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发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始时间，是由一个刊物的出版为标志的，这就是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杂志》。因为与《上海青年杂志》重名，第二年遂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往北京出版。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以这份杂志的出版为标志，是因为它自创刊伊始，就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它以“民主”和“科学”为两面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尊重科学，反对迷恋鬼神，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初的也是唯一的阵地。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动者们都直接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他们以“五四”的时代精神，发动文学革命，自《新青年》创刊始，就提出“打倒旧文章”的革命口号。在这个革命口号的号召下，一个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开始酝酿。
首先是陈独秀于1915年底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通信》，主张中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之路，以挽救今日浮华颓败之恶劣风气。
李大钊继陈独秀之后作文呼应，1916年8月15日，他在北京《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其中有一段关于文学革命的意见：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李大钊呼唤哲人，呼唤新文艺，可谓空谷足音，惊于世人。他呼唤的这“一二哲人”，最先的便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
1917年1月，胡适应陈独秀之邀，作《文学改良刍议》，由美国寄陈独秀，陈阅之大喜，盛赞“吾友胡适”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这篇《刍议》，便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
《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有二：一是“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二是“思想”，吾所谓思想，“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之在文学，尤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二曰，不摹仿古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汉魏、唐宋元明各有自己的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三曰，须讲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今之诗文“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此亡国之哀音也”。此等诗文的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愿国人“奋发有为，服劳报国”，“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德国哲学家，爱国者），作玛志尼（意大利爱国者）”，作今之爱国诗文。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今之学者，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什么蹉跎、飘零、寒窗、斜阳、芳草、春闺之类的陈词滥调，便作诗文，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用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之典有：古人所设譬喻、成语、引史事、引古人作比、引古人之语，此五点“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为可用之典。狭义之典，比例泛而不切；僻典使人不解；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用典而失其原意；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凡此种种，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排偶是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古代文字，也多有排句，“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骈、律当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中国文学，及至元时，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此趋势为明代所阻，以八股取士，使文言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在欧洲，但丁、路德用各自国家的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以今世历史进化论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
《刍议》清理了中国封建旧文学的诸多弊病，明确提出了改良文学的一些主张，粗浅地就文学的语言文字、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在当时确实是颇具意义的“发难”文章。它最重要的方面：一是文学当有思想和情感；二是宣告了封建的旧文学为“死文学”，倡导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当为“白话文学”；三是用历史进化论的眼光，指出欧洲各国用“俚语”著作，始有“活文学”，并逐渐取代了“拉丁之死文学”，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而主张效法欧洲，“采用俗语俗字”作文作诗，只有这样，“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历史进化论就成为文学革命的理论武器；而废除文言，倡导使用白话，又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陈独秀，这位《新青年》的主编，从刊物创办伊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对于胡适的文章，近乎用一种狂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赞许和支持：“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的这篇声援文章，便是《新青年》2卷6期上的《文学革命论》。
这篇文章首先指出：今日灿烂之欧洲，革命所赐也，中国虽也有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任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很显然，这是说政治革命没有伦理、道德、文化、文学革命佐之，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把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提升到了革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对胡适的文学主张从根本上作了支持，从而奠定文学必须革命的主张。
就中国文学自身而论，不乏优良的传统，但是，“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这一为封建的圣贤服务的“正宗地位”必须推翻，使中国文学适应“世界文学之趋势”，体现“时代精神”。为此，“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他于是郑重宣布文学革命的三大纲领：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为此，他坚定地表示：“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现了勇猛无畏的大气概。所以，后来郑振铎热烈地称赞他：“他是这样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正是在胡、陈文章的鼓吹和引导下，文学革命开始得到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逐步形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这期间，当以钱玄同、刘半农最为活跃。
钱玄同于1917年初开始，发文多篇，支持文学革命：
2月1日，致信陈独秀，说对胡适之先生的“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载《新青年》2卷6号）
3月1日，致信陈独秀，说胡适“不用典”的论说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载《新青年》3卷1号）
5月1日，致信陈独秀，在与陈独秀讨论他的《西文译音私议》文章时，首次提出中文应“一律改用横写”的主张；（载《新青年》3卷3号）
7月1日，致信陈独秀，提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13条意见，其中有“以国语”作文，选用最普通的常用五千字等意见；（载《新青年》3卷5号）
7月2日，致信胡适之，支持他尝试作白话诗词，借此实地试验做法；（《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1918年2月，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支持胡适。并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载《新青年》4卷2号）
4月15日，给陈独秀寄去《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并信，提出废灭汉文这一极端主张：“欲使中国不灭，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陈独秀在复信中，持保留看法，认为：“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载《新青年》4卷4号）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但非常活跃，而且就新文化建设中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还有一位，也贡献给这场文学革命不少好的意见，他就是刘半农。
1917年5月，他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并就散文、韵文的“改良”，发表意见，认为散文的改良，一要破除迷信，推翻“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二要竭力发达白话的优点，尽力吸收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三是不用不通的文字。韵文也是三条：“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的位置”。此外文章还就文学上的用典、对偶，小说为文学之主脑等发表了意见。文章既是对胡适的支持，又是对他的那篇《刍议》的补充和发挥。（载《新青年》3卷3号）此后还作有《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章。
在新文化运动中，钱、刘二位的一出“双簧信”，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18年3月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扫清反对新文学的障碍，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封建复古派的口气，致书《新青年》，恶毒攻击诋毁文学革命，反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为复古派辩护。刘半农则代表《新青年》同人写了长篇公开信作答，将王敬轩来信中的主要观点，痛快淋漓地严正予以驳斥。这就是所谓“双簧信”事件。《新青年》4卷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这两封信的。
文学革命最初的日子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虽然在文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上有所倡导、讨论，但是，这场革命究竟怎样具体进行，他们也是不甚了然。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当时“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的进行的计划”。所以他在1917年5月，即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3个多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他不知如何进行，所以要借助于国人的讨论，他缺乏坚定的信心，所以不敢以自己的主张为必是。反倒是陈独秀在这关键时刻，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态度和决心。他复信胡适：“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陈独秀不愧为一位政治家，他用自己的坚定支持了胡适，并抓住“白话为文学正宗”作为文学革命的突入口，表明他对文学革命进行的思考。胡适“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的支持，他有了坚定的信心。紧接着，他就有了回应：“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我等当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使其发生、成长为文学的“正宗”。思想上的一致，就使得这场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运动得以更明确、更坚定地展开了。
第二节 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过程
陈独秀在纷繁的意见中，明确地提炼出文学革命的中心议题：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
这样，胡适所说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的进行的计划”就不再成立了，文学革命的这一“中心论”，扫荡了胡适的“空荡荡”的头脑，坚定了他行动的方向：把白话推上文学正宗的地位。他说：“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白话取代文言，虽是文学语言形式的革命，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言一统着天下，做着“载道”的工作。这种文言的旧的形式如不打破，新思想、新内容就必然受到严重的束缚，新文学就无从谈起，所以，文学革命从文学形式入手，把它作为“第一步”，是符合文学革命时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胡适在这一方面有清醒的认识，1919年10月，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伴随着文学革命运动而出现的诗体的解放，白话诗的登上文坛，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件大事”。诗体的解放对于诗的内容的革新具有重要性，“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载《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胡适在这里讲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式的革命是首先的重要的。
白话取代文言，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既要回答白话取代文言的理由，又要回答如何去取代，以及白话的地位确立后做什么等等。
理论依据——历史进化论
李何林先生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专节谈了“‘历史的观念’和进化论的思想”，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以进化论为武器，畅言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
进化论是晚清时期由严复介绍给国人的一种进化史观，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进化论指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文学革新运动。梁启超就认为“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必然的趋势。王国维用进化论的观点就文学的时代性表述得更具体：“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焉。”（1909年《宋元戏曲考》）胡适在五四时关于文学革命的几篇文章，其观点、用语与此何其一致！
胡适首先从欧洲各国的文学的发展史切入问题。他说：
我们知道，古代欧洲各国正统的文学作品多是用拉丁语写的，到14世纪，但丁首创使用意大利民族的一个邦的方言写作了《神圣喜剧》（即《神曲》），因而，促进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德是一个宗教改革者，他也是首用德文翻译旧约新约，引导了德国文学的新生。这是欧洲两起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胡适说：“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18、19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尝试集〉自序》）
欧洲各国用本民族语言代替拉丁文的历史，是“活文字”替代了“死文字”，“活文学”替代了“死文学”，是欧洲各国历史的进化的结果。胡适在多篇文章里谈到这些实例，用他山之石，来做中国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
胡适随后又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此论“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此文学变迁之趋势。今日所倡导的白话文学，其“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白话者。元代之小说戏曲，更不待论矣。“此白话文学之趋势，虽为明代所截断，而实不曾截断”。“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故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胡适运用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唐宋以来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今日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后来，他的《白话文学史》，更是为他的历史的文学的进化论做了有力的佐证。
傅斯年，北大文科学生，“新潮社”与《新潮》月刊的发起人之一。他多次作文支持白话文学主张，1918年1月15日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的他的第一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就是从“历史的观念”和进化论的思想出发，强调文学应随时代而变化。古往今来，文学均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降及后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取代方式——文言合一
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既然是语言文字的革命，是白话取代文言，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在如何取代的问题上，发表过多种意见，最极端的大概要数钱玄同了。他的主张是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连同“载道”的文字，一并“废灭”。
刘半农的意见是中和的，他说“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峙的地位……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我之文学改良观》，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傅斯年的思考就具体得多，详细得多。他的主张的中心点是“文言合一”，即“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对此，他不厌其详地作了说明，分列十条，归纳起来：代名词、介词位词、感叹词、助词全取白话，而“一切名静动状，以白话达之，质量未减，亦未增者，即用白话”。他举例说：曰“食”“饮”“嬉”不如说“吃”“喝”“玩”；至于“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者，即不能曲徇白话，不采文言”；白话之不足用在于名词和形容词，则“以文词益之”，如“高明”“博大”“庄严”等，此等文言词语，“一经俗语代之，便大减色也”；“在白话用一字，而文言用二字者，从文词。在文词用一字，而白话用二字者，从白话”，如文词曰“今”“往”，白话曰“现在”“过去”，用白话等等。以上各条，“即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其未有”。
文章还以较大的篇幅，就“文言合一与制定国语”这个议题，谈了“八事”，即八点看法，其中说：“采用各地语言，制成标准之国语，宜取决于多数”，“将来文言合一的语文，与其称之为天成，毋宁号之曰以人造也”；“制定国语之先，制定音读，尤为重要，音读一经统一，自有统一之国语发生”；等等。（《文言合一草议》，载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4卷2号）这些意见具体而翔实，具有可操作性。他从考察文言词语的实际出发，明确地指出文言词语中有可以吸收的优秀的成分，是创造新的白话语言不可或缺的素材。他的“文言合一”的主张，为白话取代文言制定了一份可行的实施意见。
陈独秀、钱玄同等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只是涉及，而不是专论。
终极目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白话取代文言，是要在国内造成语言和文字的一致性，造成普遍使用白话行文的风气，即胡适所说的，我们要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
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用白话取代文言，用白话来做各种文字的东西，胡适进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要用白话去做“白话的文学”。因为有了白话的文学，中国将来才会有“标准国语”。这就是新文学发动者的终极目标。
“国语”一词，最先见诸陈独秀为方孝岳的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后的一段按语：“愚意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3卷2号）又见钱玄同在谈到应用文亟宜改良时，谈到以“国语”作文的问题。（《钱玄同致书陈独秀》，载1917年7月1日《新青年》3卷5号）
胡适于1918年4月15日在《新青年》4卷4号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说这篇文章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怎样才能建立起“国语的文学”？胡适把“白话文学”作为一种过渡的文学来考虑，他认为只要建立起“白话文学”，将来就会有“中国的标准国语”。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去做“白话文学”？他说：我们“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便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我这种主张，不是我“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言语学专家造成的。而它只能是文学家造成的。
对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建设，胡适的意见是三步：白话取代文言是第一步，用白话作文，写白话文学是第二步，白话文学是向国语文学过渡的文学，直到标准国语的确立是第三步。胡适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学作过渡文学，而不能一步达到标准国语的文学？
胡适的意见是明确的：白话文学虽然是采用白话写的，但是，它的白话具有地域方言的特点，不具有各省多数人都能通用的条件，所以它只能是向标准国语过渡的一种文学。“标准国语”，按陈独秀的早于胡适关于“国语的文学”的意见，必须“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取“文言一致”的方针，这样就“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此后方才有标准国语和标准的国语文学。“文”和“语”的相互“求近”，这才能建立起各省多数人通用的文言一致的标准国语。（《陈独秀答钱玄同》，载1917年8月1日《新青年》3卷6号）此后才谈得上“国语的文学”。而傅斯年则认为要实现“各省人通用的文言一致的标准国语”，就必须先实现“音读统一”，有了音读的统一，自然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国语的发生。
胡适对于国语的文学的最终成立，是有信心的，他指出：
一、我们有“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与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
二、“我们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逐渐地把一些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全国的绝大部分……若没有这一大块地盘的人民全说官话，我们的国语问题就无从下手了”。（一二见《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为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特别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实施意见和进行次序：
“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这是新文学的利器，要掌握这个利器，一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方法”：
“收集材料的方法”。这要求一个作者一要推广材料的区域：当今的贫民社会、工厂的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小店铺等等，那里“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这些都可以为文学的材料。二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三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
“结构的方法”。简言之，即剪裁和布局的方法。
“描写的方法”。即写人、写境、写事、写情。
在方法上，西洋文学的方法较完备，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我们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创造”：“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
胡适和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关于国语文学的建立是做了较为完整的思考，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的意见的，他们所提倡的、所走的这条文学革命之路，也是欧洲各国文学所走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进化之路，这条路，都是从白话开始，向标准国语行进的。这其中，白话文学作为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在标准国语文学的建立中，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
“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是胡适贡献给“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性口号，表明了文学革命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所以郑振铎对此非常赞许，称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论争集导言》）
第三节 “思想革命”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文学革命”开展的最初一两年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文章和通信，多侧重于文学形式方面的探讨，在文学内容方面虽所有涉及，但很有限。这样的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白话所表现、所描写的思想内容也可能很荒谬，其结果，就不可能取得文学革命的完全的胜利。
鲁迅首先对此提出警告，他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渡河与引路》，他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
真正举起“思想革命”的是周作人，他在鲁迅的“改良思想”的意见的影响下，于1919年3月2日在《每周评论》第11号上，用仲密的笔名发表了《思想革命》，就文学的内容革命和形式革命的关系，做了明确具体的论述。指出文学革命不仅仅是白话文字的革命，更重要的还有文学的思想内容的革命。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因为“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几千年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都说不出好东西来。”
文学革命最先从语言形式入手是完全正确的，在白话与古文对峙、鏖战的时候，不可能就文学的内容问题再行革命，只有在白话完全取代了文言的历史地位，成为新的语言工具的时候，内容问题才有条件提出来。鲁迅和周作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学的思想内容问题，这就为文学革命的进一步的深入开展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节 白话报刊及其白话文学
文学革命自1917年初发动以来，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19年底“人的文学”的提出，文学革命取得了奠基性的胜利，其标志就是白话取代了文言：白话报刊、白话文学作品相继出现，为大众所认可，为社会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
白话报刊
1918年
1月15日，《新青年》从4卷1号起，完全改用白话，并使用新式标点，在国内引领了白话报刊的变革。相继创刊的还有影响较大的白话刊物是：
11月底，《新潮》月刊在北京大学创刊，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编辑。
12月，《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主编。
1919年
这一年，估计“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三个报纸的副刊：
《晨报副刊》：《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由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所办，1916年8月15日在北京创刊，1918年12月改名《晨报》。1919年2月7日，李大钊主编《晨报副刊》第七版（副刊固定在第七版），开始使用白话，开报纸、报纸副刊使用白话文风气之先。1920年7月，孙伏园接编副刊第七版，副刊文字全都使用白话。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反响，起了引领的作用。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历史悠久，前身是《时事报》，1911年5月改名为《时事新报》。1918年3月4日，开辟《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编。该刊初为周刊，每周出版一次，1918年5月后，每周出两次，12月起出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这不仅是一份白话副刊，还于1922年下半年改为横排版，开风气之先。1929年5月终刊。该刊的编者在《学灯的第九年》一文中说：“我们稍稍慰藉的，就是我国报纸之有讨论学术的副刊，《学灯》实首为之倡。”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原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的机关报，1916年1月在上海创刊，原有两个副刊，取消了这两个副刊后，于1919年6月16日创刊《觉悟》，邵力子主编，陈望道为助编，后来，成为一个独立出版的副刊，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副刊。
这三个副刊，被称之为是三年来“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推进和普及白话文、白话文学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五四”文学革命发动以来，紧随理论上的倡导，就必须有新文学的作品来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文言能做的，白话文一样能做。首先是诗歌领域，传统的五七言绝句、律诗，一直是旧文学最活跃的场所。因此，胡适在与陈独秀一起发动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发动了一场诗歌革命，他从诗体解放入手，明确主张破除旧诗词的声韵、格律、骈偶等的种种束缚，采用自由诗体，积极倡导用白话作诗，希望诗坛由此出现“几个白话的东坡”。他自己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借此作实地试验，并希望大家一起来“尝试尝试”。胡适带动起一场诗歌革命，从诗体的解放、倡导、尝试到白话诗蔚成大观，确实经历了三个年头。到1919年5月15日《新青年》6卷5期止，白话诗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先于小说、散文、戏剧，首先确立了它的位置。
白话文学——诗
1717年2月1日，胡适作白话诗8首：《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其中《朋友》在1922年3月收入《尝试集》时，改题为《蝴蝶》，这是胡适最早的一首新诗尝试之作，作于1916年8月23日。这是一首眼前之境的写实之作，其白话形式的运用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原诗四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8首白话诗：
刘半农2首：《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刘半农是白话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诗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在那个时代都是具有引领的意义。他的《相隔一层纸》，通过薄薄的一层纸，把现实的社会分成的两个贫富不同的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难忘，在当时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全诗8行，是白话口语入诗的代表之作：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呼“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胡适3首：《鸽子》、《人力车夫》、《一念》。他倡导白话诗，主张白话诗要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受诗的语言长短、平仄格律等的限制，他的《鸽子》一首则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胡适不仅在诗的形式上有所要求，还主张要不断地扩大题材，去表现劳动者的生活和苦难：“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地小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的《人力车夫》，首先努力尝试，把文学的题材转向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沈尹默3首：《鸽子》、《月夜》、《人力车夫》。这三首诗的发表，使沈尹默一举成名。他的《人力车夫》，与胡适是同题的一首，都是写下层劳动者的痛苦和不幸，但各具特色，胡适的一首，是作者出门不忍心坐孩子拉车的“好心肠”，拉车的孩子所作出的痛苦的倾说：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沈尹默的一首，作者则用质朴的语言，写实的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社会贫富不平等的世态图，直诉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新青年》这一期同时发表三个人的白话诗作，表明了白话诗尝试队伍的扩大，白话诗为诗的作者们所赞同，从此，由胡适倡导、尝试开始，白话诗终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诗的境界。
1918年2月到1919年5月，《新青年》从4卷2号到6卷4号，发表了多人的白话诗：
刘半农4首：《车毯》、《拟车夫语》、《游香山纪事诗》（4卷2号），《学徒苦》（4卷4号）；胡适1首：《老鸦》（4卷2号）；沈尹默4首：《宰羊》、《落叶》、《大雪》（4卷2号），《三弦》（5卷2号）；陈独秀1首：《丁巳除夕歌》（4卷3号）；唐俟（鲁迅）6首：《梦》、《爱之神》、《桃花》（4卷5号），《他们的花园》、《人与时》（5卷2号），《他》（6卷4号）；俞平伯1首：《春水》（4卷5号）；李大钊1首：《山中即景》（5卷3号）；周作人3首：《寒食这一日，奉和寒星诗翁〈中央公园即目一首〉》（4卷5期）（注：这是周的新诗处女作，是由刘半农的诗引出的：“苍天万丈高，翠柏千年古，我身高几许？我寿长几许？以此问夕阳，夕阳黯无语。”诗有些伤感，周于是作和诗，来破坏半农诗的伤感气氛，这大概也是白话和诗的第一首了），《小河》（6卷2号），《两个扫雪的人》（6卷3号）；沈兼士2首：《真》、《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们》；陈衡哲2首：《“人家说我发了痴”》（5卷3号），《鸟》（6卷5号）。
1919年1月《新潮》在北京创刊，傅斯年、罗家伦编辑。它的出版，成为《新青年》的有力的支持者，成为文学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又是白话文、白话诗热潮的积极推动者。参与白话诗作的有叶绍钧、周作人、胡适、俞平伯、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等，如：罗家伦的《雪》（1卷2号），《“除夕”入香山》（1卷3号）；叶绍钧的《春雨》（1卷2号）；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1卷2号），《咱们一伙儿》（1卷5号）；康白清的《“棒子面”》（1卷3号），《牛》（1卷4号）。
这里选录的新诗仅限于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这三年间，这期间，新诗由胡适从倡导、尝试开始，并将其诗作结集成新文学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引领着一场诗的革命、诗的解放，从而最早确立了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白话文学——小说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小说界革命要晚于诗界的革命，时间是1918年5月15日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发表。这篇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以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震动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尤其是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当时年轻的张定璜在《现代评论》1卷7、8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是这样说这篇作品的：“《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1918年，中间不过4年的光阴，然而我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注：苏曼殊作品）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这不仅仅是在比较，而是在说鲁迅作品的跨世纪的价值和意义，接着，张定璜发表了一段经典之论：
鲁迅先生也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事实是在一切意义上他是文学革命后我们得了的第一个作家。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实力给我们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他并没有高唱文学革命论。
“划出了一个时代！”真可谓经典之论。
《狂人日记》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指示着文学革命未来的路，成为文学革命的奠基性作品。此后，鲁迅先生说，他越发不可收，在《狂人日记》发表一年后，又有《孔乙己》和《药》问世。他以自己的独特的作品，引领着未来的新小说的作者群，催生着新小说的诞生。
但是，这终究没有像诗界革命那样，一开始就具有团队行动的意义。我们清点当时的情况，只有《新潮》在新小说的诞生时有过一定的影响，作品有：汪敬熙的《雪夜》（1卷1号），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1卷3号），俞平伯的《花匠》（1卷4号）。
这一时期，《新潮》的作者，除上面的三位外，还有罗家伦、杨振声、欧阳予倩，鲁迅说他们的“技巧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年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
这寂寞荒凉的局面，是在《小说月报》小说栏全面革新后才被打破。
《小说月报》于1910年7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印行。创刊时由王蕴章编辑，第3卷第4号起改由恽铁樵编辑，从创刊到第8卷止，撰稿人多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成为他们控制的主要刊物之一。1918年1月，王蕴章重新接任编辑，在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下，表示也欢迎白话作品。1919年第10卷12号上，发表了《本月刊刷新内容增辟“小说新潮栏”预告》。强调这个新潮栏“专收西洋新文艺作家的著作，发表本社同人对于创造中国新文艺的意见”。1920年1月第11卷1号起，沈雁冰担任“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刊物面貌开始发生变化。1921年1月，由沈雁冰主编的、经过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以崭新的面貌问世，此后，它就成为倡导、发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
《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旨在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内容和形式上“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它遂以全革新的姿态，驱动着新小说的革命。单就1921年和1922年两年间，它就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翻译作品，不仅把一批作者推上了文学的殿堂，同时也为新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展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1921年，发表：王统照的《沉思》（12卷1号），《春雨之夜》（12卷6号）；冰心的《笑》（12卷1号），《超人》（12卷4号），《爱的实现》（12卷7号）；许地山的《命命鸟》（12卷1号），《商人妇》（12卷4号，署名落花生）；叶绍钧的《一个朋友》（12卷2号），《苦菜》（12卷4号，署名叶圣陶）；庐隐的《一个著作家》（12卷2号），《或人的悲哀》（12卷12号）。
1922年，《小说月报》又发表了短篇小说6篇，许地山的成名作《缀网劳蛛》就发表在13卷2号上。1923年又发表短篇小说7篇，此后的日子，《小说月报》确实成为推进中国新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新文学运动前几年中，为了配合白话取代文言的斗争，白话诗的尝试先声夺人，有力地佐证了白话一样能为诗为文。小说虽然相对于白话诗的尝试晚了几年，但是，因为鲁迅的出现，他的《狂人日记》以及其后的《孔乙己》、《药》等作品的发表，就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正因为此，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起步较高，成熟也较快。
另一方面，《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又为现代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介绍，为人生的艺术的倡导，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这一切都为现代小说的诞生，准备了较高的起点。一批文坛新进的作者，首先贡献给读者的是：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令人耳目一新的“乡土文学”。它们是潘训（潘漠华）的《乡心》，王思玷的《偏枯》，徐玉诺的《一只破鞋》，许钦文的《疯妇》和短篇集《故乡》，许杰的《惨雾》和短篇小说集《惨雾》、《飘浮》、《暮春》、《剿匪》等四部，台静农的《红灯》和1928年底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鲁彦的《许是不至于罢》、《黄金》，彭家煌的《怂恿》和几个短篇小说集，蹇先艾的《水葬》和多个短篇小说集，等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文学革命从发动起的前三年，重点是围绕白话取代文言的论争和如何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讨论，也是白话诗的倡导、尝试的时期，这是一个特别活跃的时期。这之后，就是鲁迅所说的一个相对寂寞的三年，直到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初成立和同年6月创造社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团队行动，走上了它自己的发展的大道。
创造社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22年3月就在上海创办了《创造季刊》，以团队的姿态参加文学革命。他们以此刊为阵地，发表小说创作，单就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郭沫若的《创造者》，郑伯奇的《最初之课》，郁达夫的《茫茫夜》，张资平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创造社在现代小说创作上，当推郁达夫，在创造社没有成立前，他就于1921年7月7日至9日、11日至13日，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随后，他又写了轰动当时文艺界的小说《沉沦》，并与《南迁》等集结，于这年的10月15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沉沦》的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创造社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是有成绩的，除代表人物郁达夫外，还有张资平、滕固、陶晶孙、方光焘、何畏、张友鸾、赵邦杰、张定璜等。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是以诗步入文坛的，他于1919年12月就写了《地球，我的母亲》，而于1920年1月底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槃》而蜚声文坛。他是诗人、剧作家，早期也写过小说。
现代小说的问世，从根本上巩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确立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话文学——散文
“五四”散文，同诗歌、小说一样，经历着文学革命的洗礼，显示着它的特色、它的成就，它的成功。而它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
“五四”散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统一称呼的，但在它各自的内容的侧重面上，则又有明显的不同；有以议论为特色的，这是杂文式散文；有以抒情和叙事相结合为特色的，这是小品式散文；有以记人记事为特色的，就是报告文学了。“五四”时期，杂文和小品展开得颇具特色，成就也最大。
杂文是一种以议论见长的散文，但他又不是纯粹的议论文或政论文，它富于浓厚的文学色彩。始创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随感录》专栏。这个栏目，最先由于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而兴起的短小精悍、灵巧轻便的社会批评文字，不设标题，以发表的先后顺序编号，形成了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新的文体——杂文。鲁迅是这个栏目随陈独秀等人之后的真正的主角，他从1918年8月就在《新青年》5卷2号上发表了杂文《我之节烈观》，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又发表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等随感录27篇之多，随感录的作者最初的还有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刘大白、沈玄庐、瞿秋白等。到1921年10月9卷6期，计有130篇左右。这种新文体，在新文化运动中，因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被其他报刊纷纷效仿：《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生活》等，都设有杂感等栏目。写作这种新文体，一时成为风尚。后因《新青年》同人的意见分歧而解散，《每周评论》等刊物也先后被禁或停刊，出现了鲁迅所说的寂寞、荒凉的景象，杂文也因此面临着日益萧索的景象。1924年11月《语丝》创刊，这种颓势得到遏止，由于“语丝派”成员的全力提倡，努力写作，从而把散文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这就是“语丝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语丝》最初是由孙伏园编辑的，因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的直接参与，从创刊起，它就承继着《新青年》随感录的风格，用“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语丝文体”，写作了犀利、缜密、幽默而泼辣的“语丝派”杂文，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鲁迅在《语丝》上发有70多篇杂文，以及25篇后来收入《野草》集的散文诗，如《题辞》中那诗一般的语言：“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正是这“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经典之作，开启着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先河。
周作人在《语丝》上发有120篇左右的杂感和短评。他贡献于现代散文的是从1921年6月起，就提倡写叙事性和抒情性的或“两者夹杂”的艺术性“美文”，希望治新文学的人都来试试，“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美文》）。《语丝》期间，他自己则在“美文”这块园地上辛勤地开垦着，写作了许多诸如《喝茶》、《乌篷船》这样的“美文”佳作。他的《雨天的书》、《谈虎集》、《谈龙集》、《泽泻集》等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周作人是《语丝》的主编，他以自己的影响在刊物的周围结集了一大批作者队伍，其中的主要成员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参加者，并以鲁迅和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16人的长期撰稿人队伍，他们是：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还有刘半农、梁遇春、陈学昭、陈子展、钟敬文、沈端先、冯雪峰、徐祖正、张定璜等。这样一支较为固定的庞大的杂文队伍，操着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写出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把散文推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杂文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运用得最充分也是成绩最突出的一种文体，它合着时代的要求，在长篇的议论性散文之外，以灵巧、轻便的多样的形式，泼辣的语言，写作抨击时弊、揭露痼疾的短小文字，成为“五四”时期的一种战斗的文体。
“五四”时期，杂文之外，具有突出成就的散文作者就是冰心和朱自清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在1919年10月尝试写作小说《斯人独憔悴》之前一个多月，就有她最早的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问世。1921年1月10日她在《小说月报》12卷1号发表了散文《笑》，这篇新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抒情散文，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是用实践打破了现代散文不能用白话的妄谈，使她在散文创作上赢得了声誉。1923年7月25日，她的《寄小读者》开始在《晨报》连载，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她的散文，没有大时代的风云，有的是自己的家庭，父母之爱，小朋友的爱，以及对大海、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之情。郁达夫说：“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朱自清，“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朱自清的散文创作晚于周作人和冰心，但是他的散文中无论是游记、随笔、特写、杂感，都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他的抒情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西湖六月十八夜》两篇，沈从文说“代表当时抒情散文的最高点”（《习作举例》）。他于1925年11月22日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散文《背影》和1927年7月10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荷塘月色》，则是现代散文的精品了。
“五四”时期，散文名家还有丰子恺，他的散文具有“细腻深沉的风致”，1926年12月26日在《文学周报》发表的《给我的孩子们》，是他的成名怍，其后尚有《辞缘缘堂》等名篇；郑振铎的散文，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其代表作是《海燕》，发表在1927年6月26日《文学周报》上，并于1932年以此名结集；俞平伯是“五四”的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创作颇丰，“五四以后谈及写美丽散文的，常把俞、朱并举，即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习作举例》）他于1919年3月1日就在《新潮》发表处女作《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他的游记性的散文写得颇为出色，他也有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全篇渲染着一种“怪异样的朦胧景色”，而《眠月》则是他散文风格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后来结集为《燕知草》、《杂伴儿》等多个集子。庐隐在小品文中，“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茅盾《庐隐论》）她1920年2月就有杂文问世，后有《月下的回忆》、《愁情一缕付征鸿》等。林语堂是一位为人所熟知的散文家，胡风说：从1923年至1927年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写有《祝土匪》那样的颇具勇猛精神的篇章，三十年代，他的散文转向“性灵”一派，受到批评。“五四”散文作家中，还有叶绍钧、许地山、钟敬文、罗黑芷、朱大楠等。
1920年10月到1923年初，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邀请，以记者的身份到苏联采访，写下了有关苏俄的报道16万字，用真挚的情感描写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的真实情况，发表在《晨报》上，后结集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旅俄散文集，是“五四”现代文学的杰出篇章，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滥觞。作者因此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成为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的第一人。
戏剧
“五四”戏剧革命是“五四”整个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从西洋输入，并且作为中国旧剧的彻底否定者而兴起来的”。（周扬语）它兴起的那一刻，就从介绍西洋戏剧入手，理论探讨较为活跃，剧本创作却特别的少，不能同诗歌、小说、散文相提并论。
发动“五四”戏剧革命的也是《新青年》。1918年6月，该刊4卷6号出“易卜生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戏剧：罗家、胡适译《娜拉》；陶履恭译《国民之敌》；吴弱男译《小爱友夫》。
这样一个专号，吹响了戏剧革命的号角，影响是较大的。茅盾有过一段回忆文字：“上海戏剧社正在公演易卜生的名著《傀儡之家》（又名《娜拉》），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的马克思和列宁。”
这年的10月，《新青年》5卷4号又出“戏剧改良专号”，发动戏剧改良的讨论。
胡适发表文章《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在强调文学要随时代变迁的观点的同时，明确指出“要改良中国旧剧，当注意吸收西洋戏剧的悲剧的观念和文学经济的原则”。“文学经济”就是在表现手法上追求最高的效果。
傅斯年发表了《戏剧改良各面观》，文后附录了两篇文章：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张厚载的《我的中国旧剧观》。
傅斯年同时还发表了《再论戏剧改良》。
宋春舫作《近世名剧百种目》。
此后，关于戏剧的讨论有多位参加，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5号上给钱玄同信：《论中国旧戏不应改》，对旧戏改革表示了他的看法。涵庐在1919年2月11—12日和16—18日在《晨报》上发表了《现在改良戏剧家的错处》和《戏剧问题各面观》，他于23日又在《每周评论》第10号上发表《我的戏剧革命观》。戏剧改革的讨论是热烈的，不一一陈列。
到1921年5月，当人们还在就戏剧改革问题开展讨论的时候，我国现代戏剧史上较早的一个戏剧社团“民众戏剧社”在上海成立。由沈雁冰、郑振铎、柯一岑、陈大悲、汪仲贤、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陆冰心、沈冰血、张聿光、张静庐、藤若渠等13位发起并组成。该社以“提倡艺术的新剧为宗旨”，坚持戏剧为人生的主张，宣言：“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他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民众戏剧社宣言》）
这个月的31日，民众戏剧社同人出版了《戏剧》杂志，这是我国第一个戏剧月刊。内容偏重于对旧剧的批判，新剧理论的研究，西洋戏剧的译介，也发表戏剧创作。撰稿人多为民众剧社成员，此外还有周作人、张正藩、蒲伯英、宋春舫、许地山、王统照、蒋百里等人。该刊出至1922年4月停刊。
胡适是现代戏剧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第一个介绍、宣传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他也是第一个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终生大事》的，时间是在《新青年》出“易卜生号”的8个月后，即1919年3月，发表在《新青年》6卷3号上。这部话剧是模仿易卜生的《娜拉》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其情节极为简单：田先生和田女士有一个女儿叫田亚梅，亚梅与男友陈先生相爱并私订终生，遭到母亲田女士的反对，理由是她求过菩萨，请过算命先生，都说“八字”不合。田先生虽不相信菩萨和算命的，但他却拿出“祠规”来反对这门婚姻，因为“陈”和“田”自古就是同姓，同姓是不能联姻的，否则，就要被“革出祠堂”。亚梅在父母的反对声中，得到男友的信，信中说：“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亚梅于是决心离家出走，留下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亚梅像娜拉一样，向家族，向社会宣战，离家出走！
洪深评价说：在当时，“只有胡适底《终生大事》一部剧本，是值得称道的。这部戏，作者认为是‘游戏的喜剧’（即趣剧），这在田太太和田先生两个人底‘性格描写’的夸张上，是可以这样说的。可是田亚梅是那时代的现实人物，而《终生大事》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出反映生活的社会剧。这出戏他原是应美国留学的朋友们底请求，用英文写的。后来有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才把他译成中文。可是，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胡适说：‘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很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是的，在封建势力仍然强盛的中国，是没有女子敢‘做’娜拉的！但这正说明了这出戏的意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终生大事》所表达的主题意义是反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和封建的婚姻制度，谋求男女婚姻自由和自主，这样的主题，正是“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一个最突出的体现。
胡适首先开拓了社会问题剧的新主题，指引了现代话剧的新方向。其他参与戏剧创作的还有：
叶绍钧于1921年7月在《小说月报》12卷7号发表了独幕话剧《恳亲会》。洪深评述说：“我最近复读了一遍，仍然能使得我感动”，“剧本中几个教员，写得是太热诚太真实了”。
汪仲贤于1921年10月在《戏剧》1卷6号发表独幕剧《好儿子》。
陈大悲于1922年1月在《戏剧》2卷1号发表了《爱国贼》。他是“五四”时期戏剧界的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人，除戏剧理论的探索外，留有多部剧作，有《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平民的恩人》、《父亲的儿子》等。
田汉于1922年3月在《创造季刊》1卷1号发表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作者说，这是他“剧曲创作生活的发轫”，是他的“出世作”。同年9月，他在《创造季刊》1卷2期发表剧本《午饭之前》。
洪深于1923年1月在《东方杂志》20卷1、2号发表《赵阎王》。
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集诗人、文学家、剧作家、学者于一身。“五四”即开始文学创作，他于1920年1月30、31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新诗《凤凰涅槃》而蜚声文坛，1920年发表了诗剧《棠棣之花》，1921年2月在《民铎》2卷5号发表诗剧《女神之再生》，4月在《学艺》发表诗剧《湘累》。诗剧这种新形式，他说是在“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的影响而写作的。这种诗剧的形式，为他的历史剧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1923年5月，在《创造季刊》2卷1期上，他发表了三幕历史剧《卓文君》。1924年2月，在《创造季刊》2卷2期上，他发表了三幕历史剧《王昭君》。1925年9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二幕剧《聂莹》。郭沫若后来还写有多部历史剧，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剧的奠基人，开拓者，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历史剧是以历史的材料，用“据今推古”和“借古鉴今”的方法处理题材，结合现实的战斗要求，来表现主题。他的《卓文君》与胡适的《终身大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历史上的女性，一个彻底要求解放的女性，发出了“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的呼喊，表现的是大胆的勇敢的反封建精神；而胡适笔下的田亚梅，则是“五四”时代反封建的叛逆的女性，她也发出了婚姻“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的呼喊，真正是“五四”时代的个性彻底解放的精神。
丁西林于 1923年10月在《太平洋》4卷3号发表独幕剧《一只马蜂》。 1926年1月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增刊发表独幕剧《压迫》。
欧阳予倩于1924年10月在《东方杂志》21卷20号发表戏剧《回家之后》。1925年3月在《剧本汇刊》1集发表《泼妇》。
这时期，参与戏剧创作的还有：蒲伯英、成仿吾、余上沅、熊佛西、郑伯奇等。
这里不是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面对的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封建的道德和礼教，以及承载这种文化的所谓的古文，因此，发动这场革命，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较量，更为突出的是实践的较量。反对文学革命的头面人物林纾就公开宣言，白话不如文言，他们早就料到“白话文的‘气运’是不会长久的”（茅盾《心理上的障碍》）；鸳鸯蝴蝶派的那个胡寄尘也挑战似的说：我以为不好的自身就不能成立，不必攻击，“只努力做出好的来代替便是了”；而“学衡”的胡先骕也讽刺文学革命，闹了几年，也没有产生一种出类拔萃的作品等等！因此，实地试验，拿出作品，是文学革命成败的关键，亦如鲁迅所说：文言能做的，白话文一样能做。这里展示的是必需的，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文学革命就只是一个空空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