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作为中国当代诗学命名，它所存在的最大理论困惑，应该是寻找一种策略，以具有说服力的内涵和外延赋予这个概念位格，让它成为诗歌版图上一种有机的指涉，并进而获得作为认证标识的合法性。如何赋予它位格呢？我认为，应该将概念界定行为从历史范畴引领到诗学范畴。目前，比较紧迫的理论指向应是淡化这一命名的时间性，增强空间意识。
时间性的断代容易将诗歌丰富的生长遮蔽，使其陷入20世纪汉语诗歌发展的误区：以急遽的、富于变化的诗语更迭代替诗歌美学多元而又浑然的滋长。如果将“中间代”的空间属性放大，结合人们已经意识到的“个体”“个性”特征与“中间状态”，就能够看到，这个概念所表征的“群体”其实不具有自觉的聚合性，这个“诗潮”不是以进行时态的汇聚方式呈现的。正因为如此，它才需要在存在以后寻求姗姗来迟的命名。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沉积方式和它的未来路向，和急躁的代际划分并无密切关联，诗人的代际关系远没有诗歌在诗性意义上的肌理重要。重要的是，在20世纪汉语诗歌的百年演进中，诗歌是如何生成的？它生存的位置在哪里？它生长的方向以及它结出的果实又是怎样？它的生态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往往被当前诗歌史简单描述为一种庸俗进化。其实，短暂的现代汉语诗歌历史还不需要细致、清晰的断代，因为时间跨度非常小，现代诗歌还没有条件形成明显的代际关系。历史地看，现代汉语诗歌有两次重大转型，即1950年代的挫折性遭遇及以后长达30年的死寂阶段；1980年代未竟的诗歌复活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在历史考察视野中的失踪。这两次诗歌事件可以帮助现代汉语诗歌找到代际划分的标志。除此之外的更为细致琐屑的划分，容易遮蔽诗歌在诗歌美学建构中所获得的阶段性成果，扩大20世纪汉语诗歌在美学承继方面的缺陷。
就“中间代”而言，迄今为止，命名者们所做出的努力是，选编一些诗歌，并在选编过程中，通过遴选行为传达出一个并不十分明晰的诗歌理念；继而，选本的诞生让更大规模的诗歌评论成为可能，“中间代”由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归纳意图变为某种诗歌现实。这种努力的显著成果是“中间代”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入选诗人的认可，并获得了理论的支撑，获得了一定的研究共识——有些业已成为史识。这场诗歌命名行动的参与者具有鲜明的代际意识，要描述出纵向意义上“中间代”作为一个联结点的个别特征，关注它的时间性。但是，饶有意味的是，最有深度的理论探索往往哗变为横向的多维的诗歌美学探索，显示出空间性。参与到“中间代”命名行动中的诗人和评论家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们要描绘一个业已存在的东西。“中间代”的首倡者们在诗歌遴选、诗歌理论探索中都有强烈的“中间带”意向，他们意识到，“中间代”诗人“贯穿式的写作见证了中国当代诗界的历史进程”。一个历史的见证物的空间属性必然大于时间属性，也就是说，在潜意识中，这些旨在描绘诗歌地图的人，并未将生于六十年代认证为“中间代”的关键标识。由于存有时间性与空间性交错的理论困惑，“中间代”探索所表现出的最让人兴奋的理论成果，恰恰不是存在于“归来诗人”“朦胧诗”“第三代”“七十年代”之间的中间代，而是在“主流”与“民间”之间、在“粗鄙”和“崇高”之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诗性损伤的标本物与传世经典之间的那个“中间物”。对，是中间带，而非中间代。
在“中间带”意义上，“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对“中间代”进行形态指认，其实质是对失踪的诗歌写作的某种寻找。新诗从诞生时最初的尝试开始，一直有迹可循：新月派，浅草沉钟社，创造社，冯至，九叶诗人，七月派，“文革”地下诗歌，《今天》，朦胧诗潮……对诗歌现状的描述从未像今天这么困难。叙说诗歌的失踪事件，要一路追索到1980年代。朦胧诗潮可以看做是中国大陆汉语诗歌的最后一个整体性诗潮。在它之后，文化英雄式的抒情主体逐渐消隐，随之而起的是若干诗歌群落以反叛的方式继承了朦胧诗的审美成果，而剥离了强烈的文化介入意识，将其转化为语词意义上的审美自觉。从那时起，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试验期。随着“第三代”诗歌群落的瓦解，中国汉语诗歌版图不再明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写作时代到来。1990年代以来，诗歌聚落以理论交流的方式呈现，很少有共同的审美追求。以江湖帮会的形式存在的各个部落凭借网络、民刊组成阅读沙龙与写作联盟，以情谊和诗的名义酬唱吟咏，感受1980年代诗歌最后的喧嚣之后浓烈的落寞情怀。
因为不再具有鲜明的美学倡导，诗歌写作的影响史也同时被改写了。但是自由伴随随意性降临到诗人的写作空间，诗歌变得有能力印证布鲁姆的阐释，它成为“源于对自由的憧憬，源于一种感到优先权有可能获得的感觉”的一种存在。诗歌在实现了个体化写作与个性化的美学追求之后，彻底迷失在以准沙龙形态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接受的民间丛林。20世纪现代汉语诗歌催爆的中国诗魂的碎片闪烁在晦暗的诗歌夜空，诗歌灵光的闪烁随机而又短促。这个时期，诗歌和诗人都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诗歌现状的界说变得十分困难。至少在研究视野中，诗歌失踪了。在这种境况下，描绘诗歌地图变得十分必要。“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聚落概念，很顺利地囊括了一个没有产生伟大诗人的时代的很多好诗，并促使理论界在追星不得的迷惘中调整自己的诗歌美学观，进而思考如何描述这个混沌的诗歌写作时空。“中间代”，成为一个诗歌写作与诗歌研究的引领概念，引导着寻找失踪于民间丛林的诗歌的概念化行为。对于失踪的诗歌而言，中间代诗集的编纂与理论探索是一次有意义的诗歌追踪行动，在其中，发起者与参与者都表现出命名的热情与理论探索的冲动，这次诗歌行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汇集了诗歌存在的溪流，提供了诗人们想象诗歌未来的空间。
“中间代”，应是一个符合诗歌整体审美特性的语词。对“中间代”的审美状态的陈述，呈现出理论界对当代诗歌诗性归属感的新颖表达，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在这种表达中向人类性和世界性看齐。我想借用燎原在论述“中间代”所用的一个短语——“剩余部分”。这个短语，显示了“中间代”概念的界定理路：用排除法形成外延的衍射性，在这种衍射中，在诗歌美学中地处边缘而又富有个性、富有民间精神的“60后”诗歌被悉数纳入。由于“60后”的代际限定，倡导者们不得不将生于这个年代的诗人进行分割，而分割的参照又是游离状态的当下诗潮。这是一种负累。但是，“中间代”的命名中含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冲动，就是，命名者实质上要寻找一个美学空间的“中间带”，它是与诗歌已经获得命名的主流美学相异的存在，是各个喧闹的诗潮之间的三角洲地带，它沉寂而富有包孕能力，诗歌在其间生长蓬勃而自然；它不是旗帜，不是标杆，不具有必须要戴的美学面具；它悄悄地在自我探索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诗歌民主，具有任何主流诗潮所无法呈现的内容以及美学的丰富性。作为“中间带”的“中间代”，在一段漫长的沉寂期内保护了诗的自然肌体，实践了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断：“任何艺术都应该是自足的，同时应停留在天意的范围内。”诗歌“中间带”的天然资质使它成为诗歌沉默的大多数，在很多诗潮逐渐湮没的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版图中，它几乎成为诗歌成果的绝大部分。如果命名者能再大胆一些，冲破“60后”的代际限定，那么，“中间带”诗人基本表征了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诗歌的整体状貌。将他们进行归纳、梳理，能够将深隐于民间的诗歌脉络标识出来。这种标识，可能是对主流诗人或精英诗人的一次致命的冲刷，他们所遮蔽的近20年来的诗歌真面目将前所未有地得到呈现。现代汉语诗歌将首次获得一种基于审美差异性而形成的诗歌聚落，它带有多维的层次，多元的美感，带有多种生命底色和文化意蕴，形成短暂的现代汉语诗歌史中最沉稳的经典生成格局。
“中间带”是诗歌身份的空间标识，是诗歌的审美地理学概念，它不是诗人的身份证明，不是诗歌类型。正因为如此，“中间代”这个概念在空间性向度上依然有丰厚的可能性。在“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中，都可能存有一个诗歌审美的中间地带。对“中间代”诗歌的发掘与聚拢，它的诗学意义比首倡者们预想的要重大。如果能够成为一种共识，中国现代诗史的写作可能会生发一次深刻的变革。我一直认为，“中间代”诗的遴选应该以采风的形式，沉潜地在民间诗歌的汪洋中打捞，在个体的丛林中寻觅。当然，也应该意识到，在中国诗歌民刊和网络空间，存有20世纪汉语诗歌的最后秘密。在诗歌“中间带”出现的1990年代，我曾经长久地为诗运的衰落而哀伤。如今，“中间代”首倡者们的诗学梳理让我终止了这种哀伤，并促使我认识到诗歌这种边缘存在的审美伦理的重要性。沉寂与孤独冲刷掉了全民诗歌潮流中的喧哗，滋生了不入流的“中间带”，这是诗歌发展的一件幸事。因此，围绕赵丽华的诗歌喧哗再度搅起了全民诗歌的涡流，是一件让人扼腕叹息的事情。诗歌生态在时尚文化侵袭以后变得如此恶劣，这一态势空前地考验着安琪们和我所设想、发掘、守望的“中间代”（“中间带”）。
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地追问，作为“中间带”的“中间代”，这片诗歌命脉所系的阳光地带，真的是一团不可靠的流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