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童凯，字汉畤。1904年12月8日生于陕西省华阴县（清末称为同州府），祖籍湖南宁乡。由于曾祖父童兆蓉当时在陕西任西安府知府，祖父童光策也跟随曾祖父于任上，故生我父亲于陕西，小名为华儿。父亲原名童锡瑗，上中学后，学习了化学，他的名字用湖南话念成了三种金属名铜、锡、铅，所以自己改名为童凯。
童氏家族祖先是明德正年间由江西奉新县迁至湖南宁乡县（现已并入长沙市）。曾祖父为晚清官吏，同治六年举人，长期从军陕西，任兴安、榆林、汉中、西安等地知府。光绪二十六年升浙江温州道台（我另有文章介绍），为官多年，积累的钱财于老家修房购田，成为宁乡的大户。在宁乡龙凤山下修了三个庄园，则给三个儿子光岳、光策、光业居住，当地称童家大屋。现在一个是乡政府，一个为中学，一个原为粮仓，即是我家的祖屋，现被一酒厂老板买去。同时，家有良田数千亩，至四十年代祖父童光策去世后，我父亲名下都分得租户田数百亩，每年可收租千余担谷子。所以我父亲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
我父亲照理可以过不愁衣食的地主生活，但我祖母齐氏非常厉害，知道这样一定会贻害子孙，所以从小就让我父亲受最好的教育。小学进的是当地楚怡小学，中共早期革命家，一大代表毛泽东的战友何叔衡是他的老师。中学毕业，考取长沙由美国教会办的雅礼大学，读到大二，祖母用自己的私房钱直接将他送到美国读大学。我祖母生有三女二子，在重男轻女的旧时代，我父亲是幺儿，照理说她十分疼爱，舍不得在那无电话，一封信都要几个月才收到的时代，让小儿子远赴他乡异国。但她不但送了，而且更离奇地安排儿子学“电”！长沙市1916年才有电灯，也不知她老人家当时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父亲于1924年赴美留学，先是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电机系学习，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无线电工程，并于1928年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代无线电工程技术人员。毕业后立即回国，担任沈阳东北大学教授（校长即张学良）。一年后由于天气太冷，南方人不适应，改赴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校长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期，与我母亲曹曼殊结婚，证婚人就是胡适，因为他是校长，也是留美学者。由于后来求证婚者太多，胡适就一律婉拒，不再担任证婚人了。随后，父亲还在天津中国无线电公司短暂工作过，参加中国北方第一座商业电台的建设工作。从1933年起，应父母要求，回湖南工作，在湖南大学当教授。1936年至1937年在国民政府所属的湖南无线电厂工作，任工程师。抗战开始，战火逼近长沙，父亲带全家于1937年逃往四川。在中国兴业公司工作，任专门委员工程师。兴业公司是当时国民政府准备发展雷达的一个企业，由民族资本家、留美博士胡光墉负责，他把我父亲调来做协调工作。1942年，宋美龄视察企业，由父亲担任英文讲解，还拍成新闻电影，片名是《宋美龄视察战时工业》，在全国电影院放正片前放映。父亲整个抗战时期都在四川，并在当时成都中央军校编写过针对军校学生的物理课程，后来这个经历成了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当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而导致美国参战时，他作为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这场战争中国赢定了，但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时，又觉得太突然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已打得筋疲力尽，日军已逼近贵阳，准备包抄重庆。但毕竟8年抗战，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地拼死抵抗，使中国在这次异族入侵中没有灭亡。
1946年春，父亲带一家人回到长沙，战火后的长沙一片废墟，连住家的房子都找不到。但家破国在，老百姓都希望从此康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抗战的炮火刚灭，内战的枪声又起，币值不稳，物价飞涨。我在1946年父亲给湖大填的表中看到一个教授提出的要求：希望战事结束，能维持最低生活，仍拟在本校服务，因家庭负担太重，不能外出……（当时我们一家8口）到了后来，工资是用大米计算的，父亲的月薪是976斤大米，当然，这比一般民众好多了。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大学教授，家里又是宁乡旺族，亲戚朋友大都为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上层人士。首先，我堂姑父是赵恒惕，曾任湖南省长、省参议长，父亲还被人挖苦是省长的小舅子。据我所知，家里往来的有湘雅医院院长、雅礼中学校长、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国民党将军宋希濂及胞兄宋且山、范汉杰、唐生明、唐生智，国民政府驻奥地利大使何凤山（此人为中国的辛德勒，在当驻奥大使期间，为大批犹太人颁发了中国的签证），堂伯童锡梁，历任湖南军务司长、省防守备队司令，赵恒惕的弟弟赵君迈（国民政府税警团长、衡阳市长、长春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民主人士），微生物专家汤飞凡（沙眼病毒的发现者，1958年被批资产阶级白旗专家，自杀身亡），中国第一个风洞设计者航空专家王士焯（其人为钱学森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被判劳改，平反时已精神失常，还有学者，毛泽东的朋友周谷城。
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湖大学生也常有罢课，游行之举。1948年湖大五教授登报声明支持学生，其中就有我父亲。眼看共产党就要进城了，湖南的达官贵人不少跑台湾，避香港，我们家也面临这个问题，走不走，取决于我父亲的性格与态度，因我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
总的来说，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虽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难，但生活优越，不问政治，言语不多，为人谨慎，甚至有点怕老婆。在家里，都是母亲说了算，但有一件事，他坚持到底，那就是坚决不离开大陆。1949年，湖南临近解放，朋友、亲戚中有些人逃亡香港、台湾。我母亲害怕，因为自己家也有大量田产，属于共产党打击对象。再加上谣言四起，说共产党来了如何批斗、没收财产，甚至说组织有“闻香队”，看哪家厨房有香味飘出，吃得好，即上门抓人……以父亲的资历、人缘关系，到台湾找个大学教授职务不成问题。“文革”期我问他为何不走，他说30年代在上海时，看到许多白俄（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俄国贵族及旧军官类）没有祖国，狼狈不堪，所以他不愿去做“白华”。同时他认为，自己是搞技术的，又不是反动骨干，共产党来了也要建设，他这种人才共产党也要用的，何必离乡背井，浪迹天涯呢？他这样是否对呢？从国家民族角度出发，当然是对的，但他显然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949年8月4日，原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发出起义通电，8月5日，解放军4野第12兵团138师举行了入城仪式，长沙和平解放。共产党也就接管了湖南大学，校长为李达。
李达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毛泽东的早期战友。毛泽东搞新民学会时，他是秘书长，办湖南自修大学，他是校长。后因与张国焘意见不合，于1922年脱离中共，在各大学任大学教授。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给李达发电报：“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兄速来加入经营。”虽然毛泽东希望李达去京工作，但李达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亲自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于1950年2月就任，并随即对湖南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父亲在湖大多年，李达也曾为湖大教授，两人都熟悉，李达也了解我父亲为人，虽胸无大志，但绝不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还帮助共产党隐藏了一些进步学生。因我家隔壁是原国民党将军施中城的一幢房子，并未住人。施家委托我家代为照看房屋，所以两家墙上开了一道门便于出入，藏些人在空屋中外人是不知晓的。李达就任校长后，对我父亲很重用，提他为湖南大学工学院院长（以前大学分为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几个分部），同时要他组织部分教授学习马列主义，经常在我家开会，以适应新社会的思想改造。1950年到1951年，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工作开始了，我父亲也报名参加。当时是去零陵县，他自己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现去土改工作团工作，组织农民斗地主，心态自然是整天提心吊胆。所以当时对他的评价是：“表现不够好，发言不积极，晚上睡觉早……经思想改造检讨后，有显著转变，对工作积极了，对业务工作还努力，基本上已克服不问政治的思想，基本上靠拢组织”。我父亲在乡下土改斗地主，没想到一份黑材料从乡下到了他的人事档案中，并从此害他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也殃及家庭子女。父亲有湖大同事，是会计系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同学，学经济，叫曾邦熙，家里是湖南新化县的大地主出身。新中国成立前被省主席程潜聘去任省政府会计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副处长，曾心高气傲，不接受副职，便自行辞去公职，土改时他无正式工作被农民捉回新化以逃亡地主身份批斗，批斗时被行刑，打得厉害。可能是情急之下，他为了保住性命，胡编了一个他在老乡与朋友中组织了一个12人的“反共救国军长沙分团”，准备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潜伏暴动，自己为主任，其中有我父亲作为该团“顾问”。当然此案立即被转至公安部门调查，曾邦熙也被收押在狱，但由于伤势过重，很快死于狱中。此人一死，便死无对证，被涉及的12人有的被捕，有的被查，但个个都否定此事。其实，从逻辑上分析，这根本就是一个乌龙。这些人都互不认识，我父亲更不认识曾的那些新化老乡，以他从不过问政治的性格，也从未出任过国民党军、政职务的大学教授，怎么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去参加什么反共救国军准备暴动？有什么动机、条件？要命的是这个黑材料他本人又不知道，根本无从申诉。但在当时政治气氛下，那些搞审查的人可不这样认为，理由有三：1.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从阶级立场上天生就是不满新社会的；2.新中国成立前认识那么多国民党军政人物，一定会有联系配合反攻大陆；3.留学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这件事查无实据，但又不愿否定，宁左勿右。从此，这个黑材料塞在他的档案里，走到哪，背到哪，就是一个“特嫌分子”。
1953年，李达调武汉大学任校长，我父亲也离开湖大，调往广州华南工学院任无线电系教授。在离开湖大时，对他的评价是：担任系主任唯恐犯错误，原则性不强，一团和气，与群众联系不够，思想改造后对工作较负责，肯接受意见，自己主见少，现对群众联系较好，教学准备较前有大改进。
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实际、中肯的，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老好人！而那份反共救国军黑材料呢？湖南查不出来，移给广东公安厅，继续监视。于是，我父亲又背着这黑锅到了广州，在广州华南工学院两年，父亲未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无线电系任教。
1956年，国家决定在大西南成都设立一所专门的电信工程学院，也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之一。于是，又把我父亲调往成都。当时筹备这个学院的一把手是一机部七局局长吴立人，随后又被任命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吴立人是一位有知识的老革命，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前由李英儒写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后拍成电影，影响极大）就是以他的原型塑造的。吴立人为人正派，英气勃勃，能力超强，敢于重用知识分子，同时也尊重关心知识分子。据说他在武汉见过李达，李达了解我父亲，告诉他童凯这个人绝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什么反共救国军，所以他在建院初期，重用我父亲。当时，成电只有两个系，一个有线电系，即一系；一个无线电系，即二系。一系系主任为上海交大调来的周玉坤（也是我家世交），二系系主任即是我父亲，同时还让他兼任图书馆馆长。我父亲身兼两个行政职务，还要上课，一切从零开始，千头万绪，忙得不亦乐乎。我记得那时他们晚上都要上班，很少休息。在全院教职员工努力下做到了当年建校，当年开学。那时这些教授都很积极，全力以赴为办好学校而努力工作，对学校也很有感情。我记得有位黄亦衡教授，成电的百货店开张，他都很兴奋地叫大家去看（后黄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一样。2006年，成都电子科大举行了盛大的50周年庆典，出版了学院历史图集，上面有我父亲的几幅合影照片，每张父亲都是与学校领导一起坐第一排中间位子，还有一张我母亲与苏联专家一起的工作照。
但随着后来的反右斗争，打破了这种干群关系和谐的局面。不少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有的跳楼，有的劳改。像原一系系主任周玉坤被打成右派后赶出了成电，而我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唯恐犯错误，谨慎言行的人，加上领导重用，当然没有“猖狂向党进攻”。反而有教授给领导提意见，说重用了像童凯这样的能力不强的人，成了当右派罪证之一。但在对那位教授的批判会上，我父亲并没有趁机报复、落井下石，反而一言不发，也给后来的攻击他的人带来把柄，说他原则性不强。我记得当时成电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会儿“向党交心”，交代历史上各种问题及当今认识；一会儿又是一天等于20年大跃进。我父亲在运动中身为系主任，也有许多大字报批评，我跑去看，大都是说他干劲不够，暮气沉沉之类。当时成电对他的政审是：
1.愿意进行思想改造；
2.思想改造后对工作及教学的态度认真负责，虚心接受意见，想法搞好，能力也有所提高，系务工作搞得比较好，对院系调整能服从国家需要；
3.现在对自己很严肃，能善意批评别人。
作为一个非党员干部，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兢兢业业，对下级则尽量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有些事情，连党员干部都没做到。在成电建院初期，我家住房是当时苏联专家设计的单元住宅，有四间住房、厨房、厕所，一门关尽。上海交大来的张曙教授，是父亲美国哈佛大学先后同学，被打成右派后，学校马上收回他的套房，赶到一间没有厕所的宿舍，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也不管别人怎样看待，是否同情右派分子，把他的书房让了出来给张曙教授住。这样，我家就住进一个外人，但还是能一门关尽。又过一年，父亲系上有位林姓青年教师生小孩，无法解决住房，我父亲又主动再让一间住房，但要解决上厕所问题，就在该房间上另打洞开门，再进我家单元门如厕。这样我家只剩两间房，一间为父母用，另一间做吃饭及我居住。从此家门日夜不能再关闭。这种情况，据我所知，在成电没有哪家是这样，更没有哪家干部这样做。有趣的是，80年代我哥哥童恩川已移居香港，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一次国内军工企业的同学来信，托他在香港采购一种国内急需的电器，我哥哥找到经营这种器材的公司，但供货要几个月以后，公司职员出了个主意，要不你去找一下我们老板，他也是从大陆出来的。我哥哥见了老板，可谓无巧不成书，公司老板正是当年我父亲给解决房子的那位林姓教师，他原是印尼华侨，70年代便离开成电到了香港。由于印尼反华回不去，便在香港经商，创办了这家电子公司。听说是童主任的儿子，立即说，当年你父亲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房子让给我，这件事我一定帮忙解决。结果把其他用户的货压下，优先给了国内。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老成电人写的，1960年他是我父亲系上的一名青年教师，得了浮肿病，医务室开的药是一大包喂猪的米糠！怎么吃呢？他先找到学院附近一家农户，给了点钱，用石磨碾成细粉，但还要找地方把米糠炒熟，他想到我父亲平易近人，没有官气，便上门说明来意。我父亲一听就说没问题，亲自捅开蜂窝煤炉，拿出铁锅给他炒米糠，他说童主任一直守在旁边，眼中充满怜悯的眼光，那情景他一直记得。
尽管我父亲这样做人做事，但黑锅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身上，也影响到家庭。我哥哥童恩川1956年也考入成电，就读于我父亲任系主任的无线电系，这个专业当时是个保密专业，到1959年毕业实习时（该届学生由于国家需要提前毕业），所有同学都可以去国防工厂实习，唯独他不行。只去成都市广播电台混了下就算实习，后来毕业分配时，他也不能像其他同学分配到工厂及设计部门（该届学生为成电首届毕业生，各单位都急需，所以分配都很好），被分配到一大学物理系。到1965年我考大学时，也由于这种家庭背景及海外关系，被学校盖上的是“该生不予录取”的黑章，从此断了我的大学梦。
成电建校初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一部分是各地大专院校调来的知识分子，而且大多留过学；另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行政干部，大多出身工农，这部分人革命资历长，但文化程度偏低，在技术含量高的科技大学不善于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有一定自卑感。而身为学院一把手的吴立人依靠教师建校，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强调为教师服务就是为教学服务。有一次我父亲手指受伤，准备自己上医院，他坚持用当时全校唯一的一部吉普车送我父亲去医院治疗。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年代，就被上纲上线成了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也造成一些行政干部对他产生抵触情绪。在反右斗争中，他力反在教师中大抓右派，他保住了一些人，却未能保住自己，在1959年党内“反右倾”运动中，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由7级降为8级，并于1959年调离成电，去齐齐哈尔任排名第五的副市长。1979年9月，吴立人病逝，不久获得平反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向家属传达了中央对吴立人的重要批示：吴立人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共产党员。
吴立人被撤职调走了，那他重用的知识分子呢？当时的一系主任周玉坤在反右中已被打成右派，并被赶出了成电。二系的系主任是我父亲，自然也逃脱不了厄运。1960年，成电各系也细分，二系是无线系，涉及雷达等保密专业，我父亲已从二系调至一系任副主任，当时一系党总支给他做的政治结论令人胆战心惊，简直就可以以反革命分子罪抓去坐牢。
童凯：出身地主，在美国留学过，深受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愿效忠美蒋统治，解放后则对我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在教学中甘居中游，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管教不管学，对教育革命成绩有怀疑……处理意见：属反革命特务嫌疑分子，调离我院。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几十年后，我才看到，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若效忠美蒋，怎么当年不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被重用，对党刻骨仇恨从何而来？他本身就是教基础课的，怎么脱离实际？就算是特嫌，调离就是，何必要不顾事实写这些颠倒是非的置人于死地的不实政治结论？为了证明吴立人右倾，就立即把我父亲写得如此之坏，才证明处理吴立人重用坏人！这真实的表现了当时这种政治斗争的无情。成电当时塞到他档案中的这种政治结论，更影响了他后来工作单位对他的印象，也造成了“文革”中对他的更大冲击。要命的是，这种政治结论又不与本人见面，其结果如同其他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一样，给他本人及家属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右派分子后来还平反纠正，像前面提到的周玉坤教授，“文革”后平反，成电落实政策又请他回去，还分了一套住房。而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则无人过问。所以我要说，成电欠我父亲一个公道。
最初对我父亲的处置，是与吴立人一样，赶往那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我父亲已50多岁了，南方人实在不适应那里的气候，算是放一马，改调到四川德阳的一个重型机械学院，这是一个大跃进产生的“野鸡”大学，就是德阳二重办的一个中专，挂个大学名称，高教部也不承认。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两年，唯一的好处是大饥荒最严重的那两年在德阳赶场还能从农民那里买到鸡蛋、红薯等食品充饥。
时间到了1962年，当时的成都大学，即现在的西南财大，省里要求办理科，成立了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又广泛收罗人才。成大党委书记为叶兆旗，也是一位知识青年出身的老干部，把我父亲从德阳调来成都大学，任物理系系主任，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了。成大物理系当时人才济济，有留苏的、留德的，可惜又是不被高教部承认，1964年被撤销理科，只保留财经的会计、工经、农经等几个系。1965年物理、化学、数学等系并入四川师范学院等校。我父亲年纪大了，尚未有去处，到1966年“文革”爆发，与几位留过学的理科教师一起就滞留在成大，成为财经大学里一名理科教授。
“文革”初期，父亲不是当权派，物理系人员已人去楼空，财经几个系学生又不认识他，虽是惊弓之鸟，倒也相安无事。为了破四旧，我们先把家里旧照片，能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物件都自行清理。我父亲哈佛大学的羊皮纸毕业证，也被他自己先剪成一块块，再投入火中烧毁，我在旁边看着他神色黯然，沉默不语，把他的毕业证一块块丢入火中。随着运动深入，以他的历史背景，就过不了这一关了。一天晚上，来了两群抄家的，都是学校里的党群部门干部造反派。首先来的是图书馆的来抓我妈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因那时我姐姐在香港，我姨妈在美国，我母亲与她们通信，就是里通外国。
屋里翻了半天，没什么收获，卷起铺盖，我把母亲送进“牛棚”，即教学楼一大教室，当时已有不少“牛鬼蛇神”（“文革”中特称，有各种问题被批斗的人）被管制于此。送完母亲回来，第二拨党群部门的造反派又来了，罪名是“漏网地主”，又抄第二遍家。那时候家里连家具都是公家的，除了被垫衣服也翻不出什么名堂，唯一的是我有一支旧气枪被当作武器收走，于是当晚我又第二进“牛棚”送父亲。好在当时成大学生、教员为文科的，性格不暴躁，对牛棚的“牛鬼蛇神”没有给予皮肉之苦。“牛棚”生活除了学毛选就是自己写交代，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吃饭排队上食堂，边走边“嚎歌”（所谓嚎歌，歌词是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曲调十分低沉，也不知是哪位高手写的。还有指挥，是一位留苏生，指挥起来有板有眼的，因为是牛鬼蛇神，不能用唱字，只能用嚎字，故称嚎歌，现在写这些实在好笑，可当时是绝对笑不出来的）。
看守“牛棚”的，是一位年轻人，那时尚未结婚，年轻人难免有虚荣心，最喜欢在女朋友面前训斥当年他的上级、老师，以显示其权威。后来“文革”后期落实政策，这些“牛鬼蛇神”纷纷官复原职，工资补发，他仍然是做个小职员，也不知此君还在否。
到了1968年，全国又兴起了大办“五七”干校之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大意是干部要下乡体验劳动生产，于是各地机关干部，大大小小走资派，知识分子，大专院校老师，不分性别、年龄，按军队班、排、连编制，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过军事化生活、出工。劳动自食其力，排队呼口号，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还要野营拉练……）。
父母亲又随财大教职员工到了仁寿县籍田军垦农场，当时我父亲已64岁，除了参加劳动之外，有时晚上还要拉练行军，紧急集合哨一吹，都得出来在田坎上行军。父亲是高度近视，漆黑的夜里哪里看得见路，好在有原物理系青年教师（一位姓汪，一位姓章）前面拉后面扶，才没有出事。我至今仍深深感谢那两位老师，在那种情况下还能照顾进了“牛棚”的老人。
除了这些，当然还要继续批斗，追查历史问题。特别当时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我父亲立马首当其冲，地主问题，土改时早有文件规定，他这种情况本人不是地主，所以油水不大，造反派也无兴趣再搞。只是特嫌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如能落实岂不抓了个大特务！有位刘姓女教师，晚上常一人在厕所灯下学毛选，但这样积极仍不够，所以对我父亲批斗尤为积极，但没有的事就是没有，怎么也落实不了（80年代父亲去世时，这位老师还专门找到我们致歉）。为此，成大革委会还派出工作组，回湖南老家宁乡及长沙找到各方面的人，包括父亲同事，我家老保姆（殊不知这个老保姆在我家如同家人一样亲，新中国成立后要回家分田返回乡下，1960年差点饿死，我们又接她出来，给她寄钱，孙子学费从未间断，所以净说好话），最终仍无功而返。在“文革”整个过程中，原成大的造反派、工宣队、军宣队及革委会虽把我父母抓去坐“牛棚”、批斗，但是坚持政策只文斗，不武斗，在肉体上没有伤害他们，这在“文革”中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进入70年代，尼克松访华之后，一封由美国寄来的信，写的是：“四川仁寿籍田乡公所转童凯、曹曼殊收”转送到我们手上，我笑了半天，人民公社多少年了，哪里还有乡公所之类！原来是我姨妈思乡心切要回大陆见我母亲。我母亲12岁丧父，在家又是老大，几个妹妹都是她带出来的。所以我姨妈在尼克松访华后，与小儿子一起跑到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拿到了中国签证（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成为第一批回大陆的美籍华人。学校马上通知我父母去北京相见，两老换上好衣服，拿上补发的工资，一行人浩浩荡荡去北京、湖南等地探亲访友。又是另一番景象。
至于父亲背的这个反共救国军黑锅，至1975年10月12日由原中共成都大学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做出结论，“经查证无确切证据，予以否定”。这个否定结论距发生时已过去25年，这25年中，无线电通信技术一日千里迅速发展，我父亲因不能接触先进资料而毁掉了他后半生的教学生涯。我们子女工作分配，升学也深受其害。其中也花费了湖南省公安厅、广东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的大量人力，最终证明是一起冤案。实际上，25年后的否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战犯在70年代都特释了。但我们家属仍感谢成大党委，毕竟是他们最终否定了这个冤案，使我父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这一结论，比起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许多人，不知好多少倍了！平心而论，我父亲这辈子不是什么学术带头人，也没有出什么科研成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身上又有太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所期待的，是国家的富强，他们所奉献的是中华民族。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我父母被我姐姐接至香港，美国居住。在他晚年，他坚决要落叶归根，不愿死在国外。1984年3月8日，他病逝于华西医大，终年80岁。四川财经学院（已从成大改名）当时写的讣告为：
童凯教授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数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人才做了贡献。他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他从无怨言，热爱党、热爱祖国之心不变，退休后暂去香港、美国休养，最后仍坚持返回故土，童凯教授要求子女严格，教育子女要忠诚老实、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童凯教授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可贵精神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尚品质深受广大师生的赞颂。
在父母的墓碑上，有一小段由我哥（童恩正）写的牌文：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一切苦难，为教育事业，默默地奉献了他们的一生，愿后人能念及他们生前为人的善良，让他们永享这最后的安息之地！
在他逝世后30年，经多方查证，我写下这篇文章，清明时节，在他的坟前焚烧了文稿，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