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不再追赶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而开始朝格林威治奔去。现在想来，那时候说不定我还产生过要一路跑到多佛尔的荒唐念头呢。如果我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没过多久我那杂乱无章的思路就在这一点上理出了头绪，因为我在肯特路上一排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房子建在高台上，房前有一个水池，池子中央有一尊笨拙可笑的雕像，用嘴吹一只干涸无水的海螺。我找了一家门前的台阶，坐了下来，因为刚才跑那一阵，力气使光，疲惫不堪，几乎连哭我那丢失的箱子和半个几尼的劲儿都没有了。
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听见钟正敲十点。幸而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也很好。等我缓过气来，喉咙里堵得慌的感觉也消失了，我就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尽管艰苦异常，却一点想要折回去的意思都没有。我至今怀疑，如果在肯特那条路上，有像瑞士那样的积雪挡住去路，我会想要折回去。
我的家当只剩下三枚半便士（我真奇怪，星期六晚上我口袋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余钱），而这点儿钱财也并不因为我在往前走着，少让我费心思。我开始想象，一两天后，我被人发现倒毙在树篱下，并作为一条新闻登在报纸上。我步履艰难地尽快往前走着，走呀，走呀，直到走至一家小铺子门前，只见那儿写着，收购男女各式旧衣，高价收买破布、骨头和厨房废弃物品。铺子的老板只穿着衬衫，坐在门口抽烟。因为有很多褂子和裤子吊在低矮的天花板上，不停地晃来晃去，又因为只点燃着两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影影绰绰地照见那些褂子和裤子，所以我觉得，那个老板好像是个专事报仇雪恨的人，他把他的仇人都吊了起来，宿冤已伸，意得志满。
我近来和米考伯夫妇住在一块儿的经验告诉我，这儿也许有办法使我暂时免于饥饿。我走进前面一条僻静的小巷，脱下我的背心，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夹在腋下，又回到铺子门前。“你要是能给个公道价儿，先生，”我说道，“我就把背心卖给你。”
多洛比先生——至少多洛比是写在铺子门上的名字——接过那件背心，把他的烟斗头朝下靠在门框上，带着我走进铺子里，用手指掐掉两支蜡烛的烛花，把背心铺到柜台上，在那儿看了一阵子，然后提起背心，对着亮儿，又看了一阵，最后才说：“这件小坎肩，你要卖多少钱？”
“哦，你是很懂行的，先生。”我谦虚地回答。
“我不能又当卖主，又当买主呀。”多洛比先生说，“这样一件小小的坎肩！你说个价儿好啦。”
“十八个便士行不行——？”我迟疑了一下，试探着说。
多洛比先生把背心又折叠起来，交还给我。“如果我出九个便士买下这件背心，”他说道，“那就等于我打劫了我一家人。”
这样做交易，真叫人不痛快，因为这等于硬逼着我这样一个与多洛比先生素昧平生的人，为了我的缘故，叫他去打劫他一家人。但是我的处境非常窘迫，于是我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只要九便士就卖给他。多洛比先生，嘟嘟哝哝，不无怨言地付给我九便士。我对他道一声晚安，走出他的铺子，手里多了九便士，身上少了一件背心。不过我把夹克衫的扣子扣上，少了什么也就不大显了。
其实，我早已看清楚，下次就该轮到我那件夹克衫出手了，我将不得不只穿件衬衫和裤子往多佛尔奔去，倘能穿着那样的衣服到得了多佛尔，也得说是万幸了。不要以为，一路之上我只盘算着衣服的事。其实不然。我想的是前面的路还很长，想的是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骗了我，心肠太狠了，除此而外，当我口袋里装着九便士重新上路的时候，心里并没觉得我的困难有多么迫切。
我忽然想到一个晚上过夜的计划，我就要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个计划就是，躺在我母校后墙根儿的一个角落里睡上一觉，因为我知道那里经常堆着一个干草垛。我想象，有那些同学们和我过去讲故事的那个寝室在我附近，我一定不会觉得孤单。虽然同学们绝不会知道我就在附近，那间寝室也不会给我遮风挡雨。
我走了一整天的路，后来终于爬上布莱克希思荒地的高坡，到达平坦地方的时候，实在累极了。寻找塞勒姆学堂费了不少事，但我终于找到它了，也找到了后墙角落里的草垛，我就在草垛边上躺下来。未躺下之前，我曾绕着学堂的院墙转了一遭，望了一下宿舍的窗户，只见里面黑洞洞、静悄悄。平生第一次在头上没房顶的地方躺下来过夜时的那种孤寂感觉，是我终身难忘的！
那天晚上，我倒头便睡着了，就像被家家户户拒之门外、被家犬吠逐的无数流浪儿一样——而我梦见躺在旧日寝室的床上，在跟同室的孩子们谈话。突然醒来，发觉自己直挺挺坐在那里，嘴里还叨念着斯蒂尔福思的名字，却大瞪着两眼，呆呆凝望着头顶上闪闪烁烁的满天星斗。当我忽然想到，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分我是在什么地方时，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偷偷袭上心头，我站立起来，来回走动。不过看到星光变得暗淡，太阳升起的方向上出现了鱼肚白，我就放了心。我的眼皮发涩，就又躺下睡了——睡梦中我只觉得冷——一直睡到温暖的阳光和塞勒姆学堂的起床铃声把我唤醒。如果我能期望斯蒂尔福思当时在那儿，我一定会躲起来，等他一个人出来时见他一面。但是我知道，他早就离开了。特拉德尔斯也许还在学校里，不过那也靠不住。而且，对他的善良品性，我固然深信不疑，但对他的谨慎和好运却信心不足，所以不打算把我的境况告诉他。因此，趁着克里克尔先生的学生们起床机会，我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那堵墙，踏上那条尘土飞扬的长路。远在我作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条路是通往多佛尔的，但万没想到，如今人们看到走在这条大路上的我这个旅行者，竟然是这样一副狼狈相。
那个星期天跟我在雅茅斯度过的星期天有多大的不同呀！我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地往前走着。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教堂的钟声响起来，我遇到去教堂的人们。我打一两座教堂门前经过，听见会众在里面做礼拜，唱诗的声音传到外面的阳光里，牧师助理坐在廊檐下或站在水松树下乘凉，手搭凉篷，见我走过，皱起眉头。不过，旧日星期天的和平和宁静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只有我是个例外。不同也尽在于此。我满身尘土，头发蓬乱，自己觉得与这气氛格格不入。如果没有我心里想的那幅恬静的图画——我年轻貌美的母亲坐在炉前垂泪，我姨婆对她怜惜——如果没有这幅图画，我想，我当天几乎没有勇气前进了。但是我老看见这幅图画在我眼前，我就跟着往前走。
那个星期天，我沿着那条笔直的大道走了二十三英里，因为我还不习惯走远路，能走这么远，就很不容易了。当暮色四合时，我发现自己来到罗彻斯特桥上，两脚生痛，浑身疲劳无力，吃着买来做晚饭的面包。有一两所小房子门口挂着“安寓旅客”的招牌，我看了不由心动，但是我却害怕把我所有的那几个便士花光了，更害怕我在路上碰见或赶上的那些流浪汉们对我不怀好意。因此，除了露宿天穹之下，再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夜了。我艰苦跋涉多时，终于踏进查塔姆——那地方，在朦胧夜色中，影影绰绰只见一片白垩，几座吊桥和数艘船只，犹如梦境一般；那些船只停泊在浑浊的河水中，有篷无桅，像是诺亚方舟。我爬上一个杂草丛生的炮台，台下有一条小径，一个哨兵在那里往来逡巡。就在这儿，我靠近一尊大炮，躺了下来。幸而有哨兵的脚步声给我做伴（虽然他并不知道我在他头顶上，就像塞勒姆的学生不知道我睡在学堂的墙下一样），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天亮。
早晨，当我向那条狭而长的街道走去的时候，我的腿脚酸疼，不听使唤，咚咚的鼓声和军队行进声震得我头昏脑胀，好像从四面八方将我团团围住。我觉得，如果要保留一点儿气力，以便走得到旅途终点，那一天我就不能走太多的路，于是我决定把卖夹克作为我一天主要的工作。我从身上脱下夹克，为的是学会不穿它也能走路。我把夹克夹在腋下，开始巡视起各种旧衣铺来。
那是个适合卖夹克的地方，因为那里买卖旧衣服的铺子多得很，而且，一般说来，铺子的老板都站在门前瞭望，等候顾主上门。只因他们大多数人总在货物中间夹杂一两件军官制服，挂在那里，而且肩章等饰物一应俱全，我就认为他们买卖的东西一定都很昂贵，吓得我不敢进去，转悠了半天也没敢把我的货物向人兜售。
因为我心虚胆怯，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卖旧船具的铺子和多洛比先生开的那类铺子，而不问津门面排场的铺子。我终于找到看来颇有希望的一家。这铺子位于一条肮脏胡同的街角上，一头是一个空场，里面长满带刺儿的荨麻，前面有栏杆，上面挂满旧的水手服，在风中飘摆；屋里铺天盖地好像全是这种旧衣服；四面还有婴儿床、生了锈的枪支、油布帽子和盛着许多生锈钥匙的盘子，钥匙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好像世界上所有的门，都可以用它们打开似的。
我心里扑扑腾腾乱跳着，走下好几层台阶，进了那个又低又小的铺子。因为挂满了衣服，那唯一的一扇小窗户不仅没使屋里亮堂，反而使屋里显得更加昏暗。当一个相貌丑陋的老头子，从铺子后面一个像洞穴似的肮脏去处冲出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时，我的心扑腾得更厉害了。只见那人的下半边脸被麦茬似的灰胡子遮盖起来，面目凶恶，令人望而生畏，穿一件很脏的法兰绒背心，满嘴酒气熏天。他的床就安放在他刚跑出来的那个像洞穴似的去处，床上蒙着一条碎布拼缀而成的被子。那儿也有一扇小窗户，穿过窗户向外望去，能看到另外一片带刺儿荨麻和一头瘸驴。
“哦，你要干什么？”那老头儿呲牙咧嘴，用可怕而又单调的声调，嘟囔着说，“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要干什么？哦，我的心肝脾肺肾，你要干什么？哦，咕噜，咕噜。”
我听了他的话，害怕极了，特别是最后那句在喉咙眼儿里咕噜咕噜叫人不知所云的话，因此我无从回答。于是，那个老头儿，一面仍然抓住我的头发不放，一面重复说：“哦，你要干什么？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儿，你要干什么？哦，我的心肝脾肺肾，你要干什么？哦，咕噜，咕噜！”——这一声咕噜，是他憋足了劲儿迸出来的，使劲之猛，差点儿连眼珠子也给带出来。
“我想要问一问，”我浑身哆嗦着说，“你要不要买一件夹克？”
“哦，我瞧瞧你那件夹克！”老头儿喊着说，“哦，我的火烧火燎的心，快把你的夹克给我瞧瞧！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儿，快把你的夹克拿出来呀！”
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两只哆里哆嗦、像巨鸟爪子似的手从我的头发中抽出去，戴上一副眼镜，但那对红肿的眼睛，并未因此而有所改观。
“哦，这件夹克要多少钱，”老头儿把夹克仔仔细细看了个遍，然后问，“哦——咕噜——这件夹克要多少钱？”
“给半克朗吧。”我说，这时候我刚定住了神儿。
“哦，我的心肝脾肺肾，那可不行！”老头儿叫道，“哦，我的眼睛，那可不行！哦，我的胳膊腿儿，那可不行！十八个便士吧，咕噜！”
每当他憋足了劲儿，突然发出那咕噜声的时候，仿佛眼珠子就要随之迸出来了。他每说一句话，老用一种腔调，好似平地起风，初始平缓，继而陡然升起，最后一落千丈，我想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贴切的了。
“好吧，”我说，我以为买卖谈妥了，非常高兴，“就是十八便士吧。”
“哦，我的心肝！”老头儿喊道，把夹克扔到货架上，“到铺子外面去！哦，我的脾肺肾，你给我出去！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儿——咕噜——别给我要现钱，换东西好啦。”
我这一生中，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都从未那样惊慌过。但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需要的是现钱，别的东西对我都没用处，我愿照他的意思到外面等候，决不催促他。于是我走出去，在一个角落的阴影里坐下来。我坐了不知多少个钟头，阴影变成亮地儿，亮地儿又变成阴影，我还坐在那儿等着要钱。
但愿干这一行的人里头，别再出一个像他那样疯疯癫癫的醉鬼了。原来他这个人远近闻名，而且享有把他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声誉。这情况，不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因为一群孩子来到他铺子前面，不停地向他发起攻击，嘴里高喊着那个传说，叫他把金子拿出来。“你别装穷，查理，你并不穷。你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了，快把卖身得来的金子分给我们一点儿！你的金子藏在你的褥子里面哪，查理！你把褥子拆开，拿出点儿来分给我们！”他们说了这一类的话，同时还屡次要借剪子给他，好拆褥子。这番情景惹得他气急败坏，他一整天从铺子里冲出冲进，而那群孩子一会儿四散奔逃，一会儿卷土重来。有时候，他盛怒之下，把我当做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向我扑来，咬牙切齿，好像要把我撕成碎块儿。但是，幸而还未及下口，他就想起来是我，接着便一头扎进铺子里。我从他的声音判断，他是躺在了床上，因为他在扯着破锣嗓子、疯狂地喊叫着《纳尔逊之死》那首歌。歌的每一行开头，都加了个“哦”，歌的中间，插进去好多个“咕噜”，好像这还不够我受的似的。那些孩子，因为我没穿外衣，耐心地、坚定不移地坐在门外，便把我视为老板的同伙，整天向我扔石块，或变着法儿欺侮我。
那个老头子多次试图引诱我，让我同意以物易物。有一次，他拿出一节钓鱼竿，又一次拿出一只提琴，另一次拿出一顶三角帽，再一次拿出一支笛子。不过，我对所有的诱惑一概拒绝，咬紧牙关坐着不动。每次眼含泪水，要求他要么给我钱，要么还我的夹克。最后，他终于开始给我钱了，一回给半便士，给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工夫，才一点一点增加到一先令。
“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儿！”过了好长一会儿，他面露凶相，觑着铺子门外，高喊道，“再给你两便士，你走不走？”
“不行，”我说，“那样我就要饿死了。”
“哦，我的心肝脾肺肾，三便士你走不走？”
“要是我不等钱用，那你一文不给都可以，”我说，“但是我可急着等钱用啊！”
“哦，咕——噜（当他在门框里只露出他那奸猾的老脑袋偷觑我的时候，那咕噜一声是怎样拿腔作势迸发出来的，实在无法状写）！再给你四个便士，你走不走？”
我已疲惫不堪，浑身乏力，便接受了这个价钱，不无颤抖地从他的爪子里接过钱，转身走开。这时太阳即将落山，我比以前更加饥渴难忍。不过花了三便士之后，我的精神很快就完全恢复了。趁着精神良好，我又一瘸一拐走了七英里路。
晚上，我又在一个干草垛下面安了床铺，我先在小溪里洗了洗磨起泡的脚，尽我所能用清凉的叶子把脚包裹好，然后舒舒服服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又上路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路穿过连绵不断的一片片蛇麻草田和果树园。时值秋末，果园里熟透了的苹果挂满枝头，一片嫣红。有几处，采蛇麻草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我觉得这里实在太美了，于是决定当晚就睡在蛇麻草丛里。在我想象中，长长的秆子根根直立，蛇麻草美丽的茎叶盘绕其上，有它们与我为伴，那一定是很惬意的。
那天在路上碰到的流浪汉比平常更坏，他们在我心里引起的恐惧感，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些是相貌狰狞的流氓恶棍，我从路上走过时死盯着我不放；有时还停住脚，从背后喊我回去和他们搭话。如果我撒腿跑开，他们就朝我扔石头。我还记得有这么个年轻的家伙——从他背的袋子和带的炭火炉来看，他是个补锅匠——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他就是这样转过身来，瞪着大眼看我的。他声如雷吼般喊我回去，我只得停住脚步，回头看去。
“叫你回来，你就得回来，听见没有？”那个补锅匠说，“不听话，就把你那小肚子豁开。”
我一想，还是回去的好。我脸上带着安抚他的神情朝他走去，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女人有一只眼睛青紫。
“你要往哪儿去？”补锅匠说，同时他那只熏黑的手抓住我衬衫前襟。
“我要去多佛尔。”我说。
“你是从哪儿来的？”补锅匠说，同时把我的衬衫又拧了一个花，抓得我更牢了。
“从伦敦来。”我说。
“你是哪一路的？”补锅匠说，“你不是小绺吧？”
“不——不是。”我说。
“不是？妈的。你要是在我跟前耍滑头，”补锅匠说，“我就把你的脑浆子敲出来。”
说到这儿，他举起那只空着的手，作出要打我的样子，威吓我，接着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
“你身上带的钱够买一品脱啤酒的吧？”补锅匠说，“要是够的话，快快拿出来。别等你老爷亲自动手！”
我本来想把钱拿出来，但是我的目光与那女人的目光相遇，只见她微微把头一摇，嘴唇形成说“别”字的口形。
“我是个穷光蛋，”我说，竭力想装出一副笑脸，“身上一文钱也没有。”
“什么，你这话怎讲？”补锅匠说着，恶狠狠地直打量我，我真害怕他已经看见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兄弟的绸子手绢儿怎么围到你的脖子上去啦？这是怎么回事呀？快快还给我！”一眨眼他就把我的绸手绢从我脖子上揪走，扔给那个女人。
那女人突然一阵大笑，好像她认为这只是开了个玩笑，把那块手绢又扔给我，像刚才那样微微点一点头，双唇做出个“跑”字口形。我还没来得及从命，补锅匠粗暴地从我手中把手绢抢回去，他用力之猛，将我像羽毛一样甩得老远。他松松地将手绢围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然后转过身对着那女人骂了一句，一拳把她打趴在地上。我永远不会忘记，眼见她躺倒在坚硬的路面上，帽子滚落了，头发沾满尘土，变白了；也不会忘记，当我跑到远处回头看的时候，只见她坐在路边的斜坡上，用她披巾的一角揩拭脸上的血污，而补锅匠一个人往前走了。
这一次遇险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此后，一见这一种人走过来，我就掉头往回走，找一个藏身之地，直到他们走得不见人影，我才上路。这种情况，时时发生，从而严重地耽搁了我赶路。但是在这种困难下，也像在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困难下一样，我幻想中的我出生前母亲青春美貌的形象，好像无时不在支持我，引导我。这幅形象，永远和我做伴。我在蛇麻草丛躺下来睡觉时，它就在蛇麻丛里；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它也和我一起醒来；我行路时，它整天走在我前头。从那以后，我一直把这幅形象与坎特伯雷阳光灿烂的街道联系在一起；与它那好像在暖洋洋的太阳地里小睡的街道，与那古老的房舍和城门，与那古色古香、庄严肃穆的大教堂和盘旋于塔顶的白嘴鸦，联系在一起。当我终于踏上多佛尔附近空旷开阔的高原的时候，这幅图画在我心里充满希望，减轻了眼前景象的荒凉之感，直到我逃出伦敦的第六天，抵达旅程头一个大站，并确实踏进那个城镇的时候，那幅图画从未须臾离开过我。但是，说也奇怪，当我饱经风吹日晒，身着破衣敝屣，蓬头垢面，站在向往已久的那个地方时，那幅图画却犹如梦境，悄然消失，使我怅然若失，意气沮丧。
我先在船工中间打听姨婆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各式各样。一个说，她住在南海岬灯塔上，并因此把胡子烧焦了；另一个说，她被绑在港外的大浮标上，只有潮水半落的时候才能去看她；第三个说，她因为拐卖孩子，关在梅德斯通的监狱里；第四个人则说，上一次刮大风的时候，有人见她骑着大扫帚，径直朝加来飞去了。我接着又在马车夫中间打听，他们同样没正经，同样大不敬。而店铺里的人，见我这副穷酸相，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哼着鼻子回答说，他们没东西打发我。我这时的悲苦和孤独感甚于逃亡路上的任何一个阶段。我的钱光了，再没任何东西可以变卖。我又饥又渴，精疲力竭，距我的目的地，好像仍像我在伦敦时一样遥远。
那天上午就在探询叩问中消磨掉了。我正坐在市场附近靠街角一家空荡荡的店铺台阶上，思量着是否再到前面提过的那些地方转一转，忽然看见一个马车夫赶着车走过来，碰巧马衣从车上掉下来。我拾起马衣递给他，见那人相貌和善，就壮起胆子问他知道不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住在哪里。虽然这个问题问得次数太多，这回几乎说不出口了。
“特洛特乌德，”他说，“让我想一想。我脑子里有这么个人儿。是不是个老太太？”
“没错儿，”我说，“是上了点年纪。”
“腰板儿挺直的，是不是？”他说着，伸直了腰。
“没错儿，”我说，“我想是这样。”
“老拿着个手提包，是不是？”他说，“一个大提包，里面能装很多东西，是不是？脾气挺倔的，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是不是？”
我嘴上诺诺连声，承认这番描述的正确性，心里却不由得凉了半截。
“这样的话，你听我说好啦，”他说，“你上了那个坡儿，”他顺势用鞭子指一指前面的高冈，“一直往前走，走到朝海的那几座房子那儿，你再打听，准打听得到。我觉得，她那种人抠门儿得很，我这里给你一个便士好啦。”
我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礼物，用它买了一块面包。一路上吃着面包，朝着我那位朋友指的方向走去，走了老远，还没看见他说的那种房子。后来我终于看见了，便走了过去，进了一个小铺子（我们那一带管它叫杂货铺的那一种），打听他们知不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住在哪里。我本来是跟柜台后面的一个男人讲话的，他正在那儿给一个年轻女人秤米。后者马上转过身来，接过了话茬。
“你问的是我家小姐吗？”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你这孩子？”
“劳你的驾，我找她有几句话要说。”我回答说。
“你是说，向她告帮吧？”那个姑娘回答说。
“不是，”我说，“完全不是。”但是我忽然想起来，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告帮，因此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自觉脸上发烧。
我姨婆的女佣人（我从她说的话断定她是个佣人）把米放进篮子里，走出铺子，并对我说，我要是想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住在哪里，就跟着她走好啦。虽然这时候我又激动，又惊恐，两腿不由得颤抖起来，但我仍巴不得听到这一声应允。我跟随那个年轻女人，不一会儿来到一座带凸形窗户的、整洁的小房子跟前。房前有一方形小院或花园，铺着沙石，种满花卉，修剪齐整，香气扑鼻。
“这就是特洛特乌德小姐的家，”那个年轻女人说，“你现在知道了。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说完这话，就匆匆跑进房子里去，仿佛要甩掉带我到这儿来的责任似的，让我站在花园的篱笆门前，从篱笆顶上忧郁地望着客厅的窗子。只见纱布窗帘半遮半掩，窗棂上钉着一个绿色小圆屏风或者团扇，窗里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大椅子，这一切使我想到，那时候我的姨婆正在那儿正襟危坐。
到这时候，我那双鞋，状况实在堪怜。底子一片一片飞了，帮子上的皮子绽开了花，早已不成鞋的样子。我的帽子（晚上兼作睡帽）压扁了，搓皱了，垃圾堆上没柄的破汤锅和它摆在一起，都不必自惭形秽。我的衬衫和裤子，沾满汗渍、露水、草梗和独具肯特郡特色的白垩土（因为我躺在地上睡觉）——而且撕破了——我站在篱笆门外的时候，也许我姨婆花园里的鸟儿都给我吓跑了。我的头发，自从离开伦敦那天起，既没见过梳子，也没见过刷子。我的脸、脖子和手，因为受不惯风吹日晒，烤成了紫红色。我从头到脚沾满白灰和尘土，仿佛我刚从石灰窑里钻出来似的。我就带着这样一副狼狈相，并且自觉狼狈不堪，等待着把我自己介绍给我那位令人生畏的姨婆，并给她留下第一个印象。
过了一会儿，客厅窗户上仍不见动静，我便推测，我姨婆不在那里。我抬起头向上面一层的窗户望去，只见窗口有一个白发红颜、眉慈目善的绅士，带着一种很奇怪的样子闭起一只眼睛，向我点了几次头，又摇了几次头，然后笑一笑，走开了。
我本来已经够烦乱的了，这出乎意外的举止，使我更加烦乱。我正要溜走，去想下一步的对策，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帽子上扎着一条手巾，手上戴着花匠的手套，胸前挂着一个像收税人的围裙似的花匠用的大口袋，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子。我一望便知她是贝齐小姐，因为她大模大样从房子里走出来时的神态，跟我那可怜的母亲常说的她走进我们布兰德斯通鸦窝花园的样子，完全一致。
“走开！”贝齐小姐说，一面摇着头，一面将刀子在空中一挥，远远地作出砍我的样子，“走开！这儿不许小孩子进来！”
我站在门口，提心吊胆地望着她，只见她颤巍巍走到园子的一角，弯下腰，要刨什么小东西的根。这时候，我虽勇气不足，但孤注一掷心切，于是蹑手蹑脚走进园子，站到她身旁，用手指碰了她一下。
“对不起，小姐。”我说道。
她吓了一跳，抬起头来。
“对不起，姨婆。”
“嗯？”贝齐小姐惊奇地喊叫了一声，那种声调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
“对不起，姨婆，我是你的外孙呀！”
“哎呀，天哪！”贝齐小姐说。一屁股坐到园中的小路上。
“我是大卫·考波菲尔，是从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来的呀——你不是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到那里去过，见过我的妈妈吗？自从妈妈死后，我的日子很艰难。人家不理我，不叫我上学，叫我自己谋生，干不适合我干的活儿。我实在待不下去，就偷跑出来投奔你。刚一上路，就叫人抢了，我是一路走来的，自从离开伦敦，就没在床上睡过觉。”说到这里，我再也不能自持，两手拍一拍褴褛的衣衫，意欲以它为证，让姨婆知道我经历的磨难，接着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我想，这在我心里已经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姨婆坐在石子甬道上，两眼盯着我，脸上除了惊异的神色，没有任何表情。见我哭了，她匆忙从地上爬起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客厅。她来到客厅里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一只很高的橱柜的锁子打开，取出好几只瓶子，将每只瓶子里装的东西依次倒进我嘴里一点儿。我想，那些瓶子是漫不经心取出来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尝到了茴香水、凤尾鱼酱、色拉油，酸甜苦辣，各味俱全。她给我灌下这些滋补药剂之后，见我还是歇斯底里，呜呜咽咽哭个不停，便将我放到沙发上，头底下给我垫了一块披巾，从她头上解下手巾垫在我脚下，以免我将沙发罩弄脏。然后，坐在我刚才提到的绿色小屏风或团扇后面，这样我就看不见她的脸，只听得时而像报时的号炮一样，大吼一声：“我的天哪！”
过了一会儿，她拉了拉铃。待那个女佣人走进来，姨婆对她说：“珍妮特，你上楼去，代我向迪克先生问好，说我有话对他说。”
珍妮特见我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我一动都不敢动，生怕惹得姨婆生气），觉得很惊讶，不过她还是上楼传话去了。姨婆倒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楼上向我挤眼的那位绅士笑眯眯地进了客厅。
“迪克先生，”我姨婆说，“你不要装糊涂，因为只要你不故意装糊涂，就没有比你更明白的了。这一点，你我彼此心照不宣。所以，你怎么都可以，就是别装糊涂。”
那位绅士立刻敛容，眼睛望着我，瞧那神气，仿佛是在恳求我千万不要提起刚才在窗前对我挤眉弄眼那回事。
“迪克先生，”我姨婆说道，“你听我说起过大卫·考波菲尔，是吗？你可不要假装不记得了，因为你我彼此心照不宣。”
“大卫·考波菲尔？”迪克先生说，他那副神气，照我看来，好像并不大记得似的。“大卫·考波菲尔？哦，是啦，不错，是有这么个大卫。”
“好啦，”我姨婆说，“这就是他的小子，这就是他的儿子。要不是这孩子也有点像他妈妈，那他就长得活脱像他爸爸了。”
“他的儿子？”迪克先生说，“大卫的儿子？真格的？”
“是呀，”我姨婆接着说，“他不光是大卫的儿子，还干了件漂亮事呢。他从家里逃跑了。啊，他的姐姐贝齐·特洛特乌德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的。”我姨婆坚决地摇着头，她对那位从未面世的女孩子的德行充满信心。
“哦，你认为她就不会逃跑吗？”迪克先生说。
“这个人是怎么啦，”姨婆厉声说道，“你这是怎样说话！难道我还不知道她不会逃跑？她是要跟她的教母一起生活的，我们也一定会相亲相爱。你倒说说看，他的姐姐贝齐·特洛特乌德会从哪儿逃走，逃到哪儿？”
“哪儿都不逃。”迪克先生说。
“那么，好啦，”听见这一回答，姨婆的口气缓和了，“你既然像外科手术刀一样敏锐，迪克，这阵子你怎么能装糊涂呢？你瞧，小大卫·考波菲尔到这儿来了，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是，我拿他怎么办才好？”
“拿他怎么办才好？”迪克先生边挠头，边有气无力地说，“喔，拿他怎么办才好呀？”
“是啊，”姨婆板着面孔，举起食指，说道，“听着！我要你给我出个妥善的主意。”
“哦，如果我是你的话，”迪克先生一面思量，一面茫然看着我，“我就——”他这一看，好像忽然给了他灵感，他急忙说道，“我就给他洗个澡！”
“珍妮特，”姨婆按捺住得意的心情，平静地转身说，（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快去烧洗澡水。”
虽然我对这番谈话深感兴趣，但在谈话过程中，我仍不由得要观察我的姨婆、迪克先生和珍妮特，以完成我已经进行的对这个房间的观察。
我姨婆是个高身量、其貌不扬的老小姐，但绝对说不上容貌丑陋。她的面容、她的声音、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绝不通融、毫不苟且的意味，这就足以说明像我母亲那样柔顺的人为什么对她望而生畏了。尽管她脸上透着一股刚毅之气，眉目倒也生得周正。我特别注意到，她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犀利。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从中间平分左右，头戴一顶软便帽；这种帽子，垂下两条飘带，可以系于下颏，当时很时兴，如今不多见了。她的长袍是淡紫色的，非常整洁；但剪裁干净利落，好像她要尽去虚饰，减少不便似的。我记得，当时我想，那一袭长袍的样式，很像是一件女骑装，只不过剪去了多余的下摆罢了。她在身侧佩戴着一只金表，并且附有与之相配的表链和缀饰，假如从它的大小和式样判断，那应该是只男用表；脖子上系着的纱巾，倒很像衬衫领子；手腕子上挂着的东西，很像衬衫的袖口。
至于迪克先生，我已经说过，他是白发红颜。若不是因为他老莫名其妙地耷拉着脑袋，我这样的描述就概括他的全貌了。他耷拉脑袋，不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他叫人想到塞勒姆学堂里的孩子挨了打以后的那种样子。他那对灰色的大眼睛鼓鼓囊囊，水汪汪的，泛着一种奇怪的光芒，这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对我姨婆的屈从、受她赞扬时孩子般的喜悦结合在一起，不禁使我怀疑他这个人有点儿疯癫。可是，如果他确系疯癫，又怎会在这儿呢，这可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了。他的穿戴打扮，和一般绅士一样，上身穿肥大的灰色晨衣和背心，下身穿白色裤子。表放在裤腰间的表兜里，钱放在上衣口袋里，好像夸他有钱似的，把钱弄得哗啦哗啦响。
珍妮特，年龄十八九或二十岁，模样姣好，犹如菡萏初放，干净俏丽，姿态优美。我当时虽然没对她进一步观察，但不妨在这儿提一下我后来才发现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她是我姨婆先后监护过的女孩儿中的一个。我姨婆收留她们，雇她们为仆人，其目的分明在于教她们永远弃绝男人，而她们总以下嫁面包师的行动，履行了永绝男人的宏弘大愿。
那间屋子，也像珍妮特或我的姨婆一样整洁。我方才搁下笔，回忆那个房间的时候，微风夹带着花香，又从海上吹来。我又看见了那些擦得光闪闪的老式家具，又看见了凸形窗里绿团扇旁我姨婆那把不可侵犯的椅子和那张桌子，又看见了那张粗毛地毯、那只猫、那个水壶手垫、那两只金丝雀、古瓷器、装满玫瑰花瓣的酒钵、装满各式各样瓶瓶罐罐的大橱柜；同时，我也看见了我自己，蓬头垢面，躺在沙发上，观察着这一切，给这个房间大煞风景。
珍妮特给我烧洗澡水去了。这时，只见我姨婆忽然气得浑身僵直，我不禁吓了一跳，只听她声嘶力竭地喊道：“珍妮特！驴！”
听见这一声喊叫，珍妮特好像听见火上了房似的，从楼上跑下来，径直冲向房前一块青草地，把胆敢踏上草地的两头驴轰走了。与此同时，我的姨婆冲出屋子，一把抓住一个小孩儿骑着的第三头驴的缰绳，掉转驴头，牵出了那片圣地，接着掴了那个倒霉的赶驴顽童一顿耳光，看他还敢不敢亵渎这片圣洁的地方。
时至今日，我尚不清楚，我的姨婆是否对那片青青的草地真有合法权利。不过她自认为她是有这权利的，而且不容置疑。有也罢，没也罢，在她反正都一样。她认为一生里对她最大的凌辱，需要不断报复的，就是驴子践踏那片圣洁的草地。无论她正从事何种工作，也无论她和别人谈得如何起劲儿，只要一见驴子，她的思路立刻被扭转，她立刻就向驴子扑过去。她在隐蔽的地方暗中藏了灌满水的罐子和喷壶，时刻准备泼向进犯的孩子们。门后头埋伏着棍棒，无时无刻不在出击，战争无止无休。也许这对于那些赶驴的孩子们倒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刺激；也许那些通灵性的牲口，熟谙这种形势，乐得跑进去，纵情恣肆，施展其桀骜不驯的天性。我只知道，在洗澡水烧好之前，就有三次军情吃紧。在最后一次，也即最激烈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姨婆，单人独骑和一个十五岁的黄头发少年打起了交手仗，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把他的脑袋撞到了篱笆门上。这种骚扰，尤其弄得我哭笑不得，因为进攻开始的时候，我姨婆正用一把大汤匙给我喂汤（她坚信，我饿了好几天，胃肠很弱，不能一开始吃得太多），我刚张开嘴接受喂我的东西，她就把匙子放回汤盆，大叫着“珍妮特！驴”冲出去，发起冲锋了。
洗过澡，我觉得很舒服。我开始敏锐地感觉到由于睡在野地里而引起的四肢剧烈的疼痛，这会儿疲劳极了，一点精神都没有，几乎坚持不了五分钟，就又昏昏睡去。我洗完澡以后，她们（我是说我姨婆和珍妮特）把迪克先生的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给我穿在身上，又用两三条大披肩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当时我那副尊容，究竟像一捆什么东西，我不得而知，但我只觉得全身暖烘烘的。昏昏沉沉，浑身乏力，不一会儿躺在沙发上又睡着了。
也许那是盘踞在我脑子里如此之久的幻想引起的一场梦吧，我醒来时有这样一种印象：我的姨婆曾来到我跟前，弯下腰，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撩开，把我的头放得更舒服些，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我。我耳边好像还响着“漂亮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一类的话语。但我定了定神，只见姨婆坐在凸形窗前，从绿团扇（它安在转轴上，可转向任何方向）后面望着大海，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别的迹象使我相信，那些话出自我姨婆之口。
我醒后不久，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吃的是烤鸡和布丁。我坐在餐桌前，活像一只捆扎起来的家禽，要动弹一下胳膊，非常费劲儿。然而，既然是我姨婆把我裹扎成这样儿，觉得别扭也不能抱怨了。吃饭期间，我心里一直嘀咕，不知她将对我如何处置。但她一声不吭，只是偶尔拿眼盯着我（我就坐在她对面），说一声“我的天哪！”而这句话丝毫减轻不了我的焦虑。
桌布撤走了，雪莉酒摆到桌子上（也有我的一杯），这时，我姨婆又打发人上楼去请迪克先生。迪克先生下楼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姨婆便请他仔细听我讲述我的经历，他则竭力作出善解人意的样子。姨婆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把我的底细全都套问出来了。在我述说我的遭遇的时候，姨婆的眼睛一直盯着迪克先生，如其不然，我想，他早就神游梦乡了。只要他脸上稍露一丝笑意，姨婆眉头一皱，立即令其正色敛容。
“我真难以想象，是什么迷了那个可怜的娃娃的心窍，叫她再去嫁一次人呢？”我讲述完毕，我姨婆说道。
“那也许是她坠入她第二个丈夫的情网了吧。”迪克先生提醒说。
“坠入情网？”姨婆重复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坠入情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许，”迪克先生想了一想，傻笑着说，“她是为了图个快活吧。”
“快活！那才真叫快活哪！”我姨婆回答说，“那个可怜的娃娃，把她那份痴情托付给那样一个狗杂种，托付给一个无论怎样都会虐待她的人，那才叫快活哪。我真不明白，她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她已经嫁过一个丈夫了。她已经把大卫·考波菲尔送出尘世（他从摇篮里的时候起，就老追漂亮的蜡人样的女孩子）。她也生了孩子——哦，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她生下面前这个孩子的时候，母子放到一块儿，真可以说是一对娃娃！——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迪克先生暗暗对我摇了摇头，好像他认为，要叫我姨婆不再唠叨，是办不到的。
“她连养孩子都跟别人不一样，”我姨婆说，“这个孩子的姐姐，贝齐·特洛特乌德，哪里去了？生不出来。我才不信呢！”
迪克先生好像给这话吓了一跳。
“那个小个子医生，脑袋朝一边歪的那个，”姨婆说，“是叫齐利普，还是什么别的名字来着，他在那儿是干什么吃的？他只会像只知更鸟一样——他也就是一只知更鸟——对我说，‘是个男孩儿！’一个男孩儿！呀！啐！那一群人，个个都是白痴！”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叫，吓了迪克先生一大跳。说老实话，也吓了我一大跳。
“而且，好像这还不够，她妨害了这个孩子的姐姐好像还嫌不够，”我姨婆说，“她还要嫁第二次——嫁给一个摩德斯通——嫁给一个名字听起来像‘没德行’的人——把这个孩子也害了！三岁娃娃也看得出来，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得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不等这孩子长大成人，就像该隐一样，流离失所了。”
迪克先生瞪大眼睛，不住地瞧我，仿佛要验明我确系这种角色似的。
“还有那个名字像异教徒的女人，”姨婆摇着头说，“那个佩戈蒂，据这孩子说，她还没看够嫁人的苦头，也去嫁了人。我只希望，她嫁了个报上说的那种通条丈夫，天天拿通条抽她才好。”
我实在不能容忍我的老保姆让人贬得一钱不值，成为揶揄的话柄。我对我姨婆说，她实在是错怪了佩戈蒂。我说，佩戈蒂是世界上最好、最可靠、最忠实、最尽心、最不自私的朋友和仆人。她一直疼我，一直疼我的母亲。我母亲是头枕着她的胳膊去世的，我母亲最后一个感激的吻，是印在她的脸上的。想起了母亲和佩戈蒂，我悲不自胜，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本来我还想对我姨婆说，佩戈蒂的家就是我的家，她的一切也就是我的一切，我本打算去她那儿安身，仅因其家道寒微，唯恐给她添麻烦，这才没去——但是，正如方才所说，我悲不自胜，泣不成声，便捂住脸，俯在桌子上。
“得啦！得啦！”我姨婆说，“这孩子还知道回护回护他的人，这很不错嘛。珍妮特！驴！”
我完全相信，若不是那几头该死的驴，我和姨婆一定会彼此达成谅解。因为姨婆把手搭在了我的肩头，这给我壮了胆，我一阵冲动，真想拥抱她，求她保护来着。但是，这全让驴搅和了，加之她冲到外面投入了一场混战，一时间所有柔情蜜意尽付东流。只惹得她怒气冲冲，对迪克先生宣称，她决心诉诸本国法律，恳求严惩多佛尔养驴人非法侵入他人领地的行为。她喋喋不休，一直说到吃茶点的时候。
吃罢茶点，我们坐在窗前——一看姨婆脸上那副严峻的表情，我就想象到，她是严阵以待再次入侵——一直坐到黄昏时分，珍妮特端来蜡烛和双陆棋棋盘，放到桌上，拉下百叶窗。
“喏，迪克先生，”我姨婆像上次一样，板着面孔，翘起食指，说道，“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看看这个孩子。”
“大卫的儿子？”迪克先生说，脸上的表情，既是专心致志，又是困惑不解。
“一点不错，”我姨婆说，“你说现在该拿他怎么办？”
“拿大卫的儿子怎么办？”迪克先生说。
“不错，”姨婆回答，“是拿大卫的儿子怎么办？”
“哦！”迪克先生说，“有啦。叫他——我要叫他去睡觉。”
“珍妮特！”我姨婆，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按捺住得意的心情，故作平静地喊道，“迪克先生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要是床铺好了，就打发他上床。”
珍妮特回话，床早已铺好，于是我就被带去睡觉。她们带领我走的时候，态度倒也和蔼。不过颇有点押解囚犯的样子。我的姨婆开路在前，珍妮特督师在后。有一件事，给了我新的希望。姨婆在楼梯上停住脚步，询问满屋子的火燎味儿是怎么回事。珍妮特回答，她把我的旧衬衫当做引火柴，填进炉子里烧了。这样一来，在我的寝室里，除了我身上穿的那一堆怪东西，便没有别的衣服了。她们离开时，给我留下一支小蜡烛，姨婆还预先警告，说那支蜡烛只能点五分钟。她们走出门，我听见她们从外面上了锁。我把这些事在脑子里反复琢磨，我认为，也许姨婆对我还不甚了解，疑心我逃跑成习，因而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我安全无虞。
我那个房间，高居房子的顶层，下临大海，皎洁的月光洒落海面上，居高眺望，令人心旷神怡。我记得，祈祷完毕，蜡烛燃尽，我依然坐在那里，目光注视着海上的月光，仿佛那是一部发亮的书，能从那上面看到我的命运；或者能看到我的母亲，怀抱婴儿，沿着那条泛着银光的路从天上冉冉走来，以我与她最后晤面时的慈爱面容，注视着我。我记得，我终于把目光移开，看见那挂着雪白帐子的床铺——尤其想到躺在这样的床铺上，蜷缩在雪白的被单之中的舒适——我那庄严肃穆的神思，一下变为感激之情，安乐之感！我记得，我想到了我曾在夜幕下睡过的所有荒凉的地方，我祈祷，但愿永不再无家可归，永不忘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我记得，后来我好像飘飘荡荡，沿着海上那道使我黯然神伤的辉光，进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