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治邺
战国时期魏国的邺县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北部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县令，他一到任，只见满目荒凉，人烟稀少，一片凄凉景象，就召集当地父老询问民间疾苦。父老们说：“百姓最苦恼的是河伯娶妇，为了这个，弄得民穷财尽。”
“这是怎么回事？”西门豹问道。
父老们说：“由于漳河经常泛滥，乡官和县吏互相勾结，利用天灾搜刮百姓，每年得钱数百万，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剩下的钱，他们就和那些装神弄鬼的巫祝私自瓜分，攫为己有。每逢到河伯娶妇的时节，巫婆到处巡行，看到哪个贫苦人家的女儿长得好，就硬说她该做河伯的夫人，强行聘娶。让少女梳洗打扮，穿上华丽的衣裳，独自住在河边一间专门布置的屋子里，过十来天，用一张铺设讲究的新床把少女放到河里，自行漂浮，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就沉到河底。许多人家生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背井离乡，逃亡外地。因此，本地人口越来越少，田地荒芜，生活十分困苦。这个陋习由来已久，人们相传：‘若是不为河伯娶妇，触怒了河神，洪水泛滥，邺县就要被淹没。’”
西门豹听完了这一席话，沉思了片刻说：“下次为河伯娶妇，我也来参加，请到时通知我。”父老们回答说：“一定，一定。”
转眼之间，到了河伯娶妇的那天，县吏、乡宫和当地的豪绅早已会齐等候，十来个小女巫簇拥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巫婆也来到现场，远近的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这时，西门豹带领着他的随从来到河边，人们马上安静下来，为河伯送女的仪式即将开始。西门豹突然下令说：“把河伯妇带上来让我看看！”老巫婆连忙把一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少女从幔帐里搀扶出来，带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向少女打量了一眼，就对老巫婆说：“这个女孩长得太丑了！请你到河伯府上走一趟，报告河伯说，过两天一定选个漂亮的送上。”话音未落，西门豹手下的随从早已抢到老巫婆面前，不容分说，将她高高举起，扑通一声掼到河里去了。等了一会，西门豹对他的随从说：“老巫怎么还不回来？派她的徒弟前去打昕一下！”于是把一个小巫投到河里。过了片刻，西门豹装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说：“这个徒弟怎么也不回来？再派一个腿脚麻利的去催一催！”紧接着又把一个小巫抛进河里，一连投了三个小巫。西门豹转向乡官说；“老巫婆和她的徒弟都是女人，说话太啰嗦，还是请你去一趟，把事情讲明白，以免得罪了河伯。”于是把乡官也扔到河里去了。西门豹装出特别虔诚的样子向河水深深地鞠躬致敬，又做出毕恭毕敬的姿态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然后，厉声叫道：“巫婆、乡官怎么还不回来？看来还得派人去催！”他把锐利的目光向县吏和豪绅们一扫，这撮坏蛋象触电一般，扑通跪倒，磕头碰地，血流满面，色如死灰，连连哀嚎：乞求饶命！西门豹神态自若地说：“你们都起来，看来河伯是盛情款待他们，一时不能回来，你们先回去吧！”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帮家伙抱头鼠窜，仓皇逃命。从此，邺县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妇这件事了。
西门豹以其光辉的无神论思想和机智巧妙的手法，戳穿了县吏巫祝们的骗局，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
为了根治水患，发展生产，西门豹又发动民众开凿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西门豹回答说：“今天兴修水利虽然给乡亲们增添了负担，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会感谢我们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毫不动摇，率领人民修筑了十二条水渠。漳河两岸的农田得到灌溉，年年获得丰收。流亡外地的人们也纷纷回到家乡。
西门豹坚持无神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邺县人民做了好事，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
商鞅，姓公孙氏，名鞅，因功被秦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故又叫商鞅。卫国人，生年不可考，死于公元前338年。他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从小拜尸佼为师，好刑名之学，后来在魏相公叔痤（cuò挫）手下当过小官，一生中的主要事业是在秦国变法。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地处西方，封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因此，国力贫弱。而这时战国各主要诸侯国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把秦国看成夷狄之邦，不让它参与盟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秦孝公对秦国的落后状况十分不满，他想使秦国富强起来，于是下令求贤。公元前361年商鞅听到这个消息，急忙从魏国赶到秦国，受到秦孝公信任，封他为“左庶长”（秦爵位共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在秦第一次变法。其内容如下：
①废除世卿世禄制。商鞅针对“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的旧风俗，规定国君的亲属（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实行军功爵，共分二十级，按等级的不同分别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衣服等等。没有军功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②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为国立功的，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规定在战争中杀敌一人赐爵一级，或授予五十石俸禄的官。杀敌军官一人，赏爵一级，田一顷，宅地九亩。私斗的按情节轻重，受不同的刑罚。
③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簿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如别家不告发，则十家连坐，处以腰斩；告发的人，如同杀敌一人受奖，赐爵一级。藏匿坏人的，如同投降敌人受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连坐。
④奖励耕织。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去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不让他们当兵，只为秦国提供粮草。
⑤鼓励个体小农经济。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各自独立门户，不能过依赖生活。否则要出双倍的赋税。
商鞅的新法实行十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秦国开始日益富强。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相当于相兼将军）。公元前350年，秦迁都咸阳，同时商鞅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
①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统一规划，设立三十一县。县设令和丞由国君任免。
②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平毁井田之间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抽税。
③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国内经济联系。
④制定秦律。按照李悝的《法经》制定秦国的法律，并把它公布，要全国遵守。
⑤烧诗书，禁游学。
商鞅两次变法，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军事实力，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控制，稳定了社会秩序。总之，商鞅变法使封建制在泰国得到发展和巩固；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抗。以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qián前）、公孙贾（gǔ古）为首的一批旧贵族，故意破坏，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毫不妥协，将公子虔处以劓（yì义）刑（割掉鼻子），将公孙贾处以黥（jīng京）刑（在脸上刺字）。这就保证了变法的贯彻执行。
但是，商鞅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他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所以当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旧贵族就疯狂报复，诬告商鞅谋反，并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然而，商鞅变法适应了秦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商鞅虽死而他的新法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
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
对于战国中后期，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问题，过去有一种传统看法，把他俩说成是同时代人，张仪游说连横，苏秦主张合纵，相互斗智，同时奔走于各国之间，为君主们献计献策。而且苏秦死于张仪之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关记载大体也是这样。可是，按当时各国情况、地理及与其相应的史实来看，这种说法不够正确。就是司马迁也有过怀疑，他在《苏秦列传》后面写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于苏秦。”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点作过考证，也发表了不同见解。直到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它保存了被埋没两千多年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才校正和补充了这一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为我们了解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合纵连横”斗争发生在战国中后期。那时地处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由于齐威王和商鞅较为彻底的改革，国势进一步强盛起来，造成了两国对峙，争相统一中国的局面。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的魏国在争霸中也跃跃欲试，其余国家，夹在齐秦中间，只求图存自保。齐秦对它们却是或分化或拉拢。这就产生了“强者兼人而弱者图存”的错综复杂形势，因此，“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也随之形成了。
“合纵连横”，在当时那些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即魏、赵、韩），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也叫合横或连衡），既可以连秦，也可以对齐。合纵其实也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意在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实为“事（仆从）一强以攻众弱”。即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后来，随着封建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的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
正是在合纵连横的战争中，各国君主把对外政策看得更为重要了。当时各国间的外交情况，也使靠游说获利禄、进仕途的游士、食客取得了发言的地位，他们十分讲究权变，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他们的学说适于合纵的为纵说，便于连横的为横说，历史上把这些人叫做纵横家。张仪、苏秦就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张仪（？～公元前310年）是魏国贵族的后代。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孙衍担任大良造职务。他极力怂恿秦国攻魏。同年秦攻取了魏国河东的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曲沃（今山西曲沃县）等地。次年，张仪仗着他的辩才，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做了秦相。执政期间又一次攻魏，魏败，他迫使魏献上郡十五县，从此黄河天堑为秦掌握。公元前325年他又帮助秦惠文君称王，同时游说各国，迫使各国服从秦国。他为魏出了“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楚）”的主意，实际上真正的意图在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这就是“连横”的政策。这样就给了其他各国以严重的威胁。当时齐楚订盟，声势并不亚于秦。因此秦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齐楚两大强国，派遣张仪前往楚国，离间齐楚。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如果听我的话，和齐国断交，我就劝秦王献出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昏庸无能，竟听信了张的谗言，派人去齐国辱骂齐王，并与齐绝交。齐王气怒交加，随即不顾屈膝和秦国结了交，齐秦联合，共同对楚。当楚的使者向张仪要商、于六百里地时，张说：“我说奉献六里地于大王左右，非六百里啊！”使者将此事回禀了楚王，楚王大怒，就发兵攻秦，谁知受到齐秦联军的东西夹攻，连连惨遭失败，结果眼睁睁地看着秦夺取了汉中等地。
张仪的连横政策，对秦国的强大有所帮助，为秦积聚力量，为统一全中国，作了些准备，出了一点力气。但张仪距离秦始皇对东方六国各个击破，最后使合纵的盟约完全瓦解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因此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苏秦（？～公元前284年）是东周洛阳人，年辈后于张仪。他的活动时期主要在齐闵王（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84年）统治期间，那时张仪已死去十多年了。苏秦自称鄙人，可能是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他是燕昭王的亲信，一生主要为谋求燕国强大，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同时奔走于齐、赵、韩、魏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齐及合纵攻秦。他的策略是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从而牵制齐的精力，转移齐对燕的视线，以防齐国吞并燕国。
公元前314年，燕发生内乱，齐宣王乘人之危向燕大举进攻，几乎使燕遭到了全部覆灭的地步。到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国力才逐渐增强，因此处心积虑，力图报齐之仇。于是广泛招徕人才，等待时机。这时苏秦来到燕国，受到燕昭王的重用。公元前300年，苏秦揣摩到燕王的心思，就与燕王商定了以燕敌齐之计，去齐搞反间活动，五年而归。齐闵王即位后，改用孟尝君为相时的对外政策，背弃赵国而亲善秦国。公元前288年秦昭王派穰侯魏冉到齐国来，约齐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眼看齐联秦而和三晋关系恶化，燕昭王第二次派苏秦去齐，暗中从事反间活动。
苏秦去齐前写信给齐王，佯装透露三晋想连燕谋齐的消息，并表示自己对齐的一片忠心，以取得齐王的信任。到齐后，果然不出意料，齐闵王信用了他。于是他首先极力怂恿、引诱闵王攻宋。因为攻宋对燕有利。宋处齐南，燕处齐北，齐攻宋必然置北面边防不顾，而用兵于南方。再说楚、魏与宋接壤，定会来争地，势必与齐发生矛盾。还有，秦是极力要保护宋的，攻宋必得罪秦，引起冲突。这样把齐放到了一个四面树敌的孤立地位上。当齐感到将与秦发生冲突时，就改变政策，又联络赵国，反对秦国。所以很快取消了帝号。在三晋和燕的援助下，齐第一次攻宋得胜，宋以割地与齐媾和。由于这样的突变，秦昭王也被迫取消帝号，齐秦关系再次破裂。齐闵王打算联合三晋、燕共同伐秦，同时不放松攻宋。五国合纵伐秦，名义上以赵国奉阳君李兑为主帅，实际上是由齐国一手操纵。苏秦就以齐臣的身分，四处活动，组织三晋、燕、齐五国联军，他为五国合纵攻秦做了许多工作，所以赵国封他为武安君。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苏秦合纵”的真实情况。
因为五国统治者同床异梦，各自都打自己的小算盘，特别是齐国不仅不真心实意伐秦，反而乘各国准备兵力攻秦之际大举攻宋。另方面秦国也憎恨这种联盟，经常不断进行报复和破坏，所以五国合纵攻秦迟迟没有开始。而苏秦在这次合纵过程中，却得到了意外收获，他表面上为齐联络三晋，使齐“得志于三晋”，同时还保证齐攻宋的成功。实际上他借此机会，暗中为燕串联反齐力量，作反齐准备。
公元前286年，齐秦重新联合起来。齐第三次伐宋，终于吞灭了宋国。齐这一大胜利，大大震动了三晋等国，各国纷纷行动起来，力图伐齐。燕昭王认为时机已到，就去赵国，见赵惠文王，决定了五国攻齐策略。由于齐闵王对苏秦的信任，所以对燕毫无防备。不久燕公开“绝交于齐”，同时燕将乐毅率领五国军队从齐的北部燕国境内攻入齐国，齐大败。弱燕胜强齐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终于成功了。但苏秦在齐的阴谋活动却完全暴露，被齐闵王用车裂之刑处死，死时五十多岁。
战国时代，七国之间，忽合忽离，互相争雄，但全国统一之势，正在形成。张仪固不说，苏秦在弱燕破强齐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使东方强大的齐国从而一蹶不振，客观上为秦完成全国统一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的由来
战国时期，秦国势力逐渐强大，经常想欺侮别的国家。
赵国惠文王得到世上稀有的宝玉——楚国和氏璧。秦昭王写信给赵王，说是愿意拿十五座城交换这块璧。赵王同大臣们商议，都感到很为难：若是答应，怕上秦国的当；若不答应，又怕秦国攻打。也没商量出结果。这时，宦官（太监）缪贤说：“我家门客蔺相如，他又勇敢又有智谋，可以和他商议。”
于是赵王把蔺相如召来，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秦国说用城换璧，赵国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秦国璧，秦国不给赵国城，秦国理亏。这两种作法哪种好呢？我看还是把璧给秦国。如果没有人去，我愿意带着璧去，如果秦国真愿意拿城交换，我就把璧给秦；不拿城交换，我就完整的把璧带回赵国。”
赵王觉得蔺相如的办法好，于是就派他带着璧去秦国。
秦王在王宫召见蔺相如，蔺相如把璧献给秦王。秦王一接到璧，非常喜爱，十分高兴，还把璧传给左右大臣和美女们看。大家也十分称赞，齐声向秦王祝贺，高呼“万岁”！
蔺相如看到这种情景，知道秦王根本没有拿城交换的意思，他就走上前去对秦王说：“这块玉上面有个小黑疵，我来指给大王看。”秦王信以为真，把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璧，退到柱子旁边，怒气冲冲的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璧，写信给赵王。赵王和群臣商议，大家说秦国贪婪，想倚仗他的势力来要璧，说用城换璧是假的。我说平民百姓的交往还要讲个信用，何况秦国是大国，就更要讲信用，再说也不要伤了两国的和气。所以赵王才派我送璧来。可是大王今天对我很傲慢，把璧随随便便的传着看，我看大王根本没有诚意拿城交换。现在璧已在我手中了，如果大王一定要威逼强夺，那我就拚着头颅和这璧一同碰碎在柱子上。”说着，就举起璧，准备要往柱子上猛撞！
秦王十分惊慌，唯恐砸坏了璧，连忙制止，表示道歉。并且命令人把地图拿来，指给蔺相如看，告诉他从这里到那里，一共十五座城，都划给赵国。
蔺相如看出这也是秦王的欺骗手段，就说：“和氏璧是天下稀有的珍奇宝物。送璧时，赵王斋戒了五日，今天大王要接受这块璧，也应斋戒五日。”秦王知道不能强要，只得答应下来。
蔺相如料定秦王不会遵守诺言，就叫同他来的随员化装成平民，藏着璧抄近便小路送回赵国。
五天以后，秦王按照礼节在王宫接见蔺相如，想接受宝物。蔺相如来了，他义正词严的对秦王说：“秦国自从缪公以来，从来没有讲过信义。这次我也怕受你的欺骗，所以派人把璧送回赵国去了。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只要秦王你有诚意用十五座城来交换和氏璧，派一个使臣去赵国，赵王不会不答应。我知道我现在这样作得罪了大王，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王气得发抖，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得放了蔺相如回去。结果，秦国也没有给赵国城，赵国也没有给秦国璧。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不畏强暴，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出使秦国的使命。
几年后，秦王又派使臣去赵国。约会赵王在渑（miǎn免）池（今河南渑池县境内）见面。表面上说是秦赵修好，暗地里是想对赵王进行暗算。赵王很害怕，想拒绝不去。蔺相如和赵国的大将廉颇认为不去是表示赵国懦弱和胆怯，应该去。赵王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去渑池赴会，蔺相如随行。廉颇在国内作了布置，以防发生意外。
公元前279年，秦王和赵王相会于渑池。在筵席上，秦王酒兴正浓的时候，轻蔑地对赵王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鼓瑟（sè啬，一种古弦乐器）让我听听。”赵王忍气鼓瑟。这时，秦国的史官急忙上前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赴会饮宴，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认为这是对赵国的莫大侮辱，十分愤慨，立即走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音乐，请秦王敲敲瓦缶（fǒu否，是盛酒浆的瓦器，可以当作打击乐器），以使大家高兴。”秦王大怒，厉色拒绝。这时蔺相如再走向前，跪在秦王面前，捧着瓦缶请秦王敲击，秦王还是不肯。蔺相如愤怒地说：“就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用颈血飞溅到大王的身上！”秦王左右的侍卫都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眼大声喝斥，吓得那些侍卫一个个不敢动手。这时，秦王感到害怕了，勉强敲了一敲瓦缶。蔺相如也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事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王的大臣们看到此种情景，甚为不快，便挑衅地说：“请赵国拿十五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接着说：“请秦国拿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虽然在宴会上秦王施展了威逼、恐吓手段，都不能使赵国屈服。蔺相如保卫了赵国的尊严，大长了赵国的志气，大灭了秦国的威风。这时廉颇在赵国边境上集结了大量的军队，防止秦国的侵犯，秦国也就不敢妄动。
由于蔺相如“完璧归赵”和渑池赴会的功劳很大，赵王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高兴，宣言说：“我是赵国的大将，攻城掠地，出生入死，立下很大的战功；而蔺相如只是凭着口舌，说说而已，如今地位反而在我之上，况且他是出身微贱的人，我屈居在他之下，感到羞耻。我如果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一番。”
这些话传到了蔺相如的耳里，蔺相如每次出门，避让廉颇；常常装病不上朝，不想和廉颇排地位高低。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从对面来了，他命令把车子赶到偏僻的地方躲避起来。蔺相如的门客很看不惯，纷纷的说：“我们离开自己的亲人来投奔你，是因为仰慕您的高尚道义。今天你与廉颇位禄同等，廉颇放出恶言来你就害怕，就躲避，我们接受不了，让我们回去吧！”
蔺相如坚决留住他们。问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哪个厉害？”众人都说：“那当然比不了秦王。”蔺相如说：“秦王逞他的威强，而我敢于在秦国的朝廷上斥责他，虽然我蔺相如愚笨，难道就独独害怕廉将军吗？我想，强大的秦国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的缘故。如果我们两人相斗，正如两虎相斗，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我所以那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自己的私怨。”
这些话被廉颇听到了，很受感动，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他袒开自己的衣服，赤着上身（这是自认有罪的表示），背着荆条，登门向蔺相如请罪（“负荆请罪”），说：“我是一个没有见识、气量狭小的人，没想到你竟能这样的宽恕我！”
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长时期内秦国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纸上谈兵”的来历
人们往往用“纸上谈兵”这个典故来形容那些夸夸其谈而又理论不联系实际的人，那么，这个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个军事空谈家，名叫赵括。他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奢机智善战，曾于公元前270年大破秦军于阏与（今河北省武安县西），使秦国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挫折，为赵国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封他为马服君。赵括自少年时代起，就熟读兵书，善谈兵法，连他的父亲也驳不倒他，自认为天下无敌。然而他的父亲却不认为他具有真正的军事指挥才能。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缘故，他说：“战争是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大事，必须以极为严肃和谨慎的态度去对待，而括却把它看得轻而易举，这就一定要坏事！”
当时正处在列国兼并剧烈的时期，秦国势力最大。秦在打败了南方的劲敌楚国之后，将战争的重点转向北方。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取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把韩国的上党郡完全和本土隔绝，韩国大为惊慌，最后决定请求赵国发兵取上党十七县，以抵制秦国。赵国派遣以勇气闻名于诸侯的大将廉颇，带大军驻守长平，秦国也派大军向长平进攻。
面对强大的秦军，廉颇筑壁垒坚守，采取防御政策。秦军屡次挑战，赵军都按兵不动。两军在长平相持三年，不分胜负。于是秦国采用反间计，派间谍携带千金贿赂赵国的权臣，并散布流言说：“秦国最怕由马服君的儿子赵括领兵，廉颇倒是容易对付的，而且他快要投降了。”这时赵惠文王已死，他的儿子赵孝成王立。昏愦的孝成王对廉颇的坚守政策早已不满，又听信了流言，于是马上撤换廉颇，以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他的职位。
当时，赵奢早已死去。赵括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去对赵王说：“请大王不要用括作将军，括的品质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的父亲作将军时，很得军心，大家都拥护他，大王所赏赐的物品，他都分给部下同享，一旦接受命令，就一心为公，不再过问家事。而今，括做了将军，马上变得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两只眼睛尽往上瞧，对部下毫不关心，没有人敢接近他。大王所赏赐的金帛，他全都搬到家里，并乘有利可图的时机，购买田宅，一心谋求个人的私利。这种作风和他的父亲相比，哪里有半点相似之处！希望不要用他，以免耽误国家大事。”赵王回答说：“我的主意已定，不再改变了。”赵括的母亲又说：“既然如此，将来括若是有了不称职的地方，请不要连我一同问罪。”赵王允了。
于是赵括走马上任，一到长平，就把廉颇原来的决定全部改变，将官全部调换，大举出兵进攻秦军。
这时，秦王见赵王中计，暗自高兴，密派能征善战的白起为上将军。白起先在正面佯败后退，另外又布置了两支奇兵，迂回抄袭赵军后路。赵括不知是计，乘胜追击，直攻到秦军的壁垒之下。秦军坚守阵地，赵军不能攻入。这时秦军的一支奇兵二万五千人已经断了赵军的后路，把赵军切为两段，使其前后不能呼应。另一支奇兵五千人直捣赵军的壁垒，使赵军失去了根据地。秦军又出轻兵进攻赵军，赵军屡战屡败，只得临时筑壁固守，以待援军。秦昭王听说赵军粮道已断，亲自往河北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送往长平，阻绝赵国的救兵和粮饷。赵军被困，断粮四十六日，饥饿的士兵杀人相食。赵括分兵四队，轮番反攻不能突围。最后，他亲自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主将，军心大乱，四十多万赵军投降秦国。白起怕投降的赵兵寻机造反，仅把战俘中年幼的二百四十人放回赵国，其余的全部活埋。
赵括只知道背诵兵书上的教条，空谈军事理论，而毫无实践经验，不懂随机应变，结果长平一役就断送了赵国四十五万大军，使赵国元气大伤。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从此，人们把那些空谈理论教条，不注重实践经验的恶劣作风斥为“纸上谈兵”。
触龙说赵太后
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见于《战国策·赵策四》及《史记·赵世家》。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专门研究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掌握富国强兵的道理，以便他们能够游说君王，取得高位，实现他们的主张。因此，他们把前人游说君王的言论汇集成册，做为学习和模仿的借鉴，这就是后来流传下来的《战国策》。
现在传世的《战国策》一书，是西汉人刘向把流传下来的《战国策》重新加以编纂而成。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西汉帛书。其中有一部帛书，文字约半数与今本《战国策》相同，经过整理后出版，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也有《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发生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65年）的赵孝成王元年。当时，赵王才即位，他的母亲赵太后当权。秦国利用赵国内政外交都比较困难的机会，乘机向赵国大举进攻。当时赵国力量较弱，只得向齐国求救。可是齐国一定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出兵为他们解围。
赵太后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舍不得让他远离自己去齐国做人质，因此不肯答应齐国提出的这个条件。大臣们看到秦国的攻势愈来愈猛，齐国也不来救兵，一个个很着急。因此极力建议赵太后答应条件。大臣们的强请，惹恼了赵太后，她下命令说：“谁敢再提起要长安君作人质这件事，我就吐他一脸唾沫！”大臣们吓得再也不敢上前了。
就在这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候，左师（官名）触龙请求见太后。太后以为他又是为这件事而来，怒气冲冲地等着这个不识时务的老头子。触龙进去后，缓缓地迈着恭敬的步子，走到太后前谢罪说：“老臣的脚有毛病，走快了不行，所以许久没来给您请安。虽然我自己原谅自己，但我总担心着您的身体情况，所以我挣扎着病体，来看望您！”太后说：“我平时走路不多，全靠坐车行动。”触龙问：“这样下去，饮食就要减少了吧？”太后回答说：“我胃口不好，全靠吃点粥过日子。”触龙接着说：“我的食欲也不旺。但每天强使自己散三、四里路的步以后，就稍微比原来多吃一些，身体也就好一些。”太后说：“像你那样，我可做不到！”经过这一阵子寒暄，太后的怒气消了一些，气氛慢慢缓和下来。
于是触龙向赵太后请求说：“我的小儿子舒祺，很不成器。可是我年纪衰老了，比较偏爱他。在我入土以前，不怕冒犯天威，希望您给他安排个好差使：让他当一名卫士，保卫王宫。”太后回答说：“好吧！”接着，触龙把话题一转，就转到究竟是男人爱小儿子，还是女人爱小儿子这些家常上来了。太后笑着说：“还是女人爱小儿子比男人更厉害些！”触龙反驳说：“这不见得吧！我看您爱女儿燕后，就胜过爱长安君！”太后争辩说：“你错了，不像爱长安君那么厉害！”触龙接着说：“父母疼爱孩子，就要为他们的长远打算。燕后出嫁时，她上了车，您还要拉着她的手哭，想她嫁到远方去，心里舍不得，觉得难过。车走了以后，您还是总惦记着她，祭祀的时候，您还总要为她祈祷：‘千万保佑她别出什么错，以免被退回来。’您这不正是从长远考虑，希望燕后能生子育孙，永远能在燕国相继为王么？”太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连忙说：“可不是嘛！”触龙又说：“三世以前，赵王的子孙封侯的，今天还有人继承侯位么？”赵太后想了想说：“没有了。”触龙又问：“不光赵国，别国还有这种人吗？”太后算了算，说：“也没有什么人了。”触龙接着说：“是不是国君的子孙就一定没有好下场呢？不是的。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地位虽高却没有什么功劳，俸禄优厚却又没做出什么业绩，而权力又太大了。和这个道理一样，现在您一味提高长安君的地位，赏赐给他肥沃的土地，加重他的权力。但您却没想到趁着现在让他为国多立功劳。一旦您去世了，长安君能凭什么在赵国站住脚呢？因此，我才说您为长安君打算的太近了，为他的今后还不如为燕后安排得长远些！”
经过触龙这么一讲，赵太后想开了，说：“你说的对呀！任凭你让他去做事情吧！”随后，赵国准备好了一百辆车子，带着礼物，把长安君送到齐国作人质。齐国立刻出兵给赵国解了围。
赵国有一个著名贤人叫子义的听说了这件事，说道：“国君的后代，和国君是亲骨肉的关系，还不能只靠着没有功劳而取得的高位，没有劳绩而取得的优厚俸禄来保持住他们的财产和权力，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统治阶级内部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一些统治者，把他们的子女派往别的国家或让他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为的是使他们得到锻炼，加强与邻国统治阶级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的威望和权力，以取得本国地主阶级的信任，保持住他们的统治地位。
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秦统一中国战争的第四年（即公元前227年）。当时，秦国先后灭掉韩、赵等国，兵临燕国的边境。
在二十多年前，秦王政刚即位时（公元前246年），燕国曾以太子丹为人质，结好于秦国。秦王待他不好，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日夜都想报仇。不久，秦国开始了大举统一中国的战争。地处长城以南，易水以北的燕国，在七国中，国小人少，力量比较薄弱，君臣上下对秦国感到很害怕。燕太子丹几年也没想出对付秦的办法，看到形势愈来愈严重，便急的找他的老师鞠武商量。他认为鞠武联合各国共同抗秦的建议是旷日持久，远水不解近渴。便又找到田光。以智勇双全闻名于燕国的田光年纪老了，没法完成太子丹的重托，便又推荐荆轲与太子共谋抗秦的大计。
荆轲是田光的好朋友，原是卫国人。因他的祖先是从齐国迁来的庆氏，所以原叫庆轲。卫国灭亡后，他先后到过赵国的榆次（今山西榆次市北）、邯郸等地活动，到了燕国以后，才叫荆轲。荆轲与燕都蓟城一个杀狗卖肉的人和另一个擅长击筑（古代乐器名）的高渐离结成莫逆之交。他们每天不是在一起喝的烂醉，就是唱歌、击筑。因为荆轲过去在各国结交过一些有名人物，他在燕国的放荡生活，反而使他名噪一时。
太子丹与荆轲一见如故，把多年深藏心中的计划都说了出来。原来，太子丹看到秦国兵强马壮，各国诸侯都不敢联合起来抗秦，就是倾燕国的全国兵力，也是以卵击石。他想派一名勇士，用计活捉秦王，强迫他归还各国诸侯的失地；如不答应，就把他杀死，再乘秦国无君内乱之际，联合诸侯，一举把秦灭掉。这样，就可以使燕国免除被秦灭掉的危险。
荆轲觉得难以完成这一重任，经过太子丹的反复恳请，荆轲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务。太子丹高兴万分，马上封荆轲为上卿，让荆轲过着奢侈的生活。
过了好久，荆轲也没有动身去秦国的意思。这时，太子丹听到秦国大将王翦把赵国灭掉，开始进犯燕国南境。太子丹让荆轲早日出发，催促荆轲上路。可是荆轲认为时机还没成熟，向太子丹建议说：“要想完成计划，首先要取得秦国的信任。现在秦国用金千斤、邑万家的重赏捉拿逃将樊于期，如果我把樊将军的人头和一张督亢地图（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做为礼物，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我就能乘机行事！”
太子丹对投奔他已经多年的秦将樊于期不忍下手。荆轲私下找到了樊于期，向他谈了去秦的计划。樊于期一听，觉得报仇时机已到，甘愿将头颅交给荆轲，马上自杀了。太子丹给荆轲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又用毒药反复浸泡。用它刺人，只要皮肤一出血，就会中毒立刻死去。还给荆轲找了个副手，名叫秦舞阳，是燕国出名的勇士。荆轲还打算找一个朋友同去，由于太子丹催得急，在那个人还没有来时，荆轲就匆匆出发了。
秦王一听说燕国派使者带来珍贵的礼物表示臣服，十分高兴。马上就命令在咸阳宫举行隆重的接见仪式。
荆轲捧着装樊于期头的匣子，秦舞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刚走到大殿的台阶下，秦舞阳就被宫里守卫森严的气氛吓得脸直变色，浑身发抖了。秦国大臣看到秦舞阳异常神态，都感到很奇怪。荆轲从容不迫地替秦舞阳打圆场说：“穷乡僻壤的人没见过大世面。他从来没见过大王这样的英姿，所以感到很惶恐。希望大王原谅，容许我们当使者的完成使命！”
秦王对荆轲说：“把所带的地图取来，让我看看！”荆轲连忙把地图卷献给秦王。秦王一点点把地图卷展开。展到最后，出现了一把光闪闪的匕首。荆轲右手抢过匕首，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衣袖，向秦王刺去。秦王吓了一跳，连忙一跃而起，用劲太大了，荆轲抓住的左衣袖都被挣断了。秦王拔身上的佩剑，可是事情发生的既突然又紧迫，长长的宝剑怎么也拔不出来。秦王没有办法，只得绕着殿上粗大的柱子躲避。
咸阳宫里的泰国大臣，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呆了。按秦国的法令规定，这些在殿上的大臣谁也不准带兵器；而秦宫的卫队，没有王的命令也不能上殿。秦王在慌忙中忘了下令召殿下的卫士上前。看着荆轲一个劲地追秦王，大臣们一个个都干着急，稍微镇定了一下，有的人才上前与荆轲徒手搏斗，御医夏无且把药囊抡起来向荆轲打去。
正当秦王绕着柱子躲避荆轲，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向他喊：“大王快把剑鞘推到背上！”秦王恍然大悟，拔出宝剑就向荆轲砍去，一下就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在血泊中把匕首向秦王掷过去，没有击中，掷到后面的柱子上。左右的人一拥上前，将荆轲杀死。
也有的记载说，秦王正在看地图时，被荆轲用左手抓住了衣袖，右手抓住了胸部。秦王无计可施，只得央求荆轲说：“我答应你的要求，但要允许我听一次奏琴，那我死去也没有什么憾事了！”荆轲答应让秦王召姬女上殿鼓琴。姬女通过琴音为秦王献策说：“大王的单衣可以一挣而断，殿上的屏风可以一跳而越过，您身上的长剑推到背上就可以拔出来！”荆轲不懂琴音，他又哪里知道这是秦王用的缓兵之计呢！
秦王却听懂了琴音，于是他挣断了衣袖，跳过了屏风，拔出了宝剑。荆轲将匕首投过去，把殿上的铜柱掷的直冒火星。秦王还过身来，砍掉了荆轲的两手。虽然荆轲身残，但毫无惧色，倚着殿柱大笑，直到他踞坐在地上时，还不停地大骂秦王：“我上了你这坏蛋的当，不然我早就杀掉你了！”……
事后，秦王立即命令增兵伐燕，次年就攻下了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跑到辽东避难。其后不久，燕王为了讨好和缓和秦国的进攻，杀了太子丹。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到了公元前222年，燕国终于被秦灭掉。
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来统一呢？在当时七国中，秦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比较彻底，生产发展，军队强大。秦国还能利用六国的矛盾和弱点，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因此，统一中国的事业落到秦国头上。统一中国的战争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秦国是通过兼并六国的战争来完成统一的，一个要吃掉别国，另一个理所当然要自保，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都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斗争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同时，也应当看到，秦军“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战争是很残酷的。因此，人民对秦王及其军队的强暴行为是不满的。对于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给予一定的同情。荆轲刺秦王这一故事所以流传下来，和这种情况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应该看到：这个故事虽然有名，荆轲表现得也很勇敢，但这种“个人恐怖”手段是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始终是为人们所反对的。“图穷匕现”这一成语，往往成了人们对一些野心家阴谋败露后进行垂死挣扎的写照。
孟子及其政治主张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05年。他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孔丘之孙子思学生的学生。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把孔子的“仁”用于调和阶级矛盾，发展为他的“仁政”主张。同对把孔子思想进一步唯心主义化，形成了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因此，后人一向把他看成是儒家的正统继承人，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也像孔子那样从事教育，广收门徒。为了推行他的一套政治主张，率领着“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四处奔走。他在齐威王时到了齐国。之后，又到宋、鲁、邹、滕等国。在梁惠王晚年，孟子到了魏国，虽然受到优待，但没有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梁惠王死后，孟子再次来到齐国，齐宣王让他任客卿，但并没有实权，他那套主张也不被采用。晚年回到邹国，著书立说，著有《孟子》一书。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除秦以外的各主要诸侯国，封建社会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取得了政权，并在不断巩固政权。由于古老的井田制的破坏，而出现的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到战国中期，因土地兼并剧烈，许多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加上频繁的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痛苦。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起来。
孟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那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企图缓和这种矛盾，而提出了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中心的“仁政”主张。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才能当天子”。因此，国君对人民必须行“仁政”，与民“同忧”、“同乐”。孟子还认为对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甚至可以诛杀。如周武王讨伐残暴的商纣王，孟子认为是诛一独夫，并不是弑君。这种思想，尽管是从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但在历史上却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孟子“仁政”的具体措施：
第一、“制民恒产”。即由封建国家给予农民“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他主张，实行他提出来的“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给予农民“私百亩”的土地是“恒产”，规定“死徒无出乡”，就是说土地不能买卖，把农民世代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承认个体农民的合法性和限制土地兼并的办法。
第二、保护农业，减轻租税。孟子认为统治者征发兵役、力役要不误农时；春耕春播的时候，对有困难的要给予适当的帮助；秋后，对受灾地区要减少赋敛。他主张用十分抽一的“什一之税”，土地税采用劳役地租。这些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办法。
第三、“省刑罚”，主张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孝”、“悌”则是教育的重要课题。其目的是使人民成为顺民，从而巩固封建等级制度。
如何保证这些措施施行呢？孟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认为必须用贤德的人来实行“仁政”主张。国君应当尊重“贤人”。“尚贤”的最高形式是禅让，即把君位让给“贤人”。但是，孟子认为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不论贵贱亲疏破格任用。而一般情况，用人还是不能逾越等级。他主张保留世袭贵族的特权，认为贵戚之卿的权力比异姓之卿大。还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就使孟子的“尚贤”主张带有浓厚的调和主义色彩。
孟子为了保证他的“仁政”主张能够实施，激烈地反对兼并战争，主张用“不嗜杀人”的“仁义之师”，用“仁政”的办法，使民心归向，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目的。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天下，这反映了孟子害怕进行激烈斗争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一的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长期遭受战争的苦难，要求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孟子的思想中，包含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为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巩固而服务的，把封建的剥削压迫合理化，说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构成了相当系统的“压迫有理，剥削有功”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论点。孟子在“仁”、“义”的说教之中，包含着重视经济，特别是为了保护地主经济发展应该为劳动者提供一定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思想在内。孟子虽然是从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主张社会分工。但却反映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思想论点。孟子以“民贵君轻”为中心的“仁政”主张，反对暴政，痛斥暴君，继承了西周以来“重民轻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作用。这是孟子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主要部分。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作为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重要依据，这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孟子的主张保留了浓厚的旧框框，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性善是天给与人的本性，“仁、义、礼、智”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四个善“端”。只要把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了。孟子的“仁政”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他认为，人人都有同情心，这就是“仁”的善端，把这种同情心推而广之，用到政治上，就是“仁政”。孟子的“性善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认为虽然人一生下来就有善性，但是只有“君子”（统治阶级）才能保存，而“庶民”（老百姓）则很快就丧失了。这就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和阶级压迫提供了理论根据。
基于“性善论”这种天赋道德观念，孟子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因此，他主张内心反省，从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左右逢源”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孟子还鼓吹天命论。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而命是由天定的。他提出了“分定”说，认为人得于天的性分是有一定的，即天使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有所差别。因此，应该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孟子提倡宿命论，同时也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他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不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一定限度，最终还是被天命所束缚。他认为，只要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能知道人的本性，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天命了，即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能省悟到天的意图，因而不去违抗天意，做到“安贫乐道”。可见，孟子的“知天”，不过是主观上幻想出来的一种精神解脱。所以，他这套“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体系，最终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孟子的历史观认为，统治者是“先知先觉”者，而人民被视为群氓。这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孟子还认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它对后来的邹衍“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有直接的影响。但“一治一乱”的思想中，也包含事物可以转化的一些辩证思想因素。
综上所述，孟子的“仁政”主张和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和麻痹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所以很受历代反动统治者重视。公元1083年宋朝的神宗封孟子为“邹国公”，公元1331年元朝的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他与孔子一起同受封建统治者顶礼膜拜。
许行的生平及主张
许行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生卒年代不可考，约当公元前390——公元前315年之间，与孟轲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仅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从《孟子》记载他“自楚之滕”，和孟子骂他为“南蛮（jué抉，即伯劳鸟）舌之人”，可见许行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所说的墨子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是并没有确证，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许行有门徒几十人。这些人生活极简朴，穿普通的粗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过着流浪的生活，是农村中的赤贫者。许行带着门徒到了滕国，不求高官厚禄，只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安定居住下来，以从事耕种。当时许行的主张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以至使儒家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抛弃了儒学而拜许行为师。
许行的主张，我们从陈相转述许行的话来看，主要有两点：
第一、主张君民并耕之说。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和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还得为百姓办事。如果国君不这样做，而又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这就是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怎么说得上“贤”呢！
第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许行在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用农产品粟，直接去交换手工业产品帽子、锅甑（zènɡ赠，古代做饭的一种瓦器）和铁制农具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如何定呢？许行认为布匹丝绸只要长短相等，则卖价相同；粮食只要多少相等，则卖价相同；鞋只要大小相等，则卖价相同。这样一来，市场上的同种物品的价格都有统一的规定，在市场上的同种物品就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因此没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没有人欺骗他。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主张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是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农民阶级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许行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科学的、全面的认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尽管它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但是，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然而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将逐步消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与此同时，孟子在和农家的论辩中，提出了社会分工不可避免的合理命题。但却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阶级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进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更是十分错误的。
庄子的生平及《庄子》一书的主要内容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的蒙人（今河南、安徽交界处），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与孟子同时。他是一个破落的贵族知识分子，战国时期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史记》和《庄子》记载，庄子在他的家乡蒙这个地方，当过管漆园的小官，干不了多久，他辞职回家，生活穷得跟人家借米，有时他不得不打些草鞋卖点钱混日子。他平时衣履不整，有一次魏王召见他时，他就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尽管他也有些朋友，如作过魏国宰相的惠施，就是他的一个好友，但是他不愿意同新兴地主阶级合作，所以不肯出来做官。传说，有一次楚威王派两个人带着重金请他做楚相，他拒绝了，他说他要过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他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认为生死本来没有什么区别，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哭，坐在尸体旁边，当着惠施的面，敲着瓦盆唱起来，即所谓“鼓盆而歌”。
《庄子》一书，是庄子的门人汇编和添补起来的，与《老子》的哲理诗不同，书中用了不少寓言故事和对话来表达庄子的思想。据《汉书》记载，《庄子》原来有五十三篇，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照过去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写的，可以代表庄子思想，外、杂篇是他的弟子补添的，甚至有的是别人伪托的，不能作为研究庄子的思想资料。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很全面。“内篇”固然是研究庄子思想的主要依据，但外、杂篇也包含有庄子的一些思想，还是可以作为研究庄子思想的参考资料。
从《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庄子是从右的方面发展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部分。首先，庄子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把老子对现实社会的诅咒和不满，进一步发展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厌弃和否定。但他又不敢起来反抗斗争，而是悲观绝望，在主观意识中寻求精神解脱，以安慰自己的没落遭遇。
在哲学上，庄子把老子关于万物生成于精神性的“道”，从主观上又加以膨胀。庄子说在“道”之上，还有个“无始”。“无始”之上还有个“无无始”，在那里无所谓有“有”和“无”（《庄子·齐物论》）。那末，最后到底是什么呢？庄子说再往上，可以说似乎有个什么，也可以说不是个什么。到了这一步是不可言语、不可思议，也不必讨论，就是他所说的，“言之所尽，知之所至，……议之所止”（《庄子·则阳》）。庄子这一堆“废话和胡说”，是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
在认识论上，庄子把老子在不正确地阐述对立统一思想的时候所产生的相对主义，加以无限的发挥，从而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在庄子看来，人们分别出大小、美丑等等，那只是从人的主观上产生的。而且每个人的认识又不一致。他不伦不类的举了个例子说：古代美人毛嫱、丽姬，有人说她们美，可是为什么鸟见了她们就吓得往树林里飞？为什么猴子见了往山上逃？为什么鱼吓得往水里躲？可见人的认识并不可靠，从而对人的认识也提出了怀疑。这种怀疑，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莫明其妙。庄子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他梦见过蝴蝶，不知是他自己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这个有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很典型的说明庄子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以此，真理的是非标准，在庄子看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庄子觉得，人要是“觉悟”到这一步，就可以超脱一切，甚至也能摆脱自己肉体的拖累（“无己”），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成为“至人”、“真人”。甚至超过大鹏，不要粮食和空气，在宇宙间作“逍遥游”，与天地混然一体，什么生死、荣辱，就不知为何物了。因此，一个人要成为“真人”，就得忘掉世界上的一切，忘掉自己。这就是所谓“坐忘”。这些正是反映战国时期没落的贵族阶级失去一切的绝望情绪，也是这个阶级在消极悲观之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表现。
庄子的哲学是战国时期没落阶级唯心主义的典型。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起过消极反动的作用。到魏晋时期，腐朽的世家豪族，以庄子虚无主义哲学掺杂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建立了更为精细的唯心主义“玄学”。“玄学”也叫“老庄哲学”，如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哲学，对生活抱着“超脱”、“高傲”的颓废态度。这种哲学思想，成为以后一切没落阶级及其士大夫“明哲保身”的思想理论，也成为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
名家的来由及其代表人物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由于这一派着重于名词、概念的辩论，所以当时的人叫他们为“辩者”、“察士”。汉朝司马迁、班固把他们叫做名家。
名家出现的社会原因，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激烈变革，产生许多新的事物，这些新事物，有些是相应的旧名称不能加以概括，或者没有适当的名称，发生了名实不符的情况，比如春秋时期老子在哲学思想上首先提出“道”来，因为是一种新的概念，过去没有，也就没有名字，于是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其他学派也有类似情况，如儒家的“仁”，墨家的时间空间概念，都是新提出来的问题。过去无名，而现在如何定名？这就发生争论。
对如何解决名实关系的争论，就不仅仅是逻辑问题，而牵涉到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流派问题。代表守旧势力的思想家，想用旧名来压制新的实在，把名放在第一位。比如孔子用君君臣臣的旧框框来压制新兴势力，提出“正名分”的主张。代表新兴势力的思想家，则主张“以实定名”，要求按新出现的事物，改变旧名称的含义，这就把实放在第一位。比如荀子虽然也提倡“礼”，但他的所谓礼，实际上是法。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墨家提出“取实予名”。
名实的争论，春秋时期各种学派都有，但还没有专门的名家出现。只是到了战国时期，才有独立的学派名家产生，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
惠施是宋人，约生于公元前370年，死于公元前318年，他曾经为魏惠王“定法”，“民人皆善之”。而且他担任过魏国的相达十五、六年，是战国时期“合纵”政策的组织者，曾经力促齐、魏和解，互相称王（相王）。晚年他还代表魏国出使过楚、赵等国。这说明惠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活动家。但惠施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以名辩思想而出名。他学识渊博，尤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很丰富。他的朋友庄子曾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意思是说他有多方面的学问，他的书或著作有五车之多。他的著作今已失传。据《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名辩有“十事”，就是十个论点。其中以“合同异”问题是惠施名辩的主要思想。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其实质是讲事物的同一与差别的关系问题，说具体事物之间有不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而事物间的异又是相对的，统一才是绝对的，于是推出万物相同（“毕同”）的结论。惠施强调了“同”的相对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与惠施“合同异”相对立的，是公孙龙的“离坚白”。公孙龙，赵国人，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其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概他比惠施晚一些，与邹衍是同时人。据《庄子·秋水》篇记载，“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说明公孙龙是法先王，思想守旧。他的著作只保存了一小部分，就是《公孙龙子》六篇。他的“离坚白”观点，表现在他对石头“坚”硬与“白”色关系的辩论上，特别是表现在他有名的“白马非马”的辩论上。这“白马”论，早在齐国稷下学派里有个叫臼儿说的就谈到过，公孙龙也许就是接受并发挥了臼儿说的论点。在辩论中，他的思想方法，比惠施更加形而上学，他完全排除感官经验，纯从逻辑概念上抽象分析，称得上是一位名家的诡辩论者。公孙龙所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马所以命色也。命色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等等，其实质是讲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他把个别与一般（白马与马）的关系，加以割裂，使之对立，从而把一般脱离了个别而独立存在。一般也就成了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的东西，也就是精神性的东西，而世界就是这个精神性的东西产生的，最后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以上，就是惠施的“合同异”与公孙龙的“离坚白”的名辩内容。据《庄子·天下》篇记载，他们还有“二十一事”的论题。其中反映公孙龙观点的，如“鸡三足”、“火不热”之类，公孙龙以及公孙龙之辈，能诡辩得振振有词，言之有理。但是，他们的名辩思想，在概念与存在的关系上，探讨了思维的一般规律，开创了逻辑学的领域，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贡献的。公孙龙的诡辩，在逻辑学上也提出了许多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们不能统统视为概念游戏，而抛却不顾。
除了著名的惠施与公孙龙以外，在战国时代具有名辩思想的，还有荀子、后期墨家以及邹衍，他们都各有其内容与特点，在逻辑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