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概述
秦汉魏晋南北朝，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起，到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止，共810年。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废分封，置郡县，成立了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官僚行政机构，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自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极其残酷。秦始皇和他的后继者二世胡亥无休止地役使民力，加重赋敛，使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发展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的开端，为后来农民的反抗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成为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摧毁了秦朝的统治，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刘邦和项羽都是响应陈胜、吴广而起义的。他们在灭掉秦朝以后，为了争夺农民起义的果实，进行了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做了皇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或前汉。
在秦末农民起义推动下，西汉社会多少有些进步。面对汉初社会经济凋敝的情况，自刘邦以来，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所谓“文景之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西汉建立后，基本上继承了秦的制度。但西汉对秦制也有变更，这就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搞了分封制。先是刘邦分封异姓王，后来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又随着分封同姓王。同姓王势力很大，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经过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和汉武帝削弱王国势力的斗争，王国割据势力受到很大打击，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秦始皇是以法治国。西汉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在汉初表现为道家的无为同秦法家政治的杂用。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则表现为儒与法的杂用。但是，这时的儒、法，已不是先秦时的儒、法，而是被董仲舒等人揉合在一起的以儒学为招牌的新的思想体系。
秦朝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汉时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长期融合，华夏族同相邻的一些民族逐渐形成一个民族，这就是汉族。匈奴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通过“和亲”与战争，匈奴与汉朝的联系更加密切。西域各族被统一在汉朝的版图之中。西南、东南各族与内地的联系也得到增强。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和秦始皇并称的君主。他在位的五十四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是西汉的极盛时期。西汉一代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思想家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政治活动家张骞，理财家桑弘羊，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但是，汉武帝时期的昌盛，是农民用血汗造成的。由于汉武帝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役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因此，汉武帝时候是西汉强盛的顶点，也是它走向衰落的开始。司马迁所说的“物盛而衰”，是十分恰当的概括。
西汉后期，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地主、商人、贵族、官僚疯狂兼并农民，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加深。王莽夺取了刘氏政权，实行托古改制。王莽改制不仅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于是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曾经参加反莽斗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和用农民起义的力量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
东汉从公元25年到220年，统治了将近200年。东汉王朝是豪族地主的政权。在东汉政权的保护下，豪族地主势力迅速膨胀。豪族地主不仅兼并大量土地和财产，控制大量的依附农民，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而且还通过察举和征辟，把持中央和地方官位，结成垄断实权的政治集团。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争斗，政治的极端黑暗，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政权随之瓦解了。
东汉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推广，水利灌溉地区的扩大，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南方的逐渐开发和人口增加，是这时经济生活上的一个大的变化。但由于豪族经济的恶性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总的说来，东汉的生产水平并没有超出西汉多少。
在思想领域，东汉谶纬迷信盛行，儒学被神学化，儒家谶纬神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大胆的揭发和批判。《论衡》一书是他富有战斗性的唯物主义的不朽著作。在科学技术方面，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术，对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大科学家张衡的成就，对天文学以及地震科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时期，还出现了史学家班固及其《汉书》，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共369年。这一对期，基本上是处于分裂状态。
黄巾起义失败后，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地方割据势力，经过不断战争，形成魏、蜀、吴三国，天下鼎足三分。不久，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统一了全国，史称西晋。西晋的统一，不到四十年即行破坏。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南方建立偏安的晋王朝，史称东晋；在北方，有几个民族相继建立了十几个国家，被称为“十六国”。东晋之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鲜卑拓跋氏的北魏统一北方，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再分别演变为北齐、北周，统称为北朝。最后，杨坚建立的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是豪族地主势力发展造成的。在分裂的情况下，豪族地主垄断政权，形成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这一特权地主集团，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量佃客、部曲和奴婢。在门阀世族的腐朽统治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东晋农民起义，以及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的统治，使之逐渐走向没落。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虽然不断遭到战乱的破坏和影响，但仍然继续得到发展。三国时，魏、蜀、吴在各自统治的区域内都比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到两晋南北朝，在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先后进入封建社会的阶段，扩大了封建经济关系；在江南，由于北方流民南下，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了江南的开发。
这一时期，迁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在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下，较快地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共同斗争，形成和促进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魏晋时有玄学和反玄学的斗争，南北朝时有崇佛与反佛的斗争。文学和艺术方面，诗、乐府民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绘画、雕塑、书法艺术也大放光彩。自然科学方面，在秦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算学、医学和农学，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外，在史学、地理学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展。这时，不仅出现了象范缜、祖冲之、陶渊明、顾恺之、王羲之等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而且还产生了像《神灭论》、《齐民要术》、《水经注》，《文选》、《文心雕龙》等这样一些名著。
隋朝统一全国以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纪事
秦的统一对社会的推进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秦的统一，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是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进入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利用割据夺取政权，在各国内部进行改革，这对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一个有利的途径。但是，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日益展开，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要求打破这种割据状态，实现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现全国的统一，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这样的条件，在战国后期逐渐成熟了。
战国以来，由于铁器在农业和手工业上的广泛应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生产力有很大的进步。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有了新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了。那时候，北方的走马，南方的犀革、象牙，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等，都可以在中原地区买到。就拿偏居西方的秦国来说吧，像良马、美玉、金锡、丝绢等物产，都从很远的地方运去。各地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构成政治上统一要求的基础。这种统一要求形成一股广泛的思潮。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派不同，但许多人都主张统一。孟子的“定于一”，荀子的“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的专制集权思想，都是统一要求的表现。
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由谁来完成这个统一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最有条件来完成统一事业的是秦国。
战国时代，各国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同社会改革的程度直接有关。战国初期，强国都在东方，秦国是落后的。这是因为东方各国最先进行社会改革的缘故。但是，中期以后，东方各国一个个由强变弱，秦国却由弱转强，后来居上。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东方各国社会改革不彻底，新旧势力妥协，政治情况不好，小农经济很快破产、衰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下来，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秦国的情况和东方各国相反。秦国的社会改革比较彻底，自商鞅变法以来，继续提倡耕战，鼓励发展生产，小农经济得到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一直向上，使秦国很快国富民强，无敌天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国不仅财力雄厚，而且政治情况也是东方六国所不及的。大思想家荀子曾到过秦国。他亲眼看到的情况是：“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朝廷“听决百事不留”。他称赞秦国是“治之至也”。
秦国对东方六国的这种优势，在秦始皇之前已经形成。李斯入秦后劝说秦始皇时指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秦始皇亲政后，抓住有利时机，及时组织力量展开了统一六国的强大攻势，他同尉缭、李斯等人，认真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战略和策略，重用王翦、蒙骜等名将，发动了对六国的最后一击。公元前230年，首先灭掉邻近的韩国。赵、魏无法抵抗，相继灭亡。不久，经过激烈的战斗，灭掉楚国。靠近秦国的四国一个个被攻灭，“近攻”的战略任务胜利实现。接着，秦国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当初“远交”的燕、齐。公元前221年，即灭燕的第二年，灭掉齐国。十年之间，消灭了东方六国，完成统一。
秦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全国统一，结束了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跟着，那种因分裂割据而造成的攻城争地的屠杀，“以邻为壑”的纠纷，交通来往的障碍，以及许多制度的不同，文字的异形等等，都可以避免和消除了。在统一的环境里，社会经济和文化，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这种有利条件在秦统一后没有被很好利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却越来越显现出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所以一开始就能迅速发展，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与秦的统一是分不开的。
统一促进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密切，一些少数民族逐渐与华夏族融合。秦的统一，是对长期以来民族融合的一个总结。在统一的地域里，戎族、狄族、夷族和华夏族进一步融合，形成最初的汉民族。以上各族已成了历史上的名称了。同时，南方的蛮族、百越，也加快了同中原各簇融合的步伐，陆续加入汉族的行列。北方的匈奴族，与中原地区各族的联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秦的统一，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全国统一及其所带来的历史进步，是劳动人民通过长期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而秦始皇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实现了全国统一，他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采
用的主要制度和措施秦灭六国，只是实现统一的第一步。摆在秦始皇面前的下一步任务，是如何巩固国家的统一。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秦始皇首先创立了皇帝制度。在统一全国的当年，秦始皇就提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经过群臣议论，他决定把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称，合而为一，号称“皇帝”。他自称始皇帝，后代依次称二世、三世，这样地传袭下去。为了显示皇帝的绝对尊严，秦始皇还规定皇帝自称“朕”。“朕”字原是“我”的代名词，一般人都可以用，自此以后，成为皇帝专用的代名词了。皇帝的名字要避讳。秦始皇名政，“正月”的“正”字，与他的名字同音，就被改为“端月”。从此皇帝就成了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后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沿用了“皇帝”这个称号。
秦始皇还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在皇帝之下，有左右丞相，是皇帝的助手，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重要文件，并监督百官。以上合称“三公”。三公之下还有“九卿”，其中主要有掌管刑狱的廷尉，掌管财政的治粟内史，以及掌管山海池泽税入供皇室需要的少府等等。三公九卿对皇帝负责，是皇帝的臣僚，他们分管中央政府事务。最高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由皇帝一人独揽。所有这些官员都由皇帝任免，领取俸禄，概不世袭。这套封建官僚制度，保证了皇帝的专断独裁，造成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郡县制度。全国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增加到四十多郡。每郡设守、尉、监，分管一郡的行政、军事和监察。郡以下分若干县，县有令（小县设县长），掌管一县政事，县尉掌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县以下还有乡、里、亭等基层政权机构，并通过什伍组织，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编制起来，以保证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进行。
郡县制不同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它是从属于朝廷的地方行政机构。不仅郡县的主要官员由朝廷委派，而且朝廷还采取年终考绩的办法，对地方进行管理。年终地方官必须派人到朝廷报告赋税收入等情况，如果朝廷认为地方成绩不好，就可以收印罢官。这样，皇帝通过郡县这套系统，将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然后再抓到自己手里，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控制的封建统治体系。
废分封、立郡县，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当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时候，丞相王绾等要求恢复分封制。他们认为，燕、齐、楚等地方遥远，中央不易控制，应当封王进行统治。群臣都赞成这个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的理由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但后来互相攻打，周天子也管不了。现在天下统一，都成为郡县，宗室子弟和功臣，用赋税重重地赏赐他们也就够了。这是使国家安宁的好办法。分封诸侯的办法不好。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意见，作出了废分封、立郡县的决定。秦始皇的这一决策，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封建国家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秦始皇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是保护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工具。在这种封建国家权力机关的保护下，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很残酷的。这说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一开始就有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但是，在秦始皇时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它巩固了统一，有利于正在发展的封建制度，这是它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对于这方面的作用，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为了巩固新创建的统一国家，秦始皇还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统一文字，划一度量衡、货币、车轨等制度，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达山东、河北，南达安徽、江苏；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便于就近控制；堕毁六国用来割据的城墙、堡垒，决通在河道上所布置的障碍。同时，秦始皇还派兵抵御匈奴贵族的袭扰，并修筑了万里长城，统一“南越”，移民开发岭南。这些措施，对于消除分裂割据，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都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秦始皇还搞了焚书坑儒。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欢宴群臣。仆射（yè叶）周青臣祝酒，称颂秦始皇平定天下，把分裂的诸侯国改为郡县，没有战争之患，自古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博士淳于越出来反对郡县制，说什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种说法引起了争论。李斯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法随时变，古制不能适用于今天，并指出，这种以古非今的言论，惑乱民心，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应该严加禁止。因此他建议：除博士官藏书和秦国史书以外，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和史书一律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杀头，以古非今的灭族；医药、卜筮、种树（农业）的书不烧；禁止私学，愿学法令的，“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焚书的第二年，有两个方士一类的人物卢生和侯生，平日甚得秦始皇的信任，其中卢生曾对秦始皇说过，如何才能得到“不死之药”。根据卢生的建议，秦始皇曾自称“真人”，不再称“朕”。看来，卢生等可能就为了这种事，还曾受到过秦始皇很多赏赐。正是这两个人，曾经背后“讥议”过秦始皇，说他“贪于权势”，并弃官逃走。秦始皇听说大怒，下令追查。在秦始皇严命之下，秦御史对在咸阳的方士儒生进行了审问，经过这些方士儒生的互相告发，秦始皇亲自为其中的四百六十多个人定了死罪，下令坑杀在咸阳城郊，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思想领域内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秦始皇自己说过“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在秦始皇等人看来，焚书坑儒也许是一种“统一思想”，建立文化专制主义，巩固秦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但是，事实上，焚书的结果，除了造成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摧残破坏以外，并起不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坑儒的结果，却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也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
毫无疑问，焚书坑儒的做法，是残暴的，也是愚蠢的。它是封建专制主义一开始就存在的愚昧和残暴的一种表现。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问题，用专制强暴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应该指出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根本目的，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是实行“愚民政策”。两千多年前的《史记》一书中，早就指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意得欲从”，一天比一天骄傲，“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这是很有见地的。秦王朝建立后，地主和农民这两大阶级的对抗，随着秦王朝暴政的发展，而日趋尖锐和发展，从焚书坑儒这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当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看到，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为巩固秦始皇万世一系的皇朝统治而采取的。因此，在秦始皇的统治下，秦政权对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秦始皇修阿房宫、骊山墓、出海求仙等等，又干了许多劳民伤财的事，使秦朝的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到了秦始皇的后期，一场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正在呼之欲出。历史事实就是这样。
《秦律》的主要内容
云梦秦简，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县城关西部的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共一千一百多支。
这批竹简，是在十一号墓中发现的。竹简系用细绳分上中下三道顺序编组成册，放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头部、右侧、足部和腹部等处。由于编缀的绳索已朽，顺序多已散乱，但竹简绝大部分保存完好。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
云梦出土的秦简，大部分是秦的法律。其中，题有篇名和有简文的律令三十一种（包括魏律两种在内），对“盗”“贼”等律文的解释和答问近二百条；作为治狱程式的爱书二十一种，此外，还有与法律有关的文书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云梦秦简中的《秦律》，是秦始皇统一以前的秦国法律。从律文内容来看，它不是一次制订的，而是在商鞅所订《秦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秦律》去统一全国法律。因而，云梦秦简中的《秦律》，应是通用于全国的法律。
我国古代法律，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秦律》早巳基本上佚失无存。这次云梦出土的《秦律》竹简，虽然远非《秦律》的全部，但却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的法律条文。云梦出土的《秦律》，涉及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以及秦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我们知道，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秦律》也不例外。它是地主阶级意志的表现。保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秦律》所表现出来的地主阶级意志的基本内容。
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秦律》不仅通过关于军功爵的法律规定，保障军功地主对土地的占有，而且还制订详细的盗律条文，严禁对地主阶级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占有的侵犯。比如，有一条律文规定，私自移动田界，要判处“赎耐”（剃去鬓发，允许出钱赎罪）。这显然主要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
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首先是赋税。在《秦律》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有田租（土地税），包括禾稼（粮食）和刍（饲草）、槀（禾杆）；还有户赋，即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所缴纳的赋税。据《仓律》、《金布律》记载，当时官府的仓库里，堆满着粮草和钱币。这是封建国家对农民残酷剥削的见证。
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还有劳役。秦简中有许多关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律文。男子到规定年龄，不仅要服徭役，从事各种无偿劳动，如运输、筑墙、挖壕、修筑官府宫室等等，还要服兵役，包括从军打仗和戍守。服役兵士还要自备衣服及费用。劳役剥削，这是加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地主阶级及其国家为了实现对农民的剥削，还通过法律手段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强制。《秦律》中有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条文和规定。例如，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秦律》规定农民不得随便迁徙外出要有“符”之类的证明，什伍之间要监督，一家犯罪，同一什伍的人都要连坐。又如，为了强制农民服劳役，《秦律》规定逃避徭役、兵役，要受到笞打等惩罚。再如，为镇压农民的反抗，《秦律》规定“盗”不满一钱，就有或罚徭役三十日，或笞打，或剃去鬓发等处罚。至于“盗杀人”，有的甚至要处以车裂的酷刑。
为了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秦律》还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在经济方面，首先表现为对农业的重视。《秦律》中的《田律》规定，地方官吏在下雨之后或遇到旱涝等自然灾害，要向上级报告受益或受灾顷数。《厩苑律》规定，对耕牛的饲养要定期进行考课评比，饲养好的有奖，饲养不好的要罚。《仓律》对每亩农田播种数量，也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法令，体现了法家的重农政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业也是封建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秦律》中，诸如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关市的税收、度量衡器的统一、货币的发行等，都有具体的法令。此外，为了加强对官府物资财产的管理，封建国家还专门制订了这方面的法律。在《秦律》中，篇幅最大的《效律》，就是关于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法律。律文规定，如果官府物资财产发生损耗，或统计有错误，有关官吏都要受罚。这是从经济上保证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措施。
在政治方面，《秦律》中的一系列规定，都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的。秦简《为吏之道》要求官吏的头一条，就是“忠信敬上”。《行书律》规定，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命书”，必须立即传递，无故逗留者要依法论处。《置吏律》规定，官吏在接受命书时态度不恭敬或不加执行，应给予罢官或判处徒刑的处分。《秦律》中还有一些条文是针对各级官吏的。如规定任用官吏不当的要受罚，考核成绩不好的要受罚，官吏玩忽失职的也要受罚。以上措施，目的在于保证中央集权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
在军事方面，《秦律》有关于军队训练和给养的法律规定。如发弩射不中目标，经训练不会驾御战车，骑兵课试成绩低劣等，有关人员和官吏都要受到惩罚。对于任意发放、出卖军粮，以及发给兵士的武器质量不好等，也订出了严厉的惩罚办法。这些法律规定，不仅保证了秦国军事力量对六国居于压倒的优势，同时也加强了对农民进行镇压的力量。
此外，在《秦律》中，还有许多涉及奴隶的内容。其中有官府奴隶，如“隶臣妾”；也有私人奴隶，如“人奴妾”。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所谓犯罪的农民。这可以由那些把犯罪的人及其家属罚为“隶臣妾”的律文得到证明。律令规定，官府奴隶要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动，他们的衣食标准很低，吃粮要受到严格限制，穿的是简陋的褐衣。关于私人对奴隶的占有和役使，《秦律》也予以保护，“人臣妾”敢于反抗主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秦律》也有限制奴隶制残余的一面，如规定奴隶立有军功，可以获得解放。但是，封建国家保存奴隶制残余也罢，解放奴隶也罢，都是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
以上是《秦律》的主要内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秦律》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法律，它是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正是这样，《秦律》对于巩固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秦朝兴建的灵渠在水利工程上的作用
灵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也叫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由于是在秦朝开凿的，又叫秦凿渠。至今，它已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春秋吴国所修的邗（hán寒）沟，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
秦始皇为什么要开凿这条人工运河呢？原来，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统一局面，在北击匈奴的同时，又南征岭南（五岭以南的南越地区，今广东、广西一带）。当时，居住在这里的越族，正处于奴隶制阶段，奴隶主各霸一方，形成割据混战状态。由于互相攻劫，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非常痛苦。因此，打开南北通道，结束岭南地区的纷乱，完成中国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221年至214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秦朝不断派兵越过五岭。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来到湘江上游，他根据当时需要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作出了“使监（御史）禄（人名，一名史禄）凿渠运粮”的决定。在杰出的水利家史禄领导下，秦朝军士和当地人民一起，付出了艰苦劳动，劈山削崖，筑堤开渠，把湘水引入漓江，终于修成三十多公里长的运河，打开了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
我国的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隔着巍巍的五岭山脉，陆路往来已很艰难，水运更是无路可通。但是，长江支流湘江的上源，与珠江支派漓江的上源，恰好同出于广西兴安县境内，而且近处相距只三里许，中间的低矮山梁，也高不过三十米，宽不过一里。灵渠的设计者正是利用这个地理条件，硬是凿出一条水道，引湘入漓，蜿蜒行进于起伏的丘陵间，联结起分流南北的湘江、漓江，勾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灵渠的渠道工程是非常艰巨复杂的。南渠一路，都是傍山而流，途中要破掉几座拦路的山崖。尤其是在跨越分水岭，即太史庙山时，更要从几十米高的石山身上，劈开一条河道。这样的工程，在一无先进机械，二无炸药的条件下，全凭双手和简单工具，这在当时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才能完成呵！
另外，灵渠渠道穿行于丘陵地带，坡度很大，水流湍急，行船是很困难的。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意的将河道开凿的弯弯曲曲，迂回曲折，以便延伸流程，减小比降，杀缓流速，为船行的顺畅平稳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为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每隔一段路程，设置一个“陡门”，又叫“斗门”，就是简单的船闸。在渠道两岸，各用巨石垒成一个基座，是半圆弧形，弧顶两两相对，中间形成口门。陡门一般宽五米左右，仅容一船出入，可用箔篦堵塞，便于临时启闭。这样，就可以分段拦蓄渠流，使船只可以逐段抬升或降下，节节前进，安然过山。宋人《岭外代答》描写灵渠时说：“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塞）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说得很清楚，也很真实。实际上，这就是现代的梯级船闸的设计方法。但我们的灵渠，比美国所修的巴拿马梯级运河要早两千多年。由此很可看出灵渠设计者的匠心和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正因灵渠有了这一巧妙的装置，才能飞舟过岭，打通了南北航路。
灵渠修成后，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就在渠成的当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平服岭南，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完成了统一岭南地区的事业。秦亡以后，中原混乱，赵佗、吕嘉先后在岭南发动叛乱割据。汉武帝在平叛过程中，也曾利用这条交通线，为南北统一又做出了贡献。灵渠的畅通，还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两广地区的开发。例如，近年在两广发掘的汉墓，有大量铁制生产工具出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两千年来，灵渠一直作为南北水路重要通道，起着很大作用。所以，直到明清时代，灵渠之上还是“巨船鳞次”，“舳舻相望”，十分繁忙。解放以后，由于铁路、公路的畅通，灵渠失去了原有的交通枢纽作用。但在党的领导下，灵渠已被改造成新型的水利工程体系，沿岸兴建许多灌渠、水库、小水电站，灌溉面积达三万多亩。灵渠，这个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杰作，又重新放出耀目的光彩。
陈胜、吴广起义的经过及意义
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9年——206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这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秦朝末年。起义的爆发和发展到全国规模，绝不是偶然的。
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即在不断地发展。到秦始皇后期，阶级矛盾已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秦朝加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压迫是非常重的。史载当时：田租、口赋等封建负担，“二十倍于古。”特别是，农民感到负担最重的，还是兵役、徭役。按照政府规定，一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政府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又要到京师或边疆戍守一年。此外，秦始皇经常发动全国人力，大兴土木，四处征伐，如修造阿房宫、骊山墓、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击匈奴等。因而各种徭役非常繁重。当时全国约二千万人口之中，往往有二百多万人被征发去服苦役。这就造成了广大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同时，秦法苛酷，稍有触犯就要受到重罚，每年被苛法虐害的百姓成千上万，以致造成“赭衣（穿罪服的）塞路，囹圄（牢狱）成市”的惨象。
秦二世掌权后，对人民的压迫变本加厉，“赋敛愈重，戍徭无已，”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统治阶级拚命压制人民反抗，刑罚越来越严酷，“（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人民忍无可忍，“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决心起而反抗，革命形势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同时，秦二世是用阴谋手段取得帝位的，深怕人们不服，先后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李斯等宗室大臣几十人。结果，“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混乱。到这时，不但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完全成熟。
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陈胜，又名陈涉，阳城（今河南方城）人，雇农出身。吴广，又名吴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公元前209年7月，他们和九百个贫苦农民，在秦朝两个尉官监押之下，一起被征发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他们走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北），遇上连日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到达渔阳。按照秦朝法律，失期当斩，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陈胜便和吴广商议：现在逃亡是个死，起来造反也不过是个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拚死干出一番事业来呢？他们又分析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认为只要敢于举起义旗，必能得到天下响应。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发动起义。
起义开始了。陈胜、吴广出面，夺了两个押队尉官的武器，把他们杀死。然后，陈胜集合全队，对大家说：咱们遇雨失期，依法当斩，即使不杀我们，戍边的人也要有十分之六、七被折磨死。壮士不死便罢，死就应该死的壮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贵种吗！）”经过陈胜的动员，九百个戍卒同声高呼：我们拥护你！服从你的命令！于是，大家便行动起来，“斩木为兵（器），揭竿为旗，”还一起袒露右臂，举行盟誓，正式宣布起义。陈胜、吴广被推为起义领袖。
农民起义军很快攻占大泽乡，接着又攻克蕲县（今安徽宿县南。蕲qí，其）。不久，起义军开始向外扩展。陈胜派出一支兵力攻略蕲县以东地区，自己则与吴广率领主力向西进军，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郝（今河南永城）、谯（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鹿邑）、柘（今河南柘城）等地。进征途中，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打到陈（今河南淮阳）时，陈胜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力量已很强大。陈胜攻占陈后，当地群众建议：“将军（亲）身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功宜为王，”要求建立以陈胜为首的农民政权。于是，在群众拥戴之下，陈胜遂称陈王，国号“张楚”。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便在革命烽火之中正式诞生了。
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和“张楚”革命政权的建立，如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于是，“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天下从之如流水，”各地纷纷起义，响应陈胜。其中重要的是：沛县亭长出身的刘邦和出身于楚国贵族的项梁、项羽所领导的两支起义军。这时，对秦灭六国心怀不满的六国贵族，如张耳、陈余等人，也乘时而起，打出了反秦的旗号。这种人加入起义，无非是想利用群众力量，乘机进行割据。
陈胜起义军明确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战斗目标，打击矛头直接指向秦王朝。起义军在陈地建立政权后，便兵分三路，立即向秦的都城咸阳进军。一路由吴广率领，准备夺取秦的军事重镇和最大粮仓所在地荥阳（今河南荥阳县西北）。一路由周文统率，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正面攻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准备直取咸阳。另一路则攻南阳、叩武关，以从侧翼迂回进攻咸阳。同时，陈胜又分遣诸将，四出攻略，以扩展革命政权的影响。他派武臣、张耳北征旧赵地；派邓宗南取九江郡（今安徽、江西）；派周市（fú福）经略魏地（今河南东部）。秦朝在关东的地方政权，纷纷动摇和瓦解。
周文大军西进途中，不断吸收农民参加起义队伍，进抵函谷关时，已形成拥有兵车于乘战士数十万人的强大队伍。这支队伍，一路拔城破关，锐不可挡。九月，他们一直打到离咸阳只有百十里路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给秦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消息传来，秦二世集团大为惊慌，急忙赦免在骊山修墓的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奴隶之子），仓促组成一支军队，派少府（官名）章邯率领，向农民军反扑。周文的这支起义军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发展太快，孤军深入，而且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经过几次苦战，被迫撤出函谷关。最后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一战，再次失利，周文兵败自杀。
秦将章邯乘势东下，进迫正在围攻荥阳的农民军。吴广所部起义军久围荥阳不下，内部发生分裂。吴广被部将田臧假借陈王命令杀死。接着，田臧便率军西向迎战章邯。敖仓（今河南荥阳西）之战，田臧兵败被杀。这支起义军也失败了。
章邯又转过头来，驱兵向起义军中心据守的陈进攻。陈胜亲自指挥农民军，英勇抗击反动军队。但终因兵力单薄，又无外援，只好逐步后撤。十二月，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县东南）时，陈胜不幸被叛徒庄贾杀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壮烈牺牲了。
农民军主力虽已失败，陈胜、吴广也先后牺牲，但其余部则仍然坚持战斗。其中，由吕臣领导的“苍头军”（头裹黑巾得名），斗争更为英勇。他们曾收复秦军占夺的陈，惩杀了叛徒庄贾，给秦军以很大的打击。后来，吕臣领导“苍头军”，联合项梁、项羽农民军，继续坚持反秦斗争。
在陈胜、吴广农民军英勇战斗的推动之下，各地义军不断壮大起来。其中的刘邦、项羽两支队伍，发展尤为迅速，逐渐形成两支强大的主力部队。他们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歼灭了章邯、王离等秦军主力，攻入关中，终于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史学家司马迁曾评论说：“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陈）涉首（先起）事也。”确实，在这场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的首义之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秦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陈胜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第一位农民革命领袖。“张楚”政权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因此，秦末农民起义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并为此后历代的农民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同时，陈胜、吴广从起事到失败，不过六个月，也反映了农民起义不可避免的一些弱点。
秦末农民起义经过艰巨的斗争，在历史上第一次推翻了一个强大的王朝——秦朝。这件事证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正因如此，这次起义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汉代的统治者即曾一再议论，像陈胜这样的“瓮牖绳枢（破盆当窗，绳子当门枢，形容贫户）之子”，竟然“以戍卒散乱之民数百，奋臂大呼，”得到天下响应，灭亡强秦。他们也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
总之，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揭开了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壮丽的序幕，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刘邦封王的前因后果
西汉时期，中央政府与封国之间的斗争，延续了很长时间。它的根子就来源于刘邦的封王。
秦朝灭亡之后，各地出现过一些项羽分封的诸侯王。楚汉战争初期，一些诸侯王被刘邦所消灭。但由于楚强汉弱，形势于刘邦不利。刘邦便很注意争取其他诸侯王的支持，于是，先后封了张耳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吴芮为长沙王，臧荼继续为燕王。
与此同时，刘邦对于自己部下直接带兵的大将，也不得不采用封王的办法，加以拉拢。公元前203年，刘邦的大将韩信攻下齐地（今山东东部）后，便派使者来见刘邦，对他说：“齐伪诈多变，是个好反复的国家，它的南边就是项羽的楚国。请封我为‘假（代）齐王，’替你镇守齐国吧！”刘邦听后，很生气，骂道：“我正与项羽军相持，天天盼望你发兵来支援我，你却光想着要自立为王！”这时，在刘邦身旁的张良、陈平赶忙踢刘邦的脚，小声对他说：“现在汉军正处于不利形势，你能禁止得住韩信自己称王吗？！倒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就立他为王，好好安抚他，使他在齐地牵制项羽。不然，变乱就会发生。”刘邦立时醒悟过来，改变口吻对使者骂道：“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何必做假王！”随即派张良带着王印去齐，封韩信为齐王，并乘机征调韩信的兵击楚。刘邦的另一员战将彭越，原是秦末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楚汉相争中，他率领兵士三万人归随刘邦，并帮助刘邦攻占了梁地（原魏国之地），立有战功。公元前202年，刘邦追项羽至固陵，约彭越和韩信率兵前来会师，与项羽决战。到了约定时间，韩信和彭越都不来，结果刘邦被项羽打败。后来，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答应封彭越为梁王，约定打败项羽后，把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地方都封给彭越，把陈以东至海的地方封给韩信。这样一来，韩信和彭越果然都引兵来了。终于在这年十二月，几路军马汇合，围楚军于垓下，逼项羽自杀，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第二年正月，刘邦只好封彭越为梁王，改封韩信为楚王。
此外，公元前205年，刘邦曾派韩国贵族信去攻略韩地，之后就封信为韩王。
这样，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刘邦先后封了七个异姓王。在当时，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笼络部下，争取支持，分化敌方，孤立项羽，最后打败项羽的作用。可是，随着楚汉战争的结束，握有重兵的异姓王的存在，逐渐成了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刘邦和异姓王之间的矛盾，经过一段酝酿，终于爆发。
公元前201年正月，刘邦即皇帝位，建立西汉。七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的叛乱。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讨伐，九月浮虏臧荼，随即把太尉卢绾封为燕王。
第二年十月，有人上书密告楚王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计，以巡游云梦为名，通知诸侯在陈聚会。然后，乘韩信前来拜谒，把他捉住，带回长安，将韩信王号取消，贬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九月，阳夏侯陈豨反叛。陈豨本是刘邦的宠信大臣，被刘邦以相国身份派去守代，任务是监赵、代等地边军。陈豨的叛乱，得到已降匈奴的韩王信的支持。刘邦亲率大军征讨，才平定了陈豨叛变。
参与叛变阴谋的韩信，也被吕后用萧何计谋杀死。公元前195年，还发生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淮南王英布在得知韩信谋反被杀后，就惶恐不安。不久，刘邦又杀了梁王彭越，并以彭越之醢（hǎi海，肉酱），遍赐诸侯王。英布见到彭越的肉酱后，大恐，疑祸及身，便聚集兵马，发动了武装反叛。结果，也被刘邦率兵平定，英布被杀。就在刘邦出征那一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曾经与陈豨有过秘密勾结的事暴露了。刘邦派樊哙、周勃将兵击卢绾。卢绾只带了几千人逃入匈奴。
另外，赵王张耳死于公元前202年。张耳死后，由儿子张敖嗣立为王，并娶了刘邦的女儿为妻，后因赵相贯高谋反，受到牵连，被贬为宣平侯。
至此，异姓诸侯王中就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他的封国内只有二万五千户，地少力弱，与汉中央政权的矛盾尚不尖锐。刘邦专门下了道诏令，说吴芮忠于汉朝，著定为王。长沙王一直传位五世，到汉文帝时，才因没有子孙可传，被除国。
刘邦先后用了七年时间，削平了主要异姓王国，解除了汉初分裂割据势力的祸患，巩固了西汉的统一。可是在消灭了异姓王之后，刘邦又大封同姓王，把全国大约五十四个郡中的三十九个郡的土地，分封给九个刘姓子弟，直接由西汉王朝中央统治的只有十五个郡。这又是为什么呢？
问题在于，这种分封，仍是为了适应刘邦统治集团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史书记载，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这就说明，刘邦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推翻了秦朝统治的农民阶级，企图分封同姓王到各地，以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镇压，主要是用来对付农民阶级的。而到了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汉王朝中央和地方诸侯之间的战争，则已是刘氏集团内部“骨肉之争”，父子兄弟之争。刘邦分封同姓王，曾经一度起过“屏藩朝廷”作用，随着同姓王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汉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加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为要推翻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这种形势的出现，就非刘邦始料所及了。
“文景之治”
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一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141年）。文景统治的四十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上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的。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以来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曾减为四十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一百斤，约当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
与此同时，还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作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刑罚大省”。
以上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不是为了农民。“轻徭薄赋”，是在人民很穷，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情况下采取的。由于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所以这种“轻徭薄赋”政策，是对地主有利的。正如东汉史学家荀悦所说，这是“适足以资豪强”的措施。“刑罚大省”，是在基本上继承秦苛法的前提下，对某些酷刑所作的改变。比如废肉刑、减笞刑，实际上是“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人被打死了，而刑还没有用完；“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不死的，被打成残废。封建史学家早巳指出这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由此可见，文景的上述政策，完全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
当然，文景的政策，是适当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如果“按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的政治权力，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快一些。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些话不能都信。所谓“民则人给家足”，就不是指的广大农民。尽管当时农民的情况是西汉时期最好的，但他们仍然处于穷困状态之中。
封建统治者保护小农经济，实际上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辛勤劳动，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提供剩余产品。因此，这种保护政策的结果，必然是富了地主，穷了农民。短短几十年，封建国家积累了那么多的粮食和钱财，都是从农民身上搜括来的。同时，官僚、贵族和富商，也通过兼并和掠夺，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据史书记载，家产千万甚至万万的官僚和富商，已经不在少数；田产千余顷的官僚地主，正日渐增加。而农民却逐渐走向破产的道路。他们的耕地很少，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一个名叫郑里的地方，有25户贷粮户，平均每户只有土地24亩多一点。那些很少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只得“耕豪民之田”，变成地主的佃农。在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和压榨下，农民的日子很不好过。关于农民生活情况，晁错有一段描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当时人民生活困苦的事实，就连文帝、景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曾在诏书里说：“岁一不登（登是收成），民有饥色”，“岁比（屡屡）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一年没有收成，农民就要挨饿，连年不收，农民就要饿死。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啊！
事实证明，所谓“文景之治”，完全是建筑在农民血汗和穷困基础上的地主阶级“盛世”。恩格斯说过：“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进一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文景之治”的情况，正是这样。
汉武帝其人
在我国古代史上，人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
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名叫刘彻，景帝之子，是汉朝第五个皇帝。他七岁当太子，十六岁继帝位，七十一岁死去，在位五十多年，占了整个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
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汉帝国达到了它强盛的顶点。许多封建史学家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汉武帝个人的“雄才大略”。我们不否认汉武帝是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但是，归根到底，要从西汉社会初期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才能对汉武帝的作为，找出正确的答案。
汉兴六十余年，实行黄老之治，坚持休养生息，封建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中央集权下统一的局面正在得到巩固和加强。历史为汉武帝提出了任务，也为他提供了条件，使他在历史舞台上作出了有声有色的演出。
汉武帝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大权集中在封建朝廷，而封建帝王又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汉武帝当小皇帝的时候，是由他的祖母窦太后当权。武帝二十一岁，窦太后死去。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做了丞相。因为有王太后的支持，田蚡也很想专权。一天，田蚡向汉武帝奏事，推荐了一大批重要官员。武帝沉着脸问田蚡，“你准备任用的官员完了没有？我也打算用几个人！”从此，田蚡只好遇事少管。汉武帝把朝廷的一切大权，都揽在个人手中。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继续解决藩国问题。经过“七国之乱”，各地封国受到很大的削弱。但到武帝时，有些封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仍然不小。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建议的“推恩”办法，把原来只由长子袭爵的诸王国，改为可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按照汉制，这些侯国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各个王国越分越小，势力越来越弱，自然无法割据地方，对抗朝廷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利用种种借口来剥夺各个诸侯国的爵位。比如，汉武帝规定每年八月会诸侯于祖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如果有的诸侯国“金少”、“色劣”，就要夺爵。因这被夺爵的就有一百多人。据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多人，到武帝太初年间，就只剩下五人了。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另外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武帝前，朝廷大臣多为功臣或功臣子弟。一般官吏也多出于豪门权势之家。到了武帝，大量提拔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以加强忠于个人的政治力量。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太学”来培养和选拔官吏。
另外，汉武帝还通过所谓贤良策试，从地方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和公孙弘，就是通过贤良的策试，而被选拔重用的。
总之，汉武帝为了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继续削弱可能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诸王国势力，另一手是加强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汉武帝所建立的这种封建官僚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仿行沿用。
汉武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把财经大权集中在朝廷。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封建史书上记载，当时朝廷里放的钱长期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食多到仓库里放不下，堆在露天里，任其腐烂。但是，在汉武帝执政初期，许多财经大权，却仍然掌握在地方大地主大商人手中。为了把财政经济大权掌握到朝廷手中，汉武帝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
第一，统一币制，朝廷铸钱。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曾经实行过一些统一货币的政策。但到了汉初，地方诸侯王以及巨商豪强，都可以自行铸钱。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暴利。汉武帝改用五铢钱，统一货币，严禁私铸。据“汉书”记载，为了制止地方私铸。汉武帝杀了私铸的人几十万，自首免罪的有百多万，可见，这是一场多么残酷的斗争。
第二，盐铁专卖。冶铁、煮盐和铸钱，这是当时最大的三项财源收入。汉高祖代秦立汉，为了取得地方豪强的支持，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汉武帝时对外用兵，急需开辟财源，采用各种办法敛钱，却无法从盐铁商人手中取得。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三人为理财官，禁止民间私自冶铁煮盐，并在全国设铁官四十多处，盐官三十多处，对盐铁实行官营专卖。由此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
第三，“算缗钱”。缗钱就是商人的本钱，算缗钱就是向商人征收的财产税。具体办法大致有：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二，手工业资本税率较商业资本减半，三，商人的车每辆征税二算，普通人的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资本由商人自报，如有以多报少，就要没收财产，罚令守边一年。当然富商大贾不会不进行反抗，汉武帝又鼓励“告缗”，就是对商人所报不实的，可以向政府告密。这样，汉武帝没收了商人“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第四，“平准均输”。就是运输和贸易实行官营。汉武帝在各郡设均输官，在京城设平准官。均输官在地方负责收购和运输货物，平准官则收罗各地的货物，调剂有无，平抑物价。平准均输设立的第一年，汉武帝出外巡游，花的钱都是从平准均输收入中得来的，其中，仅赏赐用的绢帛就有一百多万匹，可见收入之高。
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许多进步措施一样，这些经济措施，加强了封建朝廷的统治力量，削弱了地方豪强和某些与朝廷关系不大的一部分商人的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但是，人民却从中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相反的，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盐铁专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而平准均输，运输货物时所用人工，实际上作为徭役，加到了农民头上。
中央集权的加强，封建经济的繁荣，再加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使汉武帝时的西汉统治，十分强大。这就使汉武帝手里有了足够的力量，来解决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匈奴问题了。
匈奴贵族对边地的侵扰进犯，是西汉成立以来，始终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汉初，匈奴骑兵一度深入到离长安几百里的地方，严重威胁了汉朝的安全。汉高祖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去攻打匈奴，大败而归，本人差一点做了匈奴的俘虏。从此，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汉朝统治者都采用妥协退让的办法，每年送去大量财物，以求暂时的安宁。但匈奴贵族由于利之所在，“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一直骚扰不断，每年被杀害和掳去的边地人口，都在一万人以上。
汉武帝时，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了，经过三次重大的战役，汉朝终于打败了匈奴，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又在边塞地区，大规模移民屯田，加固城塞，大力巩固胜利成果。为了对匈战争的需要，汉武帝又多次派人打通西域，使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同时，在武帝时期，汉朝廷还发兵灭南粤置九郡，击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和许多部落，设八郡。从而为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进行了五十年的大小战争。由于主要的战争，是为了反对匈奴贵族的侵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之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史上立有功绩的一个皇帝。
通过兴修水利来发展农业，以支持战争和供朝廷的巨大消费，这是汉武帝的重要政策。汉武帝在位时兴修的水利工程，其中有著名的糟渠、龙首渠、亢辅渠、白渠等。在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县）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中，汉武帝亲临现场，命“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大大减少水旱灾害，有利于农业的提高。此外，他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改进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但是，汉武帝发展农业生产，并非为了农民，而是为了统治阶级。在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制度之下，农民的生活十分痛苦。武帝享国日久，“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挥霍民脂民膏，十分奢泰无度。因而到他晚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百姓流离”，出现了上百万流民，出现了“民相食”的惨象。人民忍无可忍，不断举行起义，“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这一切都说明了，即使像汉武帝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杰出代表人物，我们也必须用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对他复杂矛盾的历史表现，作出正确的评价。
匈奴族的发展进程
匈奴族是我国历史上北方一个重要的古老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强盛在秦末汉初。
据史书和传说，匈奴最早叫荤粥，周朝叫猃允，到了秦朝才叫匈奴。匈奴，是一个活动在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族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畜牧业。史书说，他们“随草畜牧而转移”，“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畜群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饲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羊、骆驼、驴等。此外，还有观礼（jué tí决提）、（táo tú陶途）（diān xī颠西）等“奇畜”。狩猎在匈奴人的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匈奴人小孩时候，便能骑着羊，开始“引弓射鸟鼠”，稍长大“则射狐兔肉食”，因而，人人“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在和汉族人接触中，匈奴族还发展了冶铁和制陶器等手工业。考古工作者从匈奴族地区的墓葬里，发掘出了属于这一时期制造的大量的铁马嚼、铁箭镞、铁刀、铁剑；还发掘过炼铁炉的遗址。匈奴人制造的陶器，具有独特形状和民族特色。有一种叫做“服匿”的陶器，小口、大腹、方底，是专门用来盛放酒和乳浆的，是很有代表性的器物。
那时候，匈奴族已经开始进入奴隶社会。费族垄断着本族的政治、经济大权。他们拥有大量的畜群，役使着无数的奴隶。匈奴人口约在一百五十万左右，俘掠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充当奴隶的就有五十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奴隶从事畜牧、农耕、凿井、商运、手工制造等劳动，是匈奴国家的主要生产力量。此外，匈奴奴隶主还向被它征服的部落和小国榨取繁重的贡赋。匈奴单于死的时候，有棺椁、金银、衣裳等殉葬品，并且“近幸臣妾（奴婢）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
中原地区进入秦汉之际时，匈奴正处在头曼单子和冒顿单于的统治时期。公元前209年，头曼单子的儿子冒顿射杀头曼，自立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儿子为“孤涂”，“撑犁孤涂”也就是“天子”）。这样，就使单于的世袭制度在匈奴社会中正式确立了。从此，匈奴的单于便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他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或家族世袭。奴隶制国家更完备地确立起来了。
匈奴族国家政权机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单于庭，直辖匈奴中部；二是左贤王，管辖东部；三是右贤王，管辖西部。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以左为上，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多由单于太子充任。左右贤王以下则是左右谷蠡（lù lí鹿犁）主。谷蠡王以下则有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长”（万骑长），“二十四长”下又各置千长（千骑长）、曹百（百骑长）、什长（什骑长）等官。他们“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
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利益，匈奴贵族制定了法律，设置了监狱。法律规定：盗窃私有财产的，全家没为奴隶；持刀殴斗的判处死刑。其他罪犯；“小者轧（压骨节），大者死”。监狱的囚犯最多十日就给判处，因此，整个匈奴国的囚犯也不过数人。
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时期（公元前209～128年）是匈奴国家的极盛时期。这时，匈奴势力东达现在的东北，西到甘肃河西走廊和薪疆，北抵漠北，南据河套。匈奴统一了这片广大地区内的大小部落和国家，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汉初年，匈奴奴隶主贵族为了掠夺财物和奴隶，经常骚扰汉朝的北部边境。当时，汉朝由于经济力量尚未恢复起来和内部不够稳定，从刘邦到汉武帝初年，多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双方还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两族人民可以互相进行贸易往来，这对两族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汉武帝时，汉、匈两族统治者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匈奴大败。这就引起了匈奴国内矛盾的激化，许多被奴役的部落纷纷起义独立，被役属的西域各国也力图摆脱匈奴的羁绊，奴隶大量逃亡，奴隶主贵族内部内讧，互相攻杀，争夺政权。匈奴奴隶主国家衰落了。公元前54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北匈奴在汉朝军队的攻击下瓦解了。呼韩邪单于得到匈奴全部土地。汉与匈奴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亲睦关系。王莽时才再度爆发战争。
东汉初，匈奴国家再次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和东汉关系很好，东汉把今河北、山西、内蒙、陕西沿长城内外各县一直到甘肃的陇东各县，都划为南匈奴单于的统治地区。从此，匈奴人民不断内迁，和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共同开发了祖国北部和西北地区，促进了这一带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北匈奴对南匈奴和东汉政府持敌视态度，遭到东汉和南匈奴的抵抗。北匈奴南攻失败，转而威胁、控制西域各国，但是出西域的通道又为汉军封锁。匈奴奴隶主失去了掠夺财物和奴隶的来源，国力大衰，奴隶主贵族之间也爆发了尖锐的斗争。最后，在东汉和南匈奴的连续打击下，北匈奴奴隶制国家终于在公元91年灭亡了。北匈奴的部众，一部分归附东汉；一部分后来和鲜卑人互相融合；一部分则由单于率领逐渐向西远迁，进入欧洲。
东汉以来，南匈奴人则逐渐内迁，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族互相融合了。
如果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匈奴政权算起，到北匈奴灭亡，匈奴在大漠南北整整活跃了三百年。在这个时期内，匈奴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的草原文化。在诺颜山及其它漠北地区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牛、马、鹿、野兽相互角斗等图型的毡毯、铜饰牌和绘有美丽的兽形图画的骨器。这些文物都具有独特的游牧民族的色彩。
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汉和匈奴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始终没有间断。史书上说，匈奴人“乐关市，嗜汉财物”；而汉人在长安与匈奴人做买卖的，仅西汉时一次记载就有五百多人。匈奴的马匹，“衔尾入塞”，养马技术也传入内地。汉人则教会匈奴人“穿井”、“筑城”，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
匈奴族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民族，它的经济、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贵族侵扰
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抗击匈奴贵族侵扰的重要军事将领。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北）人。他的母亲是平阳公主家的女奴。卫青少年时在家里放羊，受尽了欺侮。二十岁左右，在平阳公主家做骑奴。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卫青的同母异父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召入宫，立为夫人，后又立为皇后。卫青因是贵戚，先被拜为太中大夫，又因抗击匈奴有功，很快官至大司马大将军。
霍去病是卫青姐姐卫少儿的儿子。他十八岁时被武帝任命为侍中。后来也因抗击匈奴建立殊勋，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
卫青、霍去病登上政治舞台，正是西汉政府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时刻。
西汉王朝经过刘邦、文、景几代，到了汉武帝时，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这时，政府拥有的马匹已达到几十万匹。汉武帝就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不但足以防御匈奴侵扰，而且能够深入塞北，主动进行反击。但与此同时，匈奴“数为边害”，仍然不断扰边。汉武帝便决定改变和亲政策，“兴师遣将”，开始发动全面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卫青和霍去病，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著名战将。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遣马邑（今山西朔县）人聂一以献马邑城为名，引诱匈奴单于率领十万骑兵深入武州要塞。汉军三十多万人则预先埋伏在附近山谷里，准备一举围歼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亲自率军深入后，发觉了汉朝的诱兵之计，急忙引兵退回。汉朝的“马邑之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却从此拉开了。
汉与匈奴战争，共有三次重大战役。
大战之前，年轻的卫青初试身手，便显露锋芒，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公元前129年，匈奴骑兵南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一带）。汉武帝派遣四路军马同时出击。其他三路或败或散，无功而返。只有卫青一路，率军万骑，直捣龙城（匈奴祭祀祖先的地方），首战成功，深得武帝赏识，从此受到重用。
公元前127年，第一次大战役爆发。这一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汉朝上谷、渔阳，杀辽西太守，虏去二千余人。汉武帝决定避实就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卫青等人引军北上，发动突袭，击败了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了秦时蒙恬所辟的河南地，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和九原郡，建筑了朔方城，又从关东移民十多万，到此屯田戍边。从此，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又派卫青率领骑兵三万，配合其他几路大军，深入塞北六、七百里，掩袭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措手不及，仅带几百随从，仓惶北逃。这次战斗，俘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裨王（小王）十多人，进一步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力量。为此，汉武帝特意遣派使者，拿着大将军印，前往边塞迎接卫青，就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让他统帅所有抗击匈奴的汉军。
公元前121年，第二次大战役开始，斗争焦点是争夺河西地区。霍去病在这次战役中，勇敢善战，是首功之将。霍去病十八岁时便已初露头角，曾在卫青部下，以八百精选骑兵，奔袭几百里，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因此，这时汉武帝便大胆提拔他为骠骑将军，委以领导进军河西的重任。霍去病率精兵万骑，奔驰千多里，连败匈奴骑兵，杀伤俘获过万，得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不久后，他又指挥几路精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取得了更大胜利。这次战役，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通道，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大战役的战果。霍去病也因之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和重用，其地位几乎可与大将军卫青相比了。
经过第二次战役，匈奴贵族受到严重挫折，在汉军压力之下，其内部日益不稳。匈奴单于要把负有失去河西之责的浑邪王等人治罪，浑邪王等决意投归汉朝。汉武帝便命霍去病派兵接降，击杀不肯归顺的一部分匈奴将卒，保护浑邪王到达长安。
第三次战役，开始于公元前119年。这是规模最大，征途最远，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汉武帝的目的是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汉军的主力部队，由卫青与霍去病分别统帅，各有五万骑兵。另外组织了随军马匹十四万匹，步兵和驮夫几十万人，一起配合行动。这时，匈奴单于听从降将赵信的计谋，移军漠北，严阵以待，准备乘汉军疲敝，一鼓全歼。双方都摆出了决战的态势。
霍去病率东路汉军出代郡，深入一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霍去病的骑兵，奋勇冲杀，连续作战，歼灭了左贤王的精锐，俘获了匈奴三个小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左贤王和手下一部分将官，败逃而去。霍去病率军追歼，直抵狼居胥山（今内蒙古苏克特旗以北），才胜利回师。
卫青率西路汉军发于定襄，出塞一千多里，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卫青立即将战车“自环为营”，并指挥五千骑兵向匈奴战阵冲锋。匈奴的一万骑兵也立即猛扑过来。双方鏖战到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阵容错杂，不辨彼此，继续拚杀搏斗。这时，卫青派出两支轻骑，分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匈奴单于。匈奴单于急忙率几百骑兵，冲出汉军包围，飞驰逃走。匈奴军队，全军溃散。卫青派轻骑连夜追赶匈奴单于，没有赶上。卫青的主力部队也乘胜追杀，到达寘（tián田）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纳拉特山）的赵信城，屯留一天，烧光匈奴储粮，奏凯而归。经过这三次大战役，尤其是第三次的漠北之战，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元气大损。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单于政权）。”匈奴贵族很难再牧马中原，“匈奴自卫霍度幕（沙漠）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汉朝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军事威胁。
不过，也应看到，汉和匈奴两族的统治者，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正如匈奴贵族的南侵，是为了掠夺人畜财物一样，在汉武帝晚年对周围兄弟民族的关系上，日益滋长了扩张因素，因而在对匈奴战争中，也必然有所反映，增加了两族人民的痛苦。特别是第三次出击战，汉朝死伤士卒几万人，出征时的十四万匹马，“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代价也是不小的。
卫青和霍去病，一舅一甥，都是抗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卫青出身奴隶，在军中关心士兵疾苦，善于团结部众，作战时指挥若定，有大将风度。霍去病则少年显贵，不恤士卒。但作战勇猛，动作神速，所率骑兵，疾驰草原，屡建奇功。霍去病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武帝深为惋惜，命葬在自己的茂陵之旁。卫青墓也在茂陵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