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抵制段祺瑞泡制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一致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对外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必须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大会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做出了决议，发表了宣言，选出了执行委员会。
五日，《北京民国日报》创刊。该报系国民党主办，邵元冲主编。国民党前已有《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创刊于上海，为中国近现代著名报纸之一。主编叶楚伧、邵力子。初为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工具，力主反帝反封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一九一九年创办的《觉悟》副刊，在推进新文化运动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机关报，积极宣传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北上后，决定在北京办一《民国日报》，为了跟广州和上海同名报纸（已被禁止在北京发行）相区别，特加《北京》二字。十八日，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以该报刊登的《上海国民会议策进会宣言》有碍当局为借口，勒令停刊。次日，该报被封禁，三位编辑被羁押。
六日，政治文化刊物《猛进》（周刊）在北京创刊，徐炳昶（旭生）、李宗侗（玄伯）先后主编。
十二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享寿五十九岁。前一天，在二月二十四日口授的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上签字。遗嘱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强调“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
十六日，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王九龄赴部就职。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及公立中小学教员百余人至部阻王履新，段祺瑞以此事为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所鼓动，当晚令免马职。
二十二日，北京印刷厂和隆华造纸厂工人举行罢工，致使北京二十多家报纸不能出版。
本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参加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孙中山公祭活动，被杨荫榆横加阻挠。杨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后女师大学生冲破重重障碍，坚持到中央公园参加了公祭。
一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毛壮侯来，不见，留邵元冲信而去。有麟来。下午往民国日报馆交寄邵元冲信并文稿。往商务印书馆豫约《别下斋丛书》、《佚存丛书》、《清仪阁古器物文》各一部，共泉三十六元七角五分。伏园来，未遇。夜有麟、蕴儒、长虹、培良来。
【笺】
上午毛壮侯来，不见，留邵元冲信而去 毛壮侯，名福全，壮侯为字。安徽清江人。时为《北京民国日报》副刊主任兼编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听鲁迅讲课。一九二二年跟另八名同学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刊行《民生》杂志，任该组织宣传部长。“不见”，当因那天开会事，或其他原因。邵元冲信，当仍持二月十七日“邀饮”时请求，为《北京民国日报》编辑副刊或写稿。两人交往仅此一次。
下午往民国日报馆交寄邵元冲信并文稿 民国日报馆（按，即《北京民国日报》），在香炉营四条二号。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十三封佚信。稿，即小说《长明灯》。时邵元冲恰在报馆内，然未晤面。包子衍认为，系“为了摆脱邵元冲的纠缠，他在这天下午送去《长明灯》稿一篇，了结关系。”（见《〈鲁迅日记〉札记》第19页）该报创刊未及半月，在孙中山逝世后不到一周，京师警察总监兼市政督办朱深托词手续不备，勒令停刊。又借口所刊文件“反段”，毛壮侯、邹明初等三名编辑被捕去。荣太之在《〈长明灯〉和〈北京民国日报〉》中说：“据邹明初先生讲，鲁迅还有一篇杂文在《北京民国日报》上发表过，题目可能是《丧权辱国的安福系》，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以此为借口查禁此报。但十三天的报纸没有全部见到，无法证实。”（《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荣太之所记这一事，为寻找鲁迅此一重要佚文提供了线索。
往商务印树馆豫约《别下斋丛书》、《佚存丛书》、《清仪阁古器物文》各一部 商务印书馆，我国近现代一家历史悠久、在出版史上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创办人是夏瑞芳，地址在上海，最初以印刷为主，一九〇二年张元济进来，设立编译所。张因势利导，两人真诚合作，改为以出版为主。接着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等人加入，人才济济。到民初已是一家举足轻重的出版机构。先后创办了《教育杂志》等十九种刊物，一九〇三年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最新教科书》，以后出版了中学、大学、师范等各级各类学校教材用书和许多辞典、字典。组织翻译了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西方名著，如《天演论》、《黑奴吁天录》以及汉译世界名著二百多种。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辑印、校勘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十种大型丛书，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辑印了《丛书集成》等。其北京分店，设在琉璃厂西街。《别下斋丛书》，为一古籍名，二十六种，附录二种，共二十册。清代蒋光煦辑。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据海宁蒋氏重刻本影印。《佚存丛书》，古籍名，共十七种，三十册，日本天瀑山人（林衡）辑。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据日本宽政至文化间刻本影印。《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为金石学著作，十册，清代张廷济辑。本年商务印书馆影印。
夜有麟、蕴儒、长虹、培良来 此次，向培良可能带有一篇他新作的剧本。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说：“记得当时在中国大学求学的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先生看……”（《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64页）参见五日和十日致三弟信【笺】。
情绪指数：* *
二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得李遇安信。下午往女师讲。得三弟信，二月廿六日发。
【笺】
上午寄三弟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十四封佚信。
【补】
作散文诗《过客》，载《语丝》周刊第十七期（9日），副题《野草之十一》，署名鲁迅。本文采取对话体，在整本书中是很独特的。主要人物就叫“过客”，“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是一个在路上“奋然”前行的不屈者的形象。即使前边有坟墓，他也不会停下前进的步伐。他听见“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他不听“老翁”的劝告，谢绝了小女孩的“布施”，执着地向前走去，“夜色跟在他后面”。作者在写这个故事后不久，四月十一日致赵其文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磋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在《北京通信》中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5月7日）在五月三十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两地书》二四信）中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收《野草》。
三日 晴，风。下午得李济之信。夜伏园来。有麟来。
【笺】
下午得李济之信 来信未见。当是收到赠书后表示感谢。
夜伏园来 鲁迅于最近所写回击熊以谦和柯柏森的文章当于今日带走，或分别带走。
四日 晴。午后钦文来。夜有麟来并赠水果四罐。长虹来。是晚子佩来访，因还以泉五十。
【校】
末句说法跟二月七日同（加“是”是这个晚上之意），本日日记应为后来追记。
五日 晴。午后衣萍来。晚往东亚公司买《新俄美术大观》一本，《现代仏蘭西文芸叢書》六本，《最新文芸叢書》三本，《近代劇十二講》一本，《芸术の本质》一本，共泉十五元八角。夜有麟来。培良来。
【校】
《现代仏蘭西叢書》之仏 手稿作“佛”。
【笺】
午后衣萍来 本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载章衣萍一文，记他在鲁迅家所见后园鸡斗情形，最早发生在一月十三日，前已引用。最迟发生在今天。
晚往东亚公司买……所购均日文书。《新俄美术大观》，为升曙梦所作《新俄小丛书》之一种，是所购这套丛书的第四种。东京新潮社刚刚出版。《现代仏兰西文芸丛书》，大正十二年至十五年（1923—1926）东京新潮社编辑出版。共十二册。《最新文芸丛书》，全名《泰西最新文芸丛书》，东京新潮社出版。《近代剧十二讲》，楠山正雄著。大正十三年东京新潮社十四版，《思想、文艺讲话丛书》之一。《芸术の本质》，金子筑水著。大正十四年东京东京堂书店出版。《思想丛书》之一。
夜有麟来。培良来 荆有麟来后不会很快离开，当跟后来的向培良相遇。荆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说鲁迅读了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后“认为很满意，便来告诉培良……”一节，当发生在今夜。参见一日笺和十日致三弟信笺。
【补】
杂文《聊答“……”》（书信体）载本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前作《青年必读书》发表后，有人支持，也有人攻击，柯柏森所作《偏见的经验》为攻击文之一。遂作致柯的公开信“聊答”。写作日期不详。现存手稿二页。文中说那些攻击者“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如此谩骂“倒反更丢国粹的脸”。后来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收《集外集拾遗》，柯文附。
六日 晴，风。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同小峰、衣萍、曙天至一小店饮牛乳闲谈。夜伏园来。有麟来。
【笺】
下午同小峰、衣萍、曙天至一小店饮牛乳闲谈 地址不详。
夜伏园来 当系拟发一篇跟鲁迅有关的文章，前来商量，并请鲁迅阅稿。详八日补。
七日 晴。午后有麟来。下午新潮社送《苦闷之象征》十本。夜衣萍来。
【笺】
新潮社送《苦闷之象征》十本 此应看作《苦闷的象征》已经出版。该书标明初版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其实本年一月十四日鲁迅仍在校对之中，见前日记。《语丝》和《京报副刊》所载广告中说，此书“实价五角，初出之两星期内（三月七日至二十一日）特价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内，暂不批发”。可见三月七至二十一日为“初出”之日。书中有插图五幅，前有鲁迅作《引言》。许寿裳在前引话（见一月六日【笺】）后接着说，鲁迅告他：“我现在用直译法把它译出来。”许说：“我照例将原文对照一读，觉得鲁迅的直译工作较前更进步了。虽说是直译的，却仍然极其条畅，真非大手笔不办。他深叹中国文法的简单，一个‘的’字的用处，日本文有‘ノ’，‘处’，‘的’等等，而中国文只有一个的字。于是创造出分别来：‘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Social being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本书中所引英诗的翻译，我曾效微劳，他在《引言》中还特别提到。”（《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5页）译本为三十二开道林纸毛边本，其封面画由陶元庆作，也是陶为鲁迅绘制封面最早的一幅。
夜衣萍来 衣萍可能得到赠书《苦闷的象征》，而《日记》未记。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杨[李]遇安信并文稿。寄师大讲义课信。午后大风。下午李宗武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册。寄许、袁、俞小姐《苦闷之象征》各一册。夜伏园来。
【笺】
寄师大讲义课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十五封佚信。
下午李宗武来 李宗武（1895—1968），又名季谷，浙江绍兴人。李霞卿之弟。一九一七年六月杭州浙江省立一师毕业。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曾请鲁迅校阅过他跟别人合译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间的生活》。早有交往。此来，当是看望。
寄许、袁、俞小姐《苦闷的象征》各一册 许，许羡苏。袁，袁志先（约1899—？）浙江绍兴人，袁陶盦（见四月五日笺）之女，一九二四年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学生，是俞芬同学。许羡苏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这时候鲁迅先生开始送给我们自己出版的书籍如《呐喊》（初版本）、《中国小说史略》等，有时也送袁小姐一本，她是女高师附中的学生，比俞芬高一班，学名袁志先……”（《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15页）这时候，指在八道湾时期。袁本年仅出现一次。俞，即俞芬。
夜伏园来 当系送当日《京报副刊》样报。详下补。
【补】
杂文《报〈奇哉所谓……〉》载本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是对攻击者的反击。对象为熊以谦，其攻击文为《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写作日期不详。文中指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这话涉及文化的作用。只有进步文化，才能保国保种，促进社会进步。一味迷恋中国传统文化，以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好的，都要学习、发扬，那是十足的“亡国”论调。杨燕丽在《有关“青年必读书”的材料介绍》中说：“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叫熊以谦的青年，二月二十一日看了鲁迅登在《京副》上的书单后，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鲁迅，一封寄给孙伏园。给鲁迅的一封起名为《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文章认为，鲁迅这位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先生，却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真是奇怪！对鲁迅的‘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针对此文，鲁迅作《报〈奇哉所谓……〉》，与熊以谦文一起登在了三月八日的《京报副刊》上。熊以谦在另一封给孙伏园的信中也大斥鲁迅的经验，‘有误一班青年，有误中国’。要求将他的信发表，孙伏园未予发表却转给了鲁迅。鲁迅也将其‘塞在书架下了’。”（《鲁迅研究资料》第二十二辑）收《集外集拾遗》，熊文附。关于这个熊以谦，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有一段生动描写：
还有一件，是北京《京报副刊》向全国学者发出征求指示青年必读书。当时应征的，当然是很多的。有的劝青年人读经，有的劝青年人读几何学，真是洋洋大观，美不胜收。而鲁迅先生的应征，则竟说：
“我劝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因为……”
他虽然在因为之下，还说了外国书多是入世的，而中国书多是出世的理由。但有人反对了。开始发表意见的，是一个中国大学名叫熊以谦的学生。由熊开头。接着维持世道人心的国粹家都出来了。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好几个月。先生勤奋地应战，一直没有表示休息的样子，因为据先生当时说：
“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在此事过后的四、五年中，我在上海一个友人处，忽然碰到那笔战挑动者熊以谦，高高的个子，紫红色的脸，讲话总是慢吞吞，看样子，倒是非常老诚的青年，于是在碰到鲁迅时，便把我看见熊以谦的事，告诉了他，不料先生竟说：
“你说他老实么？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中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可惜，我当时没有带熊以谦去看先生。否则，不知道先生要怎样教训他一顿呢。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33—134页）
本文引鲁迅所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一段话，可能就在近几日谈到。近来，荆有麟经常来寓闲谈。像本月一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九日、十日都来过，而且除七日外都在夜里，有闲谈时间，有时向培良或高长虹等随后来到，都是熟人，能够谈到一起。加之鲁迅有些文章在这几日发表，也许那报纸就摆在人们面前，更容易把话题引到《青年必读书》上来。收《集外集拾遗》。
复孙伏园信，仅两句：“来信收到。（另行）那一篇所记的一段话，的确是我说的。”载本日《京报副刊》，署名迅，在Z. M.《鲁迅先生的笑话》之后，原无标题。现以《通讯（复孙伏园）》为题，收《集外集拾遗【补】编》，附Z. M. 文章. Z. M. 在文中说，“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即“少读中国书”两句，他并由此想起鲁迅讲过的一个故事，内容为“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鲁迅在《〈华盖集〉后记》中说，此文是“给我解围”的。孙伏园来信，未见记载。复孙伏园信和Z. M. 文章是同时见报的，那么复信中所说“那一篇所记的一段话，的确是我说的”，怎么得见？揣想，六日“夜伏园来”，必持Z. M. 文稿给鲁迅看过，鲁迅当即写了那封短信，交给伏园，这才同时发表出来。有无如下可能：那封短信是孙伏园按照鲁迅的意思代拟的。Z. M. 据《全集》注，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原名未详。为本年第四封存信。
情绪指数：* *
九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午后往女师校讲。下午赠季市《苦征》两本。寄李遇安信并文稿。夜有麟来，赠以《苦征》一本。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赠以《苦征》各一本。得自署曰振者来信并诗稿。
【笺】
下午赠季市《苦征》两本 此“赠”，是在何处？在学校讲完课后，还是在教育部，抑前往许寿裳寓？如是后者，当会写明。据前引荆有麟回忆，以在教育部为是。许在辞去女师大校长职务后，回到教育部任编审。见面后，两人谈了些什么？本年一二月份，两人仅见一次，是一月十六日“晚往季市寓饭”。自今日起，见面多了。
寄李遇安信并文稿 信未见。为致李遇安第五信，本年第二十六封佚信。当说明把稿退还之意。
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 是阎宗临随高长虹第二次来访，主要任务当是赠书。《精神与爱的女神》是高长虹出版的第一本书，共五篇，除首篇《精神的宣言》外，均为诗，原载于《狂飙》月刊。三月一日由北京贫民艺术团编辑，永华印刷局印行。后于一九二八年收入《从荒岛到莽原》，题目中的“女神”改为“憧憬”，其他未变。鲁迅将译诗两首交高长虹，其中日本伊东干夫《我独自行走》在《狂飙》第十六期（15日）刊出，另一首当载第十七期，该刊已不存。高长虹在《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只给我的一个日本朋友译了两首诗。还是他好，他时常说想法给《狂飙》推广销路。”（《高长虹文集》中卷第148—149页）可能在谈话中说到《青年必读书》。阎宗临在《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中说到，他征询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意见，“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这次谈话后，阎宗临说：“读洋书就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不久，他做赴法留学的准备。
得自署曰振者来信并诗稿 振，或“曰振”者，仅此一见。诗稿如何处理，不详。
【补】
杂文《论辩的魂灵》载本日出版的《语丝》第十七期，署名鲁迅，写作日期不详。本文从有关《青年必读书》等问题的论辩中，概括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各种诡辩手法，剖析了他们的“魂灵”，直指其拉社会倒退的实质。收《华盖集》。
附记
据《鲁迅研究资料》第二十二辑《有关“青年必读书”的一组材料》所载，本日，一名叫张空空者除撰写《真是偏见的经验》一文攻击鲁迅《青年必读书》外，又写一谩骂信给鲁迅，全文为：“鲁迅先生：这篇稿子，本想请孙伏园先生代为发表，劝告先生，不要过于崇拜外国书。后又转想，不如直接寄给先生好，又因为誊写太费时间，所以就把草稿寄给先生了，不恭之处，请先生原谅。并祝先生的健康！”落款为：“十四年三月九号张空空写于东城”。又据同一材料，同日，柯柏森再次致信鲁迅，以“谢谢”之名，仍施攻击。信长八九百字。有“总之，中国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军阀政客官僚无道德无良心；而推醉心外国文明打洋人马屁的学者，却也难辞其咎。”以及“你们留学外国‘得雨忘筌’一流人物，我要看为一个奴……而已”等话。杨燕丽在《有关“青年必读书”的材料介绍》中前引柯作《偏见……》和鲁迅作《聊答……》一事（详上月末）后接着说：“……这两封信一起登在三月五日的《京报副刊》上。柯柏森看后，又写《谢谢！》一文，于三月九日寄给孙伏园，托其转给鲁迅。柯柏森的所谓‘谢谢’，是对鲁迅在《京报副刊》上给予《聊答》，表示谢谢，但对‘少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经验，仍有不同意见。孙伏园将信转给了鲁迅，这一次鲁迅没有作答，将其‘塞在书架下了’。在这同一天，又有一个叫张空空的青年也写了一文《真是偏见的经验》，也托孙伏园转给鲁迅。从题目上看，仍然是反对鲁迅的意见，而对柯柏森表示声援。鲁迅阅后，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意见，也没有回答，也将其‘塞在书架下了’。”杨文以下谈熊以谦，已见前引。接着说：“当鲁迅将上述两人的部分来信做为‘备考’，与自己的答文一起登在《京报副刊》上以后，又引来了化名为‘可叹’的青年三月八日的一信。信中可叹鲁迅‘身为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不若外国人’，并托孙伏园将信转给柯柏森与熊以谦。可惜孙伏园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而将信交给了鲁迅。在这之后又有化名为‘瞎嘴’的两封来信，‘笨伯’的一封来信和袁小虚的一封来信，鲁迅都未予回答。”（《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
十日 晴，风。下午寄小峰信。寄三弟信并剧本一卷。晚理发。夜得赵其文信并文稿。有麟来。新潮社送来《苦闷之象征》九本。
【笺】
下午寄小峰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十七封佚信。
寄三弟信并剧本一卷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十八封佚信。剧本，疑为向培良作。一日笺引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说“记得当时在中国大学求学的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先生看”后，接着说：“先生看过认为很满意，便来告诉培良，立刻用挂号寄给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的编者，还写了正式的推荐信。指明培良戏剧的优点之所在，培良那篇东西，自然很快地发表了。”（《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64页）笔者查过本年《东方杂志》，未见刊有向培良剧本，可能载另一种杂志，或未发表。
夜得赵其文信并文稿 来信未见。赵其文（1903—1980），四川江北人。一九二二年到上海，次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学半年后，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不久因参加学校风潮被开除，再度入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学习。本年初，被迫辍学，在郁达夫帮助下，一面在创造社北京分社工作，一面继续听鲁迅讲课。后回四川，一九三六至一九四〇年在成都《华西日报》任编辑。建国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组副组长。《野草》各篇在《语丝》发表后，多次来信请教作品的含义。为赵第一次来信。文稿为小说《零》，后载《京报副刊》第一一一五、一一六号（4月11日、12日）。
【补】
为《苦闷的象征》所做广告，载本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现收《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一，题《〈苦闷的象征〉广告》。
收到《猛进》第一期，见十二日致徐旭生信。
十一日 晴。上午访李小峰。午后大风。伏园持来《山野掇拾》四本。得许广平信。夜衣萍、伏园来。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
【笺】
伏园持来《山野掇拾》四本《山野掇拾》，散文集，孙福熙（孙伏园弟）著，收文八十余篇。鲁迅为之校阅。北京新潮社版，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初版封面为作者自作彩画，三色版。本年又出开明版。
得许广平信 为《两地书》第一信，是两人通信的开始。许广平（1898—1968），号景宋，广东番禺人。跟高长虹同年同月同日生。一九二二年夏，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许广平上二年级时第一次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留下深刻印象。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应女高师文艺会之邀，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在学生中引起震动。以后鲁迅又开文艺理论课，讲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很受欢迎。自上年冬起，许以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身份，积极参与领导了“女师大学潮”。她因“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许后来在《欣慰的纪念》中说：“动机是这样的：我们都感觉到一个个学期的过去，使得就学的时间逐渐减少，而直面着人生的开始却瞬间来临，在感到学识的空虚，和处世应对事物的渺茫无所指引之际，谈起来就想从比较钦仰的教师中寻求些课外的导师，因此在快毕业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就首先动手写第一封通信。写好之后，给林君看过同意了……”（《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08页）许广平此信写于当天上午。三闲居曰，信长约一千三百字，至少需一个多小时才可写出。如果再“认真地誊抄一遍”（倪墨炎、陈九英著《鲁迅与许广平》有此说法，不知何所据），加在一起，就得两小时，或更长。这天是星期三，不停课。把信写好，最早在十点以后。鲁迅是“午后”收到的。“午后”当在——以现在标准时间说——下午一点至两点之间。从许写完信到鲁迅收到信，不足三小时。它是怎样送达鲁迅的？通过邮局绝不可能，因为邮局上午从各处（邮筒）收回信，下午一点前后送达，中间就没有了分拣的过程。倪、陈二人书中说许“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也排除了交邮寄递的可能，但说亲送，似缺乏根据。一者，既写信，就不必请往，既亲往，就无需写信；二，从许所记四月十二日到鲁寓“探检”情形看，她此前未去过那里；三，此刻刮“大风”，不适于外出。交邮不可能，亲送亦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有专人送达。按，《两地书》，现编《全集》第十一卷。
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十九封佚信。鲁迅辞世界语校教员职，据荆有麟回忆，主要因该校内部发生冲突，难以继续办下去。荆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说：
先生当时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这学校里的学生，完全笼罩在政治活动中，记得当时学生中分三派，国民党，共产党和无政府党。因为有这些党派关系，在第二学年，便爆发了不可收拾的学潮，整整闹了半年，学校还是无法上课。于是有些人，便找代理校长谭熙鸿，预备另外成立一外国语专门学校，以结束其风潮。当时曾邀请与学校有关之董事，教授等，在中央公园开会商决。先生为教授之一，自亦参与其会，会议中，多数以为为解决风潮起见，还是另改学校名称，学生从新举行登记。此主张，以马夷初主张最力，后来李石曾提出：为防止再有风潮起见，学生中，凡系某党某党，一律不予接收，先生以此，有失教育青年之旨，便激烈反对，始遭打销。事后，先生曾说：
“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种方法，我却反对。革命不能不估计牺牲，因革命是为拯救大多数。牺牲少数，自然可以。若牺牲多数，所解放者，仅是少数，那我一向是不赞成的。”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26—127页）
荆有麟是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并因此而跟鲁迅相识。他的记述应当是可信的。说在中央公园开会讨论，“先生为教授之一，自亦参与其会”，为推理性质，非记事，日记亦不载，录此以供参考。所记鲁迅一段话，较重要。是“事后”说的，荆那一时期经常在鲁寓，无法确定具体日期。
【补】
收到许广平信后即复，为《两地书》第二信。开头以“兄”相称。三闲居曰，此乃神来之笔，它一下子把两人关系“定格”在朋友份上。许广平甚觉诧异，写信来问。鲁迅在下次信上做了解释，说：“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三闲居曰，鲁、许之间，不仅有师生之分，还有男女之别。如在同性之间，即使年龄相差很多，以“兄”相称，在中国文人中亦属多见，并不奇怪。但许为异性，又是师生关系，按理应是很严肃的，双方写信所论也是严肃的社会问题，人生大问题。如在写信人心里不以特殊情况或朋友视之，当不会出此玩笑笔墨。不知其中可有深意否？
情绪指数：* * *
十二日 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本。下午寄徐旭生信。以《山野掇拾》及《精神与爱之女神》各一本赠季市。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
【笺】
上午寄赵其文信 信未见。为复赵第一信，本年第三十封佚信。当是回答来信所提有关《野草》的一些问题。
复许广平信 为《两地书》第二信，是昨日所写，属“即复”性质。此“复”，当为寄出之意。（附记：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不在本书鲁迅信存佚统计之中）
得梁生为信 梁生为（1904—？），一名绳袆，字容若，又字子美。河北行唐人。早年去台湾，在大学教中国语文，后定居美国。据梁在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七年六月号所刊《从鲁迅先生读小说史》一文，一九二四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奉系主任杨树达之命，访谒鲁迅，请【补】填教员调查表，《日记》未载。后因“为中华书局编一个石印的全部注音的儿童周刊，想找古书上的神话，改写成儿童故事”，于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和同学傅作楫（又名筑夫、永年，后研究经济史，在南开大学任教）联名致函鲁迅，请教有关神话的资料问题。本次来信，仍以谈神话资料为主，提到沈雁冰（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等文。又问京师图书馆所藏神话书及其查阅方法。
下午寄徐旭生信 为本年第五封存信。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旭生为字，笔名虚生、遁庵等。考古学家。河南唐河人。一九〇六年北京豫学堂肄业，是年冬入京师译学馆学法文，一九一一年毕业。一九一三年赴法留学，一九一九年回国。一九二一年在北京大学教西洋哲学史。一九二六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一九二七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徐任该团中方团长，以日记体详细记述了考察经过及重大发现。以后在考古上屡有成就。时除任北京大学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又新创办《猛进》周刊。此次寄信，是收到《猛进》第一期后，有感于“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而写，提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在《猛进》周刊第三期（3月20日）发表，同时载徐三月十六日复信，同意开展一场“思想革命”。是提倡“思想革命”较早、较重要的文字。后跟另一通信（详下）以《通讯》为题，收《华盖集》，编为“一”。
以《山野掇拾》及《精神与爱之女神》各一本赠季市 此“赠”，又是如何赠法？前一句给徐旭生信是“寄”，再前一句赠高歌《苦征》是因高“来”，都比较清楚，唯这句不明不白。照前一句，邮寄是不会的。那么是许来，还是亲送？两人见面，谈些什么？
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 山本医院，为日本人山本孝忠所开设，地址在西城复兴门内大街路北，旧刑部街上，门牌四十一号，今民族文化宫西侧。其主人山本忠孝（1876—1952），京都市人。一八九六年毕业于京都府立医学校（现京都府立医科大学），随父行医，曾被选为京都市医师会常务议员兼上京区第五联合干事。一九〇七年赴德国留学，一九一〇年获博士学位。一九一一年到北京行医，在东城崇文门内八宝胡同开山本医院。后又三次赴欧洲，一次赴美国实习、考察。一九一九年四月迁现址。其护士长永井花子后来跟羽太重久结婚。《鲁迅日记》一九二〇年即有山本名字出现。以后全家人经常来此看病。马理子，即周鞠子（1917—1976），又名晨、马理，浙江绍兴人。鲁迅侄女，周建人、羽太芳子之女。
情绪指数：* *
十三日 晴。午后往北大讲。得赵其文信。往小峰寓。下午得三太太信。
【笺】
得赵其文信 为赵第二次来信。
往小峰寓 小峰寓，地址不详。
十四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并李霁野译文一卷。得紫佩信。夜伏园来。
【笺】
下午寄三弟信并李霁野译文一卷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十一封佚信。李霁野译文，即《黑假面人》译稿。鲁迅已校阅、修改，现寄周建人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审处。后未被采用。一九二七年三月由未名社出版。信当谈寄稿事。
十五日 昙。星期休息。上午雨雪。寄梁生为信。寄赠俞小姐、许小姐以《山野掇拾》各一本。午后有麟来。下午钦文来。夜培良来。衣萍、伏园来。
【笺】
寄梁生为信 为本年第六封存信。就梁氏来信（见12日日记）所提问题详细答复。梁生为在前引《从鲁迅先生读小说史》中说，他们只是“想找古书上的神话，改写成儿童故事。先生高估我要上下古今作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书。告别之后，还写了一封长信来指示……”梁发表此文同时，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六月号上刊发了鲁迅复信的手迹。收《书信》。
寄赠俞小姐、许小姐以《山野掇拾》各一本 俞小姐，俞芬。许小姐，许羡苏。
午后有麟来 荆有麟此来，可能是想编一期纪念孙中山专号，向鲁迅征求意见。荆在《鲁迅回忆断片》中写道：
殆中山先生逝世后，各报章，杂志虽多有纪念文字发表，但《劳动文艺周刊》，还是没有纪念中山先生文字。有一天，我将这种情形，告诉了鲁迅先生，并问他，究竟劳动文艺上应不应该欢迎或纪念中山先生？鲁迅先生是这样答复的：
“毛壮侯主张出专号，固大可不必。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纪念或欢迎文章，是可以登载的，中山先生虽不是文艺家，更不是劳动文艺家，但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功勋，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欢迎的。那么：对于中国劳动者，介绍一下中山先生，不是应该的么？胡也频他们，也太重视文艺二字了。这定是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当。”
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中山先生的态度。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72页）
鲁迅话中说到毛壮侯和胡也频，当是荆有麟先说的。两天后，《北京民国日报》被查封，毛壮侯被逮去，故这次谈话发生在今天。
【补】
所译日本伊东干夫作《我独自行走》（诗），载本日北京版《狂飙》周刊第十六期，署鲁迅译。系高长虹约译。高在《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郁达夫说过要给《狂飙》写的感想，当然没有写。鲁迅只给我的一个日本朋友译了两首诗。”此处说“译了两首”。另一首可能载《狂飙》第十七期（北京版最后一期）。该期刊物未找到。初未收集，现收《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
情绪指数：* *
十六日 晴。上午得许广平信。午钦文来。寄任国桢信。夜长虹来。
【笺】
上午得许广平信 即《两地书》第三信，许写于三月十五日。开头说：“十三日早晨得到先生的一封信，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中，而寄递要至三天之久？”许的第一封信是十一日写的，鲁迅复信写于当天下午，十二日发出，许于十三日早晨收到，只有一天多时间，许这样责怪邮递工作，乃错怪人耶，可见许之心情是多么急迫！倪墨炎等二人书中说“当年北京城内一封信的邮递是三天”（第16页），当据此而来，是完全错了的。当时北京邮政工作效率极高，鲁许二人通信，大都不到二十四小时即收到。
寄任国桢信 信未见。是致任第四信，本年第三十二封佚信。
【补】
作《〈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载十八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陶元庆西洋绘画展览，本月十八、十九两天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共展出水彩油画等二三十幅。序中赞扬了陶元庆绘画的艺术风格及其把西洋画法融合到“东方情调”中的做法。收《集外集拾遗》。
十七日 昙。无事。收《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各一册。
十八日 晴。晚往商务印书馆取稿费十五元。往新明剧场观女师大史学系学生演剧。得任国桢信。北大送来《社会科学季刊》一本。有麟来，钦文、璇卿来，衣萍来，均未遇。夜作小说一篇并钞讫。
【笺】
往新明剧场观女师大史学系学生演剧 据《全集》注，本日史学系学生演出的剧目为《卓文君》和《环珴璘与蔷薇》。新明剧场，地址不详。
钦文、璇卿来，衣萍来 此三人来，跟陶元庆举办个人绘画展览有关。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中说：“元庆的个人展览会，得到鲁迅先生等的热心帮助，迅速筹办成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在西四帝王庙内举行。当时章洪熙在这庙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会场好像是通过他借用的。”（第88页）章洪熙，即章衣萍。
夜作小说一篇并钞讫 小说为《示众》，载《语丝》第二十二期（四月十三日），署名鲁迅。该作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为背景，描写一个“示众”场面，着重表现众看客麻木不仁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精神状态，是鲁迅小说中“看——被看”模式的一个完整体现。收《彷徨》。
【补】
杂文《牺牲谟》载本日出版的《语丝》第十八期，副题《“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署名鲁迅。写作日期不详。本文借一个“阔人”的独白，做“牺牲主义的宣传”——他要一个“已经九天没有吃东西”、穷得“还剩一条裤”的人把那裤子送给自己收养的一个灾民的女儿。此文不仅对“牺牲”这一社会行为做了鞭辟入理的分析，讽刺了高叫他人做出“牺牲”的伪君子，而且对“精神”与“物质”两个概念做了反讽。五四运动中，国粹家们抵制人类现代文化的一个“法宝”，便是“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等篇中，对这种论调做了批判。在此篇中，更把“精神”与“物质”形象化了。那个“阔人”（即独白者）是精神文明的化身，而穷人则是物质文明的化身。这是富有的精神文明对贫穷的物质文明的训话，其特点是自视伟大，逻辑混乱，强词夺理。这也是那些国粹家们真实面目的写照。谟，谋划之意。《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等题。收《华盖集》。
复信给许广平，解释了以“兄”相称的原由，前已引用。信末“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当写于深夜。后编为《两地书》第四信。
情绪指数：* *
十九日 昙。上午得任国桢信。得李遇安信并文稿。复许广平信。午后晴。陶璇卿、许钦文来，少坐即同往帝王庙观陶君绘画展览会。遇张辛南、王品青。下午同季市再观展览会。夜有麟来。衣萍、伏园来。
【笺】
复许广平信 为《两地书》第四信，昨日所写。
许钦文来……陶元庆绘画展览，见前十六日【笺】。帝王庙，在宫门口西三条鲁迅住处往东约一里地许，明嘉靖十年（1531）兴建，供奉历代帝王。规模宏大，气宇轩昂。建国后为北京第一五九中学校舍。鲁迅《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目录序》发表，许多人看到，都前来参观，王品青也来了。鲁迅自己，一日之内，两次前往观赏，每次都在《大红袍》和《农女》前停留较长时间，这是他最喜爱的两幅画。
遇张辛南、王品青 张辛南（1897—1949），原名毓桂，辛南为字。河北平乡人。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一九一九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学本科英文系，一九二二年六月毕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入会号数六十一号。一九二四年为陕西省省长公署秘书兼西北大学讲师，鲁迅一行赴西安讲学时负责接待。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
情绪指数：* *
二十日 昙。上午往师大讲并收薪水三月分十元，四月分八元。午后往北大讲。刘子庚赠自刻之《濯绛宦词》一本。晚衣萍来。夜有麟来。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十本。
【笺】
刘子庚赠自刻之《濯绛宦词》 刘子庚，名毓盘，子庚为字，浙江江山人。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员。《濯绛宦词》，即《濯绛宦存稿》，词别集。刘子庚作。宣统元年（1909）刻。《日记》仅见此一次。
长虹来……本日来，跟鲁迅交换过对另几种刊物的意见。高长虹在《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最先，那三个周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姊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最先对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而鲁迅也在那时才提出思想革命的问题。”（《高长虹文集》中卷第150页）鲁迅于本月十二日致徐旭生信中提出“思想革命”，故今日为谈这一问题的第一时间。
二十一日 昙。上午得许广平信。午吴曙天、衣萍、伏园邀食于西车站食堂，同席又有王又庸、黎劭西。晚小雨。有麟来。夜濯足。
【笺】
上午得许广平信 即《两地书》第五信，为许前一日收到鲁迅复信后所写。
午吴曙天、衣萍、伏园邀食于西车站…… 王又庸，江西人。刚由日本回国。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等拟从其习日语，设宴招待时邀鲁迅作陪。两人交往仅此一次。西车站食堂，在前门外西火车站。黎劭西（1890—1978），即黎锦熙，劭西为字。语言学家。湖南湘潭人。黎锦明之兄。出身于书宦世家，四岁即从师读经，十一岁读完《十三经》、诸子及唐宋文百篇诗万首。后上新式学校，一九一一年起主编过报纸，当过记者和教员。一九一五年到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及文科主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等职，力主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提倡白话文，反对小学读经。一九二〇年起，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语文法课教员，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等。本年在女师大为国文系代主任。何以请黎出席，不详。
夜濯足《鲁迅日记》上偶有“濯足”记载，本年除本次外，另有两次（6月8日，12月11日），有人认为是隐语。陈漱渝在《时代的剪影 生活的实录——读〈鲁迅日记〉》中说：“鲁迅日记的文字，我以为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文意直露，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晴，大热，上午寄母亲信。’一读就懂，无需深究。另一种很可能是隐语，如‘夜濯足’。此类隐语，与研究作家的思想创作无涉，自然也不必深究……”（《倦眼蒙胧集》第28页）陈漱渝后来在《鲁迅的婚恋——兼驳有关讹传谬说》中说：“四、‘濯足’系手淫自慰或其它性行为说。在鲁迅日记中，间或有‘夜濯足’的记载。濯，洗涤之意。《孟子·离娄上》：‘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意思是清水用以洗涤帽子上的丝带，浑水则用来洗脚。《楚辞·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后来就用濯缨表示清高自守的行为，而以濯足作为被道学家视为污浊的性行为的隐语。因为一般人有每天洗脚的卫生习惯，但在鲁迅日记中却有时大半月、甚至几个月才出现‘濯足’的记载，于是有人怀疑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洗脚，而是性生活或性行为的隐语。这种理解也是一种妄测。因为鲁迅日记并非皇帝的起居注，是写给自己看的，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活中的要事经常有意或无意不录，小事则经常失记，更何况鲁迅生前也并不是每天都洗脚，特别是在寒冬。鲁迅日记中濯足的记载时断时续，其中并没有什么隐秘之处。比如鲁迅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独居于北京绍兴县馆时，日记中有‘夜濯足’的记载，而在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的一九二七年十月日记中反无‘濯足’的记载，可见‘濯足’与性行为并无关连。再如，鲁迅临终前不久的日记中（如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都有‘夜濯足’的记载。当时鲁迅正在发烧，病情严重，当然不会有性生活的雅兴。所以，应该把鲁迅日记中的‘濯足’如实地解释为洗脚，而不应作其它的奇想和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278页）
【补】
作散文诗《战士和苍蝇》，载《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24日），署名鲁迅。本文是对孙中山一类“战士”的歌颂。孙中山于十二日逝世，各界群众无不痛惜，可是也有人在污蔑。此文即针对这种现象而发。作者在随后写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说：“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文中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以苍蝇反衬战士，愈显得所颂者伟大。收《华盖集》。
情绪指数：* *
二十二日 昙。星期休息。上午许诗荃、诗荀来，赠以《苦闷的象征》、《精神与爱的女神》各一本。长虹来。目寒、霁野来。高歌、培良来。有麟来。午后璇卿、钦文来。下午小雨，晚晴，风。有麟来持去短文一篇。
【笺】
上午许诗荃、诗荀来 许诗荃，名世璇，诗荃为字。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五年生。许寿裳侄（行二）。一九一四年三月北京大学预科二类英文班毕业，一九一七年六月北京大学理科毕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本年底赴甘肃省政府任秘书。诗荀，名世珣，诗荀为字。诗荃弟，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二二年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毕业，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实业部任职。二人此来，当为看望。
长虹来 此次来当会谈到《狂飙》周刊第十七期。该期应于本日出版，是该刊最后一期。高说鲁迅为他译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已在第十六期刊出，本期应刊有另一首。但这期刊物未能见到。第十六期发表《我们的声明》，拟进行改革，扩大篇幅，增加内容。本期是否如愿改革，不得而知。前日【笺】所说对几种刊物的评价，本次亦可能谈及。长虹此次来，不会很快离开，而跟后来的张目寒、李霁野相遇。
目寒、霁野来 是李霁野第一次拜访鲁迅，张目寒引领。张目寒（1903—1983），安徽霍丘人。是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书时的学生。上年曾有多次来往，并“持示《往星中》译本全部”，该译本即为李霁野所译。李霁野说：“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翻译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先生了。我从《鲁迅日记》得知，这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一九二四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一定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第7—8页）是鲁迅约他去的，李本人几次说到。川岛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中也说：“鲁迅……看了一遍，以为‘在这个时候，青年中竟有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而且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译成中文，很是难得’。就约他们来谈，答应出资给他们印出来……”（第3页）鲁迅谈话中，讲到对李《黑假面人》译稿的修改情况。李说：“《黑假面人》的人物译名，几乎全给先生改正了，他笑着解释说，以中国的名姓译外国人的名字，也许在懒惰的读者看着很顺眼，但在译者是绝对不可以的，译名是可以随意写上几个字的吗？这里也需要一点斟酌：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间杂起来，一律长体或扁体不好看。”（《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第219—220页）安徽霍丘另几人来访鲁迅，也由张引领，详后。目寒这次来，可能还带了韦丛芜一篇译稿。韦丛芜在《未名社始末记》中说到李霁野二十六日将他的一篇小说稿寄给鲁迅时，接着说：“记得大约在这前后，目寒曾把我译的并经过素园对照俄文修改的《穷人》送给鲁迅先生看，曾蒙修改若干处，但日记上竟未记。”（《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96页）目寒下一次来，是四月二十一日，在一个月以后，显然以此次为宜。李又记这次谈话总的印象：
……笑话是常有的，但却不是令人笑笑开心的笑话，那里面总隐藏着严肃和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这是痛快不过的谈吐。这是鲁迅先生所给我的最初的印象，在以后的接谈中除了他有时偏于抑郁，有时偏于愉快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大改变。
鲁迅先生是不断吸烟的，所以这间小屋里早就充满了浓馥的烟了。看出我是怕烟的了，便笑着说，这不免太受委曲，随即就要去开窗子。我说不怕的，也就趁谈话有一段落，起来告辞，因为怕久坐耽搁他的工作。他说，既不怕，那就无妨再坐一时了。所以第一次的访问经过的时间颇长久，送我们走时他还叮嘱常去谈天。
（同上第175页）
李、张来之前，有高长虹来访，后又有高歌和向培良相偕而来，均为狂飙社主要成员。李说他这次来“经过的时间颇长久”，必会跟高长虹或高歌、向培良相遇。不一定交谈，但主人会介绍相识。
有麟来持去短文一篇 本日有麟来两次，上午来，可能跟高歌等二人相遇。傍晚又来，是为取稿，但不会很快离开。荆在《鲁迅回忆断片》中所记亲见鲁迅跟许钦文及其朋友有关许的小说集的谈话很可能就在这次，也可能听鲁迅讲述。荆写道：
许钦文约在民国十一、二年时候，陆续在北京杂志报章上，发表他以学生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记得在他的第二个集子出版后，他挟着初印成的样本，与某氏两个来访鲁迅先生了。某氏当时，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许钦文的第一集短篇小说，只有一个青年太太买了一本，而且看后，到处对人讲：说她佩服的不得了。甚至表示，想同钦文作朋友。”
鲁迅当即对钦文说：
“那以后再出新集子，我看你还是送她一本罢，不必再要她买了。”
某氏却说：
“那可糟糕！钦文第一集小说，就卖掉一本呵！”
在场的人，都笑了，鲁迅先生也笑了，在笑声还未了时，鲁迅又对许钦文说：
“那不要紧！你更应该送她。为保持你的利益起见，我这里一本，可不必送了，反正我总得买。”
在钦文与某氏他们走后，我问先生对于钦文的小说意见，先生严肃地说：——
“在写学生生活这一点上，我不及他。”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31页）
这里所说“某氏”，指陶元庆。所说许钦文新出小说集，指《短篇小说三篇》，北京沉讷斋出版。《莽原》第一期即刊登广告，说许钦文的《短篇小说三篇》已经出版。这次是送“样本”，后许送来十本（见4月27日日记），鲁迅于五月二日“赠长虹及刘君以许钦文小说各一本”。荆有麟所记鲁迅说“在写学生生活这一点上，我不及他”，高长虹后来奉鲁迅之命为许钦文小说集《故乡》所作《小引》，亦说到，可见其真实可靠。持去短文一篇，为《战士和苍蝇》。
【补】
作启事《白事》，载《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24日），署名鲁迅。声明“本刊虽说经我‘校阅’，但历来仅于听讲的同学和熟识的友人们的作品，时有商酌之处，余者但就笔误或别种原因，间或改换一二字而已。现又觉此种举动，亦属多事，所以不再通读，亦不更负‘校阅’全部的责任。”所谓“听讲的同学”，指荆有麟等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的人。此声明当写于“有麟来”之时，或即同时为有麟“持去”。收《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一。
情绪指数：* *
二十三日 昙。午后寄孙伏园信。寄李小峰信。往女师校讲。得高歌信。得蒋廷黻信。黎劭西寄赠《国语文法》一本。收前年八月分奉泉百六十五元。夜向培良偕一友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本。复高歌信。
【笺】
午后寄孙伏园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十三封佚信。
寄李小峰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十四封佚信。
得高歌信 来信未见。为高歌第二次来信。
得蒋廷黻信 来信未见。当是对赠书表示感谢，或另有他事陈述。
黎劭西寄赠《国语文法》一本《国语文法》，黎锦熙著，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夜向培良偕一友来 向培良友为何人，不知。此来，当有事商榷，鲁迅未能说出肯定意见。
复高歌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十五封佚信。
【补】
给许广平写信，即《两地书》第六信。信中鼓励收信人抱着“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的态度，投入到“打破”旧染缸的伟大事业中，因为“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
情绪指数：* *
二十四日 昙。上午得长虹信。午后访培良不值，留函而出。下午寄李遇安信并文稿。寄蒋廷黻信。寄许广平信。晚得三弟信，十九日发。钦文来。夜有风。李小峰、孙伏园及惠迭来。寄赠《苦闷之象征》一本与钱稻孙。
【笺】
上午得长虹信 来信未见。为高第一次来信。高办《狂飙》周刊所依靠之《国风日报》此时遇到困难。《国风日报》是景梅九等几个山西人于一九一一年二月十日创办的，景任主笔。它积极宣传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孙中山学说，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孙曾为颁发勋章。以后由景梅九独力支撑。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它两度被查封。景氏在民初信奉无政府主义，一九二二年创办《学汇》专刊，成为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块最重要的阵地，连续两年，发表了许多译介文章和诗文作品，也是石评梅、荆有麟和高长虹等人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主要地盘。由于它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一直受到军阀的迫害。前不久孙中山逝世，时在开封的景梅九立即赶回奔丧。接着又发生了几起变故，包括好友胡景翼逝世，使景身心疲惫，经济情况亦日趋紧张，报纸已难办下去。《狂飙》周刊第十七期于二十二日出版之时，突接通知，要求停办。高长虹准备进行的改革只能付诸东流。此次给鲁迅写信，当是报告这一情况的。
午后访培良不值，留函而出 此次往访，当跟昨天“培良偕一友来”有关。培良住处，不详。留函，当为便条，本书不计。
下午寄李遇安信并文稿 信未见。为致李遇安第六信，本年第三十六封佚信。当说明退还文稿之意。
寄蒋廷黻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十七封佚信。两人通信仅此一次。
寄许广平信 为《两地书》第六信，昨日所写。
晚得三弟信 近日出版之《现代评论》第十四期刊有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指周建人和章锡琛发表于上海《妇女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宣扬“一夫多妻”制。疑周建人来信中谈及此文，或说已撰文驳答。详五月六日【笺】。
钦文来 许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中写道：
元庆举办了个人展览会以后不久，我到老虎尾巴去，一见面，鲁迅先生就认真地对我说：“钦文，我正想和你谈谈，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
“构图新颖，”我【补】充，“也平衡。”
这次谈话比往常的严肃，鲁迅先生又认真地说：“我已想过，《大红袍》，璇卿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
这很出我的意料，暗自惊异，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就这样吧，”鲁迅先生坚决地接着说，“别的以后再说，且先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而且要赶快做！”
（第86页）
展览会以后，三月下旬，许钦文共来三次，二十二日的一次是跟陶璇卿一起来，二十七日的一次是几个人“至一小肆饮牛乳”，都不适于谈这个题材，因系于此。
寄赠《苦闷之象征》一本与钱稻孙 钱稻孙（1887—1962），字介眉。日本文学研究家。浙江吴兴人。钱玄同（见前1月11日【笺】）之侄。其父钱恂为驻日外交官员。本人在日本长大，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后又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大学毕业。回国后，在杭州工作，一九一二年四月到北京，在教育部任主事。一九一五年兼任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后改任视学，并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和清华大学等校兼课。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
情绪指数：* *
二十五日 晴，风。上午访李小峰选定杂感。往北大取前年五月分薪水八元，六月分五元。往东亚公司买《学芸論钞》、《小說研究十二[六]講》、《叛逆者》各一本，共泉四元六角。晚往新民[明]剧场观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
【笺】
上午访李小峰选定杂感 选定杂感，即编好《热风》目录。送李小峰。由李着手编印，本年十月校阅清样。
晚往新民[明]剧场观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 据《全集》注，该系学生为往外地实习筹款，在新明剧场演出《爱情与世仇》（即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鲁迅四月八日给许广平信（《两地书》一〇信）谈及此事：“这回演剧，每人分到二十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实现在也何必旅行，不如买点心，一日吃一元，反有实益。”
情绪指数：* *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培良信。得霁野信并蓼南文稿。午后有麟来。
【笺】
得霁野信并蓼南文稿 来信未见。蓼南，韦丛芜笔名。韦丛芜（1905—1978），名崇武，又名立人。安徽霍丘人。韦素园之弟。北京汇文高中毕业。本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跟李霁野同班，一九二九年毕业。未名社员。翻译工作者，亦搞创作，其长诗《君山》在《莽原》半月刊连载多日。韦丛芜在《未名社始末记》中说：“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目寒带霁野去见鲁迅先生，二十六日霁野把我署名蓼南的短篇小说《校长》寄给先生，二十八日先生即转寄郑振铎先生，后来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就是我同鲁迅先生的最初关系。”（《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96页）霁野来信，自是推荐丛芜文稿的。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得刘弄潮信。同小峰、衣萍、钦文至一小肆饮牛乳。得东亚公司信。下午得孙伏园信。得许广平信。夜李人灿来。有麟来。复刘弄潮信。雨。
【笺】
得刘弄潮信 刘弄潮，四川灌县人，一九〇五年生。跟李秉中是四川成都一中同学。一九二四年到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唐天然在《对用“火与剑”进行改革者的支持——刘弄潮谈鲁迅和早期黄埔军校》中说：“……十一月间，有一天李秉中忽然跑到刘弄潮住的公寓来辞行，说要到广州去投军，入黄埔军校。李说，介绍他去的是鲁迅先生，还拿出鲁迅亲笔写的一封介绍信给刘看。那信是写给当时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并跨党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同志的……他当时亲眼看过这封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研究文丛》第2辑第135页）刘本人于本年底被派到吉林长春，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后来也到了广州，党组织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但蒋介石拒不接受，便被安排到南昌行营教导团朱德处工作。鲁迅到广州后，刘正住在中山大学学生宿舍，曾去拜访，并请鲁迅到黄埔军校做了《文学与革命》的演讲。又据刘本人作《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缅忆终身难忘的鲁迅先生》，他于“一九二四年下学期开始的一个早上”，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讲课，那时是讲《苦闷的象征》，并举例说到吴佩孚作诗，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一二〇至一二一页。时任北京女师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交通员，因受李大钊指派，请鲁迅指导青年工作，而跟鲁迅联系。是刘第一次来信。
得许广平信 为《两地书》第七信，许于昨“晚”所写。许当于今日早晨发出，鲁迅于“下午”收到。
夜李人灿来 李人灿，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上年跟鲁迅已有数次来往，曾两次带小说稿给鲁迅看。跟北京大学的旭社有联系。
复刘弄潮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十八封佚信。
二十八日 昙。上午得高歌信。新潮社送来《苦闷之象征》十本。午后大风，晴。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信并蓼南稿。寄《苦闷之象征》四本分赠振铎、坚瓠、雁冰、锡琛。收十二年八月分奉泉十七元，又九月分者百六十五元。还季市泉百。夜刘弄潮来。有麟、崇轩、陆士钰来。
【笺】
上午得高歌信 来信未见。为高歌第三次来信。
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信并蓼南文稿 两信均未见。为本年第三十九封、第四十封佚信。如二十四日“得三弟信”中谈及陈百年文章，则此“寄三弟信”亦会谈及。详五月六日笺。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C·T、郭源新。文艺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考古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福建长乐人。因家庭困难，勉强读到中学毕业。一九一七年考上免费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后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结为好友。一九二〇年创办《人道》月刊，又跟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被推为书记干事。一九二一年四月在上海编《时事新报·学灯》，曾函请鲁迅为《小说月报》写稿。五月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主编《文学旬刊》、《戏剧月刊》、《文学研究会丛书》。一九二二年创办《儿童世界》，并在上海大学任教。一九二三年调任《小说月报》主编后，经常跟鲁迅通信。本年参与主编《公理日报》，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和郭沫若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致郑信，当主要是推荐韦丛芜（即蓼南）文稿的。
寄《苦闷之象征》四本分赠振铎、坚瓠、雁冰、锡琛 振铎见前。坚瓠，系钱智修别号及笔名。钱智修（1883—1948），字经宇，号坚瓠，浙江嵊县人。报人，教育家。一九〇六年七月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经预科二年，正科三年，于一九一一年六月自高等正科第四届毕业。二十年代主编《东方杂志》，并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校长。其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委员。《日记》仅此一见。雁冰（1896—1981），姓沈，原名沈德鸿，雁冰为字，笔名茅盾、方璧、郎损、玄珠等。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浙江桐乡人。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一九一六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文学活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一九二一年任《小说月报》编辑。一九二四年四月起，常跟鲁迅有书信来往。锡琛（1889—1969），姓章，字雪村。出版家。浙江绍兴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妇女杂志》。一九二六年初辞去《妇女杂志》编辑职务，自行创办《新女性》杂志，又跟章锡珊创办开明书店，后又设美成印刷公司。以前偶有来往。此时发生因讨论“新性道德”问题而展开的争论，章跟周建人观点相同。现在赠书给章，显有支持之意。详五月六日笺。
还季市泉百 此“还”，是在何处？从《日记》看，全天没有外出。前一句“收奉泉”亦不明地点，或由何人送来。当不会由许带来、顺便还钱，应是两回事。有可能“赴部”。总之，跟许见了面。本月，得许广平信前见面一次，得许信后见面三次（包括同看陶元庆绘画展览的一次），而除参观展览的一次都写得不够清楚。
夜刘弄潮来 是刘第一次来寓。刘弄潮在《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缅忆终身难忘的鲁迅先生》中说：“一九二五年春，鲁迅发表了小说《长明灯》以后，我曾根据组织的指示，去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去看望他，请他‘当仁不让’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我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两个晚上去拜访鲁迅，他听了十分兴奋，并且热情地鼓励我：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保持和发扬青年人的本色。”（《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121—122页）
有麟、崇轩、陆士钰来 陆士钰，为荆有麟、胡也频编辑《民众文艺》的助手。仅此一见。胡崇轩一月八日曾来一次。那以后，胡去烟台，写一同性恋小说，据荆有麟回忆，鲁迅对那篇小说甚为赞赏，立即转给《语丝》发表。但《日记》不载，《语丝》也无胡作发表。三人此来，当是看望，并谈《民众文艺》情况和约稿。是否会带有此一小说？
情绪指数：* *
二十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曙天、衣萍来。伏园、惠迭来。收京报社二月分稿费四十。夜刘弄潮来。培良来。长虹来。
【笺】
夜刘弄潮来 是刘第二次来寓。见昨日【笺】。
培良来。长虹来 二人先后来到。谈话可能集中在刊物上，并涉及“思想革命”。《狂飙》周刊已停办，高长虹是否会说到他开展狂飙运动的计划？
【补】
作致徐旭生信，谈对收信人十六日信（对鲁迅12日信的回复，同载《猛进》周刊第3期）的读后意见，徐于收到后又作一复信，同载《猛进》第五期（4月3日），继上次议论开展“思想革命”后，本次讨论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之事。徐在来信中提议将《语丝》和他主编的《猛进》跟《现代评论》“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鲁迅表示反对。他说，那样一来，“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使刊物“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这话成了后来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前奏。跟上次通信一起，以《通讯》为题，附徐的复信，收《华盖集》，编为“二”。
情绪指数：* *
三十日 晴。上午寄徐旭生信。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五月分薪水八元五角。
【笺】
上午寄徐旭生信 为本年第七封存信。见昨日【补】。
午后往女师校讲 本次，或本次前后几次，在讲《苦闷的象征》时，讲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刘弄潮在《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缅怀终身难忘的鲁迅先生》中说：“……如吴佩孚‘秀才’，当他横行洛阳屠杀工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做所谓的‘诗’，等到‘登彼西山，赋彼其诗’的时候，已经是被迫下台‘日暮途穷’了，岂非苦闷也哉？先生的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不止，因为当时北京各报，正登载吴佩孚逃窜河南‘西山’，大做其诗的趣闻。鲁迅早就注意教育青年打倒封建军阀，所以随口成趣，大有‘哀其无聊，付之一笑’的神态，而他自己却庄重沉着，脸上没有丝毫笑意，使我在这特有的感慨中，领悟凶恶必毙，正义必胜的信念，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留下了他那‘外冷内热’的革命者的高大形象。”按，吴为直系军阀首领。上年九月十八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战败，冯玉祥部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曹锟被囚，颜惠庆内阁被推翻，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当时称为“首都革命”。本年一月十五日，吴佩孚下野，居于河南洛阳。此时正在大做其寿。
三十一日 晴。上午衣萍来。下午寄小峰信。晚往厂甸。夜有麟来。
【补】
给许广平写信，即《两地书》第八信。当写于夜里。信中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做了总结。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坚持“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他表示“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读本日《京报副刊》赵雪阳给孙伏园信，有感而作《这是这么一个意思》。赵雪阳信中转述某学者的话，说“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文中说，劝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犹如知道酒喝多了会害肠胃，劝青年“你不要喝酒”而自己“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一样。载三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收《集外集拾遗》。
情绪指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