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柯云路的长篇小说《孤岛》
柯云路一直处在多方面的探求之中。他最早的几年，以反映当前的改革为主，写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到去年发表长篇小说《新星》，可说是对前一阶段的创作做了总结。紧接着，他在《花城》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在《黄河》创刊号上发表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孤岛》。这两部小说都在进行新的探求，有新的立意和构思。《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描写一个“小人物”在汾城市的政治舞台上所造成的政治地震，指出“科学”必将成为人类的主宰，那种靠“经验”而不是靠科学去做领导的人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小说对系统工程学家顾堃的肯定性描写，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理想，一种希望。它既是对现实的折射，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它所反映的社会进入科学时代以后的发展途径是有典型意义的。《孤岛》属于另外一种小说，它从现实生活出发，却又不仅仅描写现实。它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而把探求的触角伸向整个人类历史。如果说《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是作者最初几年反映改革生活的余波，那么，《孤岛》就揭开了作者创作道路上的新篇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进展。
小说的情节是，一列火车在行驶之中，遇上大暴雨，附近的河堤决口，洪水泛滥成灾，列车即将倾倒。在紧急关头，一个名叫孙策的青年挺身而出，把全体乘客转移到一处高地。从此，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各种新的关系，善良与邪恶的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作者把故事发生的背景安排在一处被洪水包围的高地上，即所谓“孤岛”上，绝不是出于对这样一个偶然事件的热爱，而是另有深意。在人们走上“孤岛”之前，他们全都坐在列车里，作者说：“没有比这样普通客车上的旅客的集合更安全、更简洁地缩影着整个社会的了。”把各种各样的人集中到一起，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经常碰到，但不一定能够提供人类社会必然会有的饥饿、争斗、选举领袖等的客观条件。“孤岛”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正是在这个“孤岛”上，人类社会所可能会有的各种现象发生了。首先是连续不断的瓢泼大雨（天灾）需要有人站出来，组织人们躲过灾难。其次，与外界隔绝的这种状况，使“孤岛”上的这个小型社会必须解决它自身的生、老、病、死等各种问题。第三，既是一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善恶，会有坏人出来捣乱（人祸），也会有好人与之斗争，会有牺牲。最后，构成一个社会的人，是复杂多样的，这样，人民内部也会产生各种矛盾。作者把“孤岛”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要探求一个社会是怎样产生、发展、持续下去的。超越现实，是要回到历史之中；描写小小的“孤岛”，是因为它浓缩着大千世界：这便是作者的立意所在。
小说所描写的人物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有度假的中学生、大学生，还有“年轻的科学家”；有拍摄电影的演员、导演，还有“五个被全国通缉的持枪行凶犯”；有领导干部古雪峰和他的儿子古伟民，还有临产的妇女；有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还有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老人。他们之间存在着纷纭复杂的各种关系，父子、夫妇、恋人、朋友、难友、领导与被领导者、崇拜与被崇拜者。人性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绵善，有的阴毒，有的爱“多管闲事”，有的有很强的“权力欲”，有的欺软怕硬，有的有侠义心肠。总之，人类社会所有的，这座“孤岛”上都有。作者把这么多人“集合”在一起，是要上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这活剧便是“战争”。作者说：“人类内部是经常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的。”“孤岛”上即是这样。大的“战争”，是那“五个持枪行凶犯”跟全体人民的对立；小的“战争”，则连绵不断，时起时伏，从餐车上的争吵，到赵大满和小豹子的格斗，从古伟民的策划“政变”到兰秋跟朱江的感情冲突都是。小说中的矛盾，很难用阶级斗争去解释，作者写这些矛盾、冲突，也不是要表现阶级斗争的激烈，而仅仅是写出人类社会的本相来。即使那几个“持枪行凶犯”，作者也只是把他们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坏人来写，不一定要给他们定阶级成分。人类社会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处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之中，写出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就写出了人类社会的本相和本质。
在小说里，作者借兰秋之口，劝孙策“把孤岛上的事情写本小说，最好写一本很有人生哲理的小说”。这句话可看作作者的自许和追求，也是他的宣言。小说确实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如果说“人类内部是经常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的”是一条人生哲理，那么，人类社会必然要产生自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就更是重要的人生哲理了。恩格斯在《论权威》中的论述，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么。这个浓缩了的人类社会上，孙策把自己造成一个领袖。领袖，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古伟民虽然有很强的权力欲，但人民并不选择他，就在于他那个权力欲是为自己的。作家在另一次写到孙策时，特意提到历史上三国东吴的小霸王。这不是两个人名字的偶然相同，乃是作者的一种暗示，只有像小霸王那样文武双全、年轻有为的人，才有资格充当人类社会的领袖。作者笔下的孙策，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正面形象。他的身份是哲学家，他的功业却在实践中完成。他是一个用实践贯彻其哲学理想的人。作者曾经塑造过丁猛、杨林、李向南等好几个改革的英雄，但那些人物都跟一定的时代结合在一起，没有那个时代，也就不会有他们自己，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孙策不同。他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只要把小说中的“火车”“冲锋枪”“塑料布”等属于一定历史时期才有的文物去掉，小说的故事依然可以成立，孙策这个人物依然可以像现在这样活动。他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作者赋予他的品质，不是适应某一个历史阶段的需要，而是适应整个人类社会的需要。这个人物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哲理性。
不仅如此。在这个人物的活动中，作者也处处赋予他以哲理的内容。在列车面临倾倒的危险时，作者写孙策一方面内心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又显得若无其事，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象征性行动，进一步清除旅客的惊慌、紧张”。接着作者写了一句哲理性很深的话：“尽晓危险于心，镇静若定于态，这将是他现在需要的将帅品质。”岛上发放食品发生骚乱，负责维持秩序的赵大满打了人，尽管是小豹子先动手，作为岛上副总指挥的孙策，也决心惩罚一下赵大满。他知道“赵大满是会感到冤屈不平的，但是，为了使这一千多人能度过这严酷的危困，他必须和各种混乱做斗争，建立高度的团结和严明的秩序。他不能不采取这种非常的严峻手段来震慑人心。慈不掌兵！”“慈不掌兵”，这条人生哲理凝聚着多少年文治武功的宝贵经验。孙策能成长为一位英雄，能做出一系列英雄事迹，能组织起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就全靠着丰富的哲学文化做灵魂，做背景。
在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上，莫不如此。写到电影导演朱江只关心他那个摄制组时，作者插入了一句“关心的范围与权力的范围相等”。列车被洪水包围、人们的心情感到沉重时，他写道：“美是属于对自然力有所征服的人类的。”现在人们对自然力无可奈何，当然也就看不到、感觉不到什么美了。在写那“五个持枪行凶犯”跟人类社会对峙时，作者说：“战争与和平的此生彼灭，在相当大时间内是人类的难逃之劫。人类的机智在于不断地争取和平。”此外，还有“任何痛苦、享受都是现在的事情，痛苦和享受都是没有未来的”，“女人并不为着自己痛苦的男人，只爱自己为之痴情的男人”等许多格言式的句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所谓“人生哲理”，也就是人生经验的概括。作者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丰富文化遗产中汲取精华，加上他自己思想的过滤，浓缩成这么一部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史，就把读者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过去和辽阔的远方。我们曾经强调过文学作品的时代感，这部作品跟这样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它没有局限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它具有普遍的意义。
柯云路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在于它是一部哲理性很强的小说，在于作者是从丰富的人生经验中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来写，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写这部小说，固然有超越现实之意，却又紧紧地捕捉着现实。现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客体，作者对它的感知和认识，不能不时时投影在对生活现象的描写中。那“五个持枪行凶犯”，既可以看作“坏人”的同义语，又是人类社会遭遇天灾时必然会出现抢劫等不义现象的反映。古伟民的“权力意识”，餐车人员对“首长”特殊“照顾”的习惯性做法，赵大满只知“维持秩序”而不注意策略和方法的思想，都是从现实生活中采撷的。或者说，作品中所写的生活现象，都来自现实，只是作者不以反映现实为目的。这就使小说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孤岛”象征着人类社会，反过来，发生在“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也象征着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某些层次，某些阶段。可见，这是一部超越现实的小说，又是一部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小说。
一部小说的总体构思，有其长，必有其短。由于作者把主要精力用在追求哲理上，他在人物描写上不可能花费更多的精力，这使小说中的人物显得过于理念化，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概念化，从而减弱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小说的思辨色彩浓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再说我们评论作品，不能囿于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我们的文学，在形式上应该是多彩的，作家的探求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就作家本人来说，他在长篇小说《新星》中塑造了众多的活灵活现的典型形象，到这一部长篇中，转而以象征手法和哲理性描述为探求方面，就是很自然的了。
1985年6月5日
（原载《当代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