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二刚访谈录
按：2010年7月2日白爽到南京造访刘二刚寓所，以下是白爽整理的访谈，从中可大致了解到刘二刚先生的艺术思想和创作经历。
白：我在中学时代即知道刘二刚先生的大名，可谓神交仰慕既久。与之当面请益，则是最近的事情。及见刘二刚本人，与先前我在观其照片时留有的印象并无二致，只不过那是他十余年前的照片了。有的人是拿生命换艺术，艺术获得成功之时（有的还未成功）生命就被快速地消耗掉了，如徐悲鸿等；有的人是以艺术养生命，兴到挥毫，以寄情怀，如齐白石等。刘二刚的貌相起码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以上，他应该是如齐白石者。关于我的这一臆断，在稍后的访谈中果然也得到了印证。
刘二刚告诉我，其画风的雏形，在三十岁以后就开始酝酿，主要是考量年迈之际依旧能以挥毫为乐。他的这一见解，无疑是直入中国传统文化堂奥后的结果。刘二刚的画，强调的不是形，不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主流所倡导的理念之上。而是依据个人心性，遵循了传统文人画的写意传统和观念，求神、尚简、求韵。刘二刚画作中的一切，均是自我心灵的回声，这回声很容易引起解人的共鸣。他画中朴拙的形象、童真的况味，似乎在召唤着被裹挟在疾速运行中的我们去选择返璞归真。
白：刘老师，您好。您一直是我敬仰的画家，今天能当面向您请益，真是感到很高兴，首先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您能否先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早年从艺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人和事儿对您此后的艺术生涯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刘：这有一篇我十年前的自述：画画于我，只是小时喜欢，我曾用大人的香烟纸反过来学画火柴盒上的老渔翁钓鱼和京剧鬼脸，大人夸好，便愈来劲。在我家的那条巷子里有个画照相布景的人，我很羡慕他家有那么多的颜料。1958年，赶上“大跃进”，大街小巷到处画壁画。十三岁的我，也向居委会要了一桶石灰，几盒“三花粉”，尽画些夸张吹牛的画。记得有《坐在花生上打秋千》《肥猪比象大》《火箭赛月亮》等，觉得画画很好玩。
1959年，我辞学进了镇江美术公司当学徒。不要以为我怕上学，我在班上的成绩可是数一数二的；或是因家境困难，也不尽是，大概就是“缘”吧。这一步决定了我今后以画画为生的道路。
我对数字的东西很迟钝，而对色彩、造型接受能力很强。很快，我就能够独立绘制广告、布景、伟人像了。一日，我偷偷出来看电影，影片是《画家苏里科夫》，看后很激动，便开始注意《新观察》等杂志上介绍的苏联油画，又自做了一个油画箱，每当下班或是星期天，便带着干粮行于郊外或江滨对景写生，做画家的梦。
四年后，我调至镇江国画馆。馆址原是一个私人花园，有茅亭、紫竹并鱼池杂木，庭院清幽，常有乡贤文人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学古诗文，每日背诗、临帖，但对古画尚看不懂。一日，上海画院和江苏画院的画家到镇江，得亲见林风眠、丰子恺、谢之光、亚明诸前辈写字作画，大开眼界。日后遂边临古画，边搞创作，亦常参加省市画展。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又画漫画、画宣传画、搞油印木刻，对文艺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后来见到自己曾崇敬的前辈、画家被批判，又亲见武斗、流血，惨不忍睹，在闹哄哄的高音喇叭声中感到茫然。
1971年，国画馆解散，我被分到一家无线电元件厂当钳工。接着到处大抓“五一六”，我也白白吃了苦头。我不甘丢下画笔，努力争取画画的可能。不久，便被借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画宣传画、插图和连环画。一时也发表了不少作品，所作《农忙托儿所》选入了全国美展，对我促进很大。其间“南艺”招生，我亦报名，那时考试重家庭出身，命运多舛，门墙终未得进。从此发奋自学，早起晚睡，必欲争口气。
1978年，镇江恢复国画馆（后改名国画院），我回去后，又重做起画家的梦。但时风浮华，无处不讲学历和文凭，也罢，我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唯齐白石精神支撑着我。除了读书画画，每年我都出门远游，我羡慕徐霞客，亦独来独往，对石窟、古寺、古战场别有一番痴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雨中独上雁荡山莲花洞。回听山下“观世音圣号”，凄凉的声音在群山空谷中回荡，一时酸楚涌上心头??我思索人生，更思索自己的绘画语言。
1986年初春，我39岁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那时不收租场费，馆长徐天敏很重人才。展览得到多方面鼓舞，我心里有了数。归来后，暗下决心，要认真补读“十年书”。
1991年，我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结果出乎意料，不少未见过面的同仁都来捧场，荣宝斋给出了一本集子，研究院及台湾收藏家收藏了我的作品。有人说我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其实我自己有数，我离我定的目标还很远，我的画尚有许多矛盾待解决。
1992年年初，我调入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江苏画刊》当编辑。当时吃住都在办公室，别人以为我改行了，岂知我在体验着人生又一份阅历。我怎能放弃我的绘画呢。
1999年年底，调入南京书画院，又从事起专业书画创作，职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白：从您的一篇文章中知悉，您在求学方面是“小学没毕业”，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能成为当代有代表性的新文人画家，这是否说明了您在绘画方面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
刘：这主要还是我个人的兴趣使然。很多人说文人画可谓中国画的极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艰辛之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的确如此，因为文人画牵涉的东西很多，比如诗书画印都要有所了解且还需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一定的修养，其他画种就没如此多的要求。
兴趣很重要，文人画这种载体适合我的兴趣。从中能获得一种心理平衡，每个人活着都要做一点事情，我选择的是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年轻时我就想如到老了，眼花了，路走不动了也能画下去。文人画创作已成为我现在的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
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我的社交能力差，不善言辞，与人交际一不留神往往还把人得罪了。另外，我怕求人，最怕求当领导的人。我到南京书画院工作已十年有余了，文化局大门一步还没踏进过，也可以看出我的禀性。我的所思所想所求，唯有借助我的画来表达倾吐。我最推崇的画家是齐白石，这位老人就善于在纸上获得一种心灵互补，遇到了不快的事，他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大发脾气，他把怨气宣泄于纸面上。比如他在一幅人物画中题上“人骂我，我亦骂人”，着实痛快。由此可见，文人画是一些画家自身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也是画家本人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画创作更在乎“小我”的修炼。
专业美术院校是教不出来文人画家的，他们多重技术而轻意趣，文人画家是把写写画画当成一种生活，就像“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反映的是一种心态。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抒写日常生活的世态炎凉及悲欢离合，诗书画印的结合，需要长期的磨合，还需要一点天赋的感觉，就像郎朗弹钢琴一样。（插话：这种感觉是天生的吗？）这很难说清楚，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讲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句话虽然谈的是诗，然而一切艺术、一切工作获得成就的人，大略都是“别材”。然而严羽接着还讲道：“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光靠才气是不行的。读书就是不断地增益个人的文化修养，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而穷理，就是要把一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弄出个所以然，这又不仅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实践的功夫。
有一段时间，我对汉魏六朝的碑版书法着了迷，比如《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铭》《杨淮表纪》等成了我魂牵梦萦的东西。我就想知道这些石刻究竟是什么样子，正好我们画院每人都有一点写生费用，我就以此为盘资一个人由秦岭到陕南张良庙，再到褒斜道，费了许多艰辛来到了褒斜道后，结果发现因20世纪60年代为了修建水库，这些刻石原来的所在地全被淹掉了。当地人告诉我，当时周总理曾专门下指示将这些刻石切割下来送往汉中博物馆保护，由是我又赶往汉中，在汉中博物馆终于亲见了这几块汉魏刻石。只看印刷品拓片，不看原石，对这路书风的理解就有失感觉，待看过原石后，再查史料，感觉自然会大不同。我的这次访碑经历可以说是一次穷理吧，当然内在的因由是由个人兴趣作为支撑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一件事物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你就会孜孜地去钻研去探究，最终就会表现出“天才”的一面。
白：现在只要一提到您就会想到“新文人画”，“新文人画”这个概念是谁最先提出的，其时的社会背景又是如何的？
刘：“新文人画”概念的提出大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美术界的“ 85新潮”时期。在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大量涌进的时刻，在我们的本土上也有一种风格与之相对应，这是“新文人画”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首先提出“新文人画”概念的是陈绶祥先生，其时他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当时研究所的每一位研究员都有个人的研究课题，陈先生所选的研究课题正是“新文人画”研究。
1993年我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中国画名家研修班”，陈绶祥在课堂上坚持捍卫中国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如谈文人画“移步不换形”，而不是“换形不移步”，谈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学院模特的“写死”，“石分三面”应为阳面阴面还有一个是生面，等等。他把我们平常习惯性的视角重新放到理论上来谈，使人眼前一亮，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去看。在谈佛教的“色、想、行、受”时，他以东方的经典为尊严，指出西方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的思考，本在我们东方早就提出来了。他把“禅境”“大化”“我”融入到艺术中谈，在不经意中给人智慧。我以前有一种困惑，觉得自己数十年的学画功夫，非要得到官方的认可才是。将困惑向外找，这“我”字就压抑着，被动着。后来我明白完全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于是我画了幅“各人头上一方天，互不干扰似神仙”，把执着化为圆融，下笔放松，笔墨精神也随之自如了。
现在当人们讨论“新文人画”的时候，往往喜欢议论“新文人画”画家的组成是否是一个流派？其中有谁、没谁？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新文人画”创作群体其实就是一群喜欢传统文化、喜欢画画的人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而已。从“新文人画”概念的提出，每年搞一次展览，一共坚持了十年，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当然，没有参加展览的，依然默默从事“新文人画”创作的也大有人在。
在当今美术界，各种风格流派所持的审美标准各有不同，因此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郑板桥论艺以为好的标准就是“当”，确当的当，他说“求精求当，当则粗者也精；不当，则精者也粗。”创作好比穿鞋一样，一定要根据自己脚的大小，穿与之相合适的鞋子，这才会有真性情。
在当下，更多的画家是以时尚作为价值取向，比如哪一类型的画能在市场上走俏，哪一类型的画能在展览中入选、获奖，类似的价值观对一位画家来讲无疑是在走进了一个误区，或言是怪圈。我惊异某些画家的“能力”很强，他既能应付展览，又能讨好市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插话：您年轻的时候能力也很强呀！水彩、油画、国画、连环画、宣传画、年画都能一试身手。）是啊！但我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当”的问题。关于绘画，我主要是靠自学，在最初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盲目性，我之所以在各类画种上都尝试过，目的就是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只有学会放弃，才有可能。
没有老师教我艺术之路该如何去走。（插话：江苏美术界的前辈对您没有过指点吗？）那当然是有的，像亚明、林散之、陈大羽等都有过交往，但这些前辈对我主要是鼓励鼓励，具体的创作之路主要还是由我自己来选择和把握。实际上，老师给你指明的路，多是他的经验，他认为的成功之路。然而，对于自己有多少意义？郑板桥所主张的这个“当”字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白：我发现“新文人画”类型的画家和作品在野的意味很浓，在当代的美术创作格局中，绝对不是一种主流的形态，那么您个人认为“新文人画”在当代的美术创作格局中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刘：“新文人画”正是从被扭曲了的艺术误区中走出来的产物。我曾在《艺术探索》中写道：“‘新文人画’的主要意义：一是在题材上从六七十年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解放了出来；二是从用西药误诊中国画的现状重新回到了中国画的本体上来思考；三是在文人画理论基础上将个性和造型提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现在回头想想，在当时确也红火了一阵，在美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在社会上，在“正式”场合，它的位置又是那么轻微，值得分析。
一、从态度上看，在愈来愈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前，各种画家画派纷纷出来，“新文人画”画家崇尚的是祥和、宁静、淡泊，他们不那么剑拔弩张，也不积极进取，投其所好。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玩”，实际是以画来做内心的修炼。他们的生活过得不算差，但也不想大富，当遇到矛盾和困惑时，采取的只是“今日且不与你论长短”的态度，任人评说，不争，也有点懒散。
二、从作品上看，他们的创作多是身边即景、即兴。对大好山河偏爱空、幽静与闲花野草，其表现手法多重笔性墨趣，看他们的画好像夏天喝了一杯凉水，顿时节奏放慢了，与火热的生活成了反比。这些画与巨幅而带有政治意义的全国美展作品相比确实显得微弱，与“现代水墨”视觉冲击相比也缺少震撼力。他们的画大多只适合放在书斋、客厅或口袋中把玩，好在艺术市场化了，在买家的眼里颇能看好，但也有看不懂的，怀疑这些画家将来能不能增值？
三、从行为上看，这些画家多想的是自由自在，凭兴趣而画画。他们对头衔、奖牌之类的东西无所谓。有人说是清高、有人说是阿Q。他们邀集办展多带一种感情味，除此之外，找些机会寻山看水，不然就关门在家吃茶看画，各得其乐。尽管各人个性不同，生活境遇不同，有人画风粗犷，有人画风淡雅，有人尚繁，有人尚简，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悠闲派”。
不去竞争，不去迎合，只图悠闲的东西自然在社会上无足轻重，官方能允许生存已是幸运。也就谈不上什么“主流”。
不管怎么说，在当下多彩的生活中，“新文人画”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我们应把它当成一种文化来看，自然有它的益处，至少它可以调剂我们躁动和烦恼的生活。在世俗看来，风风火火才是成功，无炒作或稍有冷落马上就觉得没戏了。其实艺术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方增先先生在上海座谈会曾乐观地说：现在有几万人在搞“新文人画”。我没有调查过，但我相信有潜力者大有人在。过去每年一次的“新文人画”展参加者每次最多二三十人，虽然这批朋友不少都出了大画集，有的名气已不小，应该说沾改革开放的光，此时反思一下也不妨。从历史的角度看，大浪淘沙，新陈代谢，谁也不能说已经成功了。
白：很多人对“新文人画”的画风与画家提出过质疑。其中的一种意见，就是以“新文人画”画家同“老文人画”画家互相进行比较，认为当代的“新文人画”与传统的“老文人画”两者间创作水准的差距很大，对于这种质疑，您的看法是什么？
刘：文人画的主旨是重在自我人格、自我性情的发挥。所谓的文人画家并非是专业画家。与专业画家相比，文人画家更注意对自我意识的抒发。文人画的鼻祖可以上溯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是文人画创作追求的极致，这一传统在文人画的发展中也不断地发展着。从唐代到宋代，再到元代的倪云林又把文人画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倪云林主张作画逸笔草草，写胸中意气。这种提法本身没有错，但容易被人误读。倪云林以后，文人画在发展过程中，有的画家对画中的主体真是“逸笔草草”了，画之外的题识成为画中的主体，反而将画的本体大大减弱了，使文人画沦为一种游戏。再往后，文人画又有流于程式化的倾向，尤其是《芥子园画谱》面世后，这一倾向更加显著。比如画兰花，一笔起手，二笔交凤眼，三笔破凤眼。如此一来程式化日益成为阻滞文人画发展的一个弊端，这显然不符合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程式化好的一方面是将有关画画的技术用口诀式的方法总结出来以利于初学者入门，不好的一方面是将画画变成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令艺术创造的魅力荡涤殆尽，这在真正的大家心中是清楚的。
“新文人画”是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文人画”的提出好在是在那特定时期，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以及作为一个画人的心态。至于修养、技术等，当然都有待提高，时代在变，齐白石说“一辈子没有画过吴昌硕”，实际上他已超过了吴昌硕。这就是继承发展。
“新文人画”与“老文人画”没有必要对立起来比较，要比个胜负，其实大可没必要。“新文人画”是很尊重前辈文人的，底气有限，有些是没有办法的，人家正在读四书五经时，我辈年轻时在忙一个个运动，光阴似水，所以我说要补课。“新文人画”现在并没有定局，还有日子。我们也没必要把“新”字来遮丑，一张画问世，说好说坏就都是人家的事了，作为研究，这里面还有许多具体的事。
在精神上我曾是把尼采与庄子联系起来谈个性的、进取的和超脱的、致大的。文人画不仅是文，还要讲风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于富贵等等。在形式上我觉得梵·高、高更、夏加尔、卢梭等都有可借鉴的，像毕加索对立体空间的剖析，我就想到我们的平面构成的汉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不也很有趣吗？形不怕散，只怕意不周。
为什么而画画？画画为什么？怎样去画？各人都有各人的想法，真情就好。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有才智、有眼光、有朝气的青年画家正在兴起，他们重视笔墨、重视文学修养，重视做人的品格，不亦正是“新文人画”的路么。而一些人累了，歇歇也是正常的。倒是那些旁观者，最喜欢是你们不断地热闹、炒作，爆出新闻。那还叫什么“新文人画”，那叫伪文人画。
文人画已发展了一千多年，我相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就断了，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多么激进、现代，“新文人画”不是提倡不提倡的事，它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精神的需要。“新文人画”还很年轻，好戏才开始，不妨再过十年二十年看看。
我个人觉得，“新文人画”在当下的文化格局中要寻求突破和发展，需要将视域拓宽到民间艺术中去寻求某些可资借鉴的元素，来强健“新文人画”的体格。比如在文学方面，诗词歌赋的发展多是在借鉴了民间文学，如敦煌曲子等。同样，这一理论也适合“新文人画”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无论哪一门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两个系统，也可以讲是两个传统。也就是说，一个是文人化的传统，一个是民间化的传统，两个传统从来是并行衍进、相挚发展的。文人化的传统很熟练很精美，但熟练精美之后，就有流于程式化的倾向。民间化的传统，多是不完善不完美的，正因为不完美不完善，其中蕴含了某些有生气有生意的东西，故而能够补益过于熟练、程式化的文人化传统。比如我写字，就喜欢汉魏六朝时期那些不太成熟的造像摩崖刻石，像龙门石窟中，每一造像下方的题字，多是记些造像为何人所建、何人出资等，全是民间书手书写凿刻的，看起来歪歪扭扭，与文人书法家的书迹相比无疑是粗糙不堪，但这一粗糙中凝聚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这一活力正是文人书法家所欠缺的。还有，像敦煌壁画，我喜欢魏晋时期的，唐以后的就显得完美而柔弱了。总之，我喜欢朴拙有生意的东西，“熟中求生”是我在“新文人画”创作中时时提醒自己的。
白：有人评价您的画作其间蕴含着一种漫画的意趣，而这一意趣主要是借鉴了丰子恺漫画作品的一些语素，您认为这一评价是否准确？在我看来，您的画作中确有某些漫画的韵致，于此您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得之？
刘：前面我已经谈到了，“新文人画”要继续向前发展，要汲取民间艺术的营养作为有益的补充。其实，民间艺术是很广的，只要有益于“新文人画”创作的发展，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对于借鉴漫画创作的语素，我是不回避的，漫画创作中很多东西可以引为“新文人画”创作的营养。
我借鉴丰子恺的画风，主要撷取的是其画中夸张的手法，以意夺人。同时我在笔墨表现方面有所强调。笔墨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对笔墨的探求永无止境。中国自引进了钢笔、圆珠笔，在加快速度这方面的确是实用了——也只是实用而已。如将钢笔书法提高到美学上看，是怎么也比不上毛笔的。今人又欲以电脑代替硬笔，甚至要代替绘画。科技的迅猛发展，“人”都可以造得出来，笔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有一点，笔墨中的情感变化科技是永远造不出来的。石涛谈笔墨较深透：“写画一道，须知蒙养，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补不散??未曾受墨，先思其蒙，既而操笔，复审其养。”他将笔墨与天人连成一个整体来谈，笔墨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表现了。“先思其蒙”，“复审其养”，我领会就是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情绪充盈，然后心传手，手传笔，笔运墨，这样的笔墨将是有生命的笔墨。各人的情绪不同，对天地万物的感受不同，因此，笔墨也没有到头的时候。将漫画引入中国画，丰子恺是首开风气的，可他在笔墨表现方面没有尽善，所以我想借助丰子恺画风成功的部分，弥补丰子恺画风缺如的部分，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齐白石绘画作品中，有的也有漫画的意味，即采取了夸张的手法，读起来别有韵味。运用漫画的夸张手法，就是对形象进行有效的夸张，进而使这一个人的形象表现得更为传神。在文人画创作中借鉴这一漫画手法，不同于报纸杂志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漫画。要注意的是对“度”的把握，一过分很容易流于油滑与丑陋，漫画创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是人人都能玩的。夸张前的立意与取舍是关键。
白：对于全国美展体制您有哪些评判？像当代“新文人画”这一小情趣的画风，肯定无法驾驭比较大的题材，这应算是“新文人画”的一个局限吧！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刘：我对全国美展体制没有评判。一件美术作品的价值不能以大小而论，大作品有大作品的功能，小作品有小作品的功能。就像《庄子》里面讲的鲲鹏和蓬间雀，那只巨大的鲲鹏一年只飞两次，一飞就是千里之外，但它的起飞与降落需要两天；而那只蓬间小雀虽然飞不高飞不远，可它飞来飞去很自由，不受任何约束。以此为例，就能说明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妙处。
从事艺术创作，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以表达内心的真意为上。如果一个画家喜欢挤进主流，以表现“主旋律”为快乐，这也无可非议。如果一个人并不适于这条路子，为了获得某些世俗化的附加值而选择了这条路子，那么他从艺的心态就值得考量，这其中是否包含了扭曲的虚伪的部分？因为他所在画中表现的东西，未必是他本人内心喜欢的东西。因此在当下的美术界，无论选择以“主旋律”为主导的创作路子，还是选择以自我雅玩式的文人画创作路子都是有得有失，主意自己拿，互相尊重、互不强求，至于谁的对只有让时间说话。
我也画过大的东西，只是后来我的内心更倾向文人画这一载体，唯于此中才能表达我的真性情。“文革”前，我画过舞台布景，当时的舞台布景分三层。第一层是画近景压脚，第二层是中景，画一株大树要剪贴用网吊上去，第三层是远景，远景的幅面就是整个舞台，不像现在打幻灯。还有“文革”期间，我们在大马路上刷大标语画宣传画，也可谓大了吧，这只能说是能力型的画家，关键在于个人重视，哪一方面愿不愿意去这么做。
白：您是如何看待个人艺术市场问题的？我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您的假画，对于这些假画，你所持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刘：我是有退休工资吃饭的。对于卖画我不拒绝，也不主动。自娱自乐，有人订画当然也是一个动力，但全听买家的就没意思了。画画是我的乐趣所在，是我的生活方式。吴冠中先生最近刚刚去世，他的一些观点言论，大家固然有所争议，但他对金钱的态度则是我们敬仰的。他的画卖得很贵，可是与他本人不相干，他的生活很简单，他去世前还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听说家里沙发的破损处甚至用胶布粘着。仅此，当今的“大画家”们有谁能比？现在很多画家在很年轻的年纪就为自己建一个美术馆纪念馆，或花园别墅，这样做就能流芳百世了？有点劳民伤财，浪费时光啊。
我的假画我也多次看到过，开始的时候还有点高兴，以为是有人对你画的重视。以后见得多了，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曾经在北京的潘家园、王府井等地方看到自己的大量假画，之所以心里不是滋味，主要是因为这些假画画得太差，了解我的朋友知道这是假画，不了解的必然会认为“刘二刚的画原来画得这么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种算是高仿，等于我的劳动成果成了为他服务的工具，心里就不舒服。有热心的朋友要替我打假，说：“借一次打假的机会炒作一下，如此新闻媒体必会报道，有可能通过打假还会使画价有所提升。”假如我想出这个风头，自己早就放弃现有的画风了。因而，有关自己假画的问题只能置之不理了。
针对我的假画问题，打假之类我哪有那些精力，我能做的只有在创作中有意增加自己画中的难度，另外我也尽量拒绝发表作品，发表出来等于为造假者提供资料，我的画仿个人物外型并不难，但题字和笔墨意味还是比较有难度的，造假者往往因为笔墨功夫不到而露出马脚。
白：最后一个问题，您的名利观是怎样的？
刘：名利任何人都是喜欢的，当然名要有好名，利要取之有道。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现在想出名机会是很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少烦恼，如果你成了公众人物，还能画好画吗？还自由吗？
对待名利，要有好的心态，这就是所谓的平常心。我从不同他人比，我只同自己比，我的现状比我以前好得多了，原来画画是为了谋生、为了吃饭，住的是危房，现在画画可以完全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而且衣食无忧，我的心里很满足。林散之说过“但与古人争一工”，把心思放在艺术上才会忘却那些闲事。
有的人在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甚至正面印满了再印到反面，实际上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一个画画的人，还是应以画说话。真要同别人较劲，尽可以在纸上比，纸上的胜利既不得罪人也来得踏实。
以前有朋友为我算命玩，说我一生与当官无缘，事实上也是这样。上苍似乎决定了我此生只是画画的料子，我处事不圆，不善与人交际，我喜欢独来独往。是儒家思想让我在生活中懂得了取舍上进，道家思想让我的创作自由浪漫；而佛家的思想让我精神虚空清静，知足常乐。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