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像“山药蛋派”那样，实绩是如此之显著，影响是如此之持久。从“山药蛋派”的形成到今天，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个流派是否还存在？它对后来的山西文学有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流派？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话题。
对“山药蛋派”，山西文学界和国内文坛的看法就迥然有别。山西中青年作家聚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前辈“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心里都会涌上一种自豪、敬重乃至羡慕之情。在谈到“山药蛋派”与山西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则大抵是这样一种看法：“山药蛋派”的文学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山西后来的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绵延下去；但今天的山西文学已进入一个多元化、个性化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截然不同了。可以说以“土”著称的山西文学，现在也洋气、洒脱起来了。从题材上讲，已大大突破了过去较为单一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材、历史题材甚至高科技题材等方面的小说也纷纷活跃起来；从表现方法、手法上讲，已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借鉴和容纳一些现代表现手法和技巧已成为山西中青年作家的“家常便饭”。山西甚至有了一些很超前的先锋派作家。从小说模式上讲，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旨的社会型小说依然在山西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思想和艺术探索为追求的探索型小说在全国文坛上也处于领先位置，以社会热点和大众文化为倾向的流行小说也渐渐地兴盛起来，三种类型的小说的同时并进，构成了山西文学的瑰丽景观。过去那种众多作家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写作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每位作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个性，山西文学从共性化时期进入了个性化时期。“山药蛋派”文学的现实关怀、使命意识、地域文化等诸多特征，尽管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文学中依然存在，但它已很难统摄和贯穿整个山西文学了，用“山药蛋派”这一概念来概括今天的山西文学已经捉襟见肘，新时期以来的山西文学确实是以它新的面貌、新的个性展现于全国文坛的。如果把当今的山西文学都一锅烩到“山药蛋派”里，那显然是不恰当、不科学的。我没有跟依然健在的几位“山药蛋派”作家探讨过这个话题，但若依他们今天的眼光和他们宽厚的胸怀，他们大约也会同意我的如上表述吧！
然而，外省、全国的文学编辑、评论家们却往往把现在的山西文学同“山药蛋派”烩入一锅，认为山西文学等于“山药蛋派”，或者近似于“山药蛋派”。有例为证：其一，1995年，笔者应《文学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山西四代作家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文章，题目为《源远流长》，着重阐述了山西四代作家同农村题材小说的密切关系，几代作家身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及山西小说在八九十年代的变革与发展。但文章发表出来后，题目却改为《“山药蛋派”后继有人》，编辑的这一改动，我觉得与我的写作初衷是不大一致的，他们把现在的山西小说同“山药蛋派”混为一谈了。其二，1996年3月15日，笔者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捧出这一方热土》的文章，是为《山西文学》创刊40周年而写的，着重谈的还是山西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问题，热情的编辑同时配发了一则短评，题目是《为紧捧“山药蛋”不放的精神叫好》，短评说：“《山西文学》仍理直气壮地捧着‘山药蛋’，不仅不讳言‘山药蛋派’就是在这儿形成鼎盛期，而且还要捧着‘山药蛋’不放，‘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与新生做出自己的贡献’。”还说：“当然‘山药蛋派’也要不断发展。《山西文学》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考虑，相信他们与作家一起，会把‘山药蛋’做得更加美味可口。”在这篇短评中，作者已注意到了现在的山西农村题材小说与“山药蛋派”的不同，同时提到了“山药蛋派”的发展问题，但他依然把现在的山西农村题材小说看做“山药蛋派”的继承与发展，并期望着“山药蛋派”精神的发扬光大。其三，1996年第7期《上海文学》，以首篇位置推出了山西青年作家王祥夫的中篇小说《雇工歌谣》，编者加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卷首语”，题目赫然——《又见“山药蛋”，尚“能”不尚“新”》，编者说：“在多少作家反映过我国农村经济生活变革之后，山西作家王祥夫再一次面对这个‘老题材’，以《雇工歌谣》奉献给我们，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作者要有推陈出新的见识与眼光。”“王祥夫的小说中流贯着知识化的农民意绪，在这样一种美学眼光里，让我们又一次领略了赵树理所开创的‘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山西文学界看来，王祥夫在同代的青年作家中，他的作品是最少“山药蛋派”特色的，但《上海文学》的编辑却从他的小说中“领略”了“‘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此，王祥夫认为：“我在山西众多作家里是一个异数，起码我认为自己不是‘山药蛋派’，既无师承，又无脾性上的爱好。不过，人家硬派个‘山药蛋’给你，你也没办法。”一说到山西小说，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要努力归到这个“派”里去，在一篇并不具有很多“山药蛋派”特色的小说中，却可以读出浓郁的“山药蛋”味，由此可见“山药蛋派”文学的深广影响了。但究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还是“局外人”误读了山西文学？我以为在“局外人”对山西文学的看法中，有很多误读，他们并不了解现在山西文学的内在变化和整体状态。同时在这种看法中，也有着深切的期待，他们期望山西文学能保持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局外人”的看法是更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精神，它对山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持久的。它“陡然兴起”于40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中，开辟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独领风骚，活跃了数十年时间，影响了几代作家的创作，它的创作实绩和艺术生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所有文学流派中恐怕是无与匹敌的。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的时代环境、地域文化、作家群体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效应，它不可能世代相传，永远不朽。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山药蛋派”还会制约、作用于今后的山西文学，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应该说早已成为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青年学者朱晓进的观点，他在说到山西第二代作家时这样讲：“他们多是在‘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在风格特征上与‘山药蛋派’老作家们有所趋同，有人将他们称之为‘第二代’的‘山药蛋派’作家，但他们在各方面对‘山药蛋派’的发展并无新的贡献，最多是在作品的量上为该流派增加积累，而且看得出来，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味已显然不像‘山药蛋派’老作家们的作品中那么浓烈。其实‘山药蛋派’也就到此为止了。”[3]山西第二代作家创作的低落，就意味着“山药蛋派”的终结。这一代作家活跃于五六十年代，80年代初期又再度“复苏”。可以说，“山药蛋派”在80年代初期又续写了一个美丽而有力的尾声。
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文学，进入了一个灿烂多姿、开放拓展的时代。在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出现了两次艺术上的变革。在山西第二代作家再度“复苏”的同时，山西第三代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山西文学的一个主潮。由本土作家和外籍作家共同构成的第三代作家，他们创作的初期是深受“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的。他们的题材领域，绝大多数是农村生活；他们的创作主题，也往往与时代潮流同步；在艺术表现上，格外注重塑造人物、铺展情节、强化生活韵味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对“山药蛋派”的师承痕迹，所以有评论家便把这一代中的几位作家称为第三代“山药蛋派”作家。同时，这又是一代文化素养较高，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深入发展，他们也迈开了自己的探索步履。我以为这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他们冲破了那种紧跟政治意识形态、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思维，把对生活、社会的思考纳入更广大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等思想背景下去进行，从而扩展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他们有意识地借鉴、融汇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如象征手法、意识流、多线条结构、现代叙事方式等，这使他们的小说从审美上呈现出诸多现代色彩。正是这两方面的探索，使这一代作家形成了一个“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90年代前后，这一代作家经过一个沉潜、寻觅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个性化时期。这是山西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次变革。与第三代“晋军”作家的分化趋势不尽相同的是，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却在90年代走向了融合。这便是山西文学发展中的第二次变革。山西第四代作家起步于80年代中后期，成长于90年代，现在已成为山西作家队伍中一支活跃的生力军。他们中的佼佼者已在全国文坛上具有了一定影响，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一代作家起步之时，文坛上一片“喧哗与骚动”，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但山西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或者说制约更其强大、直接，他们个人的具体生存状态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到现代派路子上去。当然，这一代作家的状况也不是那样简单，他们中有先锋派作家，有文人型作家，但绝大多数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这些年轻的现实主义作家，从创作倾向上看，基本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对农村生活与农民问题的关注，如对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表现，如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体。但这一代作家也自有他们的特点，如他们更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体验，传达自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他们感觉敏锐，在艺术上努力探索，不断丰富着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基层，这正是他们的作品始终与时代同步，保持着鲜活的生活气息的主要原因；他们以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姿态进入农村生活和农民世界，这样就使他们的作品所展示的生活更加真实、本色，保持了生活的一种原汁原味。他们融个人体验、社会思考和山西的文学传统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努力融合的文学倾向。如果说第三代作家的创作特征是“理性审视”的话，那么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特征则是“感性体验”的，他们的创作已与“山药蛋派”有了很大的差异。拿“山药蛋派”这顶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扣不到这两代作家头上的。把这两代作家都归入“山药蛋派”门下，也实在是对今天的山西文学的误读。
进入多元化、个性化时期的山西文学，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是空前的活跃、繁荣起来了。但透过这繁荣的景象，我们却隐隐感到，山西文学几十年来形成的那种固有的特征、个性正在渐渐地淡化，代之而增多的则是一些喧嚣的、时髦的、流行的东西。我们置身于一种眼花缭乱的文学潮流中。我从来不认为山西文学应当回到过去，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也不认为，山西作家应该搞一种风格、一种模式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省、一个地域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应该有它自己的色调和主潮，庶几我们的文学才能在全国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外省、全国的一些编辑、评论家在谈到山西文学时，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会想到山西文学固有的那些特色，并期望山西文学保持和发展“山药蛋派”的一些艺术个性。我想这一期望是真诚的、有道理的。“山药蛋派”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时代局限性也大可不必讳言，也不需要再去继承，如用现行政策图解生活、人物的倾向，如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等等。但是，“山药蛋派”中仍有许多宝贵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如这一代作家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如他们表现时代生活的敏感性、及时性，如他们对民族艺术形式的孜孜追求和精益求精，如他们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热衷表现，如他们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朴素、厚重、幽默的艺术个性……所有这些，我们能说都过时了吗？我们能说不需要再继承和发展了吗？当然，我们的继承绝不是全盘“山药蛋化”，而是让我们的作家在新的审美框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取“山药蛋派”中富有艺术生命的因素，构成一个全新的审美思想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继承中的发展和超越。近年来，山西中青年作家中的一些卓有成就者，往往是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超越的问题，才在艺术上走向坦途的。如果更多的作家既能从“山药蛋派”中汲取营养，又能创造自己新的艺术个性，山西文学独特而丰富的性格特征就会逐渐生成。
近年来，我们从外省作家的创作中，也看到了“山药蛋派”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山东作家刘玉堂以民间文化作为自己的思想文化背景，从民间文化的视角去观照、表现农村和农民，在叙述语言上以特定地域的民间话语为根基，又融古典小的叙事方式、农民的口头语言、作者自己的语言个性为一炉，形成了质朴、温馨、幽默的艺术个性，开辟了一种具有“鲜亮”的民族特色的小说文体，有评论家称他是“最得前辈大师赵树理神韵的作家”。还有山东青年作家张继，他的短篇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情节机智幽默，语言朴素简洁，极富有“山药蛋派”作家的喜剧特色，受到了文坛的注目。山西青年作家的创作深受“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却很难看到民间文化的渗透与积淀，很难看到那种质朴的喜剧特色，而这两点，又是“山药蛋派”作家的精髓。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绝不仅仅是一次经济领域的变革，它的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过渡。这一过渡将是艰难的、曲折的、漫长的。在这个历史转型期间，广大的农村将会在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震荡与变动，上演出一幕幕悲剧与喜剧，这正是中国乡村小说复兴的一次历史契机。我们看到，乡村小说经过80年代后期的一度沉寂之后，在90年代又逐渐升温，并迅速地活跃起来，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乡村小说作家和一篇篇富有90年代特色的乡村小说作品，构成了一道瑰丽的乡村小说风景线。山西文学被誉为“中国乡村小说的根据地”，面对历史的转型期，面对90年代中国乡村小说的创作态势，山西作家无疑应当有一种参与意识、领先意识。
那么，怎样振兴山西的乡村小说呢？“山药蛋派”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以为有如下三点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是有志于乡村小说的作家要努力回到生活中去。90年代的农村与80年代的农村有着诸多不同，要表现历史转型期的农村生活，不熟悉当前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农民精神和心理上的剧烈变化，是不大可能的。“山药蛋派”作家在深入生活上的看法、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其次是乡村小说作家特别是山西的青年作家，要努力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观照、表现农村和农民，要有一种开阔、深邃的思想视野，要努力从历史、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多种角度去深入，才能把农村的变革放置在更广大的背景上，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大家气象”的作品来。在这一点上，山西的第三代作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此外，要努力探索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乡村小说艺术形式。“山药蛋派”作家从40年代开始，就执著地探索着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之路，面对新的时代、新的读者群，乡村小说应当追求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还有许多文章值得去做。
199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