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
最近在收到家人所寄国内剪报中有一则四方寸小纸片的剪报：
《郁曼陀先生传》碑在西天目发现[HT]
这则“本报讯”原载今年（1989年）9月5日《杭州日报》，其中报道：“这块用石灰石制成的碑，高113厘米，宽52厘米，全文共548字，用楷书写成，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详细记载了郁曼陀先生的经历和业绩，以及殉国年月”。此外并未提到立碑者和撰写者的名字。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猜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志愿为父亲树立的刻碑。唯一的是，家乡浙江富阳县参议会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在鹳山脚下松筠别墅大门前建立的“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前所立的碑，碑文是郭沫若先生撰稿，马叙伦先生用楷书书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块碑和血衣冢已被彻底捣毁，尽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上海市报告批准郁华（曼陀）为烈士，颁发给家属的烈属证上还有毛泽东的签名。“文革，后的1977年我和母亲回到家乡，富春江依然环绕鹳山流去，而半山腰上的血衣冢旧址却已成荒草废墟。问县府和乡人，那块碑十年前被砸破，断石也荡然无存。幸好母亲亲手中存有马叙伦先生书写的原稿，捐献给富阳县政府，又经过当地各界人士五六年的磋商筹备，终于在1983年在鹳山上辟为公园的松筠别墅旧址建成纪念郁华郁达夫烈士的双烈亭，并重刻了一块”郁曼陀先生血衣冢的碑，立于原血衣冢旧址。
然而，这块新发现的碑是否就是原来的血衣冢碑呢？如果是，记者总不会不写上郭沫若撰文的吧？原碑是横幅，高约一米，宽约1.5米左右，新发现的却是立幅，只有52厘米宽。而且是“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原碑却是立于1947年。看来即便是断碑一半也不像。
无奈我远在南半球，无法向杭州了解真相和详情。自从不久前来到澳大利亚，环境和思绪都不复先前，现在正是江南的初秋，这里却是春尽面临炎夏。
太阳每天虽从东方升起，却不是由左向右转向南方，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到北方再向西方落下。思念起国内亲人朋友和富春家乡，就好像远在梦中，如同隔世。
想到父亲呢，更是如同隔世的隔世。1939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被151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设在租界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特务机关派人暗杀，至今已整五十年了。
记起去年在北京遇到《上海滩》编者约稿，谈起今年是父亲殉难五十周年，作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上海殉职的法官，《上海滩》应为文介绍，而作为他的女儿我应该写。可是事隔一年，又远离祖国到了南半球，突然收到这张小纸片剪报，便引起种种猜测和冥想。
1944年杭州还在日军占领下，竟然有人敢为一位被当局者置于死地的人树碑立传，从拟意、设计、撰写到刻在石头上成为碑，并把它树立在离杭州城不远的西天目山，这一整个过程都要担当风险。然而竟有人一一也许不止一个人这样做了，不为名，不为利，无非只为给后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敌人汉奸的威胁下“守正弗挠，烈烈以死”（柳亚子为郁曼陀诗集写的序文）的法官，同时也给当道反颜事仇的败类以震撼。
如今要全面介绍父亲的生平事迹是困难的，因为手边没有任何材料，连他的诗集也没有。但对父亲的恍如隔世的怀念，不能不联系到对上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生死抉择的心路历程的理解，无论是对是错，记下一二也许不是全无意义的吧。
作为子女，总是很难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父亲。每一代人都戴着与生俱来的一直随着他生长的整个时代社会赋予他的有色眼镜，在生活距离中越是亲近，越是会通过有色眼镜放大一点不及其余。譬如我二十岁左右时，只看到他对我的革命“自由”的限制，心目中把他放在阻碍社会前进的位置上，而从来不理会他在同样二十岁时已经和梁启超等革新派站在一起争他的和社会的自由，也不理会他五十岁的当时站在复杂斗争的焦点和前沿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直到我于上海沦陷后，自以为不顾生死奔向抗战离家而去。父亲留在“孤岛”却巍然以身殉国，当时对我的打击不仅是失去父亲的悲痛，而更使我愧悔不已的是自己没有真正理解父亲。
如今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比父亲在世的年龄更长了一一父亲殉难时只有五十六岁。隔世的怀念的远距离，使我似乎更能清晰而扼要地回想父亲的一生，仿佛更亲切地接近他了，比较能够客观地理解他了。
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听到亲友中的公论，一致赞扬父亲是郁家的孝子贤孙，我心想这是老封建那一套，可是我却喜欢跟父亲回富阳老家看望奶奶和阿太（太祖母），不但因为有香泡（柚子）、栗子、云片糕等好吃的东西，而且那座破旧的老屋很有意思，父亲和二叔三叔在那里出生，符合父亲讲的他小时候的故事。楼上黑洞洞的堆放着竹篓瓦缸和农具，父亲说这里住着一条大蟒蛇是家神，奶奶和阿太不许动它。我和弟弟总想等着它出来看个究竟，又怕上楼要走过阿太的床前。阿太白天也睡在她那深蓝色夏布蚊帐里，父亲要买个珠罗纱蚊帐给她，她坚决不肯要。可是我们没吃到父亲小时候唯一送饭的菜——腌过的苋菜管，奶奶老爱说：“透鲜啊！”实际上是穷人把菜市上人家扔掉的老菜茎捡回来用盐腌的，而这时家里已不再吃这个了。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是在父亲带了三叔和母亲第二次去日本考察司法回国以后，他在大理院当推事并兼在朝阳、法政等大学教书。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考取杭州府官费留学，在此之前是府道试第一名的秀才，父亲能够当上一名知识分子是全靠不识字的祖母。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私塾执教的，两代都早死，留下两代寡妇，本不可能供孩子读书了，可祖母坚持要孩子读书，宁愿劳苦为人洗衣缝补。
三十年代初，父亲调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他以月薪积蓄在富阳鹳山造了松筠别墅给祖母养老并给二叔养吾医生当诊所。抗日战争开始那年冬天，杭州富阳沦陷，祖母固执，死也不肯跟二叔离家逃难，她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法官，一个儿子是作家，日本人来了还该向我下拜呢。日寇真的来了，就占据了松筠别墅，命令祖母侍候炊饭，她不肯，带了炒米逃匿鹳山后面树丛中，竟冻饿而死。父亲过了很久才知道，悲痛不堪，直到他殉难前那一年中，家人在他面前不敢提起祖母。
他对祖母的感情远远超出一般的孝心，他认为自己生根立命的知识、信念和为人处世的准绳，这一切都是来源于祖母的坚持让他读书。
我们小时候对父亲心目中的尊崇、爱好和归宿的理解，除了祖母神圣不可侵犯之外，家乡富阳富春江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父亲终年喝着家乡的茶，最受欢迎的客人是富阳来的，父亲立刻说起富阳土话问他今年雨水如何，收成如何，腌了几条火腿等等。他画的山水画和作的诗都是怀恋家乡，他最崇拜的画家是画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他讲得最精采的故事是严子陵和汉光武皇帝同榻而眠，一翻身竟把腿压在皇帝身上，因而天上的客星犯了帝座。自然他也讲富春江上游严州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故事，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的故事。那时是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夏夜的萤火虫伴着满天星，“小院深深月到迟，冰茶雪藕纳凉时”（父亲的诗句），我和弟妹们围着父亲倚靠的竹床，每晚都要听几个故事。记得有一回我问他：
“岳飞、文天祥、屈原都是大大的忠臣，为什么皇帝都不喜欢他们呢？”
他笑了，一时答不出来。也许他认为说了小孩也不能理解。后来他从反面说，严子陵就不是皇帝不喜欢他，而是他不喜欢跟皇帝去做官，宁愿自己在富春江边钓鱼。
这正是北伐战争之前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思想早已起了变化。父亲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时代正在酝酿辛亥革命，他曾是激进的革命派，经常著文作诗在报刊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民国初年再度赴日考察回来，当上一名小京官，对参预政治已无能为力，便寄情于山川文物，把屯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华所尚——最崇高的气节操守当作个人修养品性的追求。这其实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只不过有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或在口头域贯彻于行动的区别而已。对于父亲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对他所学和事业的执著，形成不可动摇的职业道德和信念，法律尊严，以法治国。到了今天的远距离才看出，这就是父亲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两条主线。
因此，他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可以从这两条线得到解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正在沈阳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日军占领了沈阳，军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郁华留下“有要职委派”，他立即星夜只身逃到皇姑屯，藏在农民家里，换装逃回北平。那时母亲和我们孩子们并未去沈阳。
他每日去法院办公兼在大学讲课，数十年如一日，还要挑灯写作《刑法总则》和《判例》（未曾出版）。
在北平每周日家中常有画家诗人雅集，我记得的有汤定之、贺履之等，余绍宋也有唱和往来，后来到上海参加了柳亚子先生倡立的南社。
躲避官场应酬，不参加党派活动，不愿结交律师，连近亲旧友为人托情，也必遭拒绝。
对国家、政治颇感失望，抒发感情唯有画富春江山水和作诗：“已为忧亡生白发，尚传买斗费黄金。同群忽发泥山叹，谁识经生愤世心。”
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常和他的主线冲突，不可能没有矛盾。
如三叔达夫是比他小十二岁的幼弟，三岁时祖父死去，十六岁时父亲带他去。日本，肩负着教养责任，一面严格要求他学技能人了医科，一面又禁不住爱他的才华，教他作诗，带他结交日本汉诗家如森槐南、服部担风等。可父亲先回国，三叔便自己改读文学，终于写出《沉沦》那样的小说，以至于一度闹得兄弟反目。后来到1927年达夫在上海又发生了与王映霞结婚的事，父亲又为三叔犯了重婚罪而恼火，后来由于法律规定这种罪状是“告诉乃论”，而原在富阳老家的三婶却宁愿接受赡养的保证而不去“告诉”，矛盾才解决。
又如三十年代中我在上海瞒着家里参加一些左翼活动：去浦东女工夜校教文化讲时事，与陈波儿等组建青年妇女俱乐部，参加业余剧社演出话剧……等等，每天很晚回家，母亲父亲盘问多了我不免顶撞，常常惹得父亲大怒。
当时正是柔石等五作家被处决以后，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常遭破坏，书店、电影厂被搜查，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在中国地界以外的租界也有南京政府派遣的特务通过租界捕房捉人。父亲当时所在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是受理租界上发生的案件，而涉及政治的案件都由他主持的刑庭处理。因此在他表面上对我严厉训斥的后面，必然隐藏着他想象有朝一日父女对簿公庭的恐惧。
对于公事他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的两条信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显然尖锐化了。
幸运的是我没有和他对簿公庭，但确有被他当作朋友的人曾作为他的阶下囚而面对他的审讯，那就是田汉和阳翰笙。1942年我随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等十余人一同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撤退到桂林，许多文化人先后都到了桂林，田汉先生也经常见面，他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阳翰老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那戏剧性的场面。原来是1932——1933年问他和阳翰老经常到赫德路（今常德德）三叔家里，经常遇见父亲，一起吃饭打麻将聊天，当时父亲刚调上海，我们全家还在北平。田汉说1935年他和阳翰笙被捕后开庭时，他一看上面坐着的竟是达夫的大哥，他便放心了，说罢哈哈大笑。究竟如何具体发落他没说清楚，后来他们虽被解往南京，他说对父亲还是感激不尽。
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租界被捕，也是由他审讯办案，他不知使用什么法律条文没有准许特务机关“引渡”，终于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力争营救下获释。事后何先生手绘春兰秋菊图赠给父亲。1954年在北京我陪同母亲去看望何先生，她补题了两行字：“1933年承志入狱其时得到曼陀先生帮忙特赠此画纪念。”
在那个时代，父亲周围所有那个社会层次的人几乎不会有人赞成共产党，父亲站在以法治国的立场尤其反对暴力革命，“杀人放火”，从他对我的训斥和谈论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他又能同情田汉、廖承志呢？这就是上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复杂性。
1933年我们全家迁往上海，就住在离虹口公园不远的公园坊。父亲常带我们散步到内山书店，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父亲和他和内山先生总是用日语谈话，我听不懂。可以想见他从三叔达夫的关系认识了左翼文艺界的一些人，他们显然不像“杀人放火”那么可怕，而且无论是谈国是，谈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父亲和他们之间还是有着共同语言的。
以他的资历学识地位，应该早已是国民党员，并当上法院院长等更大的官，但他最厌恶“党棍”，拒绝和他们来往。他已看出当时政府中的贪污腐败，十分痛恨。甚至他所奉为神圣的法律尊严法治精神也被“中统……军统”等特务制度所破坏，对外又屈辱于日本军国的欺压，实在为国家前途忧虑、气愤，灰心已极。
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局面急转直下，终于全面抗战开始，父亲明显地振奋起来。“八一三”后战争打到上海，我更忙于青年妇女俱乐部，在“妇救”领导下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慰问伤兵难民等实际工作。父亲再也不干涉了，他从各方打听十九路军的消息，北方的消息，向我们宣告，甚至还鼓励母亲也和我们一起募捐和缝制伤兵衣服。家庭之间的气氛也变得融洽了，是抗战的同仇敌忾使得许多外在的内在的矛盾都统一起来，表现在父亲心里，他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信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法律与正义的矛盾，形势不但容许而且需要他站定他的岗位为最高的民族利益贡献一切。
就在上海沦陷前夕，先施公司遭敌人的飞机轰炸，母亲正在那里为伤兵购置纱布受了伤。我是在医院里和母亲含泪告别，离开了已经沦陷的上海乘船到香港转广州的。母亲赠我的诗云：“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父亲却是坚定地嘱我放心大胆去工作，不要想家。我绝没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而他是否已意识到这可能是和女儿最后的诀别呢？
上海沦陷，南市闸北等中国地界的政府机构全部撤退转移，唯独租界上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然而却是在敌人势力的包围中。在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本可以有多种选择。每当权势转移，总有跳梁君子活跃，巴不得谋他的位子，他满可以调到别处后方的法院，照样当他的庭长，也可以什么都不当，回到他所钟爱的家乡，他自己的松筠别墅，“但求故壑能娱老”，也可以什么都不教儿童“本来是他常常在打算的理想归宿。而且后来母亲告诉我，过去他拒绝过无数次贿赂，心安理得无所谓，可到了上海”孤岛“形势越来越恶劣时，拒绝一次利诱就得罪一帮人，就增加几分危险，保况还遭到更大的威胁。那时汉奸与黑社会在租界搞暗杀十分猖獗，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被刺，凶手捕获后由父亲审理，他不顾有人暗中警告，开庭时当堂痛斥并判以死刑（据刘湛恩之子刘光华叙述他亲眼所见）。许多朋友劝告他不能再干了，不如急流勇退，而他却偏偏铁了心不走，也许当时他知道了祖母死得惨烈，更坚定了他的选择。他说，”多难安容我辈闲“，”越是国家民族在危急中，我越不能辞其职，当做我应该做的。（见他的诗和答友人信）
他在上海“孤岛”敌人汉奸的包围中苦战了两年，终于在收到多次恐吓信和附着的子弹后，于1939年11月23日早上出门上班时，真的被早有预谋的歹徒结束了生命，刽子手登上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特务机关的车场长而去。父亲当天穿的那件血衣后来就埋葬在富春江边的鹳山上。
直到现在我才理解，父亲并非遭意外不幸，而是有意不肯回避，面对死亡，接受挑战。
然而当他每天准备面临意料中事时，能够那么坦然无所牵挂吗？忍心抛下二十多年恩爱相随的妻子，一生心血尚未完成的著作，六个儿女中只有两个大的展翅飞出去了，四个小儿女还依着父母身边读中小学。
父亲的决心早已超越了忠君爱国思想，也不属于慷慨悲歌从容就义，而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毕生的信念，坚守自己的尊严的法官岗位，坦然面对凶险，暗自隐忍着随时会抛弃亲人的痛苦终于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也如愿地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人情操的高度完成。
五十年，半个世纪。历史总是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页都不同于前一页，但中国的历史每一页都同样钤有正直之士的印迹。因为他们总是在直面各个时代的惨淡人生，在经过苦闷和彷徨之后：最先看到人们心中燃起明亮耀人的希望，最先挺身迎接它那刺人的光芒，那身内身外的一切便付诸脑后了。
1989年10月于澳洲父亲陈敬容太冷啊，冬之夜。
火盆里底火正熊熊地燃着，照红了围坐着的母亲，弟弟，和我底脸。我不住地把两手在火上晃来晃去，偶尔偷偷地望一望坐在桌前喝酒的父亲：他底脸，现在虽因几分酒意而带着点红色，不像往日那样冰冷地板着了，但我仍不敢多看，赶快又把眼光收回来，落在双手与炉火上了。
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在这样的寒夜里显得多么寂寥呵。大家都沉默着；
母亲有时和父亲作一两句简单的问答，随后又复默然。厅堂里和楼板上，时有成群的老鼠跑来跑去，弄出很大的响声，惹得小猫咪呜咪呜地叫了：多难受呵，让人这样闷着！看一看弟弟，他也正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底脸；母亲呢，低了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有她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要说话的，又咽下去了。
“什么呢，妈妈？”
“没有什么。”
无聊，来一个呵欠吧。但这个呵欠立刻传染了母亲，她接着也呵欠起来，疲乏地眨着眼睛。
“怎么，还早着呢。你们就瞌睡起来了？”
想是父亲听见我们呵欠，以为我们想藉故走开，因而发怒了吧？我们都胆怯地望着他，奇怪了，这回他脸上并无一点怒色，大家放了一半心。一是还早呢。
母亲有意无意地回答说。父亲看看我们，怪没意思摇摇头，使劲喝了一口酒；对着半朵摇摇欲坠的灯花，呆呆地不作一声。从那棕黑而带着倔强性的脸子上，不可掩饰地透露出十几年来奔走于军中的风尘。一个疑问不经意地飘进我底脑中：父亲怎么就显得有点老了呢，不是还不到四十岁吗？
但我马上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我常常听人说，许就是父亲自已说的吧，说冬夜里一家老幼围炉坐谈，是一件最快乐不过的事。这时，不知有哆少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正笑咪咪地坐在炉火之旁，听他们底父母讲—美丽的故事呢；一炉红红的炭火上煎着新茶，噜噜的沸水声伴着他们一串欢乐的笑，滚到炉火里，炉火是燃得更红了。
是吗，我不也正同着我底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吗？
父亲要不在家，我们这时候也许正同母亲围炉笑谈，母亲谈着她底回忆中的童年，谈着一些好孩子的故事；有时也谈到我们底父亲，虽然我们并不要听。
也许母亲正躺在床上把小妹妹拍人甜蜜的小梦里去，弟弟正弄着劳作，或调配从《小朋友》杂志上看来的演魔术的药料，我则读着小说，或是手里捏了一管铅笔在练习绘画。冬之夜，永远是那样静静的，可是从未使我们有过寂寞感，父亲不在家，时光总是这样轻易地流了去，这中间，我们也用心念书，也好好游玩，在母亲底爱抚之下，如像深山的草木在阳光里，悄悄地，日继一日地成长。
母亲忽然呛呛地咳嗽起来，双手按着胸口，满脸胀得绯红。我连忙替她捶着背，弟弟走去舀了一杯热茶给她。怎么好呢，母亲身体近来越变越坏了，特别是几个月来父亲在家，事情多，她操劳过度，本来就不很强健的身体当然更容易遭病了。
我们常常怕母亲生病，但母亲偏常常病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病了我们可以陪她谈心，安慰她，有时我们底无知的话语不禁使她发笑。但是父亲在家了，每当我们日暮里放学归来，屋子里窗户紧紧闭着，窗纸上透着一层薄弱的黄昏的光，母亲床上的帐子沉沉地垂着，或是挂起一幅来，现出那用一只手支在枕上的惨淡的病脸；离床不多远，在一把大靠椅上坐着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人，那便是我们底父亲，口中正含着一只叶烟，两腿不停地左右摇动着，看见这种情形，我们只好慢吞吞地挨到母亲床边，问了一声好些没有，便把书包挂上，悄悄地畏缩缩地坐在一边，虽然心里有很多话想同母亲说，但一看到那张阴沉沉的脸，似乎正等着我们说错了或做错了一点什么，便好沉着声音来一个“妈的，”或竟致伸出那只有断掌的手；因此我们连坐着也不安起来，加以那闷气的房间，那窗上的薄薄的光……
而现在是放寒假的日子呢，要是母亲病倒在床上，叫我们怎样去消磨那从天亮以后的长长的时间呵。我一直望着她，希望看出她是健康的，是不会害病的；但是天呵，她那瘦瘦的脸，那陷进去的两个眼眶！我害怕而又不胜悲哀地俯下头去，用铁钳夹了一块炭放在火盆里。
父亲早喝过了酒，这时也走到炉边来，恰好坐在我和兹的中间。我们都不期然而然地向母亲身边挨拢一点。
“冰凡！”
教训来了，我想。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
原来是这句话，刚才还听见他问过母亲的，现在怎么又问起我来呢？真奇怪！莫不是叫我下期别上学吧？我又疑惧着，因为我常常有这种危险的呵。不过一面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他。
“那么到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家了呢。”
这话引不起我们一点兴趣，谁都不愿作声，于是散失到被炉火照红的空气中去了。一向除了骂人而外从不肯和我们多说话的父亲，今晚特别不同，好像一点寂寞都耐不住似的，又问弟弟：
“式行，你不是喜欢科学家的故事吗？我这回一定给你买一本《科学伟人传》回来，好不好？”
弟弟举起惊喜的眼睛向他望一望，回答了一个“好”字，就又低头默着了。
父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也默不作声。炉火照见他紧锁双眉，眼望着一块块烧红的炭。
早就睡着了的小妹妹忽然在隔壁哭起来，母亲连忙站起，离开了这间温暖的屋子。当她跨过门限时，我想起几年间一个黄昏，为了点什么小事，父亲抓着她底胳膊，向门限那边一抛，把她抛得直挺挺地脸朝下面躺在地上，父亲还在这屋里骂着，摔着东西。我也记得，从那以后，健康的母亲就渐渐多病起来。
看着母亲一走，我和弟弟互相望了一眼，只想趁势也走开去，但刚要站起时又止住了，经验告诉我们，这样走了会被叫转来而且大骂一顿的，不如趁早别动吧。但是父亲却说了：
“过去帮帮你妈妈吧，我看你们也要睡觉了。”
于是我们立刻离开了火炉，离开了四面温暖的空气。跨过门限时我听到一声更长，更沉重的叹息。
母亲正轻轻地唱着，拍着小妹妹哄她睡觉，桌上一盏灯一闪一闪地抖动着；
我们一过来，便都很快地走到母亲跟前。
“今晚爸爸很想同你们说话的呵。”
母亲低低地对我们说，声音里带点唏嘘，我没有回答。
“可是说什么呀！”
弟弟抢着回答，一面用两手揉着眼皮。
这晚，当人们把一切喧哗都带到梦里去了，我悄悄地坐在灯下读一本什么小说（那是当父亲上街去了，我把零用钱托弟弟替我买的），隔壁有沉重的穿着布底鞋的脚步声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时而又停了下来，接着听得一声叹息。
窗外淅沥地下着阴寒的小雨，夜之森严充塞着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
1935年9月于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