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黄季刚墓志铭》
谈论黄侃其人其学的文章并不少，印象最深的还是章太炎的那篇《黄季刚墓志铭》，风格正在魏晋之间，十分精彩，可以说是尽传其人。一是气节之刚正：“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邪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世人盛传黄侃拜刘师培为师一事，其实这两件事当合而观之，方见其人之全体。二是学术之谨严：“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书矣。’”然而，令章太炎痛心不已的是，黄侃恰恰年五十而逝，因而有“岂天不欲存其学耶！”之叹。其实，章太炎何尝不知道著述当谨严，若顾炎武所谓“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是也，又若颜之推所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是也，但章太炎之所以这样苦心劝说，以致黄侃五十岁时还寄联为寿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原因正如章太炎所说：“世道衰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黄侃当然也知道这种用世之大义，然而他对学风之衰微，更慊慊于怀。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回忆说：“谈及北京的诸位学者，不时有辛辣的批评——‘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这里的“北京的诸位学者”，正是当时章太炎、黄侃均大不以为然的“整理国故”“疑右派”学者胡适、顾颉刚诸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黄侃才律己甚严吧。
黄侃婉拒章太炎的那句话，也是有来历的。原来黄侃称道清代学者江永时说：“年五十后岁为一书，大可效法。”大可玩味的是，于此正可见黄侃对乾嘉学术精神的有意识地继承，而这岂不是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细节么？不当以“名人轶事”而视之。
章太炎的文章中还说：“有余财，必以购书，或仓猝不能具书簏，即举置革笥中，或委积几席皆满。”《黄侃诗文钞》中有一首诗，正好印证了章太炎先生的这段文字：“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十载才收三万卷”——这种学者的豪气，其实并不多见，正可见黄侃的独特性情。
二、重读《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的小学成就，是得到章太炎、陈寅恪这样的两代学者高度肯定的。其挽章太炎一联云，“精专承谬赞，惟将黾勉答深知”，而陈寅恪1942年致杨的信中则说：“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这样的学问，我这样的外行是不能窥知一二的，高山仰止，心仪的只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精纯之处，所谓学术人格是也。
抗战期间，杨树达偏居一隅，既忧国忧民，又能做到手不释卷，著述不辍，这正是一个学者的纯正的品格，也是他能成大成就的秘密所在。1938年3月杨日记云，得友人书，知南京图书馆存放在故宫京库的善本书在南京陷落前安全运出，未为寇得，“为之一慰”。这是暂时失守国土事小，而丧失故国文献事大的意思，让人想起章太炎当年《国学讲习会·序》中的名言。又，同年9月得友人书，知“张孟劬养病，足不下楼，不相者已年余；沈兼士于外事一切不问；高阆仙闭门养疾，并授课事亦不肯任”，又是“为之一慰”，为这些滞留在沦陷的北平的友人的“气节”而感到高兴。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私谊还是大义，杨树达均有过人之处。陈寅恪视当世学者，持论甚严，学问之外尤重气节，而他之所以直到晚年犹推重杨树达，视为知交，亦因为此。杨是毛泽东的老师，1949年以后被待为上宾，毛泽东每次视察湖南，总要见一见他的这位老师。然而有意思的是，50年代杨树达在北京滞留月余，因房子解决不了，终于放弃重回北京工作的打算，就是没有想到利用他的这种特殊的“关系”。相反，为了学术与政治，却一再上书，直陈己见。今日，“知识分子人格”已成为热门话题，其实，想想杨树达、陈寅恪这样的现代学者，自然觉得论者有出言玄远之偏。
杨氏早年留学日本，晚年犹不能忘怀这段学术经历，诗中曾有“我亦曾作蓬岛客”之句，日本学者对他的学术亦很推崇。有一件事，意味深长。1935年7月，杨树达应日本学者之请，在“东方文化会”讲学，题为“湖南文化史略”。据日记云：“余力言自王船山先生之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之先”；“所言固是事实，亦欲听者会余微意，有所警觉耳”。这不就是“学术”中的“政治”么？杨先生的“微意”，其实是有大义存焉，有深意存焉；国有外患，一个学者所能做的，莫过于如此了——如此亦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