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回到学堂，直到三月间我的生日到来，这段时间里，学堂里所发生的一切，我在这儿都略过不提。因为除了斯蒂尔福思更令人钦敬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他至晚是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就要离开学校了。他在我眼里，比以前更风流倜傥，因而比以前更叫人爱慕，除此而外，我什么都不记得。当时在我脑子里打上印记的大事，好像吞没了一切其他细微琐碎的事，单独存留下来。
我甚至难以相信，回到塞勒姆学堂那一天和过生日那一天居然相隔两个月之久。我现在只能理解为事实即是如此，因为我知道情况必然如此；否则我便会深信回校和过生日中间没有间隔，一件事与另一件接踵而至。
那天的光景，我记得太清楚了！现在还能嗅到那四处弥漫的浓雾，看到白霜幽灵似的在雾气中穿行；现在还能感觉到我那蒙霜的头发湿漉漉、冷冰冰地落在我的脸颊；还能看到在那昏暗的狭长的教室里，零零落落的几支蜡烛，光焰跳动着，照亮那个大雾茫茫的早晨，学童们又是往手上哈气，又是在地上跺脚，他们哈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如炊烟袅袅。
吃完早饭，我们被从运动场上轰回教室。这时，夏普先生走进来，对我们说：“大卫·考波菲尔到客厅里去。”
我心想，一定是佩戈蒂给我捎来一篮子东西，听见夏普先生的话，不由得喜形于色。我匆忙站起离开座位的时候，旁边的几个同学纷纷叮嘱，回头分好吃的东西，可不要忘记他们。
“不要忙，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不要忙。”
他说话时那种怜悯同情的口吻，如果我细想一下，一定会感到诧异。可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只是后来想起才有所悟。我急急忙忙跑进客厅，只见克里克尔先生正用早餐，面前放着他的手杖和一张报纸。他旁边坐着克里克尔太太，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但是却没有什么篮子。
“大卫·考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领到沙发那儿，和我并排着坐下，说道，“我特意把你叫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我有一件事告诉你，我的孩子。”
克里克尔先生（我当然不会不看他啦）眼睛望着别处，直摇头，本来是要叹气的，却叫一大块黄油烤面包噎住了。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世间的事瞬息万变，”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懂什么叫人有旦夕祸福。不过这种事，是我们都得经历的，大卫，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经历到这种事了，有的人年老的时候才经历到，也有的人一辈子老经历这种事。”
我热切地望着她。
“过完假期离开家的时候，”克里克尔太太略停片刻，然后继续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她说到这里又停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那时候，你妈妈好吗？”
不知什么原因，我浑身颤抖起来，但我依然热切地望着她，没想做任何回答。
“因为，”她说，“说来叫人难过，我得告诉你，今天早晨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厉害。”
一片迷雾突然在我和克里克尔太太之间升起，刹那间，她的身影似乎在迷雾中晃动，接着一颗烫人的热泪滚到我脸上，她的身影也随之稳定了。
“她的病很危险。”她又添了一句。
这时候我全明白了。
“她不在了。”
她完全没必要把这句话告诉我。因为我早已感到孤独无依而痛哭失声，早已感到我成了孤儿，偌大的世界，竟连我的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克里克尔太太对我很慈爱。她叫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候，还让我独自待着。于是我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又哭。当我哭到欲哭无泪的时候，我就胡思乱想起来。那时候我才感到，压在我心头的悲哀是无比的沉重，我的伤悼，是一种使人木然、无法解脱的痛苦。
但是我的思想却杂乱无章，并不是贯注于压在我心头的这场大灾难上，而是在这场大灾难的周围彷徨。我想到，家里一定是关门闭户，悄无声息。我想到那个小婴儿，据克里克尔太太说，几天来他已越来越衰弱了。他们相信，他也活不成了。我想到我家附近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坟茔，我想到我母亲将要安息在我所熟悉的那棵大树下面。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的时候，我就踩着椅子，往镜子里瞧，瞧我的眼睛有多红，面容有多愁苦。过了几个钟头以后，我就想，我的眼泪，是不是真像现在这样，泪泉枯竭，难以流出了呢？倘真是如此，我快到家门的时候——我是要回去送葬的——我该想些与我失亲之痛有关的什么事，才会使我痛哭一场呢？我现在意识到，当时我觉得那群学童对我毕恭毕敬，因为我的哀痛，我倒成为引人注目的显赫人物了。
如果说有哪个孩子内心深处感受过真正的悲痛，那就得说是我了。但是我记得，当那天下午别的孩子都待在教室里，而我独自个儿在运动场上散步的时候，这种显赫，对我说来，不啻是一种满足。他们去上课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趴在窗户上瞧我，我就觉得自己超群绝伦，不同凡俗，于是显出更悲伤的样子，脚步也走得更慢了。上完课，他们走出教室和我攀谈，我并没有向他们任何人摆架子，而是完全像往常一样，对他们一视同仁，这样做，我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我要在次日夜间启程回家，不是乘坐驿车，而是乘坐名叫“农夫号”的一种夜行车。这种车多半是乡下人在中途上下，做短途旅行用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故事，特拉德尔斯死乞白赖地非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不可。我猜不透他认为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枕头。不过，他这个可怜的人，能够借给我的东西，也只有这个，再不就是有一张画满骷髅的信笺。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就把那张信笺送给了我，让它来作我悲哀中的慰藉，帮助我心神得到安宁。
我在第二天下午离开塞勒姆学堂。我当时不曾想到，我一旦离开它，便就此永别了。车走得很慢，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九点或十点钟左右，才到达雅茅斯。我往车外看，想找巴吉斯先生，但是没有找到他，却见有个呼吸短促、兴致勃勃、肥肥胖胖的小老头儿在那里。此人身穿黑衣黑裤，短裤的膝盖处系着一条褪色的缎带，脚蹬一双黑色长统袜，头戴一顶宽边礼帽。他喘着大气来到车窗跟前，说道：“你是考波菲尔少爷吧？”
“是的，先生。”
“请你跟我来，少爷，”他说着拉开了车门，“我可以送你回家。”
我一面揣度这个人是谁，一面把我的手放进他的手中，跟着他往前走，一直走到坐落在一条很窄的街道上的一片店铺前。只见店铺门脸儿上写着“奥默，批发零售各种布匹，承做各式丧葬用品”等字样。那是个很小的铺子，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到处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有的做完了，有的还没做得。屋里还有一个橱窗，里面陈列着海狸皮圆顶帽和无边女帽。我们走进铺子后面一个小小的会客室，那儿有三个女人正用堆在桌子上的黑色料子做活儿，布头布屑撒满一地。会客室炉火烧得很旺，满屋子散发着暖烘烘的黑纱布气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气息，不过现在知道了。
那三个女人干起活儿来好像很勤快，很得心应手。她们只抬起头，瞅了我一眼，接着又埋头做活儿了。缝呀，缝呀，缝呀，一针，一针，缝个不停。同时从窗外小院对面的作坊里传来阵阵有节奏的锤子敲击声：哒梆——哒，哒梆——哒，哒梆——哒，毫无变化。
“我说，”带我来的那个老头儿对三个女人中的一个说，“明妮，你们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耽误不了试样子。”她并没抬头，只高兴地回答说，“放心吧，爸爸。”
奥默先生摘下他的宽边帽子，坐下来大喘其气。他太胖了，所以喘了一阵子之后他才能开口说：“这就对了。”
“爸爸！”明妮开玩笑地说道，“你可真成了肥猪啦。”
“嘿，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我亲爱的，”他一面说，一面琢磨他胖的道理。“我怕是真的越来越胖了呢。”
“那是因为你这个人不操心，不费力，”明妮说道，“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又怎么样，我亲爱的。”奥默先生说。
“说的倒也是，真的，”她女儿回答，“谢天谢地，咱们这儿没人不是乐呵呵的。你说对吗，爸爸？”
“但愿如此，我亲爱的，”奥默先生说，“我现在喘过气来了。我想给这位大学生量一量尺码儿。请随我到前柜来，考波菲尔少爷。”
我顺从他的要求，走在他头前，来到前柜。他先把一卷呢子指给我看，说那是上乘货色，用来给父母穿孝还将就，要是给别人可就可惜了啦。说完了，他就给我量尺码儿，量一项，往一本簿子上记一项。一边记，一边要我看他铺子里的存货，告诉我哪种款式“刚时兴”，哪种款式“刚过时”。
“款式今儿说兴就兴，明儿说不兴就不兴，为这个我们可赔了不少钱呢。”奥默先生说道，“话又说回来，时兴的款式也跟人一样，来了，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来，怎么来的；走了，也没人说得清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走，怎么走的。你要是这样看问题，你就会觉得，什么事儿都跟人生是一个理儿。”
我当时悲痛充塞胸间，哪顾得上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无论任何时候，讨论这种问题可能都是我力所不及的。奥默先生给我量完尺码儿，一路喘着粗气，又把我带回会客室。
一扇门背后，有一道阶梯，陡峭得可摔断脖子，他朝那儿喊道：“把茶和黄油面包端来。”我趁这机会往四下里看了一眼，然后坐在那里想我的心事，耳朵听着屋子里穿针走线的簌簌声和小院对面锤子敲击的梆哒梆哒声。不一会儿，茶和黄油面包盛在一只盘子里端上来，原来是特为我准备的。
“我早就跟你认识了，”奥默先生说这话之前先打量了我一会儿。在这期间，那份早餐我碰也没碰，因为我一见那黑乎乎的东西，早已倒了胃口。“我的小朋友，我早就跟你认识了。”
“是吗，先生？”
“错不了。自打你一生下来，我就跟你认识，”奥默先生说，“也可以这么说，你还没生下来，我就跟你认识了。我没认识你以前，先认识的你父亲。他的个头是五英尺五英寸半。他葬身的那块坟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
“梆——哒哒，梆——哒哒，梆——哒哒”之声，从院子对面传来。
“他葬身的那块坟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那是一点不含糊的，”奥默先生兴致勃勃地说，“那大概是你父亲的遗嘱，要么就是你母亲的安排，我记不太清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样了，先生？”我问他。
奥默先生一个劲儿地摇头。
梆——哒哒，梆——哒哒，梆——哒哒。
“他这阵儿躺在你母亲的怀里了。”他说。
“哎呀，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没有办法的事，就别去操心了。”奥默先生说，“不错，那个婴儿也死了。”
一听这消息，我心上的伤痕重新裂开。我撂下那份几乎一口也没尝过的早餐，跑到小屋角落里一张桌子跟前，头趴伏在桌子上。明妮一见，忙不迭把桌上的东西一古脑儿收拾走了，唯恐我的眼泪弄脏了放在桌上的丧服。明妮是个性格柔和的漂亮姑娘，她轻柔地把我的头发从眼睛上撩开。但是，因为她快要把活儿做完了，而且完得恰当其时，所以她很愉快，和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不一会儿，梆哒梆哒的声音住了。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穿过院子，走进会客室。他手中握着一把锤子，嘴里叼着好些小钉子。他得先把嘴里的钉子掏出来，才能说话。
“噢，乔姆！”奥默先生说道，“你的活儿干得怎么样啦？”
“很顺手，”乔姆说，“都干完了，老板。”
明妮脸上微微一红，另外那两个女孩子相视而笑。
“什么！这么说，昨儿晚上，我去俱乐部的时候，你点灯熬油打夜做来着？是不是？”奥默先生眯着一只眼说。
“是呀，”乔姆说，“你不是说过，活干完了，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出去逛一趟吗，明妮、我——还有你？”
“哦！我还只当是你们要把我甩开了呢。”奥默先生说着，哈哈大笑，直笑得咳嗽起来。
“既然你好心好意答应了，”那个年轻人接着说，“我当然就得拼命干呀。你去瞧一下，看看我做得行吗？”
“好，我去。”奥默先生说着，站起身来。刚要走，又站住了，转身对我说，“我亲爱的，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看你——”
“别带他去，爸爸。”明妮拦阻他说。
“我本来想，看一看好玩儿。我亲爱的，”奥默先生说，“不过，也许还是你说得对。”
我说不清，当时何以知道他们要去看的，就是我那亲之又亲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没听见过打棺材的声音，也从没看见过一口棺材，但是我听到那梆哒梆哒的响声，我就想见那是什么声音了。我断定，那个年轻人一进门，我就知道他一直在干什么了。
现在活儿做完了，那两个女孩子（我没听见她们的名字）刷掉她们衣服上沾的线头、布屑，然后去到前柜，将前柜收拾整齐，等候顾主上门。明妮留在后面，把做得的活儿叠起来，然后装进两只篮子里。她装的时候跪在地上，一边装，一边哼着活泼、轻快的小曲儿。乔姆（我知道，他无疑是明妮的情人）走进屋子，趁明妮忙碌之际，冷不防吻了她一下（他似乎对我毫不留意），然后说，她父亲套马车去了，他得赶紧准备妥当。说完，就走了出去。她把顶针儿和剪子装进衣兜，把一根穿着黑线的针灵巧地绾在袍子的前襟上，然后对着门后一面小镜子，齐齐楚楚地套上外面穿的衣服。我从镜子里，看到她那满面春风的面影。
这些情况，都是我坐在墙角里的桌子旁、手托脑袋、胡思乱想的时候，观察到的。不一会儿，马车停到店铺门口，先把篮子放到车上，然后把我扶上车，随后他们三个也上了车。我记得，那辆车，一半像轻便载人马车，一半像运货车，漆成暗淡的颜色，由一匹长尾巴的马拉着。我们几个人都坐在车上，地方也绰绰有余。
我觉得，在那以前，我从未经历过和他们同乘一辆车时那种奇异的感觉（也许现在我已深谙世情，不以为怪了），因为想到刚才他们做的活计，看到他们坐在车上那份兴高采烈的样子，颇觉得费解。与其说我生他们的气，倒不如说我是怕他们，仿佛这群人的天性和我毫无共同之处，我是阴差阳错，误投他们中间。他们都很高兴。老头儿坐在前面赶着车，那对男女坐在他身后。老头儿一跟他们讲话，他们两个就把身子往前探，一个探到那张大圆脸的左边，一个探到那张大圆脸右边，诚惶诚恐，侧耳恭听。他们本来也想跟我说话儿来着，可是我不搭茬儿，只是愁眉苦脸缩在一个角落里。他们俩的调情和欢笑，虽远远达不到甚嚣尘上的程度，却不禁叫我暗暗吃惊，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冷酷心肠遭到天谴。
因此，停车喂马的时候，他们大吃二喝，酒酣耳热，我却不能碰他们的吃的、喝的东西，我得继续斋戒。因此，马车一到家门口，我就急急忙忙从车后面溜下车，免得在那几扇肃穆的窗前，还和这号儿人待在一起。那几扇窗户，从前好像晶莹的眸子，而今却似眯起的眼睛一般，茫然望着我。啊，当我看见我母亲卧室的那扇窗户，看见它旁边那扇窗户（当年日子和美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卧室）时，哪里还用得着想什么别的伤心事，才能泪如泉涌呢？
我还没走到屋门口，就倒在佩戈蒂的怀里了。她扶着我进了屋子。她一见我，便忍不住大放悲声。但不一会儿便止住悲哀，轻声儿讲话，悄悄地走路，仿佛怕惊动了死者似的。我发现，她已经好长时间没睡过觉了。现在，她夜里仍然不睡，给死者守灵。她说，只要她这个可怜的、亲爱的美人儿一天不入土安葬，她就一天不能抛下她不管。
摩德斯通先生在客厅里。我走进去，他没理睬我，只坐在火炉前的扶手椅上，默默地垂泪，想他的心事。摩德斯通小姐坐在写字台后，正挥笔疾书，面前铺满书信和文件。见我走进去，便把冰冷的手指甲伸给我，并用严厉的语调低声问我，丧服的尺码儿量好了没有。
我说：“量好啦。”
“还有你的衬衣什么的，”摩德斯通小姐说，“都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我的衣服都带回来啦。”
这就是她的所谓坚定施舍给我的全部安慰，如此而已。我毫不怀疑，在那样的场合，她不失时机地把她所谓的自制力、坚定性、意志力和练达人情，以及她那一套凶狠歹毒的德性展示一番，她颇觉得自得其乐。她特别为自己的办事才干而骄傲，为了炫耀她的才具，将一切形之于笔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那天剩余时间里，以及后来的每一天，她从早到晚都坐在写字台旁，泰然自若地用一支硬笔沙沙写个不停，用同一镇定的声音对每个人低声说话，脸上的筋肉从没松弛过一下，说话的口气从没柔和过一次，身上的衣服也从没凌乱过一丁点儿。
她的兄弟有时拿起一本书来，好像要看书的样子，但是我没见他真正看过。他也把书打开，眼望着书，但是整整一个钟头的工夫，一页都不翻，于是又把书放下，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时常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叉着手，坐在那里看他，数他的步子。他很少同他姐姐说话，更不跟我搭腔。在那一座死一般沉寂的房子里，他好像是唯一不安静的东西了。
出殡前的那些日子里，我难得见到佩戈蒂，只有上下楼的时候，才看见她在我母亲和她的婴儿停灵的那间房子附近，或者只有晚上我睡了觉，她来我这里，守在我的床头。下葬前一两天——在那沉痛的日子里，我心乱如麻，无心注意时间的进展，所以只能大概推断为下葬前一两天——她把我领进了那个房间。我只记得，一种鲜洁、清爽的氛围笼罩着那张卧榻，一幅洁白的罩单覆盖在卧榻上，我仿佛觉得，躺在罩单下面的，就是这座宅邸的庄严静穆的化身。当她要把那罩单轻轻揭起时，我急忙说：“不！不！”同时捉住她的手。
葬礼的情景，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日。我走进那间大客厅，一进门，屋里的那种气氛就迎面扑来：熊熊的炉火，滤酒瓶里闪光发亮的葡萄酒，玻璃杯盘上的花纹，茶点的幽香和摩德斯通小姐衣服上的气味，配着我们身上穿的黑色丧服。齐利普先生也在座，他看见我，走过来和我搭话。
“你可好啊，大卫少爷？”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不好说我很不错，于是把手伸给他，他就攥住我的手。
“哎呀！”齐利普先生面带温和的笑容说，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后生们都长大了。长得我们都不认得了，是不是，小姐？”
这话是冲着摩德斯通小姐说的，但是她没搭茬儿。
“这儿比以前更好了，是不是，小姐？”齐利普先生说。
摩德斯通小姐皱一皱眉头，挺着脖子点一点头，算作回答。齐利普先生讨了个没趣，就领着我退到一个角落里，闭起嘴再也不讲话了。
我之所以提起这一点，是因为凡是当时发生的事我都要提一提，并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特别关注，或者自从回家后我关注过我自己。这时铃响了，奥默先生和另外一个人来叫我们做好准备。当年给我父亲送葬的那伙人，像佩戈蒂过去常对我讲的那样，在这间屋子里打扮起来。
送葬的人中有摩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普先生、齐利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抬棺材的人已经抬着棺材走到庭院里了，我们和他们一前一后，走上院里的小径，经过榆树下面，出了栅栏门，进入教堂墓地。就是在那儿，我时常在夏天的早晨听鸟声啁啾。
我们站立在墓穴四周。那日似乎同往日不大一样，天光也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变得苍白惨淡。墓地上肃然一片沉寂，这种气氛是我们连同即将在墓穴中安息的死者一齐从家里带来的。我们都脱帽肃立。这时我听见了牧师的声音，在那空旷的墓地上，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然而却听得清晰、真切：“基督曰：吾即是复活，即是生命。”接着我就听见有人呜呜咽咽低声啜泣，我看见，原来是在旁观者中间站着的那个善良而忠诚的仆人，在世间所有的人中间，我最爱她。我那幼稚的心断定，有一天上帝一定会嘉许她说：“做得好。”
在那一小簇旁观者中间，有好些熟悉的面孔：有的是我在教堂里四处张望时见过的；有的是当我青春美丽的母亲来到村上的时候，有幸一睹过她的芳容的。我并非特别留意那些面孔——除了我的悲痛，我什么都不留意——然而我看见了这些面孔，而且都很熟悉，就连远远地站在人群背后的明妮，我也看见了，她正向她的情人眉目传情，而他就站在我的身旁。
葬仪结束了，墓穴的土填满了，我们大家转身离开墓地回家去。在我们面前耸立着我家的宅舍，依然那样美丽，毫无改变，在我的心目中依然与发生过的事情紧密相连，以致使我觉得，我所有的悲哀，与它在我心里重新唤起的悲哀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扶掖着我往前走。齐利普先生一路上没话也要找话跟我说。我们到家后，他还把水杯送到我的唇边。当我告退要上楼回我自己房间的时候，他像女人一样温柔地打发我走了。
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恍如昨日发生的事。后来发生的事都离我而去，漂向彼岸，在那里，被忘却的一切都将会重现，而唯独这件事，像一块参天的岩石，巍然耸立在大洋之中。
我知道佩戈蒂是会到我房间里来的。那时候，那种像安息日一样的寂静（那一天多么像是礼拜天啊！我几乎把它忘记了）对我们两个都很合适。她紧挨着我坐在我的小床床沿上，握着我的手，时而贴到她唇边亲吻，时而用她的手抚摸，就像她哄我的小弟弟那样。她就这样，以她自己的方式，把在心里憋了很久的以往的情况告诉了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佩戈蒂说道，“你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老是精神恍惚，闷闷不乐。小娃娃生下后，我起初还以为这回她该好起来了吧，不承想她倒更虚弱了，一天不如一天。生小娃娃以前，她老喜欢独自一个人坐着，没来由就擦眼抹泪的；小娃娃生下来以后，她就喜欢唱歌给他听——唱得那么轻，有一次我听见她唱，觉得那声音好像飘在空中，飘着飘着就听不见了。”
“我觉得近来她变得更胆怯、更恐惧了，对她说上一句不中听的话，就好像给了她当头一棒似的。但是她对我总是老样子。她对她的又愚又笨的佩戈蒂始终没变，是的，我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始终没变。”
佩戈蒂说到这儿停住了，轻轻地拍打了一会儿我的手。
“最后一次我看见她像从前的老样子，那是在你，我亲爱的，回家来的那天晚上。你走的那天，她对我说，‘我永远见不到我那可爱的宝贝儿啦。不知怎的，我有一种预感，我知道这种预感是不会错的。’”
“在那以后，她挣扎着想打起精神来。有好几次，他们数落她，说她不动脑子、不知操心的时候，她就装出他们说的那种样子。其实那时候，她早已不是那种样子了。她对我说的话，她一句也没向她丈夫说过——她不敢对任何别的人说这种话——直到有一天晚上，是在出事前一个多星期，她才对她丈夫说：‘亲爱的，恐怕我是要死了。’”
“‘现在我的心事了啦，佩戈蒂，’我服侍她睡觉的时候，她对我说，‘他在未来的不多几天里，可怜的人哪，会一天比一天相信我的话是真的，然后一切就都完了。我疲倦极啦。如果说这就叫睡眠，那么，我睡眠的时候就请你坐在我身边，可别离开我。愿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哟！愿上帝回护和照顾我那个没爹的孩子哟！’”
“从那以后，我一步都没离开过她。”佩戈蒂说，“她时常跟楼下那两个人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她要是不爱她身边的人，那她可受不了啦——不过他们一离开她的床边，她总是转向我，好像佩戈蒂在哪里，哪里就有安宁似的，要是没有我在她身旁，她就老睡不着。”
“在那最后一夜，天黑以后，她吻了我，并且说，‘要是我的小宝宝也活不成的话，佩戈蒂，请他们把他放在我的怀里，和我一起埋葬（后来就是这样办的，因为那只可怜的羔羊，只比她多活了一天）。’‘让我那个最亲爱的宝贝儿送我们到我们安息的地方，’她说，‘告诉他，他妈妈躺在这儿的时候，为他祝福过，祝福不是一次，而是一千次。’”
佩戈蒂说到这里，又停了一会儿，又用她的手轻轻拍打我的手。
“夜已深了，”佩戈蒂说，“她跟我要水喝，喝过水以后，她对我微微一笑，啊，天啊！她笑得那么甜！”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她这时对我说，考波菲尔先生对她如何体贴，如何温存，他又如何对她忍让，当她信不过自己的时候，他对她说，一颗仁爱之心比智慧更好、更有力量，他因为她有一颗仁爱之心，才觉得幸福快活。接着她又说，‘佩戈蒂，亲爱的，你再靠我近一点儿。’因为她实在太虚弱了。‘把你的胳膊放在我脖子下面，’她说，‘把我转向你，因为你的脸离我越来越远了，我要它离我近一些。’我照她的要求做了。啊，大卫呀！我头一回跟你告别时说的话，这时候应验了——她把她的头放在她那个心眼笨、脾气坏的仆人胳膊上的时候到了——她就像一个睡着了的小孩子那样，永远闭上眼睛。”佩戈蒂的叙述就这样结束了。从我得知我母亲临终时的情况那一刻起，她一生最后阶段的状况，便从我心中泯灭了。从那一刻起，我只记得我那年轻的母亲留给我的最早的印象，记得她那光亮可鉴的发卷一圈一圈缠绕在手指头上，记得她在朦胧夜色中在客厅里同我跳舞。佩戈蒂现在对我讲的一切，非但未把我带回她一生最后阶段，反而使那早期的形象在我心底生了根。这种情况，说来也许稀奇，但事实即是如此。她死后飞回到她那平静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其余的一切全都抹掉了。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乃是我孩提时代的母亲；躺在她怀中的小人儿，那就是我自己，像当年在她怀里睡着那样，长眠在她的胸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