是，他通过战争获取了大量财富——对于正在遭受金融危机的督政府来说，这很可能成为与其对抗的资本。他的出色战绩已经在民众心中树立了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为了减少他的威胁，1796年5月初，督政官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
5月13日，当意大利爱国者在米兰街头庆祝拿破仑的胜利时，督政府安排克勒曼（Kellermann）与他共同指挥，率部远征意大利南部，扫平亚平宁半岛。拿破仑梦想着乘胜追击奥军，直捣维也纳，成为真正的胜利者，然而督政府却只盼着他去掠夺财富。他对督政府大失所望。经过一番力量对比的权衡，拿破仑决定背水一战，他给督政府写信，声称如果不能掌握绝对指挥权，就要辞职。这是一个大胆的赌博，但凡督政府让步，他取得的政治胜利，将不亚于在洛迪的军事大捷。5月21日，在他的强烈建议下，督政府决定让步：“经仔细考虑，政府将给予您充分的信任和绝对的权力。”束缚着拿破仑的这根缰绳总算放松了，他为自己争取到了独立的指挥权，这下他可以把那个失去威望的督政府抛诸脑后，轻松自如地大展拳脚了。
为了巩固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他未经批准就把数以百万计的战争所得的钱财分给手下的将领们，却没有送往巴黎。拿到钱的将士们都兴高采烈。这一举措使拿破仑在军队中的威望变得很高，尤其是获得巨大利益的将领们，集结成了一个忠诚于拿破仑的牢固圈子。特派员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却没人敢进行抗议。拿破仑到处巧取豪夺，征敛了不少财物，可以说是兵精粮足。然而，法国势力的突然出现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拿破仑意识到必须用更高明的手段来控制意大利。他带领军队在意大利休整，并在当地获取所需的装备时，也结束了意大利的混乱局面，并扶植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当地政权。此时的意大利渐渐有许多共和国诞生，接替了此前的君主制或那些覆灭的公国，成为法国的“姐妹共和国”。然而，他们的自主权非常有限，上一秒才得到的东西，下一秒又被拿破仑拿走了。在意大利，拿破仑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必须以战养战，这样士兵们就能享受到胜利带来的实质性好处；二、对战败方的统治，永远要把缰绳勒得紧紧的。在拿破仑身边，有两个忠心的势力靠着他发展壮大：一个是军队，他们深深臣服于拿破仑最高指挥的领导力；另一个是爱国者，他们不懈追逐着崇高的荣誉。
权力之巅
仅仅一年时间，就接连有三支奥地利的军队想夺回意大利，却都败在了拿破仑的手里，简直以卵击石。虽然这些军队训练有素、英勇无畏且人数众多，但每一次被打败，而且还是惨败，就如同一股股喷向愤怒火山口的水柱一般，最终化为了蒸汽。这让维也纳政府越来越恐慌。每当结束一场战役，拿破仑都会与战败方签订停战协定。他先施以毁灭的威胁，继而诱之以利，要求对方绝对服从，靠这样的手段获得了一次又一次外交上的成功。拿破仑用这种方法几乎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权力越来越大，如同总督一般，无人可以真正制衡他。对此他毫不遮掩，住进了米兰的蒙贝洛（Mombello）宫，把无数的政治家、作家、将士、艺术家请进宫来，俨然当自己是一个皇帝。在这座宫殿里，约瑟芬就是最闪耀的珍珠。她善良、灵活而富有技巧的社交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拿破仑的生硬粗暴。这对夫妇一点儿也不像是突然发财得势的暴发户，反而像是天生的公主和王子，尊贵气质仿佛与生俱来。巴尔扎克评价拿破仑：“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年轻力量的胜利。”他是用奋斗而来的功绩和荣誉堆积起来的精英，让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贵族。在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下，艺术家们还将他和恺撒进行比较。在这样的赞誉下，这位波拿巴将军简直就是用三色旗装饰的古代英雄的化身，在他身上，神话和现实是可以共存的。
然而在巴黎，他的独立自治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保王派蠢蠢欲动，威胁着备受质疑的共和国制度。右派政党的出版物冷酷地攻击他，称他为死神。他的征服掠夺行为也被大肆批判，“独裁者”这个词和他画上了等号，频繁出现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深受拿破仑威胁的督政府自然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拿破仑觉得必须做出些行动来制止这些流言蜚语，而他觉得没有谁比自己更能做好这件事，于是他自己做了印刷社的老板。哪有这样的老板！1797年7月19日，拿破仑自己的报纸在米兰出版了《意大利军团信使报》（Courrier de l'armée d'Italie）第一期，也叫《法国爱国者在米兰》（Le Patriote fran?ais à Milan）。这些报纸全都被用来宣扬他自己的功绩，以提高他的名声。从这以后，他似乎变成了从法国来拯救意大利人民的“独一无二”的英雄。为了支持报纸的发行，他还印刷了许多样刊免费发放。他创办的第二份报纸叫《意大利军团法国观察报》（La France vue de l'armée d'Italie）。媒体造势，不是新鲜事。他的创举，在于借用报纸，以“广而告之”为名，对自己的英雄形象进行系统化的宣传。拿破仑鼓励身边所有人，借他们的笔杆子为自己发声：“只是因为爱国者和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主动写些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用一堆歪曲事实的破烂，误导社会舆论，扼杀了公众知晓事实的权利。”事实上，最歪曲事实的恰好是他的这几份报纸。当他荣誉的光环开始褪色时，那些不怎么光鲜的胜利甚至是败仗，也总能被他细心地修改、润色，保证自己的光辉形象继续呈现到公众面前。在意大利，拿破仑毫无疑问是这个时期少有的天才，更是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传媒领域的先驱。
1797年10月18日，随着《坎波福尔米奥条约》（Traité de Campo-Formio）的签署，法国和奥地利的战争结束。拿破仑只花了十八个月就结束了这场长达五年多的战争，可以说是法国战争史上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与此同时，他彻底地改变了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和能够展示其治理才能的政治空间。此后，他还要做些什么呢？督政府的根基仍然稳固。他有足够的智慧，不想贸然行动，影响自己政治生涯的上升势头。他的桂冠上还差几片叶子，而他在埃及的经历将会为这顶荣耀之冠增添耀眼的光环。
英国这一宿敌多次对法国挑起战争，并且殖民了埃及，然而，以法军目前的海军实力还不足以直接与之对抗。因此，从战略上来说，远征埃及可以有效打击英国的商业贸易，削弱其海上霸权；从政治上来说，继续待在满怀妒意的督政府势力范围之内，恐有不测，远征埃及恰好可以暂时避祸。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集结了13艘战列舰、6艘护卫舰和35艘其他船只从土伦出发，像他的偶像恺撒一样准备出征埃及——虽然“新埃及艳后”约瑟芬并未随军远行。54000名士兵集聚在甲板上，对此行的目的地也并不知情。这次远征除了军事上的意义，还有科研的目的。除了强悍的士兵和大量武器，他还带上了天文学家、医生、数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工程学家、画家……共167名学者，分成了五个小组。拿破仑要他们把神秘的东方好好研究一遍。他向这些科研人员授予了军衔，并分配了精准的任务。这几支特别的队伍踏遍了埃及的城市、遗址和沙漠，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埃及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把军事、政治、艺术中的问题交给这些科学家进行讨论和研究，不仅是出于现实需要，更是为子孙后代做好长远打算。
拿破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自己留给后世的形象的？恐怕很早。即便眼前的政治斗争和战争同时困扰着他，他依然时刻不忘让人记录自己的一举一动，以留下毫无瑕疵的史诗。显然，一些过于琐屑之处，反倒破坏了他希望表现出的英雄形象。在军事征服或维持秩序时，为了震慑对手和敌人，他必须常常表现得粗暴残忍。不过，他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过多修饰，因为他知道以后的艺术家和作家们会进行润色和再创造。他们会缩小负面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模样。
在埃及，他成功地夺取了法老的土地，也打赢了几场漂亮的仗，但他的战略目标却一个也没有达到。强大的英国海军几乎无法撼动，更糟糕的是，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Aboukir）要塞被纳尔逊（Nelson）海军上将歼灭了。[29]在雅法（Jaffa）[30]的时候，拿破仑毫无恻隐之心地处决了数以千计的战俘，撤退途中他又命令染上鼠疫的病人和受伤的士兵跟在队伍最后，致使这些人在后来全部被歼灭。短短几个月时间，法军在埃及折戟沉沙、血流成河，军队开始怀疑此次异国远征的意义，士气异常低落。多亏了极具天赋的画家格罗（Gros），他在目睹了这幅惨象之后，用画笔激昂地创作出了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品《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Bonaparte visitant les pestiférés de Jaffa），才让这段历史变得受人尊敬。在这幅画中，拿破仑仿佛是个魔术师一般，他精神振奋地探望患病者，他苍白的手伸向表情痛苦的鼠疫病人，病人仿佛获得了仁慈的安抚，内心受到巨大的触动。宁静祥和的气息仿佛要溢出画框，画面中的拿破仑俨然是个拥有上帝力量的国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沿途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比之下，远征的惨败似乎不值一提。我们还能在博物馆中欣赏到同时期的画作《拿破仑从埃及归来》（Retour d'Egypte），该画作以富有异域格调的建筑作为背景，细节中充斥着大量的埃及元素，把拿破仑刻画得宛如从《圣经》中走出来的英雄。
然而，几个月之后，拿破仑明白，如果自己继续死守在埃及，他的野心恐怕近期内都实现不了了。在一切还没有太晚之前，他必须尽快离开这个不甚友好的地方。1799年8月23日，一则消息在军队的临时营地流传开来，听闻的士兵们无不错愕。他们这时才得知拿破仑将军已经把他们抛下，自己秘密返回法国了。拿破仑私自回法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赌博。他有很大概率会在回程中遭遇英国海军，一旦被抓住，就要在伦敦的某座监狱度过下半辈子了。即便他成功穿越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防线，又将在法国面临怎样的对待呢？会不会被当作逃兵逮捕？似乎局势不管怎么发展，牢狱之灾都难以逃脱了。不过，这可不是他的算盘。他希望自己的财富，也就是他的运气，能将他带到一个安全的港口，让他受到救世主一般的欢迎。拿破仑到底是头脑发热还是未卜先知，已经无从证实。总而言之，命运的骰子把幸运的一面转向了他：冒险的逃亡，竟变成了辉煌的凯旋。当他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陆的时候，欢迎的礼炮齐鸣，兴高采烈的人们迅速像潮水一样涌向港口。岸边站满了人，港湾里停满了满载着仰慕者的小船。所到之处，民众们兴奋无比地迎接这位凯旋的英雄。他在喝彩和欢呼声中来到了里昂。
天才执政官
此时法国督政府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尽管督政府镇压了反对派——尤其是保王派，但效果微乎其微。战争卷土重来，奥地利军队再次踏上了意大利的领土。法国的经济形势也每况愈下，财政收入越来越少，甚至连公务员都领不到俸禄了。人们从1789年开始幻想的美好未来终成泡影，形势越来越糟，连农业生产都步履维艰。然而，在这种腐烂的土壤里却最容易开出政治成功的花朵。拿破仑仔细策划着，决心牢牢抓住这个可能夺权的好机会，剑走偏锋地做一次冒险尝试。他一个一个地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以西哀士（Sieyès）为首的政治理论家，以富歇（Fouché）为代表的雅各宾派，还有塔列朗（Talleyand）等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在几个银行家和军官的支持下，这个小团体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内容很快得以实施，并毫无意外地演变成了一场政变。1799年11月8到9日，他们发动兵变夺取了督政府的大权，胁迫督政府把共和国交给了波拿巴。[31]
西哀士很快被挤出了权力中心。根据新起草的宪法，新政府中有三位执政官，而其中只有一个掌握着所有实权，也就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塔列朗开玩笑地给他们三个起了外号：“Hic、Haec、Hoc”。“Hic”的意思是“他”，代指拿破仑；Haec是“她”，代指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刻薄地影射了其个人生活习惯和尴尬的从属地位；Hoc是“它”，鄙视性地代指地位最低的勒布伦（Lebrun）。拿破仑设置了三大议会相互制约：第一个是法案评议委员会，是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机构，只对法律进行讨论而不投票；第二个是立法团，只负责对法律进行投票而不讨论；第三个是参议院，聚集了所有的“德高望重者”，以是否符合宪法的名义对前两个议会的成果进行审查，而他们开会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这样一来，作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用政治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改革，巧妙地划分了执政权力。对于一个才30岁，没怎么治理过朝政的将军来说，这是多么巧妙精湛的管理术！
要详细把拿破仑设立过的所有机构统计出来的话，恐怕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词典。在所有领域，他都设立了关键机构。夏多布里昂这位狂热崇拜者这样评价拿破仑：“非同寻常的想象力给这位冷酷的政治家带来了无尽的活力，他用理智实现了诗人的意象。如果缪斯不是常在他的身旁，他是不可能完成那些伟业的。”在拿破仑的领导下，聚集了一批极具才能的人，如波塔利斯（Portalis）、戈丹（Gaudin）、莫利安（Mollien），这些人成功地在法国大革命的法律基石上凿刻出了模样清晰的雕像（也就是《拿破仑法典》），而且完成得干净利落、卓有成效。如果没有拿破仑，公民的平等权利恐怕还要几十年才能得到认可；如果没有拿破仑，这部强有力的法典也不会这么快就诞生，而这部法典正是国家行政机构效率的保证。按照他的意愿编写的这部民法典有超过一半的条款今天依然在使用，而其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原则和概念，例如身份、合同、财产、离婚和继承，现在依然是组成我们社会的基石。拿破仑赋予了法典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成功地维护了革命成果。法典的使用在各地都是统一的。权力机构任命省长，省长又将法典应用于各省，由各级司法机构保障其实施。拿破仑凭借他的立法成果，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了对手。在拿破仑下台后，他的继任者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虽然是他的政治对手，并且以反对革命而著称，但还是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部法典。让我们补充一点，拿破仑的政府是一种强大的权力工具，拒绝承认其权威性无异于自杀。如果说在雾月政变以前，历史进程仍有可能逆转，那么在拿破仑之后将绝无可能。
执政几年以后，拿破仑开始明确地将传统社会的一些要素引入到新社会中，不再驱逐和对抗它们。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流亡贵族回国了；签订了政教协定的教堂重新向迫不及待的信众们打开了大门；新教徒和犹太教徒获得了和天主教徒同样的地位；共济会也被公开承认并获得支持。不过，尽管贵族和教士们卷土重来，但他们的特权却已不复存在。拿破仑选拔了大批头脑聪明的人，让最有才能的人担任要职。不仅如此，他还重赏各个领域的顶级人才，授予他们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这样，学者、军人和企业家，就有机会与贵族世家一样，进入精英阶层。拿破仑实施这一举措，是为了实现国民之间的和解，也是为了消除这个国家旧日的创伤。对他而言，翻去近来的痛苦过往的一页，是一个巩固自身权力的好办法。很长时间以来，总有人指责拿破仑其实是在玩儿资产阶级和统治阶层的游戏。提出这种观点的通常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时也不尽然。拿破仑确实创建了一个影响欧洲的商业帝国，保护了人们的资产，使货物流通更便捷，更使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他统治期间，农产品收入也取得大幅增长。获益者并非只是精英阶层。他在里昂纺织工人中大受欢迎，便是明证。
在他的天才执政下，法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战争，获得了短暂的和平。在一个又一个条约后，1802年，《亚眠和约》（Paix d'Amiens）签订，法国终于和老敌人英国和解。三年时间过去了，国家内部也稳定了下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内战基本停息，革命理念得以坚持和巩固，货币也得到了统一，边境和平稳定。在这一时期，“天才”和“拿破仑”几乎是同义词。但他在近乎狂热又高度集权的统治之下，还是做了一些错事，如恢复奴隶制（1802年）。拿破仑梦想着建立一个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帝国，所以他认为应该恢复革命前的殖民政策，重现殖民地的荣光。于是，他遭受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失败之一。拿破仑派往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32]的远征军，在这个当时重要的蔗糖原产地，受到黄热病的困扰和当地起义军的抵抗，遭受大量伤亡，美洲梦彻底变成了血淋淋的噩梦。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其他地方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一如既往地受到民众的支持。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放下武器，依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1800年12月24日，当拿破仑乘车前往歌剧院的时候，一枚炸弹轰炸了圣尼凯斯（Saint-Nicaise）街。这次袭击造成了22人死亡，上百人受伤，40多处建筑严重受损，无法修复，只能拆除。虽说从恐怖分子手中逃过一劫，执政官一职的不稳定性，也令人不能不考虑了。
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的三弟，时任内政大臣的吕西安，成为第一个提出世袭问题的人。那时，拿破仑之所以在任人唯亲方面还算克制，是因为人们普遍默认：权力应当一直被牢牢掌控在波拿巴家族的手中。假如拿破仑在第二次远征意大利后没能生还，康巴塞雷斯和其他拥护者很可能会考虑把权力的钥匙转交给他的大哥约瑟夫。波拿巴家族当时就是“荣耀”的代名词，家族的每个成员似乎都头顶着光环。将权力保留在家族内部的倾向自然应运而生。如果需要恢复君主制，波拿巴家族的世系将会是最佳载体。蒂埃里·伦茨（Thierry Lentz）评价道：“他们的历史没有任何旧君主制的痕迹，而他们的革命理念又可以与温和派的政治诉求完美结合。”波拿巴家族就像是“加冕的华盛顿”，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保有革命的成果。那么，我们的主要当事人对此怎么看待呢？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他都很不喜欢提及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认为现在就要急着换下他第一执政的服装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准备把攥在手里已经许久的君主制棋子在政治的棋盘里往前推进一步。这个国际象棋高手走了一步“王后”——他推出了他的太太约瑟芬，料想这样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拿破仑没有授予她任何官方的头衔，只是让她享受旧制度下王后的殊荣。别国的使者来朝，恭恭敬敬地向她行礼，像当年对路易十六的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Antoinette）王后那样；一大群贵族女性环绕在她身边。这样，这个还有些不伦不类的新“朝廷”，就渐渐能与欧洲的传统宫廷相媲美了。所有人对此也没有异议，都觉得每日向这位上天护佑的伟人及其亲信鞠躬，是件非常自然的事。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想法在稳健地悄然发展着。
第四王朝的诞生[33]
然而，拿破仑还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没有子嗣。婚后几个月，约瑟芬的肚子丝毫没有动静，这已经能说明些问题了。波拿巴家族并不缺少虎视眈眈的企图上位者，但无人能入未来皇帝的法眼。不过离婚这条路被他首先否决了。万般无奈之下，这对夫妇考虑了第三个计划。两人大胆地决定过继一个孩子：他们希望拿破仑的弟弟路易和约瑟芬的女儿奥尔唐斯为他们延续香火。当然，最后的结果颇令当事人失望。尽管波拿巴和博阿尔内两个家族并不怎么互相赏识，两个年轻人还是违心地结了婚。拿破仑夫妇促成这两人婚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收养他们的孩子，立其为皇储。[34]这个方法虽然可以维护拿破仑夫妇目前的最高利益，但是如何调和世俗偏见、两个家庭的心理感受和政治需求呢？无论如何，共和十年（1802年），拿破仑当选终身执政官，地位进一步巩固。如果说1800年修改宪法的全民公投结果令人失望（仅有20%的公民赞成），那么1802年关于拿破仑是否可以终身执政的宪法公投，结果显然好多了，不仅参与投票的人数翻了一倍，而且绝大多数是赞成票。由于投票都是公开记名，还要警方备案，所以几乎没有人敢投反对票。公众的热情让之前仅是宣布以十年续任“聊表国家的感激之情”的议会哑口无言。拿破仑凭借公投避开了立法障碍和政治障碍。1802年的共和十年宪法公投也可以被视为一条不归路，此后，一切的进程都加快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正在踏碎旧政体的瓦砾，破茧而出。王朝和宫廷的轮廓日渐清晰，那些旧政权下的习俗和礼仪被重新拿出来派上用场，好让即将上任的统治者更加泰然自若。
此时的拿破仑在考虑，该选择什么样的冕冠呢？王冠对他来说太蠢了。十年前那颗戴着王冠的头颅从断头台滚下来掉到篮子里的景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况且，波旁王朝的世袭王位也早就消失在了血污中。因此我们的新君主决定另辟蹊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需要证明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虽然议会已经宣布宪法赋予了他统治的权力，但为了让未来的臣民承认这权力，他决定使用“皇帝”这个称呼。这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容易让人联想到查理大帝和他的罗马帝国，赋予了他一种浑然天成的威严感。所以，第一执政拿破仑在这新古典主义的浪潮中，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佩戴雄鹰的徽章。他复原了和查理大帝一模一样的皇冠，他还继承了墨洛温王朝（mérovingien）[35]时期的遗产，在宫廷长袍和各种装饰物上，缀满了蜜蜂的图案。或许，他希望以蜜蜂的形象，暗喻象征着法国王室的鸢尾花之凋零吧。醉心于政治神话的拿破仑，既然学不来花白胡须的查理大帝，就索性把自己打扮成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大帝的模样。他的雕像与全身画像，都完全照搬了古罗马的风格。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即向民众宣布建立帝国的必要性和紧急性。如果说，第一拨针对拿破仑个人的阴谋使得世袭制的想法浮出了水面，那么，这第二拨阴谋则为拿破仑复辟帝制提供了口实。受到保王党人卡杜达尔（Cadoudal）的教唆，一场针对第一执政的刺杀活动正在酝酿。又一次，焦虑和恐惧成了聚拢民心的黏合剂——这招屡试不爽。拿破仑借追捕谋反者之机，更好地将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顺势逮捕了著名的共和派莫罗（Moreau）将军。一系列的操作，高效但并非没有漏洞，引起了人们的抗议。莫罗将军是拿破仑的竞争对手，其名望甚至能遮蔽后者的一些光芒。他保住了性命，但还是被流放到国外去了。这段时期，政治气氛紧张，警察们封锁巴黎的交通，迅速展开调查，到处紧急追捕真正的谋反者，将其捉拿归案。
在调查期间，嫌犯提及一位曾经的法国王室成员也参与了这次阴谋。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居住在德法边界的昂吉安（Enghien）公爵。即使他没有参与这次阴谋，他始终是旧制度一名坚定的拥护者，让他永远闭嘴，也算是明智吧。他的悲剧命运，日后被称作拿破仑帝国“奠基的罪行”，而拿破仑本人对此是难辞其咎。昂吉安公爵在德国遭到绑架，只经历了一场简短的诉讼，便在六天后，也就是1804年3月15日被处以死刑。波旁王室新的血迹未干，拿破仑又施以第二重打击。热尔曼·德斯塔埃尔（Germaine de Sta?l）写道：“拿破仑想重建帝制之时，他认为：一方面，需要安抚革命者，让他们不必担心波旁王朝的复辟；另一方面，需要保王党证明，对他的忠诚，就是与旧王朝的决裂。”富歇在一旁小声咕哝：“这比罪行还严重，这是个错误。”
事实上，除了几个怀旧的精英显得有些激动以外，民众对于这个所谓的错误反应平平。1804年5月18日，参议院宣布发起新的公投，决定是否重建帝制。和1802年的情形一样，参与投票的人中，投赞成票的人数完全是压倒性的。人民很快就忘记了不久前所反对的那桩“罪行”。在最后一场投票结束后，这位新皇帝想举办一场盛大而奢侈的加冕礼，好让他的当选看起来更合理一些。1804年12月2日，在教皇的见证下，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接受加冕。宗教仪式结束后，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在政要们面前庄严宣誓：“我将维护共和国领土的完整性；尊重并且使人尊重信仰自由及政教协定中的相关法规；尊重并使人尊重平等的权利、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保护国家财产；不新增法律规定以外的税种；维持荣誉军团的制度；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幸福和荣耀而统治。”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动乱之后，新皇帝承诺的是保守主义和一定程度上的安定。
加冕礼这天，正当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拿破仑小声和哥哥说道：“约瑟夫，如果我们的父亲能看到这一刻该多好！”这句话也许是后人杜撰的，但这种自豪的反应恰如其分。确实，波拿巴家族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人无比惊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拿破仑登场以后，家族的发展迅速地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极限。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为自己保留了47座宫殿，花费了巨额钱财维持皇宫的排场，到现在都没有哪个君主能与之相比。法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这种铺张浪费的呢？大约有五十万人聚集在寒风中只为了看一眼皇帝的帝国游行，然而人群中很少有高呼“万岁”的，就好像大家是出于好奇才上街观看表演的。巴黎圣母院的加冕仪式很快就被遗忘了，若泽·卡巴尼斯（José Cabanis）这样评价：“（那场仪式）并没有欺骗任何人，皇帝展现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容忍的空想家形象。传统不能拼凑而成，尊重也不会自然而生。”话虽说得重了些，但直指拿破仑明确的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他此前轻蔑地将理论家推到一边，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建立了各种有用而有效的机构；而成立帝国并加冕之后，无比理性的他，却忽然开始沉迷于各种模糊不清的神话和象征图案。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接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全新宗教。他的那套礼仪排场，完全是无中生有，最终使局势越来越混乱。
当然，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内战的结束，加上对公民权和法律的维护，民众对新皇帝也没有什么怨言了，反对派也找不出机会来发表反对言论，报纸、杂志井然有序，与巴黎的艺术家们一样，都被组织起来为皇室服务。极具天赋的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安格尔（Ingres）、格罗，还有许多其他的画家就充当了皇帝最好的宣传者。也许同时代的人对帝制的重建并不买账，但后世的人看到那些艺术作品，却不免心向往之。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卫的油画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Le Sac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Ier）。这是一幅政治油画，把拿破仑加冕的场景描绘得金光闪烁，富丽堂皇，与历史上那天的不温不火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该作品于1808年在艺术沙龙展出。两年以后，新皇后到来，它也被束之高阁了——显然，只有傻瓜才打算将约瑟芬的加冕礼[36]呈现在她面前。荣耀是保持帝国体制稳定的最后一个要素。虽然争取荣耀阻力重重，但毕竟值得畅想。更何况，一位无与伦比的“战神”使梦想的实现不再遥不可及。
伟大的皇帝
加冕大典一年后，法国军队取得了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可超越的辉煌胜利，即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战役。拿破仑假意暴露自己的右翼，设置陷阱，吸引奥俄联军出击。当敌军中路空虚时，他带领军队穿越敌军侧翼，突击中路，将敌军一分为二，击溃之后，趁机追击残兵，将他们逼到冰冷的湖中。随后，奥地利第三次向老敌人法国投降。几个月以后，骄傲的普鲁士军队在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带领下，品尝到了苦涩的失败。在柏林，法国皇帝乘坐着四匹骏马的战车，带领军队穿过勃兰登堡门，宛若战场上凯旋的英雄，与战败方的沮丧和屈辱形成鲜明的对比。1807年，与俄罗斯的战争颇为不易，埃劳（Eylau）之战血流成河。6月14日在弗里德兰（Friedland）[37]，这天刚好是1800年马伦哥（Marengo）战役[38]胜利的纪念日，沙皇的军队再一次体会到最尖刻、最痛楚的失败滋味。法国皇帝似乎总在庆祝纪念日，收获敌军的旗帜，收藏范围几乎遍布了欧洲大陆。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德国相继落入拿破仑的统治之下，这让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在蒂尔西特（Tilsit）的木筏上，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签订合约，后者被迫承认拿破仑对西欧的控制权。
1807年，华沙大公国[39]建立后，法兰西帝国的版图快要扩张到俄罗斯边界了。俄罗斯自身也感受到了拿破仑的控制和威胁。除了奥地利，基本整个欧洲都被涂成了蓝白红三色。皇帝现在只剩下一个强大的敌人——英国。1803年，在不列颠岛，两个老宿敌重燃战火。1805年10月14日，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法国海军遭受了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的痛击。海战过后不久，法兰西帝国一点点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这完全击碎了拿破仑征服英国的梦想，而英国则获得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和七年前在埃及一样，拿破仑感觉自己成了自己发动的征服战争的俘虏，他被困在了欧洲大陆。他想通过禁止英国在欧洲的贸易来打击英国的经济，以此逼迫伦敦讲和。但由于走私猖獗，经济封锁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英国却凭借它超强的海上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极高的威望，打开了多条海上贸易通道，跳出了法国的封锁线。
在伊比利亚半岛，拿破仑对西班牙叛乱分子的支持在逐渐分裂着西班牙。在迅速占领葡萄牙后，拿破仑想进一步染指西班牙领土。西班牙君主虽然曾与法国结盟，但后来盟约破裂了，而他似乎也无法指挥这个王国。1808年3月，在巴约讷（Bayonne）一场精心设计的伏击中，拿破仑罢免了西班牙国王，并让大哥约瑟夫担任西班牙国王。从马德里到华沙的土地，都被这只法兰西雄鹰统治着。而且，这不仅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征服，最重要的是，以拿破仑模式为主体的革命理念，也得以四处推广。各地区的封建势力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平等的权利观念。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例子：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犹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身份，不再被隔离在犹太人区，也不再被要求在衣服上缝制显眼的黄色标志——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07年崛起的原因。
几年时间里，拿破仑无可争辩地把欧洲带入了现代社会。但这跳跃太过突然，无可避免地招致了大量抗议和敌对势力。欧洲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尤其是西班牙的神职人员接受不了被剥夺特权，想要恢复原状。更糟的是，所有这些社会变革，都被视作来自于“侵略者”。而拿破仑则信奉“法国高于一切”，这非常不利于他的政策普及。民族主义者和普通民众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也加入了贵族和教会抵抗拿破仑的运动。此时，民族主义的崛起影响了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西班牙和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在了法国的对立面。尽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拿破仑的敌人却每年都在增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扩张损害了许多欧洲国家和旧大陆的利益，于是它们聚集成一股力量，组成反法联盟来共同对抗拿破仑。面对这种情况，即便登上法国皇帝的宝座已有五年，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似乎仍在摇晃。
1809年，奥地利认为拿破仑无法从西班牙事务中脱身，于是大胆地单独发起了对法国的攻击。法军在埃斯灵（Essling）险些被打败，命悬一线的法军在得以喘息后于瓦格拉姆（Wagram）[40]战役一举战胜奥地利军队。这第四次的失败迫使奥地利皇帝向他的敌人交出了最后的赔款——他的掌上明珠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自从拿破仑的一个情妇在1806年给他生了个儿子莱昂（Léon）后，得知自己并非不能生育的拿破仑和约瑟芬皇后的离婚在所难免。更何况，他认为约瑟芬出身不够高贵。现在的拿破仑已是高高在上的法国皇帝，波拿巴家族自然也应当和名门贵族或是其他皇室结合。目睹欧洲的君主们一个个对他顺从的臣服，拿破仑更加坚信：总有一天，波拿巴家族会成为欧洲最尊贵家族中的一员。事实上，在这些人友好的微笑背后，仇恨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积累着。他们如同面无表情的野兽一般，一动不动地监视着这个“科西嘉吃人恶魔”，耐心地等待他暴露出弱点，然后挑选合适的时机将利爪狠狠地扎到他的肉里。而此刻，他们只能恭顺地在三色旗下低头，痛苦地弯曲着自己的脊梁。
拿破仑迎娶玛丽—路易丝是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当年为了雾月政变而组成的联盟已分崩离析。在与约瑟芬离婚以前，塔列朗和富歇就被拿破仑重金打发走了。在波拿巴家族方面，拿破仑废黜了其弟荷兰王路易的王位——吕西安的遭遇也一样。至此，原本只保留下一点框架的“共和国”，已经彻底消亡，新君主制开始更多地沿用旧体制。为了迎接玛丽—路易丝的到来，宫廷里花费巨资打造了盛大奢华的欢迎典礼，足以和当年路易十六迎娶同是奥地利公主的玛丽—安托瓦妮特的排场相媲美。然而，这种不伦不类的复辟，虽然看上去很荒唐，但所有人都屈服于拿破仑的绝对权力之下，不敢有异议。
玛丽—路易丝似乎正在循着她的祖姑母——著名的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的步子走，但她丈夫的态度与路易十六大相径庭。无视了宫廷自身制定的烦琐程序，皇后初来乍到，拿破仑就在贡比涅住进了她的房间，根本没等到耗资巨大的典礼举行。侍从们精心准备的典礼，本为两人的初次相遇而安排，现在显得如此荒唐可笑。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朝臣敢于违反皇家礼仪，只有它的制定者才有权打破。凭借辉煌的军事胜利，已经没有人能限制拿破仑的权力和力量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新教徒们全都前来朝拜，给予伟大的拿破仑皇帝衷心的祝贺。在这种氛围中，报刊记者们也只能一边倒地为皇帝唱赞歌。没有反对党的作乱，和平与安定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811年3月20日，法国皇帝终于有了继承人——新的罗马王，对于他来说，整个王朝现在才是真正稳定了。只有俄罗斯依然不受拿破仑控制，甚至继续维持与英国的贸易往来。法、俄两国关系渐渐僵化。皇帝在欧洲大陆集结了超过60万人的军队，打算收拾一下傲慢的俄罗斯。
大衰落
如果稍微凑近一些看，人们就会发现这座坚不可摧的帝国建筑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裂缝。首先是经济下滑带来的严重后果：1810年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了工业危机；而1811年的干旱导致农业产量过低，又引起了农业危机。大量的失业加重了饥荒，好在还有大量的救灾食物在街上向民众发放，饥荒算是抑制住了。拿破仑把眼睛瞄向了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迅速屯兵60万，向其发动了攻击。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势如破竹的法军使俄军迅速后撤，却未能对俄军主力造成重创。帝国的军队被引入了俄罗斯国土深处。拿破仑的军队仅仅靠双脚就迅速抵达了莫斯科，甚至比1941年纳粹德国的装甲车行进速度还快。过快的行军速度带来的后果就是马匹和人员的严重损耗，当俄罗斯军队终于前来迎战的时候，拿破仑麾下只有12.5万人了。双方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Borodino）展开了一场血战。皇帝的近卫军和俄罗斯军队混战，伤亡极大。虽然法军浴血惨胜，但俄军只是战术性后撤，战斗力根本未被摧毁。然而，1812年9月14日，俄国的总督罗斯托普金（Rostopchine）命人在莫斯科放火。可怕的大火毁坏了大半座城市。拿破仑本应想到：沙皇绝不会投降。
由于皇帝长期在外征战，巴黎的阴谋家们开始重新活动起来。在几个蹩脚同伙的拥护下，失宠已久的马莱（Malet）将军放出话来说皇帝已经战死俄罗斯，并伪造了文书逮捕了警察局长，来到了市政厅。只有一位巴黎的地方军事指挥官进行了反抗，下颚中了一枪。在一片混乱中，阴谋破产了。然而，令人不安的问题出现了：当拿破仑的死讯传来时，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想到通知罗马王继位？当年，一旦国王驾崩，人们会在凡尔赛宫大呼“国王已死，国王万岁”，昭告新国王登基。然而，如今为何大家对小皇子漠不关心？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虽然皇家仪式极尽奢华，拿破仑对此也始终高度关心，但帝国的合法性，依然仿佛建于流沙之上。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拿破仑迟迟等不到沙皇议和的消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图就会发现，法兰西帝国对欧洲的控制范围极其庞大，从马德里一直到莫斯科。皇帝甚至在克里姆林宫任命了远在4500公里以外的葡萄牙新司令。一幅讽刺漫画将这个场景描绘得很生动：拿破仑高高地踩在高跷上，对欧洲版图指手画脚，但是身体摇晃得厉害。由于势力的疯狂扩张，为了对其进行控制，需要难以想象的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这让帝国一天天变得虚弱起来。此时，考虑到与俄罗斯议和无望，拿破仑决定10月19日从莫斯科撤兵回法。当开始返程的时候，这个本该温和的季节气温骤降。11月7日，斯摩棱斯克（Smolensk）的气温达到零下22摄氏度，到了夜间，温度更是降至零下40摄氏度。返程途中法军还遭遇了暴风雪，军队甚至没办法保持行军的队列。大批士兵掉队后冻死在雪地里，活下来的人也筋疲力尽，拖着冻僵的手和脚，气息微弱地挪动着。
更糟糕的是，俄军并没有放过可怜的近卫军。他们派出了哥萨克骑兵，在法军之前就抵达了别列津纳河（Bérézina）[41]，严防死守住了唯一的渡河通道。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拿破仑就只有投降了。谁知道他们的对手竟然临危不乱地派埃布勒（Eblé）将军，以许多工程兵溺死冰河的代价架起了另一座桥梁。过河的法军击溃了前来阻击的俄军。法军虽然似已逃出生天，但仍有数以千计筋疲力尽的士兵未能渡河——事实上，他们永远没有机会渡河了。俄军迅速逼近。为了防止追击，拿破仑立即下令放火把桥焚毁。法军陷入了极度恐慌，尚未渡河的残军全力冲刺。桥梁在烈火中坍塌，带走了数百名桥上的勇士。这场可怕战役的最后一幕宛如世界末日一般惨烈。别列津纳河一战给法国人上了非常惨痛的一课，这条河也成了灾难的代名词。
1812年12月5日，皇帝离开大军，踏上返回巴黎之路。“以现在的形势，只有在杜伊勒里宫，我才能重新统治欧洲。”他对侍从科兰古（Caulaincourt）说道。两周后，他回到了玛丽—路易丝的身边。刚抵达巴黎，他就立刻投身于对军队的重建中，在短时间内集结了2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并派遣到战斗前线。现在作战刻不容缓。以德意志国家为代表的盟国，在俄罗斯的进攻面前改变了立场，对法国反戈一击。1813年1月初，普鲁士叛变，投靠了俄罗斯。这个春天，拿破仑赢得了吕岑（Lützen）和包岑（Bautzen）[42]两场战役的胜利，但这两次胜利并没有打击到他的对手——因为缺少马匹，他的骑兵不复当年的犀利，失去了乘胜追击的机会。
6月1日，一份停战协定让战火冷却了下来，双方暂时休战。拿破仑本希望争取时间再次聚集兵力。但是他错了。事实上，正是这段时间的休憩，使得反法同盟源源不断地补充人力、物力，壮大自身，重整旗鼓。拿破仑在俄罗斯的失败证明了法兰西帝国并非坚不可摧，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准备对抗法国，早已虎视眈眈的各国君主收起了假笑，纷纷摘掉了恭敬的面具，露出真面目。就连那不勒斯国王约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这个娶了他妹妹卡罗琳的老朋友——也加入到了争名夺利的反法同盟活动中。在莱比锡（Leipzig）之战中（又称民族之战），拿破仑完全输在了军队数量上。法军撤退的途中，一座桥过早地倒塌了。这次战败像是推倒这座纸牌搭成的塔的第一股力量，法兰西帝国的坍塌一发不可收拾。从西班牙到荷兰，法兰西雄鹰再也飞不起来了。1813年，联军队伍轻易抵达了莱茵河。
战斗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1月，战火烧到了法国本土。即便损兵折将的拿破仑只率领着10万人，他还是打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翻身仗，击败了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军队，但很难真正挫败整个反法联盟。奥地利一直躲在后面积蓄着力量，意图伺机给法国致命一击。经过重重激战后，联军最终打通了前往首都巴黎的道路。得到快要抵达巴黎的消息后，皇后仓皇逃出她的宫殿，从此再也没回来过。丧钟响起。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抵抗，这个城市就被拱手让给敌方了。得知巴黎失守后，皇帝大发雷霆。他的部队仅仅距巴黎几步的距离，但一切都太晚了，他什么都做不了。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失望而沮丧地下令撤退到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但他的厄运还没结束：三天后，元老院在塔列朗的鼓动下，在他最失意的时候背叛了他，趁机发动了政变，一个临时政府建立了起来。塔列朗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而此时拿破仑可以做的，只剩下就退位的条件进行谈判了。与普遍认为的相反，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实权，但没有哪位军事领袖胆敢强迫他，大多数人只是希望他能离开。拿破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法兰西帝国大势已去，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当初和他并肩作战的人。他同意放弃皇位，用以换取地中海厄尔巴岛[43]的主权和数百万法郎的收入。
传奇的结束
1814年4月11日，在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Traité de Fontainebleau）以后，拿破仑心里非常不甘。这难道就是他应得的下场吗？从此他就要像一个遭受过不幸、厌倦了世俗，却依然热爱生活的没落贵族那样隐居吗？绝不！拿破仑不断回想起过去的命运，内心被痛苦噬咬着，越来越觉得不能接受这种结束方式。从当年意大利的洛迪战役以来，他竭力让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永远不流露出半点有损自己威严的迹象。如今落败，他也绝不放弃。4月12日夜间到13日，他尝试过自杀，服下了从征战俄罗斯起就一直带在身上的毒药。在他看来，这种古人非常欣赏的行为，比接受流放好多了。但这瓶药已经过期了，他并没有死成。他只能迷茫地等待着出发去厄尔巴岛的时间。4月20日，老近卫军官们为他送行，当他走向港口时，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这真是令人心碎的告别。路过普罗旺斯时，街上的人们向他咒骂着、嘲笑着。十五年前，他也是这样走在街上，伴随着他的却是“万岁”的欢呼声。而此时此刻，正是当年欢迎他凯旋的人民在鄙视他的坠落，唾弃他、辱骂他，把他的尊严践踏在脚下。由于对塔列朗领导的临时政府充满疑虑，拿破仑要求乘坐英国船前往厄尔巴岛。就这样，他穿着红色长袍来到了这个迷你王国，被夏多布里昂称为“小卷心菜”的地方。此时，他仅有一支1000名士兵的军队。
即便在这种可笑的处境下，这位厄尔巴岛的最高长官也让自己迅速适应了新的环境，开始兢兢业业地统治起小岛，认真地行使着比以往小得多的权力。这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策划着卷土重来的办法。满是敌人的厄尔巴岛不宜久留，他明白自己必须尽快离开。除了俄罗斯，还有许多反对他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一直想把他放逐得更远一些。在报纸杂志上得知对手策划的绑架计划，厄尔巴岛的主人内心焦虑不堪。他的妻子和儿子在维也纳受到了奥地利首相和皇帝的监禁。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分别后，玛丽—路易丝在情感上对拿破仑的依赖也渐渐消失了。为了能和情人奈佩格（Neipperg）伯爵在一起，并保留她的帕尔马（Parme）女公爵头衔，玛丽—路易丝断绝了和丈夫的关系。拿破仑的旧情人玛丽亚·瓦莱夫斯卡（Maria Walewska）伯爵夫人渡海前来厄尔巴岛探望他，两个人度过了难分难舍的两天两夜。但由于并不知晓妻子的情况，对她还抱有念想，在经过内心的挣扎后，他让情人离开了。至于他的儿子“雏鹰”艾格隆，则被牢牢地关在奥地利宫殿这座金丝鸟笼里，再也不可能见到他的父亲了。塔列朗成了拿破仑最大的敌人，一心想除掉他的旧主。他在决定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上公开反对拿破仑，赞成将他放逐到更远的地方，甚至在私底下谋划绑架拿破仑。如今这个阴谋党要想除掉拿破仑，似乎像在棋盘上丢掉一个小卒子一样简单。
在仔细掂量了自己能把握的机会以后，拿破仑决定于1815年2月推倒棋盘。26日晚上，他指挥着一支可怜的小船队，扬帆驶回了法国。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在出发的时候，军官们都觉得他气数已尽，失去了理智。3月1日，他在只有800名近卫军的迷你军队的陪同下，于昂蒂布（Antibes）附近的朱昂（Juan）港靠岸了。他要用这支小小的军队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看上去毫无胜算，可是，他甚至没有开一枪就赢得了这场赌局。复辟的波旁王朝虽然让经历了欧洲战争的士兵们换上了新的制服，却并没能征服他们骄傲的心。法国军队在这一刻，面对着他们的皇帝，毅然纷纷倒戈。因此，拿破仑并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就重新集结起了军队，仅用了二十天，就从路易十八手里夺回了皇冠。自此，百日王朝开始。在维也纳的欧洲列强的君主们，一听到拿破仑复位的消息，仿佛末日要降临了一样。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立即停止了争吵，匆忙拿起武器重新组成联盟，向拿破仑猛扑过去。在巴黎，拿破仑向昔日的反对派——尤其是自由派——做出了不少政治承诺，并采用了相对较为宽松的宪法。但这位奥斯特利茨征服者的心里清楚，要重新开创一统欧洲的局面，就必须再打赢一场仗。至少他个人是这么渴望的。
两支敌军已经迅速到达了法国北部的边境，分别是普鲁士军队和英国军队。拿破仑打算用他的经典战术来对付这两个敌人，即先攻占中心位置，攻破一方后再打击另一方，这样的话，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能抵达布鲁塞尔了。对一个在严寒的莫斯科和酷热的埃及战斗过的统帅来说，这一次算不上是困难的挑战，再加上军队中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血管里都流淌着好战的、沸腾的血，所以士气非常高涨。6月16日，普鲁士的老元帅布吕歇尔（Blücher）在利尼（Ligny）[44]险些被擒，军队溃败，拿破仑计划的前半部分好像完成得差不多了。但事实上，普鲁士军并没有真的被击溃，他们后来迅速重新出现在战场上，令拿破仑和他的队伍始料不及。6月17日，皇帝把所有力量全部集中起来以对抗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领导的英军以及荷兰—比利时联军。然而，敌军躲开了拿破仑的攻击，把战斗引到滑铁卢附近——一个早已布置好的陷阱。6月17日晚，他对威灵顿接受会战感到很高兴，同时对即将爆发的大战充满必胜信心，他对弟弟热罗姆说：“我们胜利的可能不小于百分之九十，而失败的机会则不到百分之十。要打败他们并不比吃一顿饭困难。”
18日，由于遭遇强烈的暴风雨，他必须停下来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再行进。在这段时间里，普鲁士士兵已经悄悄地组成了队列。战火在一座小山丘上被激烈的炮击点燃了，由于受地形的制约，炮弹基本没有击中英方士兵，英军一直坚如磐石地驻扎在原地，寸土不让地抵抗着法军的攻击。到午后时分，布吕歇尔率军攻击法军右翼，拿破仑别无选择，只能先在最后一次进攻中击败威灵顿公爵，再将所有兵力集中起来折返攻击普鲁士军。法国精锐的皇家近卫军英勇地向前冲锋，但由于没有后续兵力的补充，当英军释放出全部火力的时候，他们完全无力抵挡，只能仓皇往后撤退。“近卫军撤退了！”这不祥的叫喊声响起，恐慌的气氛迅速在法军阵营蔓延；而此刻敌对阵营中的气氛却热烈高涨，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在欢呼胜利了。除了几个还在顽强抵抗的掷弹兵团战士以外，法军几乎瞬间崩盘。皇帝见事已至此，打算战死沙场，却被逃命的人流卷走了。大量的军队物资被遗弃在战场上，被敌军拾获。这些珍宝后来成了收藏家们最得意的藏品。
6月21日早上，拿破仑败归巴黎，向科兰古预言道：“我将承受致命的打击。”议会对他充满了敌意，他第二次退位，让位于他的儿子。然而，小罗马王一直被监禁在维也纳，并且永远没有恢复自由的机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已经失去权力和地位的法国皇帝呢？他还能去哪里呢？美国似乎是个好选择，在这个全新的国家，也许能重新开始一种人生。但此时，英国的战舰严密封锁了海岸。在罗什福尔（Rochefort）港，一名船长劝他躲藏在底舱，然后秘密行驶到一座无名小岛上，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像个懦弱的无名小卒一样伪装潜逃。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会放弃皇帝的身份。仿佛是命运要让这个伟大的生命再增添一些悲剧色彩，在出发去大西洋彼岸之前，他犹豫了很多天，最后决定向英国投降。他向当时的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写了一封表达自己意愿的信：“我以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45]的身份前来投奔贵国，寻安身立命之所，希望能受到贵国法律庇护。”但他忽略了他和地米斯托克利的区别。从3月开始，他就已经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现在的英国可不会像一年以前那样，把他送到厄尔巴岛去过与世无争的安稳退休生活。正在等着他的是在一座远得多的小岛上——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以战俘的身份苟活余生。
知道这个结果以后，拿破仑大发雷霆，当即进行了激烈的抗议，但已经无力回天，他不可能有机会踏上英国的土地了。在开始这段漫长的旅程之前，他在普利茅斯（Plymouth）锚地停留了几日，没有权利登陆，英国也不愿意派出律师依照人身保护法对他的流放进行抗议，以挽救这个伟大而屈辱的英雄。在岸上、小船上，数以千计的好奇群众引颈而望，在英国战舰“贝勒罗芬号”（Bellérophon）上寻找着拿破仑的身影。当他出现在甲板上，向围观群众脱帽致敬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欢呼。大不列颠民族竟然向这个最可怕、最强大的敌人致以了崇高的敬意。然而，滑铁卢不会是他最后的战役。还有一场战役在等待着他，或许是最重要的战役，那就是力争名垂青史的斗争。在拿破仑动身前往这座“用魔鬼的大便堆成的岛屿”（这个精准的比喻来自陪同丈夫贝特朗伯爵随拿破仑流放的伯爵夫人）的途中，以及在岛上，他沉下心来，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历史学家，一字一句地记录他所经历的传奇人生。有四个人会随时随地记录下他口述的事实，即拉斯卡斯、贝特朗、蒙托隆和古尔戈。有时候刚说完一段，他补充一些细节之后会让他们复述一遍。拿破仑感慨道：“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小说啊。”事实上，这样丰富而传奇的人生集中在了一个灵魂上，又有哪一部小说的精彩程度能与之相比？英国的狱卒[以赫德森·洛（Hudson Lowe）为首]试图用自己狭隘又残忍的权力，去摧毁这只落入他们手里的雄狮。疾病缠身、羸弱不堪，此刻的拿破仑终于成了这个时代众人翘首以待的极具浪漫色彩的牺牲品。后人的作品会美化他的一生，从巴尔扎克到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专注于他的英雄事迹，以致淡化了对他人性的描写。夏多布里昂记录下了他在人世间弥留的最后一刻：“终于，5月5日，晚上6点差1分，大海在狂风中被卷起爆裂的波涛，拿破仑把他最结实有力却再也带不动这具躯体的呼吸交还给了上帝。”也就是这最后的呼吸，从此改变了波拿巴所有成员的命运。
拿破仑本人对由他创造的王朝感到骄傲。“法国皇室几乎和欧洲所有王室贵族都进行了联姻……这些婚姻都是幸福的。这些出生就是王子和公主的后代会把记忆传至后世。”他肯定地对拉斯卡斯说道。尽管拿破仑失败了，但波拿巴的血液却在欧洲大陆甚至更远的地方传播着。然而，自从拿破仑出人意料地崛起以来，他就为波拿巴家族的成员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与这样一个如巨星般闪耀的人共存？是生活在他的阴影中承认自己的平凡，还是勇敢直面他耀眼的光芒，甚至离他远去？他的兄弟姐妹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面临这令人窒息的沉重困境。从他的哥哥约瑟夫开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忍受这如影随形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