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交趾支那
湄公河，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一条蜿蜒雄美的河流。
1929年的夏天，湄公河依旧沐浴在一片恬静之中。在金色的霞光里，在摇曳的水波中，一艘古朴而笨重的渡轮伴随着轰鸣声，缓缓行驶着。它从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的大平原而来，那是一个遍布泥泞、盛产水稻的地方，到处充满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热带风情。此刻，渡轮载着嘈杂的人群，正在远离岸边，向寂静而轻柔的水中央缓慢地驶去。
渡轮上有着宽阔平坦的甲板，亦有老旧厚重的船舷，在甲板中间则停放着一辆破旧的巴士，四周的人们大多带着琐碎的物品，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谈天说地，即便是落了单的人，也扎推在人群之中。唯独她，一个戴着平顶男士草帽的年轻姑娘，独自靠在船舷上眺望远方。你只需瞧上一眼，便可以发现，这个女孩很美。尽管她的真丝连衣裙磨损快透明了，头上搭配的帽子不伦不类，脚上穿的那双点缀着廉价亮片的鞋子也沾着污泥，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别人眼中的美，是一种眼里张扬着恣意的美。
女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迷人之处，她只是将一只脚踏在栏杆上，带着一丝魅惑打量远方。这个时候，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她后面的黑色利穆轿车里走出来，然后犹豫着走到她身边。她没有回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间静静流逝，终于，他忍不住了，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递到她面前问道：“打扰一下，你抽烟吗？”
这是他和她的初次相遇，在交趾支那的湄公河上，在连接沙沥和西贡的渡轮之中。
这个女孩，便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情人》里的主人公简，亦是其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少女时期的缩影。然而，美丽、叛逆、充满诱惑的简完全等同于玛格丽特本人吗？这个风靡全球的法国女作家为何会出现在遥远的越南呢？
一切的故事，都要从玛格丽特的父亲和母亲说起，是他们为她带来了“越南女孩”的标签，也赋予她这一段独特的经历，以至于她在梦里，在老年的回忆中，时常会回想起荡着柔光的湄公河和有关越南的一切痛苦和快乐的经历，以及浓得化不开的异国乡愁。
众所周知，玛格丽特以“杜拉斯”的署名而闻名全球，但她最初的姓氏却是陶拉迪欧。这个姓氏来自她的父亲亨利·陶拉迪欧，一个英俊的地道法国男人。玛格丽特经常让母亲出现在作品中，但却很少提到父亲亨利，但这并不妨碍父亲成为她最崇拜的人。
亨利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洛特新城，那儿没有首都巴黎的繁华富庶，也不如工业城市马赛那样欣欣向荣，并且那里的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充满着小城市的杂乱气息和朴素的乡村风情。不过亨利出生两年后，洛特新城出现了变化，不仅成为大区最大的市场之一，城内城外的交通也逐渐完善起来，将封闭的小城市延伸到外面的世界中。
伴随着洛特新城的日益繁荣，亨利也在一天天长大。尽管他来自平民阶层的家庭——父亲是个鞋匠，祖父是个农民——但长辈对他的教育问题却非常关心。亨利本人也是一个努力的男孩，他在16岁便通过了小学教师从业资格的考试，获得了不具有官方性的初级资格证书。在当时，拥有这个证书，便意味着有了在小学里教书的敲门砖，生活是非常安逸的。只是，亨利并没有选择留在小学里当一个临时的授课教师，或许他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难以游刃有余地教书育人，或许是他当时有了更加雄心壮志的计划，他最终在家人和老师的支持下，参加了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
那一年的夏天，亨利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优秀学生。三年之后，他从学校顺利毕业，接受了由教育局局长亲自颁发的“小学教师资格证书——高级资格证”，同时被任命为马斯阿让男子学校的教师。他成了政府承认的公职人员，这在当时是个优越的职业。此后，他在教师的路途上一直走着，从小镇升迁到区，又从法国，来到了交趾支那。
那个时候，交趾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从欧洲而来的统治者在贫穷和充斥着分离与忧伤的土地上建造了一个又一个新兴的城市。然而这些还不够，为了达到对殖民地的充分占领，他们从本土迁来了大量人口。就像法国当局宣传的那样，他们要在法国之外的遥远亚洲，建立另一个幸福的乐园，也为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
大批的法国人被鼓动了，他们纷纷离开自己的故乡，启程前往未知的国度。在这些人中，既有统领殖民地事务的行政官员，也有富有的大庄园主，他们依靠橡胶、热带水果等“绿色黄金”，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还有一部分中等收入的教师、翻译等知识分子也怀着这样或那样的梦想，跟着迁移的人群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在法国担任教师的亨利。
其实，亨利作为一个教师，到越南并不能够像庄园主那样迅速创造出巨额财富，至多就是职位更加高了：从法国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转变为越南嘉定师范学校的校长，同时拥有管理四个法国教师和五个本土教师的权力。有人肯定会想，为什么亨利会选择离开繁华的故国，要踏上未知的地方，去面对前途未卜的人生呢？毕竟亨利留在法国，以他的资历和勤恳的作风，即便不会立即得到升迁，未来的职业道路也会一帆风顺。
玛格丽特后来对这件事进行了推测：“法国北方的农村简直是要闷死了，因此他们非常向往皮埃尔·洛蒂笔下的那份神秘色彩。……他们一道去请求投身殖民地教育，接着他们被委派到这个叫做‘印度支那’的大殖民地去了。”此外，亨利生活的洛特新城所具有的浓厚贸易气氛和冒险氛围也深深影响了他，更何况他还如此年轻，去充满神秘的异国生活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就这样，在1905年，亨利带着他的妻子阿丽丝和孩子背井离乡，一起来到了陌生的西贡嘉定。
而玛格丽特的母亲玛丽·勒格朗到达交趾支那的历程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玛丽同亨利一样，在法国时就已经结婚了。不过她对第一次婚姻的态度很让人费解，她嫁给了同村的一个贫穷小伙，却在他成为商人后选择了独自去冒险。于是1904年的11月，她离开丈夫，离开法国，踏上了开往越南的轮船。六个月后，她便孤身一人站在了交趾支那的土地上。此时，她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没有亲人在身边，更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但是她并没有在意这些，到交趾的第二天，她便根据出发前与法国政府签订的合同，去学校报到了。就是在越南担任教师的时候，她认识了同在教育圈子里的校长亨利。
年轻英俊的亨利与玛丽相遇前，已经有了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但他对玛丽依然一见钟情，之后便展开狂热的追求。当时，玛丽对亨利的炽热追求有没有回应，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然而，似乎是命运有意让他们结合，在玛丽到达交趾支那两年左右的时间，她收到书信才知道留在法国本土的丈夫去世了，自己成了一个寡妇。与此同时，亨利则被告知，他在西贡的妻子阿丽丝病危，没多久，便也去世了。
一个是鳏夫，一个是寡妇。
他和她的精神世界更加接近了，更何况，他们原本就拥有相同的冒险理念，拥有相近的生活圈子，而他，又是那样地喜欢她，迷恋她。
两人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必然，尽管亨利当时还在服丧期，尽管他的朋友很不喜欢玛丽，甚至认为玛丽嫁给亨利是一种高攀，但是两个人还是不顾别人的异样眼光，在1909年12月20日举行了婚礼，当时距离阿丽丝去世才过了五个月。
玛格丽特的父母无疑都具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且行动上特立独立，丝毫不顾世俗的眼光，这样的性格后来也深深影响了玛格丽特，让她成长为一个另类的、叛逆的女子。
仿佛是命中早已注定一般，玛格丽特的父母在交趾支那相恋，结婚，生子。而玛格丽特也在这里成长，遇到她生命中始终难以忘怀的情人。甚至有人说，没有越南的这一段经历，玛格丽特便不会成为后来令人瞩目和享誉全球的作家杜拉斯。
小镇嘉定的平凡生活
玛丽和亨利结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尽管这不是亨利第一次做父亲，但有了和玛丽的结晶，他还是非常兴奋、开心，并为孩子取名“皮埃尔”。这个胖乎乎的新生儿得到了父母的百般爱护，一个摄影师记录了他出生不久后的场景：在嘉定的一处温馨的房屋后花园中，玛丽穿着简单的白布裙子坐在躺椅上，怀中抱着穿着同色上衣的儿子，她面带微笑，眼睛里更是满含深情。
从这张黑白的照片中便可以看出，亨利和玛丽的婚后生活非常幸福、甜蜜。皮埃尔出生后，玛丽没有中断工作，此时她已经是学校里的主讲教师。但是，玛丽的工作地点在西贡，而亨利则在嘉定当校长，为了能够和丈夫住在一起，她从西贡搬到了嘉定。从这一点来看，玛丽就比亨利的前妻阿丽丝聪明多了，宁愿每天早晨乘坐蒸汽有轨电车往来于西贡和嘉定之间，也要留在丈夫身边。
幸运的是，这样两地奔波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她就被调到了亨利在嘉定任职的同一所学校当老师。于是，她和亨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每天的生活充实、稳定而安详。
到1911年12月，两个人在殖民地的服务期限相继到期了，不过他们在回法国进行短暂的探亲后，便又携手回到交趾支那。这年的圣诞节，玛丽顺利产下第二个儿子保罗。一切都看起来非常美好，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有着乖巧可爱的儿子，工作稳定体面，收入虽然不如庄园主那样丰厚，但是对于过正常的生活显然足够了。
作为一个校长，亨利在嘉定的口碑非常好，无论是他的下属，还是上司，都对他称赞不已。西贡的总督甚至评价道：“他培养了优秀的当地小学教师，这些教师也都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事情出现转折是在玛格丽特出生前的几个月。那是1913年12月16日，嘉定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写信给交趾支那的总督，举报亨利以职务之便获取额外利益。举报信中提到：
经过调查，我非常荣幸地向您证实这样的事实，嘉定师范学校的校长亨利·陶拉迪欧先生私自在学校为校长提供的居所里招收了一定数量的付费寄宿生。这9名寄宿生每个月上交80美元的补习费用。
总督对亨利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没有申请就私自在政府为他提供的住房里招收寄宿生是不符合规定的，并让嘉定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对亨利提出严重警告。不过总督对亨利还是比较看好的，他同时也指出，亨利虽然是一个教师，但是有权在课余时间补课。
事实上，招收寄宿生和为学生补课的人并不是亨利本人，而是他的妻子玛丽。在玛丽看来，这些殖民地的孩子没有机会正式到名额已满的学校里读书，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更何况，通过这些额外的补课，她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
亨利当然是支持妻子的，即使是受到了总督的批评，他也没有改变主意。在给总督回复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并没有去请这些学生，我没有做任何广告。面对他们的请求——他们处在困境之中，绝无可能继续上学——我认为接收他们是对公立教育最有利的补充。……这些学生中有3人打算留学法国，继续深造，希望通过长期与我们的接触了解法语和法国人的风俗习惯。孩子的家境也很好，把他们安置在师范学校很有必要。
总督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当然不会允许亨利如此挑战他们的权威，在收到这封大胆的反驳信之后，他们再次对他发出了行政警告。不过，亨利和玛丽依然没有妥协，他们同意在学期结束后让一些学生回家，不过同时也表明，一旦学生在学校外面租好了房子，他们并不会放弃教育这些孩子。
或许玛丽如此坚持，更多的是受到了利益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她和亨利的坚持不懈、不轻易放弃，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具有十分大的意义。更何况，在殖民地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一个白人教师能够不顾种族、肤色和阶层的差别，坚持教授学生，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敬佩和难能可贵的。
到后来，这种寄宿行为也延续到他们的女儿身上，在玛格丽特上学时，她也住在了一个教师家庭里，尽管那个教师并不像她的母亲那样负责任。
亨利夫妇的让步，促使因私自招收学生而引起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玛丽也再次面临分娩。1914年4月4日凌晨四点，在嘉定的房屋中，玛丽在丈夫的陪伴下生下了他们第一个女儿玛格丽特。那一天，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玛格丽特就这样静静地来到世界上，但是在几十年后，她却成为了法国文坛的骄傲，成为与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张爱玲等并称的国际知名作家。
厄运，突然降临
玛格丽特出生仅六个月，她的母亲玛丽便病得非常厉害。西贡的医生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她同时患了关节炎、疟疾和肾病，心脏也不是很好。交趾支那的医疗设施十分落后，医生建议她回法国治疗。就这样，玛格丽特刚出生不久，她的母亲便离开家人独自回到法国休养、看病。
好在病情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在法国的图卢兹军事医院进行治疗之后，玛丽的病得以康复。没有多做停留，她立即搭上轮船，返回交趾支那与家人团聚。她本以为，生活可以回到之前那样幸福和安定的状态，她可以和丈夫一起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却不曾想到，她的病好了，丈夫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
亨利时常头痛，不断地经历肺出血、肠绞痛和严重的痢疾。反复出现的疾病将他折磨得难以集中注意力，也严重影响了他的教学事业，这从1915年上级领导对他的评语中便能够看出来：“陶拉迪欧先生是个好校长，然而这一年他健康状况不佳，先后患病……放松了师范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疏忽了对本地老师岗前的教学培训。”尽管报告认为“这种失职尚属首次”，但是因为生病的原因，亨利的确在工作中力不从心。
到玛格丽特出生后的第二年，殖民地的卫生委员会直接向亨利发出了“必须立即回法国疗养”的警告，而总督也为他批了半年的病假。当年的5月5日，亨利便搭乘游轮回到法国。可见，幼小的玛格丽特在出生后便没有享受到安定的家庭生活，她的父母一直处于生病、分离当中，对她的照顾自然不能与两个哥哥相比。亨利的离开，让玛丽不得不独自担负起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不过为了能够待在丈夫身边，她在随后不久便以身体有恙为由，拿到了医生的证明，同亨利一样获得了半年的假期。
她稍作整顿，便带着三个孩子从西贡登上了“内拉”号邮轮。这是玛格丽特第一次搭乘邮轮，第一次远渡重洋，第一次与她的祖国产生联系。母亲玛丽买的是头等舱，但玛格丽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头等舱代表什么，她很小，还不能自己走路。有一张照片显示了当时的场景，像瓷娃娃一样可爱的玛格丽特穿着绣花白裙，头发还很短，小辫子上的头绳松垮垮地缀着，正坐在木质童车里。不过她的眼中，已经显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自信与张扬，即使是她那靠在童车旁边的两个哥哥，仿佛也失去了活力。
大约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轮船到达马赛。亨利拖着生病的身体，亲自到马赛将妻子和三个孩子领到洛特新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家人团聚了。
那个时候是1915年6月份，欧洲正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每一个男人都需要走上战场，而亨利刚从殖民地回到法国本土，便被征入伍了。幸运的是，由于他有病在身，同时又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没有被送到战火纷飞的前线，而是成为了后勤部队的一名人员。此后他一直在部队服役，直到1916年的5月，法国、英国等组成的协约国在战场上所处的形势越来越有利，法国大范围减少在战场上的士兵人数，亨利才得以退伍。
此时，玛丽从上级那里获得的假期已经有过一次延期，但为了能够与丈夫团聚，她多次以疾病为由要求延长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最后成功使休假期限延长到了1917年6月份。这样，她和亨利便有了真正团聚的时光。
与当初雄心壮志地去殖民地教书的心情不同，此时的亨利和玛丽只想留在法国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很多时候，生活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经过两次体检，医生开出的诊断书上均写道：“阑尾炎，属陈旧性，已经痊愈；疟疾病有所改善，肝脾已经正常，肠功能和相关脏器功能已经恢复。”简而言之，就是亨利的身体已无大碍，能够胜任殖民地的工作。
当年的6月20日，亨利夫妇带着玛格丽特和她的两个哥哥再次回到了交趾支那，不过亨利和玛丽在嘉定师范学校的职位并没有保留下来，早在两人先后回法国看病时，这所学校就因为“面临整顿”而暂时停课了。面对归来的亨利，殖民地当局任命他为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毫无疑问，从校长到班主任，这是一次令人尴尬的降职，更何况职务的升降在西贡非常受到人们的关注，消息的传出，一片哗然。
亨利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他一面前往指定的学校办理入职，另一面则不停地找殖民地当局理论，找总督讨说法。在他的奔走之下，殖民地当局最终修改了调令，让他从1918年1月1日起担任河内宗主中学的校长。对于亨利一家来说，这次任命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亨利不仅恢复了校长职位，而且河内宗主学校比嘉定师范学校的规模大了许多。就这样，亨利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西贡，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去河内任职的路途。这一年，玛格丽特4岁，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父母总是频繁地迁移，却也在这种变动中渐渐成长起来。
此时的河内，已然不是三十年前散发着臭味的破败地方，而是已经有了巴黎式的繁华。在主干道上，豪华的发廊、香水店、咖啡馆鳞次栉比，穿着体面的人更是频繁地出入其中。不过，他们在这座被称为“热带小巴黎”的城市仅仅停留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亨利在河内宗主学校的校长职位便岌岌可危。因为总督认为他“更适合担任小学校长一职”，而另外调了一位教师前来担任宗主学校的校长。
其实，工作的变动事出有因。首先，早在亨利刚刚到达河内时，他在没有向上级报备的情况下，就擅自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缅甸度假。要知道，在当时如果没有得到上级的正式批准，他无论如何都不得离开印度支那的联邦本土。尤其是这件事情还被总督发现，于是，亨利在总督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其次，在1919年，发生了一件更为致命的事件：宗主学校内出现了大范围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殖民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令殖民当局非常难堪，于是，作为校长的亨利便被当成了替罪羊，成了对示威活动处理不力的直接责任人。再加上他的妻子玛丽个性要强，总是与人闹矛盾，甚至被有心人指责说“过多地参与了学校的管理事务”。
就这样，亨利一家在河内的两年安逸生活结束了。离别的时候，他们在河内的湖滨之畔拍摄了一张“失望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玛丽板着脸，面容疲惫，目光无神；而玛格丽特和她的两个哥哥全都衣衫不整、头发凌乱。显然，他们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尽管心中十分不愿意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反复漂泊，亨利一家却不得不踏上下一站的征程——去金边。在那里，亨利和玛丽分别成为了两所不同学校的校长。
此时，玛格丽特6岁了，她的童年生活一直在流浪中度过，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固定的朋友，甚至无法去学校念书。她一直待在家里，白天由仆人照料，傍晚由下班后的母亲亲自教导。她非常聪明，凡是母亲教授的知识都能够迅速接受和掌握。
相对于母亲对孩子们的照料和教育，亨利对孩子的教育已经力不从心了，繁琐的学校事务让他陷入莫名其妙的疲惫之中，一直无精打采，甚至一度因为没有力气而中断工作。
1921年3月份，亨利病重，卧床不起，最后被紧急送上“智利”号轮船，回法国进行抢救。那时他是一个人离开的，他的妻子玛丽为什么没有陪伴在身边，其中原因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医生经过几个月的检查，但他们完全不知道亨利的病根，只能观察到亨利在一天天消瘦和衰弱，甚至可以说是正在走向死亡。
亨利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于是在没和医生打一声招呼的情况下就从医院离开，回到了他在法国杜拉斯镇购买的房屋，当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前妻生的两个儿子。他整日躺在床上等死，这种折磨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月，最后他于1921年12月4日平静地离开了世界。
玛丽是在金边收到丈夫的死讯的，正如多年前她得知第一个丈夫去世时一样，悲伤浸入骨髓。她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一定要亲自核实，但无论是从法国发来的电报，还是殖民地行政署的回复，都表明，她的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年，玛格丽特7岁。年幼的她对父亲的骤然死亡完全没有概念，不过此后她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父爱的缺失，还有很多很多。
争产风波与纠纷
玛格丽特父亲的死亡，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一个谜，他生前拒绝一切医疗措施，死后也没有死亡证明，以至于在他去世五年之后，交趾支那的总督还在猜测，亨利是否还活着。
玛格丽特父亲的死亡，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一个谜，他生前拒绝一切医疗措施，死后也没有死亡证明，以至于在他去世五年之后，交趾支那的总督还在猜测，亨利是否还活着。
然而，对玛格丽特的母亲玛丽来说，没有死亡证明，就会引起很多的困难，包括无法领到抚恤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不得不反复向殖民地的行政署证明自己的丈夫去世了，自己是一个寡妇。为了得到一张死亡证明，身处交趾支那的她要一直与法国的医生不停周旋，最后她实在乏了，退了一步，只要一张通融证明。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关于遗产的分配也让人非常纠结。亨利前妻生的两个儿子让和雅克，也是法定的继承人，但亨利并没有留下遗嘱，这导致财产分配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为了维护让和雅克的权利，亨利的弟弟罗歇也参与到了财产的争夺之中。双方通过电报交流了初步想法，不过显然没有达成一致。
1922年夏，玛丽所在的学校课程告一段落，她立即向上级提出请假申请，要回到法国处理相关事务。根据总督府签发的文件可知，“在交趾支那待满5年零10天，便能够享受到10个月的行政休假”。因此，玛丽的休假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她带着三个孩子启程回法国争夺遗产了。她并不是一个淡雅、与世无争的女人，更何况她和丈夫的另外两个孩子完全没有感情，她觉得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在那两个孩子之前，清算丈夫留下的财产。
这一次回法国，8岁的玛格丽特已经记事了。她的母亲买的是头等舱，餐厅、浴室、音乐厅、阅览室等均装修考究，环境优雅，这在玛格丽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后来她们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时，玛格丽特对往昔的怀念之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轮船到达法国后，玛丽反而不着急了，她领着三个孩子先在法国北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探亲，之后才回到丈夫亨利在法国购买的普拉提耶庄园。
这座庄园由土地、农场、建筑、粮仓、花草树木等构成，占地广阔，规模宏大，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地产。玛格丽特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不过生活总体上还是安定无忧的。她在农场里肆无忌惮地奔跑，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也到果园里摘果子吃，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小伙伴。或许在她眼中，一切还和从前一样。
玛格丽特当然不懂母亲的忧愁和焦躁，对于父亲的财产，她更是没有概念，也不知道争夺遗产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让和雅克，不久之后也来到庄园里，让很懂礼貌，他对玛格丽特一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然而，表面的和气并不能说明什么，遗产分配才是双方最关注的问题，也是矛盾的焦点。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亨利的遗产属于“夫妻关系共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因此玛丽还是占了很大的优势。而公证局首先清点的就是夫妻共有财产，既包括在交趾支那的财产，也包括在法国的动产和不动产。好在玛丽比较精明，在来法国之前就已经通过金边法院对夫妻共有财产做了登记，节省了许多时间。
尽管如此，清点工作依然持续了三天才完成，在最终得到的清单上，罗列的物品五花八门，即使是瓷器、桌子、灯罩等小件物品也被囊括在内。1922年10月，玛格丽特的母亲在名为“财产因所有人亡故需转移的声明表格”清单上签了字。清单上显示亨利留下的遗产数量庞大，大约为12.5万法郎，其中普拉提耶庄园就估价为5万法郎，而庄园内的家具和其他物品约为2.5万法郎。
遗产的分配，到此时也有了最终结果，由于亨利没有留下遗嘱，因此玛丽作为他的妻子，不仅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唯一有资格“继承亡夫5个孩子的财产”的人。然而，法律这样规定，实际情况却非常棘手，让和雅克并不是玛丽的孩子，甚至可以说双方毫无感情。而对于玛丽来说，如何保证自己和自己的3个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才是首要的。
另一方面，亨利的弟弟罗歇也想参与到获得利益的行列中，他作为让和未成年的雅克的法定监护人，支持两个侄儿立即进行财产分割。在得知两个侄子的抚恤金要从玛丽的总抚恤金中提取后，他给法国负责人和殖民地总督分别写了信，言辞激烈地指出这笔由玛丽申请的抚恤金工作可能会被无限期延迟，因为亨利前妻生的两个儿子一直由法国的亲属养育，玛丽完全不会考虑他们的生活。
玛丽和罗歇为此还打起了官司。实际上，玛丽也想尽快获得抚恤金，但是丈夫的死亡证明文件一直没有下来，她也没有办法拿到这笔抚恤金。而随着休假截止期越来越近，她有些着急了，知道遗产分割不能这样无限期拖延下去，否则问题会越来越多。但事情不是她想解决就可以立即决断的，双方互不让步，官司只能继续拖延。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好故技重施，以生病为由将自己的假期延长了6个月。
为了防止财产分割生变，玛丽只好忍痛决定，和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拍卖普拉提耶庄园，共同分享拍卖金。这场拍卖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买家和凑热闹的人纷至沓来，他们为展出的具有异域风格的各种家具和物品所惊叹，也为亨利的品位深深折服。
拍卖结束后，法院的最终审判结果也出来了，玛丽被宣布为“普拉提耶庄园唯一的最终拥有者”。只是，她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究竟花了多少钱和精力，只有她心里最清楚。
作为玛丽的女儿，年幼的玛格丽特当时还不知道母亲整天奔走在法院是为了什么。不过在成年之后，她谈到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状况：“关于后来的时日，她从来不愿谈起。她说那时非常艰难，至今她还在寻思，自己究竟是怎么摆脱困境的。”显然，玛丽失去丈夫后并不好过。她不遗余力地为遗产奔波，是自私、占便宜的心思作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单身母亲的无奈、现实和悲哀。
依然要回到殖民地
时光飞逝，在法国的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玛丽再也不想回到殖民地了。她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只是当初因为受到宣传海报的蛊惑，因为冒险的天性，她才选择到交趾支那服务。经历两任丈夫的去世，在不停变动、漂泊和反复辗转的生活中，她终于觉得累了。人到中年，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想要安定下来。
迫切地想留在法国，可是当初签约的合同却不能轻易更改。除非病得不能走路或死亡，否则她只能继续履行合约。玛丽不甘心，她说自己确实病了，记忆力严重衰退，在殖民地患上的慢性疟疾也再次复发。不过口说无凭，分管殖民地工作的负责人要求她提供证明，结果，法国的医生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陶拉迪欧夫人从现在开始完全可以适应殖民地的生活了，她应该立即回到岗位上去。
所有可能皆被斩断，玛丽知道不能违抗命令，必须要回到殖民地岗位上去。满怀着希冀破灭的哀怨，她于1924年6月领着三个孩子，再一次地搭上了去交趾支那的轮船。
这一年，玛格丽特已经10岁了，对于离开法国她没有过多的伤感和不舍，在她心里，交趾支那似乎才是她的故乡，而法国成了旅途的暂居地。在缓慢航行的轮船上，她虽然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心事重重，却也没有放弃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喜欢海景的小姑娘，始终将自己沉浸在沿途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景色之中。
再度返回旧地，玛格丽特的母亲完全提不起任何兴趣，她考虑最多的还是现实问题，关于她的孩子，关于工作，也关于未来。她不想再去金边了，她对这个遥远的地方完全没有好感，她是在那里收到丈夫去世的消息，回去，只会更加伤心。为了未来考虑，当客船靠岸时，她便立即给殖民地的总督写信，请求对方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在河内。不过当客船再次靠岸时，她得到答复，依然要去金边任职。
玛丽不甘心，打算再次写信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希望，不过还没等信寄出去，客船就开了。等到达西贡时，一切皆已成定局，无法改变。就算再怎么闹腾也没人搭理，玛丽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继续前行，在临行前她给总督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
如果我是孤身一人，当然很乐意到金边就职，因为我曾经在1921—1922年间担任诺罗敦学校的校长，我非常喜欢这个职业。但我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分别是14岁和13岁，他们已经结束了六年级的课程，金边根本就无法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我原先在金边所任的校长一职已另有他人继任，所以，尽管我有一定的级别和资历，我还是不得不和我的孩子住在旅馆里，我的工资差不多全都要花在旅馆费上了。而在河内工作，就没有这些麻烦，因为我有自己的住房。最后，总督先生，我丈夫死于1921年，他在第一次婚姻中生有两子，其中一个尚未成年，我因此有许多麻烦……我从20岁起就在殖民地工作，我对于交付给我的工作，以及在儿童教育方面一直恪尽职守，而现在，正是我自己的孩子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前途不应该受到影响。
总督被玛丽字里行间的悲凉基调感染了，他委托殖民地当局进行调查。不过在结果出来之前，调令依然有效，她还得去金边工作。
来到金边后，玛丽发现之前在金边担任校长期间的一套职务住房，此时已经分给了另一位女教师，也就是她的继任者。不得以，玛丽只能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价格不菲的宾馆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和一个白人校长应该有的体面，尽管她在旅途中已经花费大量钱财。
很快，玛丽就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金边的同事似乎不是很欢迎她的到来。事实上，情况的确如此，早在得知玛丽休假结束要继续回来工作的消息后，金边的教育局长就通过私人关系让负责交趾支那公共教育的领导，把玛丽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只是为了安排和他关系近的弗洛朗坦夫人——玛丽的继任者。
被上级领导排斥显然是对玛丽不利的，更何况此时正值总督派人前往金边的学校调查玛丽的工作事情，这个调查结果关系到她是否能够成功调任，或者继续担任校长。同时，不光是教育局长，连玛丽的其他同事也在这件事上给其以无情的打击，他们声称玛丽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并认为她在金边工作期间，名声非常糟糕，对学校的教育造成了混乱和不团结。
敏感的玛丽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好，她感受到周围的背叛和恶毒，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阴谋的氛围里。她试图采取挽救措施，与同事交流，让他们为这件事作出澄清，但是所有的人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逃避她。就算教育部门召开代表会议，对强加在她身上的罪名进行调查和对质，也没有什么改变。她的同事还是对此保持沉默，没有一个站出来发表对她有利的言论。
所有的办法都想了，接下来只能被动地等待消息，玛丽把自己和三个孩子关在旅馆中，哪里也不去，什么也不想，一直过着消极、噩梦般的生活。
玛格丽特是这件事的亲历者，虽然因为年龄小，不懂得当初的原因，但是在成年后，她还是对母亲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愤怒：“我母亲害怕为国家做事的人，她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玛格丽特在此后的一生中，一直都坚持认为行政部门的做法不公平，并在文中将母亲列入殖民地制度的倒霉受害者的行列。
不过，结局往往出人意料，她不仅没有因为负面评价受到处罚，反而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提升。她被调到一个新的地方——永隆工作，尽管下一站不是梦寐以求的河内地区，但是总比继续待在充满悲伤气息和矛盾交织的金边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