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争情况概述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文化，到了“五四”时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遭到了灭顶之灾，中国一批民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在铁屋子里被俄国革命的炮声震醒了，起而呼喊，掀起了“五四”狂潮，一场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是以新思想做指导，新文化做内容，新文学做先锋而日益展开的。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的卫道者的顽强抵抗，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文言白话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始发难并逐渐形成势头，斗争也随之而发生，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同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答林君琴南函》，是对封建卫道者们抵制新文化运动的各种“非难”之声，攻击之举的针对性的回击，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行动的全面维护，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的发动。
这年2月17、18日，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第13、14期发表文言小说《荆生》，3月18—22日又发表文言小说《妖梦》，表明封建势力对新文化运动斗争升级的一个信号。紧接着，北京政府又通过报纸散布谣言，说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一干人，已被北京大学驱逐出校，而校长蔡元培也将遭国会议员的“弹劾”等等，新旧思潮的对峙和斗争显得非常激烈。
面对这样的严酷的斗争形势，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人士和广大读者纷纷发表文章，对反动政府的压制政策表示强烈愤慨，怒斥复古派依仗权势、暗地造谣的卑鄙行径，表示要与“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百折不挠”，“生死以之”，去争取“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的“最后之胜利”。这就是“五四”前期有名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为了显示进步舆论界的力量，更全面地集中各地报刊的言论来反击反动势力和那些复古派，《每周评论》第17期辑录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第（一）。内容为：渊泉的《警告守旧党》，原载《晨报》；毋忘的《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原载《国民公报》；遗生的《最近之学术新潮》，原载《北京新报》；隐尘的《新旧思想冲突平议》，原载《民治日报》；匡僧的《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大学教员无恙》、《威武不能屈》，原载《时事新报》；平平的《北京大学暗潮之感想》，原载浙江《教育周报》；太上、余生的《新旧思潮》和《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冷眼的《新思想不宜遏抑》，原栽《顺天时报》；往的的《新旧思潮平议》（二），原载《民治日报》；仪湖的《林蔡评议》，原载《民福报》；蕴巢的《新旧之争》，原载北京《益世报》；裴山的《新旧思潮之开始决斗》，原载《神州日报》。
《每周评论》第19期，又辑录“特别附录”第（二），收录各种报刊文章10篇，诸如遗生的《时势潮流中之新文学》、鲁逊的《学界新思想之潮流》、志拯的《思想革命中的北京大学》和《谁的耻辱？》等。
《每周评论》还在3、4月间的“随感录”栏目，发表了只眼（陈独秀）的文章四篇，批驳林琴南为代表的复古派。
这里列出的只是这次新旧思想大论战的部分材料，已能充分反映出当时新旧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正是这场论战，进一步引发了思想解放，为“五四”运动的更彻底的思想解放做了前期的准备。
这场大论争，从一开始就把新文学的问题推到了论争的中心，最先的讨论是关于文言、白话的“并行说”，不同的意见进行着认真的争辩。其后，反对、攻击新文学的声音日趋激烈，因此，拥护新文学和反对新文学的对立双方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发生了：同守旧派的论争，同“学衡派”的论争，同“甲寅派”的论争，以及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
第二节 各种意见的论争与辩驳
一、折中派的文言白话“并行说”
折中派的“姑缓而行”说
文学革命的兴起，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反响，最先发表意见的是曾毅、李濂堂、方孝岳、朱经农、任鸿隽、黄觉僧等人，他们的意见总结起来是：赞同中有反对，反对中又有赞同。黄觉僧把他的意见称之为“折中的新文学革新论”，这“折中”一词很可以代表他们意见的共有特征，所以文学史家们就以此称他们为“折中派”。
曾毅于1917年4月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谈文学问题时说：读胡君文学革命论的文章，甚佩！甚佩！“不禁大喜。中国文学坏滥久矣，得足下之伟论……使吾人精神界若顿换一新天地”。“吾国陈旧之物之存于今者，取其足以与新机迎合，而牖之，培之，化之，大之”，而文学、道德、学术、政治等项中，唯文学“诚得海内外名宿，相与提倡，不出十年，必可奏廓清之功”。今可“取古今人之诗文……选为课本，使人知有宗向”。这意见是要用“五四”新文学与旧文学中能相迎合的东西，来获取文学革命的成功。
方孝岳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3卷2号发表《我之改良文学观》，文章说：为了使文学改良者“有序可循”，则不能不懂得中西文学的差异点，在详细论及了中西文学的三个不同后，又谈了文言不一的三点理由。文章在称赞“陈胡二君定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实为不易之论”，但又说：“吾人既认白话文学为将来中国文学之正宗，则言改良之术，不可不依此趋向而行。然使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字，以予观之，恐矫枉过正，反贻人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此文认为中国新文学者要了解我国文学的“得失”，则须了解中西文学之异点，知其异点，就有序可循。这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意见。对于新文学的建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又在新文学的进程中，取缓慢而行的态度，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革命论者的态度。
陈独秀在该文后加有一段按语，虽然没有正面批评他那“急进反缓”的论点，却明确指出：“白话文学之推行”的“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这实际是说：三要件才是决定文学革命进行的关键，急缓只是人为的意见，不足取。
折中派的文言白话互不偏废说
文学革命的最初论争，集中在文言和白话问题上。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第一个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希望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的主张得到多方面的回应。但是反对者有之，持保留态度者有之，取调和折中意见者也有之。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朱经农就是取折中意见的一个代表。他不完全赞同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认为“主张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或主张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都是一偏之见”。因此，他似乎以互不偏倚的态度，主张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中，对文言和白话采取兼收并用而不偏废的做法。（《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朱经农致适之》，载《新青年》5卷2号）
任鸿隽赞成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某些观点，但是不同意立即将白话作为新文学的利器，认为“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功夫；第二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任鸿隽致适之》，载《新青年》5卷2号）
对于上面的意见胡适等人都有所答辩，但是缺乏辩力，基本是他以前一些文章观点的重述。
折中派的“并行说”：“美文的（文学作品）用旧——即文言，通俗的说理的（应用文）用新——即白话”
黄觉僧于1919年8月8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折中的新文学革新论》，他在文章中说他也是主张文学革新之说的人，赞扬胡适等人“共张文学革命之旗，推倒众说，另劈新基，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但是，“所倡之说，亦不无偏激之处，足贻反对者以口实”。因此，他主张“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并行。即“美文的（文学作品）用旧——文言”，“通俗的说理的（应用文）用新——即白话”并行。而“不主张纯用白话”。
这一意见，在折中派的言论中，是最具调和、折中的特点的，具有代表性。沈雁冰在1920年1月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专用一段文字回答了黄君的意见：“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凡是一个新，都是带着时代的色彩，适用于某时代的，在某时代便是新，唯独‘美’‘好’不然。‘美’‘好’是真实的。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所以我们对于新旧文学并不歧视。”这是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在每个时代中，文学可以有新旧之说，但是，不论哪个时代，文学的真实是决定其价值的标准，只要真实，旧时代的文学也是好的，文学的形式不是判断文学新旧的标准，内容才是。
对于黄君的“不主张纯用白话”，胡适在《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一文中指出：“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一种说得出，听得懂的国语，非把现在最通行的白话用来作文学不可”，“因为如此，所以要纯用白话”。（载《新青年》5卷3号）
对折中派的各种不同说法，从理论上作全面批驳的是朱希祖。1919年4月，他在《新青年》6卷4号发表《非“折中派的文学”》。文章用进化论的发展观对折中派作了分析，认为：文学只有新旧两派，无所谓折中派。新旧文学都各有自己的思想系统，这是断断不能调和的。文学的新旧不能只在文字上看而要在思想主义上考察，若从文字上看以为做了白话就是新文学，那么宋元以来的白话文难道就是新文学吗？所谓折中二字是新旧杂糅的代名词，就是把旧材料用新法制组织的代名词，或是旧材料新材料并用的代名词，这是中国社会上最流行的思想和主义。按照进化的公例总是新的胜于旧的，一味的折中调和，得过且过，社会是不会进步的。一代的文学家须要做一代的新细胞新生命，才是对社会有用，若做那半新半旧的细胞，半死半生的病人，所谓维持现状的办法是断断靠不住的。因而“新文学的思想，对于旧文学的思想，本来已经进一步，断断不能退转来，与旧文学折中调和”。
朱希祖在同期《新青年》上还发表了《白话文的价值》，针对“白话的文与文言的文，皆是不可灭的”折中派意见，从正面论述白话文的价值，指出文言没有与白话并列的条件。文章说：白话的价值分功用上的价值和本质上的价值两个层次。功用上的价值，一是白话的文不必用功于作文，只要用功于说话，思想可表达的笔也可表达，说话与作文成为一件事的两面。二是文言作文须一二十年成功，学白话作文四五年即可成功，学白话文的知识超出于学文言文约数十百倍。三是作白话的文照他的口气写出来，句句是真话，它是不装点的真美人，自然秀美，文言的是装点的假美人，全无生气。文章说：白话文本质上的价值有二：一是白话的文学，能容纳一国的全社会，又能容纳外国的各社会，能传神毕肖地表现社会全体的真相，文言的文只能伪饰贵族文人，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生不相应，竟与死一样。二是文言的文远不及白话的文消化容易，因为文言文以古为质，读的人往往食古不化，不仅无补于人生，反使社会毫无活力。唯有白话文的营养料才能为读者所吸收，于人生社会有所裨益。正由于白话文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不能将文言与白话并存，必须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
折中派的主观态度，并不完全站在白话文的对立立场，反对、攻击白话文，他们的意见中，对白话文倡导和倡导者的首创精神，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许，这是他们真实态度的一种反映。但是，他们在具体的意见中，客观上起到了阻碍白话文的倡导和推行的作用，理应受到批评和反驳。他们之间的辩论，是充分说理的，没有强辩，没有压服，没有相互敌视，所以，大家在讨论中都有所得益。
二、顽固的卫道者林纾：“拼我残年”，以“正其非”
鲁迅曾说过：“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攻击的。”（《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林纾是攻击最烈的一个，他誓言式的表示：要“拼我残年”，以正白话“其非”，同白话文发生强烈对抗，成为“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顽固派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又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福州市）人，少年时就致力于古文，1882年中举人。曾在北京京师大学、福建闽学堂等地任教。其后与人合作，专事于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他虽不通外文，却能以娴熟的文言将西方名著译介给国人，计130多种。在清末民初，他的译著，被称之为“林译小说”，风靡于世。他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介绍、翻译西方文学的第一人，是他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学的窗口，开拓了走向世界文学之路，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新旧文学嬗变的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客观地起着他的特别的影响和贡献。林纾的这一段历史，不能将其湮没，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客观的评价，更不能因为他反对、攻击白话，维护文言的错误言行而将其一生一笔抹杀。
林纾反对新文学是与新文学的倡导同时发生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立即起而反对，于2月8日便抛出了《论古文之不宜废》（载《民国日报》），反对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攻击文学革命，维护古文的正宗地位。这时的林纾，已是65岁的高龄，却扮演起一个维护文言反对白话的卫道者的角色，宣言式的表示：他要“拼我残年”，以正白话文“其非”。
林纾文章发表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正是《新青年》讨论文学革命展开的时期，也是那封“双簧信”发表的日子，他却对此保持着沉默，他大概是认为新文学、文学革命会“自生自灭”，无须去与之理论，但是，文学革命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不但新文学理论的探讨获得相当的成果，白话文学创作从尝试开始，也有了可观的收获，白话文日益为大家所认同，胡适的《尝试集》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的白话诗，特别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等，都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作为封建文化的顽固卫道者，面对文学革命的现实，他不可能坐视不理了，他从两个方面开始了行动：
一、企图借助于政府的武力镇压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
林纾于1919年2月17、18日在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以影射的方式攻击新文化运动，小说写了三个人和一个伟丈夫。一天，三人聚于陶然亭，其中一人叫田其美（影射陈独秀）的大骂孔子，而狄莫（胡适）和金心异（钱玄同），一个主张白话，一个阐扬白话，正在这时，一伟丈夫破壁而入，“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酸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如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吾杀尔后，亦亡命走山泽耳，然不欲者，留尔以俟鬼诛。’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小说的结尾蠡叟还作附论说：“如此浑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余读《雪中人》，观吴将军制仗书痴事，适与此类。”这是点题之笔，是要借助将军的武力来“制仗”、镇压那些掀起文化新浪潮的读书人。
林纾在对新文化运动实施了“制仗”后，接着又作文言小说《妖梦》（载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以梦境影射现实，借鬼神之力扑食新文化运动。小说杜撰了阳间的“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因批孔丘，坏伦常，倡言白话，遭到阴府的鬼神罗睺罗王的扑食：“金光浓处，见王身长十余丈，张口圆径可八尺，齿巉巉如林，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蠡叟附论说：倡言白话，“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若果有啖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
平心而论，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者们是刻骨仇视的，竟至于到了不食他们肉而无以解恨的地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篇竟然有如此的血腥，如此这般的对立！所以，新文化运动营垒中人，承受着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刘半农研究资料》，鲍晶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对于林纾的政治上的恶劣表现，新文化阵营首先给予了揭露和批驳，李大钊于3月4、5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新旧思想之激战》，从新旧思潮激战的高度，彻底揭露林纾“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的罪恶阴谋，斥责那些为维护自己生存，而妄图依靠反动政府的势力摧残新思想的人是一些可耻之徒。警告他们，新的思潮和革命精神是任何暴政摧垮不了的。“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若是“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文章还援引俄国革命的实例，警告那些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人，“滔滔滚滚的新潮”是“不可复遏”的。李大钊不愧是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章高屋建瓴，驳论犀利，彻底地揭露了林纾等封建文化卫道者的真面目。
《每周评论》于本年3月9日第12号，以“杂录”的方式转载林纾的文言小说《荆生》，并发表记者按语《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请大家鉴赏鉴赏这位大古文家的论调”，发动社会公众对林纾的批驳。该刊第13号又以通信的方式发表了《评林蝟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第17、19号，还刊载了各地批驳林纾的文章。
陈独秀也于3月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林纾的留声机器》，说他“本是想借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揭露他想借政府的力量对付新文化运动的阴谋。
《新青年》第6卷3号上也发表了彭啸殊的文章《古迷》。揭露封建的守旧派是“古迷病患者的代表，他们的文章就是他们的病状报告书”，其论调则是“世道不古”、“人心不古”、“风土不古”、“斯文不古”、“斯学不古”，他们公开提倡国粹，就是对抗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文章的几个“不古”，本质地揭露了守旧派复古守旧的全部内容。
二、企图通过文字的责难，对抗新文学运动
在林纾发表第二篇文言小说《妖梦》的同时（即3月18日），他在安福俱乐部机关报《公言报》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的公开信。蔡鹤卿即蔡培元，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学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所以林纾首先唯他是问，给他写信，诬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言行是“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灭伦”、“人头畜鸣”、“禽兽自语”，鼓吹“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并说：“若废尽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也似禽鸟“啁啾”之语。
蔡元培作《答林君琴南函》（载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对林的公开信逐点予以驳斥，在明确回答“覆孔孟”的攻击时说：“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对于不能为古文，也并不能为白话的谬说，蔡君用北京大学教员的实例，详加辩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城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信中还特别表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是大家的风范，唯真理是求，唯真理是尊。
蔡元培的信，不作指摘语，不作攻击词，充分说理，逐条驳论，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回答了林纾的责难，维护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策源地北京大学的威望。
对于白话，当时复古派蔑视性的言论有两种：林纾的“引车卖浆者”之语，“鄙俚浅陋”之语，对此，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值一哂”的雅人风度。蔡元培在文章中没有给以批驳，鲁迅以此为内容，写了《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载1919年5月《新青年》6卷5号），指出：“鄙俚浅陋”论调，是对使用白话的“四万万中国人”的诬蔑。“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不久，林纾的后台皖系军阀于1920年垮台，又面对新文学营垒的批驳，他再也没有还手之力，在日益消沉下去的时日里，自我哀叹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
在晚清民初的年代，林纾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古文大家，翻译过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是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少数几个先行者之一，他曾说：“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林纾《稗海艺谭》）对西方文学熟知到如此程度，却未能受其影响，始终固守着那块封建的领地，同最先提出向西方文学学习，改造中国的封建的传统文化的一批首倡者，发生强烈的对抗，确实是让人难以解释的事。
林纾最早出面反对白话文，主张维护古文的正宗地位的时间是在1917年2月，文章是《论古文之不宜废》，文章说了好多话，然而古文何以不当废，他只表示“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寥寥数语而已。初听起来，似乎是谦虚之语，但是实际并不然。“五四”时期，就有人指出过这种情况：1922年1月，同新文学阵营对垒的“学衡派”登上舞台，曾点到过这种情况，指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守旧派，大都是从儒家的传统主义出发抗拒新文化运动的，他们对保存国粹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就出现了对当政王权政治的依赖。林纾的文言小说的出现，企图借当权政府的武力，正是最典型的表现。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林纾也不是孤军作战的，复古派还是有其人有其事的，他们之间虽没有订立同盟，组成一个阵线，但是，他们的言行却是那样的默契。就在林纾抛出文言小说，又给蔡元培写公开信攻击新文学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刘师培和黄侃编辑出版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希望“有志之士”，能继承和发扬“文武之道”、“六艺之传”，宣扬古代旧制度和旧伦理思想，达到“振颓细以诏前载，鼓芳风以扇游尘”的目的。这是一本不用新式标点，全用文言的复古派刊物，出至10月停刊。它的存在，也给林纾的言行起过边鼓的作用。
三、学衡派：“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了中国旧习”
“五四”时期，能与新文化运动对垒抗衡的，当数“学衡派”，林纾的复古派，后来的“甲寅派”，都不比学衡，缺少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条件。林纾基本上是孤家寡人，独身挑战，他虽然想借助于政府的武力，但没有得逞。“甲寅”基本上也是由章士钊一人挑起的抗衡的担子，他因为实实在在有一个军阀政府的支持，因此，斗争就不仅限于新旧文化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白话文言等问题，而扩大到严酷的政治斗争。学衡与他们不同，这是一批留学美国的教授群体，打的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的旗号，来维护“国粹”，是从学理上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林纾无阵地，多借助于《公言报》等报刊，甲寅不同，它有刊物《甲寅》。学衡自办《学衡》杂志，此派人可以在自家的阵地上随意发文。林纾是古文大家，学衡是学术群体，章士钊则是政府要员，是甲寅的核心人物。因此新文化运动与这三派的斗争，各不相同，与学衡的论争则多在学理上。
学衡派是因创办《学衡》杂志而得名。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吴宓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发行。主要撰稿人是自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几位留美学生：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其他还有汤用彤、柳诒徵、缪凤林、王国维、林宰平、陈寅恪等。梅光迪在美时就与同乡好友胡适就文学革命问题多次交锋，回国后办《学衡》，与新文学运动的较量当不可免。
创刊号发表了《学衡杂志简章》，标榜刊物的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并表示“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功夫”，“于西方学则主博极群书”，“总期以吾国文学，表西来之思想”。因而又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
创刊号上的《〈学衡〉弁言》，说在刊物“出版之始，谨矢四义”：“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宇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
《简章》和《弁言》所表现的这样一个派别，是一个传统文化守成主义派别。其宗旨是要用他们在国学方面的“切实之功夫”，来“昌明国粹”。其特点是“中西合璧”，即用我国传统文化，来解说、融化西方思想。其态度是不偏私、不激怒、不谩骂，平心论事，用“中正”的眼光对待一切。这样一个派别，和其他守旧或守成主义的派别是不一样的：这是一批有着国学根底又具西方学识的“中西合璧”的派别。这个派别，从一开始，就对新文化运动表示了诸多的不同意见，因而与新文学阵营发生了论辩。学衡首先抓住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支柱“进化论”发难，在他们看来，攻击了理论支柱，新文学运动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五四”时期，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过一代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是用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发动文学革命的，他们一再申言：“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历史是进化的。西方也如此，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经过了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或称现实主义）等。
但是，“学衡派”人却就此提出论辩，梅光迪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全面清算了新文学倡导者的言行，并就进化论的问题作全面的重点的论辩：“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如英国19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zi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我国人童孩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今之主文学革命者，亦曰文学之旨，在发挥个性，注重创造，须‘处处有一个我在’，而破旧时模仿之习。易词言之，则各人有各人之文学，一切模仿规律，皆可废也。然而彼等何以立说著书，高据讲席，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不许其有我与个性创造之自由乎！”
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在“五四”时期，进化论作为一种理论武器，发挥过相当的影响和作用。鲁迅在上海十年前，是用它来认识社会对待青年的：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胡适在首倡文学革命时，也是用它来谈问题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是文明进化之公理。钱玄同则说：社会的进化，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刘半农谈到这点时则表示：吾辈主张之白话新文学，依进化之程序言之，亦决不能视为文学之止境；更不能断定将来之人不破坏此种文学，而建造一更新之文学。茅盾在论述西方文学时，多次谈到从古典主义到写实主义的进化路线。“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在接受、阐述进化论时是否全面和准确，李何林先生在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有过点评，这里暂且不论。但是，学衡派人却自视其高，自认为在美国留学多年，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哲学、文学艺术，回到国内，就拿来向新文学运动叫阵，以压倒新文学。
茅盾就梅光迪此论作《评梅光迪之所评》（载1922年2月《文学旬刊》第29期），针对梅的文章中立论的国外依据，即“英国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予以驳斥：韩士立已死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西欧文学评论界早已否定了韩的观点，对韩的定评是：“并非以发现一条任何的评论原则而成卓特”。更何况西欧的“文学底种类的进化论”的兴起，还在韩士立死了以后，即“韩士立死于1830年，其时近代底生物观的文学进化论尚未出世；‘文学底种类的进化论’的健将Pruntiere是1849年生的，去韩士立之死几乎二十几年了！韩士立和上述之近代文学进化论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梅光迪“非颠倒系统而何”？他的这种伎俩只能骗骗“幼稚的中小学生”。
虽经茅盾的揭露和批驳，他们仍不罢手，直到1933年7月，易峻在《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一文中，用了数千言批驳、否定文学进化论，认定“历史文学之流变，非文学的历史进化，乃文学的时代发展”，欲以进化理论，一举而“推翻数千年历史根基之旧文学，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学衡派同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对抗是多方面的，自《学衡》创刊，攻击性的文章几乎没有中断过，先将主要的列于下，以见一斑：
第1 期，1922年1月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胡先骕：《评〈尝试集〉》
第2 期（1922年2月）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胡先骕：《评〈尝试集〉》（续）
第3 期（1922年3月）
胡先骕：《论批评家的责任》
第4 期（1922年4月）
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第12期（1922年12月）
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
第15期（1923年3月）
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
第18期（1923年6月）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第21期（1923年9月）
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
第31期（1924年7月）
胡先骕：《文学之标准》
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
第32期（1924年8月）
刘朴：《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
曹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
第42期（1925年6月）
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
第79期（1933年7月）
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
学衡派诸君的文章，归纳起来是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攻击新文学倡导者是一些“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之徒
《学衡》创刊伊始就誓言“不事谩骂”，平心论事。但是，他们却言出无信，就在创刊号上，梅光迪率先发文，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做人身攻击：他们是“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之徒，是一些“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他们欲“废文言而用白话”，“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他们“以功利名誉之熏心，乃不惜牺牲学问”。（《评提倡新文化者》）
接着，梅又在第2期上发文，进一层施以攻击：说新文化运动者“彼等固言学术思想之自由也……以期破除吾国二千年来学术一尊之陋习”，“彼等不容纳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独尊之概”，“彼等以群众之愚昧易欺也，故一面施其神道设教之术，使其本身发生一种深幻莫测之魔；一面揣摩众心理，投其所好”，恩威并用。“彼等既以功利名誉为目的，做其新科举梦，故假学术为进身之阶”。“观其排除异己，入主出奴，门户党派之见，牢不可破，实有不容他人讲学，而欲养成新式学术专制之势，其于文学也，则斥作文言者，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又有‘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死文学’与‘活文学’之分。妄造名词，横加罪戾，而与吾国文学史上事实抵触，则不问也”。其种种主张和做法无一“不投时好，不迎合多数心理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新文学阵营对于学衡的谩骂攻击，置之而不理，没人就此作答。
（二）指摘白话诗、文是“以图眩世欺人”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几千年来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以文言旧体诗为文学正统的历史地位。“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倡导，胡适便尝试白话诗的写作，以图动摇、攻克旧体诗的坚固壁垒，“新辟一文学殖民地”。但是，白话诗的尝试，一开始就遭到守旧派的抵制和攻击，林纾是一个，学衡是一批，胡先骕是其代表。1922年1月，他在《学衡》第1、2期上发表了《评〈尝试集〉》，洋洋二万数千言，指摘、抨击《尝试集》，认为它的“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说尝试白话诗与白话文是“以图眩世欺人”。“胡君创白话诗与白话文之理由：以过去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中所用之文字为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活文学，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死文学。而以希腊拉丁文以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国白话；以自创白话文比乔塞（Chaucer）之创英国文学，但丁（Dante）之创意国文学，路德（Luther）之创德国文学。以不相类之事，相提并论，以图眩世欺人而自圆其说，余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文章断言：“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用“卤莽灭裂”来判定一部白话诗的必死命运，言词过于自信，也实属“卤莽”。白话诗由胡君尝试起，应之者蜂起，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一大批新文学运动者都一起尝试，冲破旧体诗的格律桎梏，闯出了白话新诗的一片新天地。而胡适本人，对于上述批评责难的文字也有一个回答：“其实胡适的答复应该是‘正是如此！’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字，与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与日本人作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至于……瑞士人、比利时人、美国人……用外国文字作本国的文字，但他们用的是活文字。故与用拉丁文不同，与日本人用汉文也不同。”（《文学革命运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反对白话诗的言论是多方面的，诸如：“白话诗没有声调格律，因‘不能运用声调格律以泽其思想’”；白话诗“拾自由诗的唾余”；“白话诗迎合少年心理”等等。沈雁冰作文驳斥：“我要问：思想怎么可以运用声调格律来‘泽’他？难道一有了声调格律，不好的思想就会变成好的么？”“白话诗固与自由诗同，要破弃一切格律规式，但这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而从”；“古人所立的规式格律，当然是古人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方便而设，何能以之为诗的永久规式？真、善、美，不是附属于形式的啊！现在的少年要求得他们自己，不屑徒为古人的格律规式的奴隶，那当然是喜欢白话诗啊！”如果“只认过去的某种形式为诗，而把诗之所以为诗的原意忘掉了”。（《驳反对白话诗者》，载1922年3月《文学旬刊》31号）
对于沈雁冰的文章，钱鹅湖表示了反对意见：“其驳胡先骕君‘不能运用声调格律以泽其思想，但感声调格律之拘束，复摭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唾余’云云，我人试一读胡君洋洋洒洒数千余言之宏著，尤不免蚍蜉撼大树之讥”。又说：“同一思想，用文之形式表现之，则为文；用诗之形式表现之，则为诗。”“诗之要素有二：曰形，曰质。音韵声调格律等等，诗之形也；情绪、想象、思想等等，诗之质也。苟有形而无质，或有质而无形，皆不得称之为诗。”“白话诗自由诗，亦非诗也，无诗之形也。”（《驳郎损君〈驳反对白话诗者〉》）
维护和反对白话诗的争论到了激烈的程度，沈雁冰在逐条驳斥钱鹅湖的论调时说“钱君明明只在数量上计较，而不顾双方说话之何者合理；须知多言而不合理，等于废话；真理之所在，不能以长篇威服短篇。钱君一见胡君的‘洋洋洒洒数千言之宏著’，而遂骇惊，拜倒在地，适足以见钱君对于‘诗’未尝有研究，并且见得钱君‘头脑不清’”，“不曾晓得何谓诗之解放”，“就没头没脑崇拜胡先骕君的‘诗说’”。（《答钱鹅湖君》，载《文学旬刊》第33期）郑振铎在文章后附言，支持沈的意见，批评了钱在文中关于诗的形式主义观点。
（三）混淆视听，曲解“写实主义”
“五四”文学革命中，在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名著的同时，也介绍引进了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在甄别运用中，多数人接受了写实主义，并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学衡派反对从近现代西方思想中汲取材料以建设新文化的做法，吴宓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一文中，混淆视听，将黑幕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与欧洲写实主义作品混为一谈，以曲解写实主义。文章说：“吾国今日所最盛行者，写实小说也。细分之可得三派：一则翻译俄国之短篇小说……二则上海风行之各种黑幕大观及《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三则为少年人最爱读之各种小杂志，如《礼拜六》、《快活》、《星期》、《半月》、《紫罗兰》、《红》杂志之类。惟叙男女恋爱之事，然皆淫荡狎亵之意，游冶欢宴之乐，饮食征逐之豪，装饰衣裳之美、可谓之好色而无情，纵欲而忘德”。“吾国新文学家，其持论乃以写实小说为小说中之上乘、之极轨，而不分别优劣，并言利弊”，这是“不啻于上言三派之劣作，亦承认其为文学之精华巨制也”，“有悖文学之原理”。（载1922年10月22日《中华新报》）
沈雁冰作《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予以全面批驳。据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1922年的文学论战》中说：“‘学衡派’的吴宓，在反对白话文中，还把矛头指向了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为此我写了一篇《写实小说之流弊？》，文中驳斥他把欧洲的写实小说同中国的黑幕派小说和‘礼拜六’小说相提并论”。文章说：吴君的意思，“一是认定《半月》、《礼拜六》、《星期》、《快活》等等定期刊物上所登的小说就是写实派文学”。但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写实派的第一义是把人生看得非常严肃，第二义是对于作品里的描写非常认真，第三义是不受宗教上伦理上哲学上任何训条的拘束。敢问吴君：《礼拜六》、《星期》、《半月》等等定期刊物所登的小说是否有一篇合乎这三个要义？非但不合，并且是相反的……这些作品都是进不得‘艺术之宫’的……如今引‘小杂志’上的作品去和写实派相比，不但唐突了西译写实派，并且反要令人疑心吴君是没有眼光的”。吴君的第二层意思：“明明是说俄国写实派小说就等于中国的‘劣作’了”，这个“论断”，会引出人们的三个怀疑：吴君“实在不曾看过并且不懂俄国的写实文学”、“没有看过中国‘小杂志’上的作品”、“于两者都不懂”，否则“何至认坑厕为‘七宝楼台’呵！”至于俄国写实主义小说是不是“劣作”，世界文学批评家也早有定论了。吴君说写实小说“以不健全人生观示人”，而“俄国写实小说恰巧不是如此的……他们的作品都含有广大的爱，高洁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安得谓为‘不健全的人生观’”？看没看过俄国文学和“小杂志”上的东西？看过，则何以有这些不知分寸、不懂高低的议论；没有看过，又何来的这些曲解、侮蔑性的言论！吴宓真要坐诬告之罪了。（载1922年11月1日《文学旬刊》第54期）
该期还发表了署CP的一位作者的“杂谈”。吴宓的文章中有“俄国之短篇小说，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是“犯了不赦之罪”。“杂谈”驳斥说吴宓君“不许有人为之写其苦况”，“我不知道吴宓君是不是有同情的人？到底视劳工贫民为如何人，视军阀、资本家为如何人”。
写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后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思潮，称“现实主义”，高尔基说它是全欧洲的“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潮流。“五四”文学革命期间，西方文学思潮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被介绍到国内来，为国人所了解。现实主义最初译为写实主义，它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为许多新文学的作者所接受，对人的文学、为人生派文学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学衡派的几位领袖人物，都在美国留学，有几位还是“哈佛”的高材生，他们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文学，文学思潮应该是清楚的。那么，在对待写实主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又表现得似乎很无知：把礼拜六派的作品抬上写实主义的宝座，而将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贬为“劣作”。难怪茅盾要提出看没看过俄国文学作品和礼拜六的杂志的质问，如果看过，却用这样的文字来挑战，只能说是用别有用心的曲解，来混淆视听。
在《学衡》创刊伊始，对新文学营垒的攻击火力就很猛烈，尤其是人身攻击。新文学营垒并没有为维护自身而予以反击，当学衡在进化论、写实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上挑起论争时，新文学营垒则给予了回击，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理论错误和别有用心。平心而论，学衡在上述两个理论问题上的设论，的确是站不住脚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学衡还有哪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呢？
第一，学衡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延续了数千年，其中“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而不可磨灭者在”（梅光迪语）。胡适君的死活文学之说，毫无充分之理由。他们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从理论和具体材料上同胡适等新文学倡导者辩论，他们指出：中国文学（文体）虽历代有所变迁，然而都“悉由文言一途变化创出，派别各歧，而流脉一贯。故此文章字句组织之常为文言体，实为数千年来文学演进之共同轨道”。今天，中国文学的命运要不致随白话文而衰坠，“必力求振作前此数千年来之共同轨道，以挽此文学厄运”。（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胡先骕在《评〈尝试集〉》中，批评了胡适的“八事”说，讨论了世界文学潮流的相关问题，论述了从《诗经》到晚清的诗歌发展，运用大量的材料，纵横而论，以证明胡适的“过去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文中所用之文字为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活文学，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死文学”，不过是“以图眩世欺人”而已。
第二，学衡认为仅从近现代西方思想中吸取材料以建设新文化，是一种偏蔽之举。他们指出：一方面，新文学倡导者“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讲政治经济则必马克思，讲文学则必莫泊桑、易卜生，言美术则必Rodin，如此等等。（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们不懂得中国无“创造新文学之环境，复无适当之文学技术上训练，强欲效他人之颦，取他人之某种主义，生吞而活剥之，无怪其无所成就也”。（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第三，学衡也表示，新文学运动本也可以提倡，但不是现在这做法，他们提出了一个构建中国新文化的蓝图，或者说一条“正道”：“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学衡的说理，这是重要的几个方面了，其他还有，如关于平民与贵族文学的意见等，因其是属于学衡的后期，就不再述说了。
对于学衡的意见或主张，新文学的倡导者并未给予答复，那原因，鲁迅曾这样说：“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在，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直径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因此，“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估〈学衡〉》，载1922年2月9日《晨报副刊》，收入《鲁迅全集》第1卷）
学衡诸君，留学美国，大概自认为在中西文化方面有些功底，能贯通而兼用之，于是一出马，就向新文化运动叫阵，谩骂的同时，在学理上又挑起论争，并以学者的姿态，指点这个要“通知”中国旧有文化，指点那个要“通知”古希腊罗马。一会构建什么蓝图，一会又指示“正道”，完全以通知通晓的大方家、大学者来指点、匡正新文化运动。这样，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是自视其高，目中无人的狂妄，更是“文且未亨”的真功底的彻底败露。对于连文字都写不通顺的人，鲁迅说：既无指正的必要，也无论理的必要。
鲁迅的文章是“估”，即大体上看一看，原来张皇旧学问的几位，是经不起看的，文字连中学生都不如，却来谈旧学问，那不是要惭愧煞人！鲁迅用了学衡文章中的文字错误，以指正他们的那点能耐，又多少拌点挖苦和奚落，这对学衡的张狂是不无震慑作用的。
吴宓后来对鲁迅的批评有一个辩解：“鲁迅先生于1922年2月9日作《估学衡》一文，甚短，专就第一期立论，谓第一期《学衡》‘文苑’门，所登录之古文、诗、词，皆邵祖平所作，实属陋劣，不足为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按：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自编年谱》）
吴宓的辩解是在掩盖《学衡》诸君的文字“未亨”的事实，鲁迅的文章写于《学衡》第二期出版后，但是文章中大量列举那些词句不通、文理荒谬的例子，都是第一期刊载的文章：首先是《弁言》，其次是梅光笛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萧纯锦的《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马承坤的《国学摭谭》，邵祖平的《记白鹿洞谈虎》、《渔丈人行》，胡先骕的《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该文在《学衡》以后陆续刊载）。吴宓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之反映》也是文字不通，署C P的作者在《文学旬刊》第53期上“杂谈”，说吴君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即指为反新文化，攻诋痛抗之而不遗余力。虽然，岂尽然丑耶”。“什么是‘痛抗’？什么是‘岂尽然丑耶？’恕我国学未‘亨’，实不能领会”，“这种妙文，真要一读之而喷饭，再读之而欲呕矣”。
细细检索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学衡》从创刊起，就新文化运动的诸多问题发表看法，并在学理上挑起论争，而新文化营垒方面，只有鲁迅和茅盾作过有力的回击，其他的一些文章，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不具有杀伤力，所以，对于学衡派的斗争，仅仅起了一定的遏止作用，但在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并没有涉及和展开论争，这些问题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都是死了的文化？数千年的文学，是不是“有不可磨灭者在”？
从近现代西方思想、思潮中吸取建设新文化的材料，如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学衡认为是“偏蔽之举”，是功利主义，他们更主张从古希腊、罗马求取古典文化的精华，即从西欧文化源头起手，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建设新文化，这里有没有合理的内容？在“五四”时代，有没有可能去付诸行动？
把中西合璧：即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与耶教四者融合孕育而成，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正道”来指示，是自视其高的狂妄。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做法不是“正道”，因此，拼命地加以攻击。新文化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此后，如何前进，应有自己的道路，但是没有，所以新文化营垒很快作鸟兽散，就连鲁迅都只能“荷戟独彷徨”了。但是，学衡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正道，《学衡》坚持出到1933年7月，除了与新文化运动作对抗外，他们发表的四百多篇文章中，中国古典文学就有近80篇，其他的有西欧的哲学、文学、艺术，印度的佛教等，他们始终在走着自己的路。研究介绍的文章，如希腊哲学：柏拉图的是9篇、亚里士多德的是7篇，希腊文学是8篇。而佛教的文章是11篇，西欧其他各国有关文学艺术的是19篇等等，这只是大体上的一个统计，已能看出学衡诸君同时也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正道”在行进着，他们中一些人这一时期，在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贡献是突出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衡将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这笔账是不能不算的。他们有错，直接的人身攻击更是错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将其完全否定。因为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做法是在发表不同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不够成熟，语言中又不免攻击性，但这毕竟是在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学衡有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思考和研究，有自己怎样建设中国文化的意见，有自己设计的未来中国文化的蓝图，在《学衡》存在的十多年中，他们始终通过这块阵地，反映着他们探索、研究的意见和成果，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很少有这样的社团派别在。
四、甲寅派：“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
甲寅派，因《甲寅》周刊而得名。
《甲寅》，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章士钊主编，两年后出至第10期停刊。1925年7月在北京复刊，由时任北洋军阀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出任主编，因此，将其办成一本政治性的文言周刊，发表北洋军阀政府的公报，章士钊的日记和书信，“甲寅”其他成员的文章等。鲁迅曾说过：《甲寅》的“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因为它是“半官报”，就决定了它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报纸，压制、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喉舌。它站在复古的立场上，宣传复古思想，攻击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1927年2月出至第45期停刊。
章士钊同新文学营垒的较量始于1923年8月，这个月的21和22日，他以行严署名在上海《国闻报》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鼓吹文言，诋毁白话，宣扬文化无所谓新旧：“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盖旧者非他，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士之所殚精存积，流传至今者也……今之谈文化者，不解斯义，以为新者乃离旧而瞬驰。一是仇旧，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鹜。宜夫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今白话文之所以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者，其弊即在为文资料，全以一时手口所能相应召集者以归。此外别无准备”。
这是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篇代表性的文字，其中心是说：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是方家艺士们“殚精存积”流传至今的，它是“不成文理”的白话文所无法相比的。他因此还特别举出“二桃杀三士”为例，证明文言优于白话：“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节奏甚美。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运用这一实例，指出：这“并非僻典”，其中的“士”是“勇士”的“士”，不是说的“读书人”。“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的批驳并非在于让章士钊出丑，而是指出：古文难于学习掌握，即如你章士钊尚且如是，更何况他人呢。
鲁迅的文章发表于1923年9月14日《晨报副刊》，题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随后，吴稚晖于10月15日给《晨报副刊》来信，骂他“罪大恶极”。沈雁冰则在《文学周报》发表“杂感”批驳章的论调。形成了最初的对章士钊的反驳。
《甲寅》于1925年复刊时，章又将《评新文化运动》重新拿出来，登在第1卷第9号上，又于10月17日在该刊1卷14号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继续宣扬旧文化，抨击新文学运动。认为旧礼教和旧文化，是四千年来“吾国君相师儒，继续用力以恢弘之”的东西，“固无可如何者也？”“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可得琅然诵于数岁儿童之”，怎能说是“死文学”呢？而“白话文之万无成理”，它“无生气”，“干枯杂沓，恼乱不堪”。所以“吾国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今举百家九流之书，一一翻成白话，当非君等力能所至”。
章氏的这两篇“评”，是“甲寅”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代表性文字，其他如瞿宣颖（他写过《文体论》，说白话“枯槁生硬”，不如文言“活泼”）等人，也发表一点文章，为章氏推波助澜。
章氏在当时是很有权势的一位人物，他于1924年至1926年间，出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利用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将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言行推到了极致：
他首先于1925年重出《甲寅》周刊，建起舆论阵地，为他的言行服务，为段祺瑞执政府服务；
他于1925年11月2日主持召开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止；
他在1925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和解散女师大的做法，又因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所以章氏便呈请段祺瑞政府，于8月12日罢免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其后，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氏，胜诉后于1926年1月复职。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特别的政治背景，新文化与新文学营垒同“甲寅”的论争，就不可能仅仅限于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范围，必然伴随着现实的政治斗争而展开。
面对“甲寅”的复古言行，以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为主体的反击行动很快展开。
1925年：宋介作《吊章士钊并讨反动派》（载8月23日《自由周刊》1卷4期）；鲁迅作《答KS君》（载8月28日《莽原》周刊第19期）；《国语周报》8月30日第12期，发表7篇文章批判章士钊，成为一期“反章专号”。这7篇文章是：适之的《老章又反叛了》，稚晖的《“友丧”》，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摘评文体雅洁的教育总长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涤洲的《雅洁和恶滥》，获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北京大学教员王尚济、朱家骅、朱希祖、沈士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马裕藻、徐炳昶、钱玄同等四十余人于本月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郁达夫作《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载10月31日《现代评论》2卷47期）；鲁迅 作《十四年的“读经”》（载11月17日《猛进》周刊39期）；成仿吾作《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载12月1日《洪水》半月刊1卷6号）；鲁迅作《这个与那个（一）——读经与读史》（载12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擘黄作《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载12月19日《现代评论》3卷54期）。
1926年：鲁迅作《古书与白话》（载2月2日《国民新报副刊》）；鲁迅作《再来一次》（载6月10日《莽原》半月刊）。（注：1923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用“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以证明文言文优于白话文。鲁迅于是在同年9月14日发表了《“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说：这“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使章出了丑。1925年9月12日章士钊在《甲寅》1卷9号上，重新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并加了按语，为自己错解典故辩解：“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为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鲁迅于是作《再来一次》，将两年前发表过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全文收录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为自己的谬误所作的狡辩作了辛辣的讽刺。）
参与这场对章士钊的批判和斗争的成员有各个方面的，因而，所表现出来的论争方式就显得不同，思想深度也有较大差异。例如吴稚晖的《“友丧”》，以讣文的形式为章士钊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发丧，什么“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等等。这就将一场严肃的斗争化为了轻慢的文字游戏。
鲁迅不但同章士钊进行着严肃的政治斗争，维护着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正义师生的权益，而且进行着严肃的文字斗争，无情地揭露他读经复古的反动的政治用心，批驳他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卑劣言行。
第一，揭露章氏“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真正目的。
章士钊提倡并推行尊孔读经，遭到舆论的反对，认为“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一些人要与他“评道理”。鲁迅于是作《十四年的“读经”》，指出“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来治天下的。现在提倡读经者，“大抵是聪明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或为了“目下的实利”。他们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至于章士钊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鲁迅深刻地指出：在衰老的中国，每每有人提倡读经，是“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对于“妄行”，“唯一的疗救”，便是用“强酸剂”，来腐蚀消灭他们。文章的主旨在告诉人们：尊孔读经，只是统治者或“聪明人”手中的一柄“工具”，他们每每“耍”它，是要“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获取“实利”，何来的“读经救国”！
第二，揭露章氏的思想陈腐，行为卑鄙，压迫新思想，抹杀时代精神。
同章氏的斗争不仅仅只在文学方面，更主要的是在政治方面。章氏的特殊的政治背景，和他高官的政治身份，这使他的言行往往肆无忌惮。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学生在与校长的斗争中，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支持校长杨荫榆迫害、镇压学生，鲁迅则联合进步教师支持并站在学生一边，展开斗争，这是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激烈斗争。鲁迅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的许多篇文章，如《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并非闲话》等，都是在这场风潮中的论战文章。章士钊对鲁迅支持学生的言行给予惩处，免去他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鲁迅于是联合了四十余名知名教员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揭露他“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他作为司法总长……训令各校禁止学生开会纪念国耻”，他提倡并发动“荒谬绝伦的复古运动，压迫新思想，抹杀时代精神”，他“借整顿学风的名目，行摧残教育的计划，对于女师大的风潮，不用公允的办法解决，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该校，又用巡警老妇强迫拉出女生，直接压迫女师大，间接示威于教育界。”“借此压倒种种的爱国运动，达到他一网打尽的目的。”因此之故，我们“反对他为教育长官”。这篇《宣言》从政治上清算了章士钊镇压学生、摧残教育的言行，揭露了他尊孔读经的倒行逆施，这就将他彻底暴露在正义舆论的压力之下，受到正义舆论的制裁。
第三，揭露章氏“文字庞杂”，文理不通，他的《甲寅》“不足称为敌手”。
政治之外，新文学营垒同章士钊的争论，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优劣的争论。章氏反复申言，文言文是数千年来方家艺人“殚精存积”至今的精华，而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他还用“二桃杀三士”和“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为例，证明文言文优于白话文。对于这些复古派的言论必须揭露，对于他们的老底必须曝光，看一看他们够不够为白话文“敌手”的资格。于是，鲁迅反驳章氏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章氏举的例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讽刺他这样的“并非僻典”也用错，让他出丑。鲁迅又于1925年8月28日写了第二篇文章《答KS君》说：章氏的复刊后的《甲寅》，却比先前“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而他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的妙句，真是“陋弱可哂”。“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个，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
第四，驳斥章氏关于新文学运动兴起原因的谬说，指出新文学出现的必然性。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动后，反对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是几个人鼓噪的结果，是抓住青年人避难就易的心理特点而发动的。章士钊重复这一论调，也说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是青年“避艰贞而就平易”煽动起来的，否定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历史原因。成仿吾在《评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就此谬说驳斥道：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一般青年的心里，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的念头，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话，而他方面因为对于国事极端偏激的结果，认旧文学为衰弱的象征，不足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一经提倡，则全国青年响应了。文章进一步指出：新文学的提出，是“理性的作用”的结果，“这种因时制宜的行动，实是我们民族自觉的一个证据，与章氏所盛称的古之圣人创为礼文的行为，同出一途，理无二致的”。（载1925年12月1日《洪水》半月刊1卷6号）
胡适也反驳章氏的谬说，指出“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载1925年8月30日《国语周报》第12期）
同章士钊为代表的复古派的斗争是艰难的，那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他本身又掌握着司法和教育的予夺的大权，同他的斗争，又不仅仅局限在复古的范围内，还伴随着北京女师大的风潮。因此，要在理论上驳斥他的复古谬论是能做到的，确实也做到了，但是要制止他推行中小学生尊孔读经的做法却是做不到的，唯一能做的是揭露他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真正用心，鲁迅在他的《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彻底地揭露了他。这场斗争，随着北洋军阀政府的垮台而结束。1926年4月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派兵包围段祺瑞住宅和执政府，段逃往东交民巷，章士钊也逃到了天津租界。他的复古言行，也随着他政治生涯的结束而宣告破灭。
第三节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驳
鸳鸯蝴蝶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以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其文学主张。其作品曾一度风靡全国，称之为鸳鸯蝴蝶派作品。
这个流派大体上出现在清末民初，民国十年前后风行于上海，它从1913年底开始办多种杂志，诸如《小说月报》、《消闲钟》、《小说海》、《游戏世界》、《红玫瑰》、《紫罗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礼拜六》，它每星期出版一次，发行量很大，因此鸳鸯蝴蝶派又称为礼拜六派。除这些杂志外，《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曾一度为他们控制的地盘，从1911年8月这个副刊创刊始，第一任主编是王纯根，他为这个副刊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等栏目，选登的多为滑稽小品。后继的编辑吴觉迷、陈蝶仙等人，都为鸳鸯蝴蝶派文人。1932年12月，黎烈文接替周瘦鹃主编《自由谈》，改革了由鸳鸯蝴蝶派控制的这个地盘，《申报》另开辟副刊《春秋》，由周痩鹃编辑。另有《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由严独鹤主编，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地盘，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停刊，稍后改出《新园林》，1930年，因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而轰动一时。
鸳鸯蝴蝶派是以宣扬趣味为中心的一个流派，他们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用闲书或娱乐品去迎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赢得众多的市民读者。
他们的作品以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为主。内容分社会、言情、娼门、黑幕、武侠、神怪、侦探、滑稽、宫闱、历史等。代表的作者是被称为“五虎将”的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代表作是“四大说部”：徐枕亚的《玉梨魂》（1913年9月出版），李涵秋的《广陵潮》（1915年出版），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1922年在《红杂志》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1930年在《快活林》连载）。其他长篇还有吴双热的《孽冤镜》、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漱六山房的《九尾龟》、海上说梦人的《歇浦潮》、婆婆生的《人间地狱》、王小逸的《春水微波》、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除长篇小说外，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包天笑、范烟桥、张舍我、胡寄尘、程小青等。
鸳鸯蝴蝶派滋生繁殖的温床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上海“十里洋场”，五四运动前后年间是它的全盛时期。当时它在国内几乎占有全部的文化市场和市民读者，用他们那些低级庸俗的作品毒害读者，影响极其恶劣。
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同时革新了《小说月报》。随后创造社及其他进步的文学社团纷纷出现，新文学作品也日渐其多，赢得了众多的读者。鸳鸯蝴蝶派面对这种情况，并不甘心他们日益失去的市民读者的地盘，于1921年3月复刊了《礼拜六》，公开宣称复刊的目的是为了“给看官们时时把玩”，做“看官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同新文学争取读者。随后，又紧锣密鼓，于同年5月出版《消闲月刊》，7月创办《游戏世界》，8月创刊了《东方朔》，9月创办了《半月》等。为了进一步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相抗衡，他们又于1923年1月出版了《小说世界》，向新文学营垒挑战。
新文学要发展，就必须对鸳鸯蝴蝶派展开全面的批判和斗争。从1921年开始，以《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这场斗争。
1919年：钱玄同作《“黑幕”书》（载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周作人作《论“黑幕”》，杨亦曾作《对于教育部通俗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周作人作《再论“黑幕”》（以上载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
1921年：西谛作《思想的反动》、《新旧文学的调和》，胡愈之作《文学事业的堕落》（以上载6月10日《文学旬刊》4期），圣陶作《侮辱人们的人》（载6月20日《文学旬刊》5号），西谛作《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血和泪的文学》（载6月30日《文学旬刊》6号“杂谈”），郑振铎作《肉欲横行的中国》、《消闲？》（载7月30日《文学旬刊》9号“杂谈”）、《致宋云彬先生信》（载9月10日《文学旬刊》13号）。
1922年：沈雁冰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7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7号）、《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载11月1日《文学旬刊》54期）、《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反动？》（载11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11号），西谛作《“文娼”》（载9月11日《文学旬刊》49号），成仿吾作《歧路》（载11月25日《创造》季刊1卷3期）。
1923年：鲁迅作《关于〈小说世界〉》（载1月15日《晨报副刊》），华秉丞作《关于〈小说世界〉的话》（载1月21日《文学旬刊》62期）。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左联成立后，鲁迅于1931年7月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作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评述了从清末到左联成立的三十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上海文艺的变迁，清算了各种反动文艺思想，对鸳鸯蝴蝶作了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才子佳人、婚姻问题是这一派的“命根”。到了1932年，阿英则以长篇论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对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批判。此后这一派才慢慢消退下去。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和斗争，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主要方面：
一、对其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文学主张的揭露和批判
鸳鸯蝴蝶派从其兴起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有着什么统一理论、严密组织的文学社团。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学作品中吸收了一些庸俗的爱情故事和描写手法，在“趣味”较为相投的基础上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他们一味宣扬文学的趣味主义，公开宣称：“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小说大观》），“所谓小说……最益身心最有兴味之作”，把小说等文艺作品变成娱乐消遣品，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后果。
因此，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对所谓的“兴味”文学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在宣言中对以趣味为中心的文学痛加针砭：“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同年5月，文学研究会的社刊《文学旬刊》创刊，在它的《宣言》中，指出了文学对于时代的重要性：“我们确信文学的重要与能力。我们以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的反映，并且也是超于时与地与人的；是常常立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与地的改造的原动力的。”文学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这种“切要”性表述，是从根本上对于以“趣味”为中心的文学观的批判。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的沈雁冰，他主编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实践着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艺理论主张，并积极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明确提出文学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沟通人类感情代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1921年6月，郑振铎提出了比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沈雁冰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更积极的文学口号：“血和泪”的文学口号。他在《血和泪的文学》中说：在“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是血迹的世界上，我们怎能要那“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鸳鸯蝴蝶式的情诗情文、云月、树影、山光等作品”，“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载《文学旬刊》第6号）
鸳鸯蝴蝶派不但没有对于自己的趣味文学主张加以修正，反而顽固地进行辩解。1922年11月15日，胡寄尘作《消遣？》（载《最小》第3号）说：“有人说，小说不当供人消遣……我以为专供他人消遣，除消遣之外，毫无他意存其间……然所谓消遣，是不是作‘安慰’解，以此去安慰他人的苦恼，是不是应该？”
对于这样顽固地坚守着“趣味”文学主张的人，沈雁冰痛斥之为“现代的恶趣味”（载1922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11号《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郑振铎则冠之以“文娼”（载1922年9月11日《文学旬刊》），指出：“文娼”同“娼”一样，本领在应酬交际，“拉顾客了”，“所以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这就从本质上揭露这些“文娼”，用快乐、消遣、趣味的文学，去赢得、拉拢市民“顾客”。
二、对“才子佳人”书类和“黑幕书”类作品的剖析和揭露
“才子佳人”书类和“黑幕书”类，是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写得最多，影响最大也最坏，因此，遭到的批判也最多。
“才子佳人”书类，所描写的大部分是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鲁迅很形象地说过：那是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对鸳鸯一样”。最初这样的书是出现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子们到了上海，就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后来，才子佳人的书，在报馆印行的“明清”才子佳人书助推下，就盛行了好几年。（《上海文艺之一瞥》，载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文艺新闻》周刊）鲁迅先生在对才子佳人书的产生作了深刻的分析后，又说及它后来流变为“才子+流氓”。
这些书类，长篇的代表作是《玉梨魂》，写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一个家庭教师的恋爱故事，相爱的恋人最终殉情。短篇则为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写一个在战场负重伤回来的丈夫，在来日不多的情况下，为爱妻将来计，而将她许嫁给好友的故事。写的是爱情悲剧，颇有些“惨情”和“哀情”。
这些书类中，又有不少是写男女“心心相印”的美满姻缘的，徐卓呆的《微笑》和周瘦鹃的《九华帐里》是其代表。
这些书类的作者，在作品中曲意编排故事，描写情爱，渲染气氛，表现庸俗无聊的思想情感，回避了社会对当时青年男女婚姻问题的关注，违背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所以它的作品受到了文学研究会和新文学作者的严厉批评。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在谈到“才子佳人”的书盛行了好几年后慢慢流变成“才子+流氓”时说：这时的才子和佳人的心思渐渐改变了，“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鲁迅说：这样的小说，社会上很风行，“可以做嫖学教科书”。
沈雁冰在1923年在松江暑期讲演会上作《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的演讲，批评了名士作品诸如“才子佳人”的作品对于社会的危害，说：“譬如男女恋爱，原是极正当极严肃的一件事情”，可是一到了他们那里，就“像是不正经的事情，又像是游戏玩笑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往往把风流与恋爱并讲，把恋爱和花酒看得一样，不过逢场作戏，寻寻开心”而已。这样的文学，“功用既失，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益处，还成什么文学”！在另一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1922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7号）中，更严厉地指责他们：“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黑幕之外的才子佳人的一些“恶札”，又何尝不是呢？
“黑幕书”类，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一支，它是1916年10月《时事新报》开辟的“上海黑幕”专栏后风行起来的。1918年3月，由路滨生收录编辑《中国黑幕大观》4册，王纯根、瞻庐作“序一”和“序二”。称编撰的目的是为了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这也是“学校以外之教科书也，使天真烂漫之少年，忠厚朴实之君子，读之而知所戒备”，说它是“厥功伟哉”。这样的大观分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党会、匪类、报界、僧道、慈善事业等类。它的内容专门揭露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又是文化流氓用来威胁别人、榨取钱财的手段。其代表作者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陆士谔等人。
对黑幕书最早提起批判的是钱玄同和周作人，他们在关于黑幕书的文章中，一方面研究这类书盛行起来的原因，更重要的方面是揭露了这类书对社会的危害。周作人首先指出：“黑幕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无可改良，也不必改良”。他指出：一、黑幕书，没有涉及社会的重大问题，而“只是说社会上的琐事，何尝提出什么问题？例如说‘娼妓之黑幕’，只说娼妓骗钱……何尝对于娼妓问题——世间如何而有娼妓，以及如何解决等——说一句话呢？”其他如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同盟罢工问题、女子问题、道德问题、人生问题等。二、黑幕书，有人说是一种“劝戒近录”，是一种善书。但我要问：“中国有哪一部淫书不说是意存劝戒的？”哪一部淫书不是“满口总说万恶淫为首”的？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办法。三、我先已说过“黑幕不是小说，所以同写实小说虚实的比较，也以为不能成立”，不能比左拉、莫泊桑的小说，易卜生、萧伯纳的戏剧。（以上见《论“黑幕”》和《再论“黑幕”》）
钱玄同在回答宋云彬的信时说：自1913年袁世凯专政以来，复古潮一日千里，“‘黑幕’书之类亦是一种复古，即所谓‘淫书者’之嫡系”。
“黑幕”书，就其内容而言，虽然描写了或者说揭发了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龌龊行为，但只是止于描写，毫无批判地记录种种丑恶现象的过程和细节，夸大、渲染这些丑行，甚至自然主义地去介绍许多作恶的手段和程序，实际上把作品变成了“犯罪教科书”。其社会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这类书，实际上是“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精当地指出这类小说的反动实质。
三、对鸳鸯蝴蝶派罪恶的揭露和他们对青年的毒害
1922年11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1卷3期发表了《歧路》，批判“礼拜六派”。沈雁冰在其回忆录中就这篇文章有一段话：“使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创造社诸君的大多数对于鸳鸯蝴蝶派十分吝惜笔墨，从来不放一枪”，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成仿吾的那篇《歧路》，“对‘礼拜六’狠狠地开了一炮”。沈雁冰为什么特别说到这一点呢？因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敌对的营垒之间的斗争是异常尖锐突出的，而创造社诸君却用力不多，特别是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从来不放一枪，相反的，他们有时却在自己的营垒中挑起口舌之争，无端地用“垄断文坛”等来指责他人，沈雁冰对此自然是十分不满的。当成仿吾作文参战时，就特别欢迎他“狠狠地开了一炮”。这一炮轰击的是鸳鸯蝴蝶派对于社会的罪恶：“第一，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第二，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逸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第三，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奇耻。”
他们“这些卑鄙的文妖，不仅有一般老妖恶少，为他们的中坚，他们还用种种下贱龌龊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的浅薄劣等的心理，把多少无知的青年蛊惑了”。他们在青年的面前，铺设的是一条“歧路”。他要求青年万万不要去买那些“千篇一律”的没有一点真价值的东西看，而应去“读更有益更有价值的书”。
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还碰到别的一些问题。一些人认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所代表的是旧文化旧文学。沈雁冰因此作《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其中引用了子严君文章中的一段话：“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看来，都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沈在赞赏了这段话说得“非常透彻”后指出：“子严君以为此派小说在思想上危害尤大，我也有同感；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恶影响，似乎也不容忽视，至少也要使在历史上有相当价值的中国旧文艺感受意外的奇辱！我希望宝爱真正中国旧文学的人们起来辩正。”
另有人认为：“礼拜六”文学作品是写实派文学。其言论的代表是“学衡派”的吴宓，他在攻击新文学的写实主义时说：“吾国今日所最盛行者，写实小说也。细分之可得三派：一则翻译俄国之短篇小说，二则上海风行之各种黑幕大观及《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三则为少年人所最爱读之各种小杂志，如《礼拜六》、《快活》、《星期》、《半月》、《紫罗兰》、《红杂志》之类”。吴宓是有意地混淆视听，支持鸳鸯蝴蝶派，同新文学抗衡。沈雁冰于是作《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从理论上指出他的错误，并作严正的辩说：吴君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一定研究过西洋写实派文学，“一定知道写实派的第一义是把人生看得非常严肃，第二义是对于作品里的描写非常认真，第三义是不受宗教上伦理上哲学上任何训条的拘束。敢问吴君：《礼拜六》、《星期》、《半月》等等定期刊物所登的小说是否有一篇合于这三个要义？非但不合，并且是相反的呢！”吴君难道不见他们的“小说常把人生的任何活动都作为笑谑的资料么”？吴君为要反对写实派，把“礼拜六派”小说“也拉上去同写实派相比，不但唐突了西洋写实派，并且反要令人疑心吴君是没有眼光的呀”。
总的而言，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极力宣扬低级庸俗的趣味，其基本倾向是脱离时代精神的，受到新文学营垒的批判是必然的。但是，客观地说，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作品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某一方面的社会现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周瘦鹃的《为国牺牲》、伤心人的《爱国弃妻记》等，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时，作品表现了某种爱国的情绪；又如韦士的《卖花女》、无愁的《渔家苦》等，是描写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的，匹夫的《罢工轶事》、焦木的《工人小史》等，是描写工人斗争的作品等等。到了1932年，阿英作《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时，全面分析了张恨水和徐卓呆在“一·二八”上海事变期间的作品和这期间上海各大报纸所发表的“国难小说”。有《中国日报》上顾明道的《为谁牺牲》、黄南丁的《肥大佐》、张恨水的《无名英雄传》，《社会日报》上有张恨水的《九月十八》、汪仲贤的《恐怖之窟》，《世界晨报》上钟吉宇的《逃难》，以及《大陆新报》上的张恨水的《一月廿八日》和《福尔摩斯》上的《仇敌夫妻》，《申报》上的程瞻庐的《疑云》，《时报》上的徐卓呆的《往哪里逃》和《不栉的女进士》等。这些“国难”作品“是充分地反映了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对于这一伟大事变的认识，和在这一期间的生活观点的全部”。说明鸳鸯蝴蝶派中人，也有是关注“国难”这样的问题的，其作品应该是有意义的。所以，到全民抗战的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左翼文艺对“鸳鸯蝴蝶派”作家采取了又团结又批评的方针，这在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明确的表述：“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是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评”。这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发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