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日本文学
一
1935年底，周作人在回答《宇宙风》杂志“二十四年我的爱读书”的提问时，仅仅列了三本书：一、永井荷风《冬天的蝇》，二、谷崎润一郎《摄阳随笔》，三、罗素《闲散永赞》。永井荷风的作品被放在头等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这一年的6月15日，周作人就曾写了《〈冬天的蝇〉》读书随笔，对永井荷风的这本随笔十分褒扬。而且，周作人也不只是对《冬天的蝇》独有情钟，因为在这一年的4月，周作人还有一篇读书随笔，十分称赞永井荷风的另一本随笔《东京散策记》。在这后一篇文章中，周作人说，《东京散策记》已有“两种翻印本”，特意添购初版本，是因为“不知怎的却觉得原本可喜”。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永井荷风随笔的特殊喜爱。周作人说：
永井荷风最初以小说得名，但小说我是不大喜欢的，我读荷风的作品大抵都是散文笔记，如《荷风杂稿》，《荷风随笔》，《下谷丛话》，《日和下驮》与《江户艺术论》等。……随笔各篇都有很好的文章，我所最喜欢的却是《日和下驮》。
这段话中说“最喜欢的却是《日和下驮》”，原因恐怕是作者写此文时，尚未读到《冬天的蝇》，因为《〈冬天的蝇〉》开头即说：
这几天曾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版的。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周作人答《宇宙风》杂志由来。
周作人所谓的“小说我是不大喜欢的”，并不是针对永井荷风的作品而言，因为自1925年起，他再三声明自己不懂文学，要开自己的“文学小店”，并特别强调说，“老实说，我不大喜欢小说的”。个中原因，说来话长，舒芜先生的《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对此做了十分深刻的分析，兹不转述。
周作人对永井荷风随笔的喜爱，并不限于撰文推崇。1935年6月2日，周作人还译注了永井荷风的一篇散文《地图》，发表在同年出版的《文饭小品》杂志的第5期上。周作人在“附注”中说，“我最喜欢他所作随笔”，“今勉强译出其一，不顾拙笨失真，只表示对永井氏的爱好之意耳”。
除此之外，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则是：虽然周作人对永井荷风随笔的喜爱，并非始于1935年，但撰文称赞并且翻译永井荷风的作品，却始于这一年。除了上文提到的周作人几篇文章及翻译外，周作人在这一年的另外几篇文章中，也一再提到并且大段大段地逐译永井荷风的随笔。这些文章及写作时间，排列如下：
《关于命运》1935.4
《关于命运之二》1935.4
《市河先生》1935.4
《日本管窥》1935.5
《煮药漫抄》1935.7
《柿子的种子》1935.7
《岭南杂事诗抄》1935.10
《隅田川两岸一览》1935.10
查考周作人1935年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永井荷风是周作人这一年提到的次数最多的一位外国作家，并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并且，这种热情亦非瞬间即逝。在周作人的以后的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一再见到永井荷风的名字，以及周作人自己翻译的文字，如写于1937年2月23日的《凡人的崇拜》等。写于1944年6-7月间的长文《我的杂学》等。《我的杂学》中谈到“江户风物”时说：
描写武藏野一带者，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以后人很不少，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却是永井荷风的《日和下驮》，曾经读过好几遍，也引过好几回，翻看这些写真集的时候，又总不禁想起书里的话来。
下文接着谈论“浮世绘”，作者在抄录了一段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第一章中的文字后说：
这一节话我引用过，恐怕不止三次了。我们因为是外国人，感想未必完全与永井氏相同，但一样有的是东洋人的悲哀，所以于当作风俗画之外，也常引起怅然之感；古人闻清歌而唤奈何，岂亦是此意耶？
就周作人的文字风格而言，这两段话已是充满深情的文字了，可见他对永井荷风的“神交”之深；就周作人对外国作家（学者）的思想和文章的欣赏和推崇而言，永井荷风恐怕是英国学者蔼理斯之外的第二个人了。
30年代的周作人，思想早已定型，并自成体系，并且，永井荷风的作品他早已熟知并欣赏，因此，1935年开始出现的这种对于永井荷风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显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
二
从表面上看，这显然与周作人对日本或者说是对日本文化情感态度有关。几年的留日生涯，日籍妻子，对日本文化（特别是对日本文学）的稔熟，这些都对周作人的人生与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发生在1935年的这种对永井荷风的特殊热情。我以为，考察周作人这个时期的写作情况，恐怕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对勤于写作的周作人来说，他的思想的变化，乃至某一时期对某一问题的思考与关注，都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表现——尽管有时是“曲笔”，如鲁迅谈到周作人的著名《五秩自寿诗》所说，“打油”的形式之下，“诚有讽世之意”。
1935年5月，周作人写有《日本管窥》一文，写作时间恰好介于他写作《东京散策记》和《冬天的蝇》两篇文章之间，并且分别于1935年6月31日写下《日本管窥之二》，1935年12月写下《日本管窥之三》。而在这一组文章的前后，周作人还写下相当数量的谈日本文化的文章：
《关于日本语》1935.1
《与谢野先生纪念》1935.4.3
《我是猫》1935.5
《和文汉读法》1935.6
《日本话本》1935.7
《文字的趣味》1935.8
《两国烟火》1935.9.2
《文字的趣味二》1935.10
《幼小者之声》1935.10.27
《老年》1935.12
《关于纸》1936.1
《日本的落语1936.
《日本杂事诗》1936.3.3
《文学的未来》1936.3.14
《关于雷公》1936.5
《尾久杀人事件》1936.6.6
《谈日本文化书》1936.7.15
《急进的妓女》1936.7.25
《怀东京》1936.8.8
《谈日本文化书其二》1936.8.14
《怀东京之二》1936.8.27
这就是周作人30年代中期引人注目的一次集中讨论日本文化的部分文章，直到1937年6月16日写作《日本管窥之四》，才结束他的日本文化研究。周作人对永井荷风的热情，正是发生在这个思想背景之下的；而关于永井荷风的那一组文章，也正是这一时期之内写作的。
国难当头，日本军队在关外虎视眈眈，北京已是一座危城。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大谈日本文之美，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周作人自己也说，“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因此，甘冒天下之大韪，自有其内在的思想动机。
周作人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说：
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术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不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这都是同样的错误。
很显然，周作人在这一段话中，为自己的日本文化研究，划出了明确的疆界。细读周作人的措辞，不难发现他的“所谓英雄”、“其丑恶面”“暴力”诸语的所指，以及他对此的态度。周作人谈日本文化的上文排列的诸文，侧重于谈日本文化的美的一面，但“日本管窥”诸文的第一篇《日本管窥》，则是谈“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这是耐人寻味的。这篇文章的主旨即是驳论“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而认为——
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征还是在别地方，这个据我想有两点可说，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
文章引证大量证据，意在说明日本的“由君主臣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的历史上的真面目，与现在日益猖獗的武士道的区别，并意味深长地说：
由君主臣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东西，在古来历史文艺上的确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现今却也已不行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海陆军青年将校杀内阁总理犬养毅，所谓五一事件发生后，武士道似乎更成了问题：究竟这东西在日本还有么？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周作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否定和批判。从历史的真相来解说：“武士道”的过去与现在，言下之意即是认为今天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实在是日本文化的谬种流传。这种批判十分锋利，这也是周作人散文艺术的高明之处——善用曲笔、反讽、充满言外之意，而不是做正面立论的“策论”文章。此后的《日本管窥之二》，周作人才开始谈论日本文化的另外的一面，即他所喜爱的“一部分的日本生活”，着眼于“日本的衣食住”，谈日本文化的优美，这和他对日本文化的另外一面——“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恰好形成尖锐的对照，意在以此来凸现后者的“丑恶”。而且，周作人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还说，“假若要找出日本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应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浮士绘亦是其一”。根据上文引述过的周作人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区分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周作人这句话所包含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否定当时正主宰着日本命运的日本现代“武士道”——军国主义。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了周作人对永井荷风推崇的原因了。二三十年代的永井荷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尘嚣甚上，对于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民族文明大破坏的后果，十分痛恨，从而在精神上“从当时的日本亡命到德川末期的市民的世界里去”，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永井荷风这种精神上的亡命为日后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人’的精神姿态预先做出了示范。”对此，周作人自然是十分清楚，并且持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欣赏的态度。他在《东京散策记》中说：
荷风住纽约巴黎甚久，深通法西兰文学，写此文（按：《东京散策记》第一篇）时才三十六岁，可是对于本国的政治与文化态度十分消极，几乎表示极端的憎恶。
所谓“政治”，即是指军国主义的独裁统治，对此，永井荷风曾说，“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所谓“文化”，则是指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物质文明所形成的一种现代都市文化，对此，永井荷风在《东京散策记》的第一篇中，曾有十分详细的描绘，周作人在引述永井荷风的这篇散文中的文字之前说，永井荷风“纸上多愤激之气”，“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
这种对永井荷风的理解，显然是周作人对永井荷风推崇的重要前提。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对周作人推崇永井荷风散文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三
上文所引周作人所谓“假若要找出日本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应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浮士绘亦是其一。”这段话的思想和永井荷风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周作人的引述的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中《浮世绘的鉴赏》一文即云：“希腊美术发生于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进而言之，永井荷风对江户市民艺术的欣赏，源于他对日本现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不满与批判，而周作人对日本民间文化，特别是对“江户风物和浮世绘”的赞美，除了上文所分析的现实性的原因之外，也与周作人对地方风俗和民间艺术的特殊兴趣有关。这种兴趣反映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试图从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中看出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和感情，是“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现代生活、现代社会与人类生存关系问题的启示。因此，仅此而言，周作人的思想要比永井荷风的思想深广得多。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周作人《我的杂学》一文看出，兹不赘述。
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论及浮世绘时说：
假如在木版画的瞌睡似的色彩里也有制作者的精神，那么这只是专制时代萎靡的人心之反映而已。这暗示出那样黑暗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
周作人之所以十分欣赏这一段话，就因为这段话所反映出的永井荷风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思想，与周作人对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的特殊理解，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周作人在谈到清代十分流行的红阳教的“无生老母”的经文时说：
单就这老母来看，孤独忧愁，想念着她的儿女，这与穷困无聊，奔走到她身边去的无知男妇，一样的可以同情。
无论是永井荷风还是周作人，他们对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的理解与欣赏，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艺术的鉴赏，而是体现了他们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情怀，也就是说他们更主要的是关注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所反映的人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情感。他们并非没有看到这种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的粗鄙的形式与某种程度上的愚昧的思想，永井荷风在《东京散策记》的《淫祠》一文中说：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鄙陋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滑稽戏和丑男子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扃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儿。
源于对人类苦难和不幸的悲悯，使得永井荷风对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所反映的平凡人的生活状况和理想，有着同情的理解与欣赏，肯定其思想价值。同样，周作人也是这样看待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的。他认为民间笑话和滑稽虽“粗俗不雅”，但“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岁时记如《一岁货声》所反映的平民生活的风趣，“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地方戏如绍兴的目连戏，女吊的一声高叫“阿呀苦呀天呀”，周作人说，“我相信看的听的人这时无不觉得心里一抽，在这一声里差不多把千百年来妇人女子所受的冤苦都迸叫了出来，……胜过许多文人的冗长庸俗的教示”。
因此，周作人对永井荷风散文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他们两人都对“江户风物和浮世绘”十分喜爱，更重要是因为周作人欣赏永井荷风观照“江户风俗和浮世绘”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与态度。
不仅如此，周作人对永井荷风的推崇，还与永井荷风散文所体现的对妇女，特别是以对不幸的妓女的态度有关，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与浮世绘有关。周作人一再引用《庄子·天道》中的一句话，“嘉孺子而哀妇人”，认为“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于周公矣”。这也是周作人论文论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标准。他一再说，“看文人的思想不难，只需看他文中对妇女如何说法即可知道了”。
浮世绘的主要表现对象是艺妓。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中说：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里长”的教训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塞”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声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东西，于我都是可亲的，于我都是可怀。
周作人之所以再三引述永井荷风的这段话，就因为这是“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话，表达了永井荷风对不幸妇人悲惨命运的悲悯。
四
因此，周作人对永井荷风的热情，并非仅仅是因为永井荷风散文的艺术性，也并非因为他们对“江户风物和浮世绘”（周作人《我的杂学》一文的第十五节的标题）有同好，更不仅仅是永井荷风的散文为周作人提供了关于文化的许多材料，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周作人1935年前后谈论日本文化的动机有关；二是与两人对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的动机有关，与他们对妇女的态度有关。在周作人关于永井荷风散文的那一组文章中，这两个根本原因的第一点隐含在文字的背后，恰如他讨论日本文化的真正动机并不为世人及后来的研究者所明了一样；第二点则见诸文字的表面，由《我的杂学》一文回过头来看，则更为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和永井荷风，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作家，30年代的永井荷风正著述不断，然而，周作人对永井荷风的称赏，似乎并没有引起永井荷风的反应，这一点从当时中日两国文学界交流的实际来看，从周作人在当时日本文学界的影响来看，都令人难以理解。难道永井荷风并没有读到周作人关于他的那一系列文章？对此，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永井荷风的材料。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