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的怀远县城里。童年时代的他，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有自己的独特喜好。他喜欢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看小人书，也喜欢沿着一条叫“永平街”的小巷，步行到当年的永平小学（怀远县第二实验小学）上学。小学毕业前，他一直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居民区。
在老邻居和他母亲的老同事李爷爷眼里，史玉柱是个内向、话少的孩子。当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怀远一中。此后，以前的老平房区要改造了，他便随一家人搬到新住处，认识了新邻居崔怀阳。据崔怀阳回忆，史玉柱在中学时勤奋好学，理科成绩非常优异。
年少时的史玉柱人很老实，做事有一股韧性，并有极强的耐心和恒心，这也是他日后可成就大事的基础。
史玉柱的老师刘宗英，她老公正好是史玉柱父亲的老同事，所以史玉柱的一举一动自然印刻在刘老师的脑海中。刘老师说，上小学时，史玉柱就要求自己必须把作业先做完才吃饭，即使父母劝他都不行，他不是那种拖拖拉拉不愿写作业的学生。
史玉柱特别爱看书。《十万个为什么》在当时很流行，他爱不释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脑子里除了“为什么”，还有“为什么要为什么”的想法。直白点说，他想弄明白那些为什么。那时的史玉柱就是个实干派，说干就干。
五年级时，史玉柱按照书上所写，准备自制一台收音机。他的这台收音机很简陋，基本是用最现成的物件测试原理，与芯片之类无关。
还别说，他真的大功告成了，“收音机”发出了很大的声响，这让他喜出望外。
此外，他的胆子特别大，居然可以自制“炸药”。
“一硝二磺三木炭”，他照着书本依样画葫芦，有模有样地做起了炸药。经过一番折腾，他果然造出了。造出的目的是让它爆炸，故此他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把炸药埋在路旁。随着一声巨响，刚好经过的邻居都被吓坏了。也因此，他挨了父母的一顿暴揍和责骂。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他有了“大胆”的绰号。
虽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可与很多自幼展示出某种“非凡才能”的人物相比，他仍显得太普通，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少年，他并没展现出有朝一日会成为富翁的潜能。
史玉柱很幸运，因为他接受到了完整的教育。不得不说，完整的教育履历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未来。而来自家庭的教育，也一样令他获益终生。
父亲史春祥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很传统，身为警察的他，对儿子实施着严格的教育，经常告诉他，别人打他也不许还手。
史春祥对儿子的教育和爱夹杂着不近人情的严厉，他也是那个时代廉洁无私的公职人员的缩影。正是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让史玉柱这棵小树没有长歪，更没有因溺爱变得不可一世、飞扬跋扈。
史玉柱头脑灵活，内心总有不安分的想法，他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对复杂的事物总想追根溯源、一究到底。他经常会在内心发问：“天为什么是蓝色的？云彩为什么是白白的？平原地带为什么会那么平坦？”他脑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新奇的问题。
这些检索型的知识，在那个获取知识途径有限的年代仿似“未解之谜”，史玉柱的生活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网络，唯一的课外读物就是小人书。他深深地为小人书而痴迷，废寝忘食，难以自拔。甚至，为了看小人书会频频逃学，以致考试不及格。
只要看起小人书，史玉柱可以做到不吃饭，不睡觉，夜以继日。夸张点说，他是坐在小人书堆里长大的。一本本，一打打，一遍遍地看，百看不厌。小人书是他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为他展现着丰富多彩的童话王国。
由于对小人书太过痴迷，到了四年级，史玉柱在学习上遇到了瓶颈。他为学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少，成了降级生。于是，他亲眼看着母亲把小人书都烧成了灰。尽管内心非常难过，他还是倔强地站在原地，不吭声，也没有认错。也许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他只知道，自己魂牵梦绕的小人书从此不复存在了。
书的形式化为了灰烬，书的灵魂却在他内心深处顽强地生长。小人书让他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也让他“认识”了很多历史人物。《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就是这个时期在他心中扎根的。
在这个小男孩幼小的心灵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人物以及家乡附近的历史名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当听说《三国演义》里“张辽威震逍遥津”一节中，“逍遥津”就在安徽合肥时，他内心非常激动，经常跟别人说：“逍遥津古战场就在合肥，我要去合肥。”更让他惊讶的是，合肥不仅是传奇古战场逍遥津的所在地，还生养了周瑜和包公。这更增添了他对合肥的好感和迷恋。他开始缠上父亲，整天磨着让父亲带他去合肥。
史春祥也知道儿子的性格，拗不过他，趁着自己到合肥出差的当儿，同意带他前去。
这天，天刚放亮，史家父子动身出发，直抵合肥。这是史玉柱第一次坐火车，沿途的一切在他眼里都很新奇。车厢里的每件物品他都仔细查看，车窗外疾驰而去的村庄也令他感到无比亲切和兴奋。没过多久，合肥到了。
史春祥领着史玉柱去了逍遥津公园。他带着儿子坐上小船，一边划船，一边给儿子讲有趣的历史故事。史玉柱听得入了迷，眨着好奇的大眼睛。他发现大千世界真是太神奇了，有那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物藏匿在每个角落，等待自己去发掘、去探索。
从逍遥津公园出来，父子俩又去了包公祠和曹操点将台。在包公祠里，史春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人一辈子要做好事，才会让自己名留青史；如果做坏事，就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
后来，史玉柱说，那次纯粹的游玩，父亲的话却句句铭刻在他心里。他感慨道，这不单纯是一次旅行，而是他洗涤心灵的过程。
从浙大到深大
1977年，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高考恢复了，史玉柱的内心一下子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只要好好学习，就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不由分说，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要知道，在这之前，高中毕业就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史玉柱攥紧了拳头，卯足了劲。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史春祥仍不忘带史玉柱到大城市见世面。史玉柱在18岁以前，曾随父亲两次到大上海游历。后来在谈起上海给他的最初印象时，他感慨上海太大了，太繁华了。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南京路上24层高的国际饭店，还有迷人的外滩。
上海外滩的楼宇，满眼西洋风格，跟怀远的建筑样式天差地别。他第一次领略了大上海的无穷魅力，可这里给他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他还是感觉自己同上海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远。
从上海回来，他继续废寝忘食。1980年高考在即，史玉柱全力一搏，最终以全县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成绩尤其突出，只差一分满分。
在浙大，他认真听老师讲课，下课就到学校图书馆借来《数论》等高级的专业著作潜心阅读。可在看过这本书之后，他发现数学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所掌握的知识，只是数学领域里的冰山一角。在大学里，尖子生多多，他不再具备高中时的优越性。他不禁感慨，班上的聪明人太多了，学习都那么好，在这些天之骄子中间，如何才能出类拔萃？
他感觉很难。这可以说是史玉柱数学理想破灭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回忆，他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大学读书的经历，又使他意识到自己做不成这件事情。没有实力做陈景润了，他只能把精力投入到其他方面。
他开始坚持跑步，在培养自己业余爱好上下功夫。每天，他的身影都会出现在浙大到灵隐寺的那段路上，一共18里路，他跑个来回，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
慢慢地，他也表现出了对新奇事物的强烈兴趣，广泛涉猎各种业余活动，玩桥牌、打网球、弹吉他、踢足球……
大三那年，他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刻如期而至：一个是计算数学，一个是纯数学。他想，纯数学比较枯燥，而且不是实际应用科目。如果学计算数学，应用范围应该更广泛一些。就这样，他在表格里填上“计算数学”这个方向，开始接触计算机，学习如何编程。
就在这一年，他放寒假回家，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高中同学王忠民来找他，对他说：“大柱，腊月廿八我结婚，你一定要来参加婚礼。”史玉柱很惊讶，便问，你才22岁，结婚不早点吗？王忠民说，过日子就是生儿育女，吃喝拉撒。人总是要结婚的，早点结婚，总比晚结强。听了王忠民的话，史玉柱暗自摇了摇头。他不是不赞成早结婚，只是人生理想还没有实现，就这么早结婚，他为王忠民感到可惜。
寒假过后，他回到学校，继续维持着中等的成绩，而且“每天被迫接受大脑体操训练”。显然，他对学习有了一定抵触情绪——这并不是他的爱好。
选择了计算机方向，他每天要进学校的小型机房，先换衣服后换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这一切除了让他感到啰嗦外，还觉得计算机没多大用处，索性他只把它当成一门功课来学习。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当时统计局的主要任务是搞数字加减，他被认为“专业对口”。其实，他认为这比较荒唐，因为数学不只是加减乘除这么简单，而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不管怎样，他有了一份既安闲又稳定的工作。在单位的计算机房里，他一会儿写写程序，一会儿自得其乐地玩当时的电脑游戏“挖金子”，过得优哉游哉，不亦乐乎。他对游戏的热衷，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不久，单位领导通知他，有一个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的名额，单位准备给他。给他讲课的老师中，有包括美国号称“抽样调查之父”的专家。史玉柱欣然同意，拎着公文包去了西安。
在这里，他听美国教授讲解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抽样调查方法，没有一种不是通过计算机操作的。此时他才感受到计算机的重要性，回到单位后就找领导汇报情况，说服领导买一台先进的计算机设备。领导批准后，他独自到广州，用5万元搬回了一台IBM电脑。
史玉柱用新买的电脑编写了一个程序，让两个录入人员把统计资料输入进去。以往需要几十人干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量，眼下一两天就搞定了，单位的人员都闲置起来。他看到成效后，备受鼓舞，又编写了一个分析软件，可以分析农民的消费行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等。他不断完善自己的软件，精益求精，很快引起国家统计局的注意。
为此，国家统计局特地开了个会，向全系统推广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拿到了一个进步奖，还有几十元钱的奖金。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50多元钱，能获荣誉，还能拿奖金，他的心中升起一股难以平复的兴奋感。
其实，他早就对传统的手工操作感到不满了，才通过编写软件的方式，让电脑在统计领域发挥巨大作用。他开发的这套系统软件，在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正式向全国颁布。上级也决定把他当成后备力量来培养。
简化了工作程序，史玉柱自己也变得格外清闲。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便开始以分析出的数据为基础，写一些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学术性期刊上发表。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涉猎过这些方面，看过史玉柱的文章之后，对其格外欣赏。
副省长是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出于对史玉柱的兴趣，便对其进行了一次面试。1986年，副省长推荐史玉柱到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并郑重承诺，他回来之后，立刻就可提拔到处级。
这一年，24岁已经立业的史玉柱，响应发小及同学王忠民的“号召”，与妻子董春兰喜结良缘。
深圳大学的学习生活，令史玉柱铭刻于心。在这里，他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做小生意勤工俭学。当时，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他有机会阅读到港台和国外一些关于经济的书籍，并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中国一定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深圳大学经常举办一些讲座，其中四通公司董事长万润南就是一场讲座的嘉宾。他的讲座给了史玉柱极大的触动。
万润南从四通的创办讲起，主要集中在讲解“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这个主题。他所要阐述的中心思想是，泥饭碗一样能转化成金饭碗。虽然这只适用于有能力的人，但却给史玉柱深深的启迪，让他开始有了创办自己企业的初衷。
这次讲座令史玉柱茅塞顿开，他发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业的巨大潜力，内心产生了下海经商的念头。
说深圳大学的经历影响着史玉柱，事实上主要聚焦于促使其投身商海。
2008年，深大搞25周年校庆，史玉柱被邀请为学弟学妹们做演讲。他承认，自己下海经商同深圳和深圳大学的启蒙关系密切。他说：“深圳大学在改革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大学前面，学校学术味道不足，但思想很超前，可能在全国当时也是遥遥领先的。我原本有按部就班的人生规划，到深圳大学整个就变了，这和深圳大学环境的熏陶有关系。”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下，他决定毕业之后下海经商。他感慨道：“如果不是在深圳读大学而是在内地，我可能现在还在统计局吭哧吭哧地统计呢。”
史玉柱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出现了重大逆转，无法回头，也无需回头。
砸碎铁饭碗
从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进修归来的史玉柱，他的下一步人生归属是被提拔为处级干部。那个年代，“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史玉柱二十几岁就可以晋升处级，实在令人侧目。可是，在他心中，当不当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的这次学习机会。伴随着学业的结束，一个念头已在他脑海里悄然形成。
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特别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熏染着史玉柱骨子里的创业因子。他此时的心态，已不适应重新回到机关单位的办公室里。后来，他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透露，在统计局上班时，其实是受到工作环境对个性和想法的压抑的。
1988年初，他完成硕士论文答辩，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乡，又来到老同学王忠民家里，对他道出了辞职下海的打算，但苦于没有本钱，便打算向老同学借点钱。王忠民听得一头雾水，反问道：“老同学，你在省统计局工作，那是个金饭碗啊，怎么会想到辞职？”史玉柱的想法不被王忠民理解，可他还是借给史玉柱500元钱。很快，史玉柱向单位递交了辞呈，这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领导和同事都不理解，父母和妻子听他宣布“我要下海”时，更觉不可思议。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当，稳定的工作不干，却要辞职下海，这是发的什么疯？而且，这意味着他和家人以后得过上动荡、变数极大的生活，有谁愿意跟他一起承担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
那时的史玉柱，在统计系统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过，史玉柱心意已决。不安于现状的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方才做出这般惊人的决定的。他已经被时代的大潮深深地感染，心中的激情和跳动的脉搏也与这股不可遏制的潮流交相呼应。商业领域，是他心中的一片蓝海，海中孕育着希望，这希望指引着他跨出重要的一步。
砸碎了铁饭碗，了断了牵挂，剩下的就是下海后未知的风险和挑战。面对未卜的前途，他显出毅然决然的慷慨激昂，对好友宋京京说：“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他临行前的话，说得很有背水一战的意味。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此时的他，已自断后路，快刀斩乱麻地将自己推向不成功便成仁的境地。
他想去开发中国电脑文字处理系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尤其是桌面排版印刷技术还十分低端、落后。而国外专业文字处理设备的价格，比一般的电脑价位还要高。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史玉柱希望能去开拓这个未知的领域。
风萧萧兮易水寒，他带着几分豪迈的悲壮，决心走上艰苦的创业道路。
创业初期，他势必面对一无靠山、二无资金的局面。兜里只有向亲朋好友借来的4000元钱，可是他却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深圳大学读书期间凭借敏锐嗅觉，所感知到的电脑软件“中文化”问题。
当时，王永民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已经获得成功，解决了汉字输入的难题。而如何将这一技术应用到电脑中，就成了电脑在中国能否普及的关键。史玉柱知道，这个新汉字处理系统需要插在计算机的扩展槽里使用，储存于集成电路板内。后来，人们把这种软盘称为“汉卡”。
汉卡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汉卡被称为Chinese character card,是一种扩展卡，可以将汉字输入方法和驱动程序固化为一个只读存储器。一种汉字系统就需要专门设计一种汉卡。
早期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有限，汉卡的使用也就成为必然。因为汉卡可以有效地提高计算机速度，尽量减少计算机内存占用空间。不过，汉卡也有其技术局限性——它会同其他计算机硬件产生冲突。后期，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也大大增强，就不必使用汉卡了。
这都是后话。在史玉柱决定辞职下海的时候，“汉卡”技术才刚刚出现，显现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辞职后，史玉柱找到一个以前他曾帮助过的朋友，此人当时在合肥做录像机生意。通过他，史玉柱结交了当地一些计算机行业的人。其中有一人，是专业电脑代理商。史玉柱向其借了一台IBM PC，开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窝在家里，编写文字处理软件。
他能看到这个市场需求，还要归功于安徽省统计局。在此他了解到，不仅是统计局，其他单位也都要花两万元买一台四通打字机，且也都张罗着买电脑。可是电脑买回来了，却基本没什么用处，被搁置一旁，打字的时候还得靠打字机。每个政府部门，每个厅、每个局的电脑都是这样的命运，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
史玉柱见电脑文字处理系统不好用，得不到各单位重视，就想编写一套软件，装在电脑里，令其具有四通打字机的功能，这样就可以直接用电脑打字，就没必要再购置四通打字机了，这必然会为各单位降低不小的成本。
研究这套文字处理软件，史玉柱可谓费尽心血。前后耗时半年之久，才取得成效，得到一款被他称为“M-6041”的汉卡软盘。如此，一个在中国计算机科技领域可谓划时代般的成果，在史玉柱的家中诞生了。
搞出来新玩意，史玉柱立刻将其带到原单位，送给单位领导。他把软盘装到电脑上，同事们看到，比四通24点阵字更漂亮的64点阵字在他电脑键盘的敲击声中被打印了出来。同时，M-6041的文字编辑页面比四通大许多，看起来更醒目。有了这个“法宝”，单位从此再没人用四通打字机了。四通，就这样被史玉柱淘汰掉了。
技术一流的史玉柱，还兼具敏锐的商业嗅觉。他有一种直觉，这个东西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当时打字机的价格居然比电脑还高这一行情，可能就要被M-6041汉卡打破了。
他兜里揣着M-6041软盘，南下深圳，从此开始了自己感觉“最快乐的时候”。这个时期，他“感觉特别好”，创业的路要求他从低起点一步步向上攀岩，这也成为他最为留恋的一段时光。
在深圳大学时，他认识了一位老师，也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的职员。这位老师很欣赏史玉柱的才能，听了他的来意后，特地为他成立了一个电脑事业部，等于是史玉柱个人承包的一个机构，只需每月交纳一两千元的固定费用即可，其余收入全部归他所有。
得到这位老师的鼎力支持，史玉柱仍面临着创业初期的一系列问题。他虽成竹在胸，掌握了关键技术，但在深圳的衣食住行如何解决呢？当时的深圳已经霓虹闪烁，初具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
在这里，史玉柱的4000元创业资本还不够大款们吃一顿饭。如果想租好一点的房子住，这点钱连一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而且，开发产品需要电脑，产品推广也需要渠道。这些难题，在没有充足财力支持的前提下，他该怎么解决呢？
M-6041
租不起房子，史玉柱就做回学生，搬到深圳大学的集体宿舍里住。没有研究设备，他就每天趁着别人不注意，悄悄溜进计算机房，用学校的电脑进行程序编写。他觉得自己的M-6041研究成果还不成熟，需要继续攻关。可是，他毕竟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了，机房管理员很快就发现了他这个“异类”，这下，他不能再到机房去蹭计算机了。怎么办呢？
情急之下，他找了一个熟人，让他帮自己找个装有电脑的教师办公室，等老师和教职员工们都下了班，他再开始上班。不过，有时候人家即使下了班，还想用电脑玩玩电子游戏。因此，史玉柱只能等人家玩够了，下机后，才能用电脑编写程序。他的M-6041文字处理系统，就是在这种艰难中逐步完善的。
那段日子，史玉柱每天都从傍晚才真正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借着办公桌上一盏40瓦的台灯，每天面对电脑，在昏黄灯光的映照下，过着寂寞孤独、一人奋战的日子。他顾不得研究过程的难度和枯燥，一心投入工作，无暇顾及其他。
深圳的城市风光很迷人，犹如一座色彩斑斓的不夜城，可这一切对史玉柱毫无吸引力。他日复一日地与电脑程序相伴，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夜晚。然而，他感到很充实，研究过程充满待解的难题，他把这一切都当成挑战自我的机遇和舞台。电脑屏幕反映的是他内心的蓝图，为他展现出未来中文电脑文字处理的先进方式。那是他梦想和希望实现的摇篮，也是他无限憧憬的商业蓝海。
一个月时间转瞬即逝，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如字库增加、字体固化、批处理等等。而且，他把界面做成所见即所得的模式，把打印、编辑、排版和录入编排在同一个界面。他在产品质量上追求完美、精益求精，把所有功能都通过中文菜单或窗口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综合压缩，保证小字体的笔画均匀、大字体无锯齿。经过这番改进，M-6041已趋于成熟，他越来越有信心。
他把整个软件压缩成“汉卡”，可以装入电脑主机。为了卖出产品，他联合了三个朋友——蔡伟、姜巨满、钱宇，把4000元创业资金全部投入到在深圳大学承包的科技工贸公司电脑事业部的运营管理上。
电脑事业部需要一台自己的电脑，否则无法向客户做产品演示，而总是去蹭别人的电脑也不是办法。可问题是，史玉柱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买电脑了，这怎么办？
他看着只有一张营业执照，却连一台电脑都没有的公司，一想到深圳最便宜的电脑价格——8500元，顿觉其如天文数字。
思来想去，史玉柱灵光一现——为何不借鸡生蛋？他走进一家计算机商店，把自己的软件向老板做了演示，然后说：“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把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老板一听，虽然延期半个月付款，但自己可以卖到9500元，凭空多赚了1000元钱，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便欣然同意了史玉柱的条件。史玉柱推迟半个月付款的做法，其实是用1000元钱把这台电脑租用了半个月。这个“优惠”帮助他成功地渡过了最初的难关。他兴高采烈地捧回电脑，开始酝酿下一步计划。
当时，这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亲自将电脑抱来给史玉柱。后来，他加入了史玉柱创办的公司，并一步步成为征途网络公司的副董事长。
史玉柱靠着汉卡起家，但汉卡并不是他一人的专利，而是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技术产物。当时的电脑，汉化工作需要各种汉卡的支持，看VCD需要视频解压卡，PC拓展需要扩展卡，杀毒则需要防病毒卡。
除了史玉柱推出的“巨人汉卡”之外，像联想集团在1985年推出的“联想汉卡”，也是这类产品中独树一帜的典范。
联想汉卡的发明者，是当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他评论汉卡的发明时说，处理汉字当时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软件方案，比如CCDOS。可这种方案占用了本来有限的PC资源，性能很低，虽然成本不高，但如果用户关注性能，还应以选择硬件方案为主。
而史玉柱的巨人汉卡和联想汉卡，就是这样的硬件解决方案。按倪光南的解释，是“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方案”。为什么史玉柱的汉卡能在比其功能更加优越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秘密在于他的低价格策略。
其他正规科研机构生产的汉卡，由于高昂的研究费用，市场销售价格都在几万元，而史玉柱的汉卡，几千元就卖，自然受到包括很多中小型印刷厂等小型企业的青睐。当时，这些小企业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
汉卡的利润很高。一套汉卡的售价为几千元，但成本只有一半。因此，汉卡的销售让史玉柱掘到了第一桶金。
与联想集团相比，史玉柱单枪匹马，在激烈竞争的高科技领域，既没资金又没背景，完全是一个小字辈。他对汉卡的潜心研究，不是建立在科研院所和高校支持的基础上。同时期的方正和联想，都有实力强大的靠山，研发出高科技产品不足为奇。可史玉柱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和技术专长，研发出同类产品并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