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1992年1—2月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再次来到深圳特区，当然不是休养，是身负使命。1979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既是一种“开放”又是一个“限定”。自此而后，中国开始了改革的历程。然而，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几乎夭折。到1992年还需要“老船长”拨正船头重新起锚。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也许从“经济”而言，硕果累累斩获颇丰。但由于两轮一轮之偏废，双翼一翼之夭折，盛世锦簇之下是险象环生。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荀子有言：“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衢涂为十字路口，就是说，在十字路口，走错“跬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到时候就哭也来不及了。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近年来一直有着“崛起”与“崩溃”极端悖逆的两极化评价。一种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伟大的奇迹。103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恩，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认为：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另一种声音，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盛名远扬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三十，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力产生的贸易顺差和出让土地形成的房地产泡沫。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现状、经济结构等问题将成为经济崩溃的原因。那位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还有一句类似名言：“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那位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托克维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我们如果不研究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不了解古代历史上改革变法者的命运，其实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当前改革的现实。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构历代改革变法者们的原貌，无疑有着“古为今用”的镜鉴功效。林鹏先生对改革图强说过一番很深刻的话：“我发现霸业之兴，全靠田制税制的变法。而没有危机，决不肯变法，没有变法绝不能称霸。又因为变法不过就是‘狙公赋芋’，朝三暮四而已，所以没有持久的变法，自然也就没有持久的称霸。春秋的变法运动看上去很自然，道法自然，自然而然，只是事到其间，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完全不由人的主观意志。”“弱者思变”“积弱图强”，弱者永远是改革变法的发动机。林鹏先生洞若观火地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争雄的改革变法，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之变，并不触及封建王朝的体制之弊端，所以，尽管有效然而也有限，只落得陷入“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
管仲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以经济改革为杠杆，推进“大国崛起”的第一人。他所开创的“相地衰征”“官山海”等变革措施，是两千多年前“尊重市场规律下国家干预”的中国古代版“凯恩斯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前工业时期，发展经济的模式无外乎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管仲相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促成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五霸之首。然而，经济奇迹般地腾飞，并无法改变体制滞后的诸端痼疾，在盛世华庭的繁荣表象下，是泥足巨人的百孔千疮累卵危局。千年等一回等到的管仲“一枝独秀”，结局仍是煌煌帝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陷入“人亡政息”的“百慕大怪圈”。
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几千年来数易其变，一会儿描绘成个红脸，一会儿又涂抹成个白脸，历史人物成为京剧中的脸谱。对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究竟如何变以求存变以图强，商鞅可谓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商鞅变法为历史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发生于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经济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类型的天才，他俩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从未超越出他们设定的逻辑。与《中庸》“孔门传心之法”“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哲理相悖。商鞅变法的历史结局是：“人亡政举”。商鞅本人被处以车裂身首异处，而他的改革大业直到秦始皇还延续，甚至“百代都行秦政法”。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下来，为众多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所青睐。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阴法阳儒”的现象。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一场由帝王亲自设计实施的图强改革。赵武灵王可说是受命于危难时节。当他登基之际，已到了不改革就面临被鲸吞蚕食“开除球籍”的危局。赵武灵王毅然“见贤思齐”，打破闭关锁国向先进文化洞开门户，终于赢得“自强于民族之林”。然而，一代明君终究摆脱不了“家天下”选择接班人的死穴，功亏一篑成为战国历史上一幅稍纵即逝的风景。
桑弘羊无疑是一个经济奇才，他主持制定的盐铁官营、算缗告缗、货币国铸、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为旷日持久的汉匈战争提供了财政供给和后勤保障，使汉武帝“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桑弘羊经济变革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工商富国”，他极善于把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为制度化。在汉武帝“缔造”的“王霸武功”的辉煌中，有着桑弘羊发出的一份光和热。然而，在封建体制的大格局下，难脱“君圣臣愚”的窠臼，桑弘羊成为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替罪羊”。经济变革的奇才，遭遇了政治漩涡的灭顶之灾，终落得“祸夷五族”的下场。
王莽是一个被历史符号化了的阴谋家。但如果抛开正统皇权观而言，王莽新政体恤下层民众，试图抑制豪强对土地的鲸吞兼并，不愧为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悲壮改革家。胡适两次撰文为王莽翻案。历史学家翦伯赞也高度评价王莽新政，认为王莽新政最早提出“土地革命”的设想，虽然最终归结于失败，但不能以成王败寇的观念把他以白脸奸臣论之。台湾的历史学家柏杨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他的改制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然而。短命的王莽新政，始终未能解决“执政合法性”的命题，“授命说”成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把人推上权力的峰巅，也能把人驱下觊觎的深渊。
王安石面对的是一个诡谲的改革怪圈：宋王朝自宋仁宗以来，为改变宋朝积弱积贫的现状，有识之士呼唤改革之声一直不绝于耳。早在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就掀起了被后世称之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成为宋朝改革的先声。王安石的变法，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所以也被称作“熙宁新政”。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诡异之处是，持激烈态度反“熙宁新政”的人，恰恰是当年在宋仁宗年间极力推行“庆历新政”的人。而“庆历新政”的“明黜陟、修武备、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内容，正是王安石在“熙宁新政”中要推行的。为什么当年变法改革的动力，时过境迁，竟然成为变法改革的阻力了呢？执政党是很容易蜕变为保守派的。王安石的“熙宁新政”，就是触及了众多“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既得利益者。王安石变法的激进程度与王莽可有一比。他们相隔约千年，然而前赴后继地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掌控起来。他们同样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一往无前的意志，也同样遭遇了灭顶的惨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变革者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出众的经济专家，处于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如此配套的全方位改革，又得到当朝皇帝的倾力支持，却落得这样一种身败名裂国亡家破的惨局，真正让后来的变革者杯弓蛇影望而却步。
已经有连篇累牍的作品谈及张居正的新政，然而多忽视了张居正改革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海瑞评价张居正曾用了一句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也许在海瑞看来，张居正精于为国谋划，却不善于保护自身。官场自古险恶。张居正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曾写下这样诗文：“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张居正还说过这样的话：“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也许，但凡实行新政进行改革，如若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只会是一事无成。张居正的改革颇有了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风范。然而后来，对张居正“身败名裂”的指斥，诸如趋附奸相严嵩，关键时刻出卖盟友高拱，未能摆脱官场贪腐、专权独裁眷恋权位等等，追究其命运轨迹的深层原因，乃是无关个人道德品质的“官场黑厚”潜规则的左右摆布。
在这里我选取中国历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七位改革家的命运做参照坐标，他们推进改革艰苦卓绝的实践及其坎坷跌宕的个人命运，将成为我们今日改革古为今用知往开来的一面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