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然要为自己树立志向，不同的人因为志向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结局自然也大相径庭。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代表着一个人未来的走向，决定着他未来的事业和人生。
5.1 自强不息方为君子
在官场之中拼搏者众，而最后获得成就的人却不多，曾国藩纵横清廷官场多年，所获得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震撼后人，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榜样。而在论及自己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时，曾国藩说得最多的便是“自强”二字。
在所遗留的各种著作之中，曾国藩一再强调作为一个正人君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忠诚，不管是对于朝廷还是自身，都应该忠诚为先，并以此倡导天下人，用以改变天下的奸邪，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泰。而要做到忠诚，就必须有自强的精神来支撑。
曾国藩认为世道之所以变得纷乱，正是因为人们的心中充满了物欲，人们为了争夺各自的利益让内心之中的奸邪虚伪都暴露出来，对社会形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当灾难来临，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时候，大家又四处逃避，不肯贡献出一点力量来拯救苍生。一个真正的圣人君子则应该在这种时候站出来，克制自身的欲望，关怀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并且通过自身的号召力来促使大家承担各种困难。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其内心必然是执著坚毅的，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从自身做起。这便是曾国藩所认定的自强。
在家书中，曾国藩一直在强调“长傲”和“多言”的弊病，他通过总结历代卿大夫的兴衰成败，与曾家子弟共相鉴戒。认为去除这两方面的毛病而努力做一个自强的人，才是令家族振兴、令国家崛起的根本。他告诫曾国荃说：“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强，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奋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业基。”他要求曾国荃“虚心实做”、倡导躬行，反对摆架子讲资格，认为这是官场之人失败的根本所在。如果凡事都是通过别人的口中得知，而不是自己亲自去检验，不能做到眼到、心到，也不能放下身段，那他就失去了扭转败局的机会。
曾国藩的自强表现在他弘毅的个性以及在困境之中努力拼搏的勇气上，当规矩成为束缚他的阻碍，他也会勇于跳出来将其打破。在道光、咸丰年间，由于清廷国内政治较为清明，民风和平稳定，很多臣子都认为现在是太平盛世，根本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于是纷纷按部就班，每天都纠缠着文书法令。而“贼寇”忽然之间举事，清廷才发现朝中根本无人能够举起帅旗。那些位高权重的权贵们只能面面相觑，却束手无策。而当时正在家治丧的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组织湘勇来进行抵抗，虽然他的身份不过是卿大夫，可他却突破了朝中的规章束缚，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决一死战。
当时的形势极为凶险，叛军在数量和气势上都占据优势，犹如烽火燎原。而曾国藩却坚守自己的节操，认为就算战死也是以身殉国，作为一名臣子这样做远胜于临阵逃脱。相差悬殊的兵力并没有让曾国藩放弃，虽然孤立无援，他还是默默忍受，从容指挥部队抵抗。及至后来朝廷接受对其举荐而委以重任，才收复了失地，平定了叛乱，社会由此重新安定下来。
儒家在谈论士子们的责任时，常认为他们任重道远，需要为君王作出更多贡献。而曾国藩弘毅的品性，令他在乱世之中真正做到了任重而道远，同时也说明了曾国藩“不做看客”而积极投身并坚持到底的自强精神。
曾经为《曾文正公学案》作序的龙梦荪认为，曾国藩能够在品德、学问和事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自然与其个性有很大联系，其品性之中强毅而且谦谨的优点，值得每一个人学习。龙梦荪阅读曾国藩的所有著作之后撰文，认为曾国藩正是因为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会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贤古人，就算是独来独往，他也能自成一套。在身处艰难的境地时，他更会坚定自己的信念，就算千转百回都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坚贞的人都会怀有必胜的信念，所以就算外界的诱惑再强他也不会迷惘。正是因为曾国藩的谦虚谨慎，所以才会认为自己的成就远远不足以停步享用，事业也没有到尽头，因此才不敢恃才自傲，在接人待物的时候始终保持低调，在处理公务的时候也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什么疏忽。
曾国藩所认定的自强，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加强和修养，他说：“人当自强，但是否如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却大不以为然。”他最推崇的自强是孟子所说的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所带来的强大，这有别于和别人斗智斗力所带来的强大，后一种更倾向于逞强或逞能。曾国藩列举了历史上因为逞强而大胜又大败之人，来说明这种自强的害处。如李斯、曹操、董卓和杨素，他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是卓绝一世，对于当时的时代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获得了无数人的尊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一样遭到了非同寻常的失败。在曾国藩的眼里，逞强斗狠都是为了获得针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某种肯定，被别人尊重或者信服。但这种尊重和优越感的获得是建立在伤害他人的基础之上，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反抗，因此最终难逃落败的命运，这也并非是君子自强。所以在修养自身的时候，对自己提出强的要求是可以的，但逞强却未必可取，就算一个人终身强横，并且并未因此而带来祸害，过得非常安稳，对于君子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屑的事情。
在自修的过程之中求自强，所面临的竞争对象不会是他人或者社会，而是自己，自然也不会对别人带来威胁和伤害，更不会因此而存在征服与反抗。曾国藩眼中的自强是不断修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完善，所遭遇的反抗都是来源于自己，是新我对于旧我的改造，这样才会刺激一个人更加坚定强烈地去追求自强。这是孔孟所提倡的自我修持，也是君子所应该保持和追求的。
5.2 在艰难中忍耐
在奔向成功的道路上，人们往往会看到一个人所得到的荣耀，而他所付出的艰辛却不被人关注。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就算曾国藩具备超凡的智慧与才能，也并非一路顺遂，在他的仕途之路中亦遭遇了不少坎坷。要想得到最后时刻的成功，就必须隐忍坎坷所带来的折磨。梁启超曾经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所身处的环境之复杂以及他自身目标之远大，更需要付出多于常人的忍耐和自制。
在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中，“一味忍耐，徐求自强”是关键的一条，他曾经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可见他所认定的成功者必备素养之中，“坚忍”是极为重要的，而他自身也确实做到了“撑得住”。从一个书生转变成一个将帅的道路上，曾国藩表现出非凡的忍耐力和乐观精神，就算丝毫不占据一点优势的战场上，他也努力要求自己“撑住”，对于幕僚所写的奏章之中提到的“屡战屡败”，则欣然提笔改为“屡败屡战”，正透露出他永不放弃的精神。
咸丰年间，太平军在各地势如破竹般地攻陷了清廷不少要塞。而清政府朝堂之上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领军打仗之人，更让太平军气势高涨。身处湖南的曾国藩召集湘勇，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于咸丰四年（1854）四月初二正式展开战斗，他指挥湘军水陆师沿着湘江一路向北厮杀，浩浩荡荡地冲到靖港，希望在这里大败太平军。然而太平军早有准备，等湘军到达靖港之后，于港口安排伏兵，让初到的湘军受到了重创。李续宾和王鑫等人所率领的水陆师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太平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曾国藩眼看太平军气势惊人，统统喊着活捉自己的口号，也难免胆战心惊。
靖港之战是曾国藩率领湘军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创，他没有想到自己训练这么久的湘军居然禁不住打击，溃逃之中尽显仓皇之态。苦心经营的军队大败而归对曾国藩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回到长沙之后，那些资助过他的官绅们也不给他好脸色，让他看尽世间人情冷暖，更觉得对不起家国祖辈。
跟随曾国藩的幕僚陈世杰与李元度等人，为了防止曾国藩想不开，让护卫章寿麟时刻跟在他身边。而曾国藩回到长沙之后，发现湘军只剩下四千人，想要重振旗鼓必须从头再来，招募兵勇与操练战术成为重中之重。因为有了靖港之战的经验，曾国藩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一心想一雪前耻。他陆续将水陆两师扩展到两万多人，又建造了不少船只，配备了最有杀伤力的新式炮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咸丰四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又一次挥师北上，发动了湘军的第二轮攻势。
第二次的北上因为精心的筹划而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率领水师的褚汝航从太平军手中夺回岳州，并大败太平军将领曾天养两次，让曾国藩喜不自胜。到八月时，他亲自督战，率领李孟群和陈辉龙等人从岳州攻打石达开。
这一次的战役也堪称惨烈，虽然曾国藩的湘军获得了前期的胜利，但曾天养通过诱敌深入的战术，包围并诛杀了湘军水师将领陈辉龙、褚汝航等数人，官兵不仅阵亡数百人，战船也损失了二十多条，让石达开部队重新占了上风。等曾国藩所率领的大部队到来时，石达开已经在梅州、九江等地设下重重关卡，以东岸线为大营铺设了天罗地网。曾国藩一边感叹石达开用兵如神，一边匆忙寻找对策。
咸丰四年十月十二日，胡林翼、罗泽南等合兵一处，与曾国藩一起猛攻梅州，按照曾国藩的计策，打算先从鄱阳湖口清除障碍，然后一路杀进去。孰料这正中了石达开的计，他在鄱阳湖所设立的障碍不过是吸引湘军的障眼法，等湘军进入后立即被太平军截断围困，当夜焚烧湘军战船九艘、小船三十余只，李孟群、彭玉麟等大将也差点在夜战之中丧生。
辛苦操练多年的部队，曾经被曾国藩视为百战百胜的无上法宝，谁知道石达开略施小计，就让他在一场战役中损失过半。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他认识到自己原来一直都在高估湘军的战斗力，而处于鼎盛时期的太平军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石达开更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不容小觑。曾国藩一边整顿着惨败而归的队伍，一边掩饰住自己沉痛的心情不断向朝廷和官绅做出汇报，一再保证要扭转战局。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到尽头，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国藩部队再次遭到石达开反攻，太平军乘胜追击，在湘军水寨密布火网，将曾国藩麾下的战船全部焚烧，吓得曾国藩仓皇而逃，直向罗泽南营地投奔。而湘军几乎全军覆没，船沉勇溃，惨不忍睹。这一次的惨败，成为曾国藩一生之中的四大惭愧之一。
连番遭遇失败的曾国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豪言壮语，安然回到南昌之时，几乎受尽了天下人的冷嘲热讽。他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人们都愿意看到英雄勇猛战斗获得胜利的时刻，而一旦落魄则会遭遇加倍的冷落。此时的曾国藩蓬头垢面，又有谁会觉得他是一个英雄呢？当他仓皇逃命之时也难免会显出狼狈之态，更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让人膜拜。
对于这几次战败的原因，曾国藩认为是自己指挥不当造成的。这种羞愤一度让曾国藩企图自杀以谢天下，他不饮不食，并且写好了遗嘱。然而，在他的内心之中却一直渴望着重建功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并不以为国捐躯为耻，他向来认为精忠报国、舍生取义是一名君子的理想。“愿死疆场”是他的志向，“死在沙场是善终”也是他表明心迹的诗句，虽然作为一名文人，他带兵上战场有一些勉为其难，但曾国藩还是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力量支撑着他忍耐了别人的嘲笑和内心的自责。
作为一个人，曾国藩身上也有普通人的缺点，贸然出兵导致数次失败，而自视过高也是湘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遭逢压力的时候，他也曾心生去意，想要通过自杀来解决问题。但最终，曾国藩还是将这些压力转化为对自身的动力，他明白重整旗鼓并实践自己保家卫国的理想，远比一死来得艰难，也更有意义。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那些轻蔑甚至侮辱都没有能够将他压垮，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打脱牙齿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成功与失败总是同行，要获得成功必然会经历失败，历史上许多成功者都有过失败的时刻。曾国藩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一系列惨痛的失败，才在艰苦之中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之上，挫折更易使人得到获得成功的品质，在逆境的土壤之上更易成长出成功的萌芽。曾国藩的失败促成了他后来的成功，更让我们明白在胜利时不能目中无人，在逆境时更不可一蹶不振。得意而思危虑败，失意而坚忍自强，才能确保走得更远。
5.3 不断调试，完善自己
任何人都不会生来便具有圣人的品行，一个人的成长和教育过程是构建人格的最主要阶段，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受到的教育会让一个普通的人逐渐变得不平凡。曾国藩也并非生来便具有非凡的潜质，对于做人做事的感悟也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随着生活中所遇到的小事不断调节完善自己，建立起独有的性格架构。如果仔细探究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那便是当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不良习性会带来的危害，便会通过不断自励，来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改掉对自己不利的生活习惯，从而提升自己的修养。
从湖南来到京师成为一个京官，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而他在初到京城的几年，并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因为曾国藩每天都忙于应酬各种关系，一方面留在翰林院中作为庶吉士并无太多的公务可做，另一方面则是初出茅庐便见识了京城的繁华，曾国藩自己也无法静心，耽于玩乐。
曾国藩选择在京城翰林院之中做官，其实所享受到的待遇未必能比得上地方官，然而封建社会的官场风气便是宁可选择中央也不愿意流落到地方，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清廷在治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一向都是重视中央而忽视地方，这一方针导致京官就算俸禄不高也非常受人追捧。同时，在京城为官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朝中的权贵，与之结交便可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对于士子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曾国藩在翰林院所做的庶吉士，属于天子近臣，每天都可以见到很多一品大员，甚至可以和皇帝直接接触，只要庶吉士自己本身具备一些内涵才华，便有很大的机会被权贵看中，获得提拔，从而脱颖而出，这和地方官相比简直是得天独厚。再加上地域上的差异，如果官员所到是一处贫瘠之所，就更难做出政绩。胡林翼和曾国藩本来是前后任考中进士，但曾国藩留在京城，而胡林翼却被分配在偏远的贵州，并且一去便是九年。后来胡林翼通过努力，好不容易从贵州出来做了一个道员，而此时的曾国藩却已经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深知做京官的好处，曾国藩自身又一直怀抱着“澄清天下之志”的理想，因此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希望可以在翰林院中提升自己的理学修养，同时学习韬略，博取更加远大的前途。然而，他却总是“本要用功”，却又“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这种沉迷于玩乐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常都在自责，但却一直都不能很好地改正，他内心的矛盾情绪在日记里随处可见。
翰林院中的官员，每天读书养望是其本职工作，而与别人切磋交往也非常有必要，但曾国藩却觉得自己整天这样度日，恐怕将来也很难养成经世的韬略，更别提实现自己的志愿了。在他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篇日记之中，可以看到曾国藩一天的行程：这一天，曾国藩起床之后读了一章《易经》中的《损卦》，便出门拜访杜兰溪，顺便在杜府吃了午饭。到下午，何子敬家中摆宴庆贺生辰，曾国藩也欣然前往，晚上还在何宅中听了昆曲，一直玩到初更时分，酒足饭饱，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如此悠闲玩乐的一天，并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多少快乐，他在这篇日记之中用自责的口吻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之意，又有姑且随流之意。”对于这种追随世俗却放任自己的行为，曾国藩深恶痛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
对自己做出深刻检讨后，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立志不坚，总是这样迎来送往、吃酒闲谈，将读书治学的事儿都忘在脑后，是一大弊病。他知道这种品性如果不能自查自改，必然无益于自己实现目标，更不能成就大事。虽然日记之中严词批评过了自己，第二天他又会故伎重演，决心一再下，而行为却依然如故。在之后几天的日记里，他依然浮躁。
认识到了自己的浮躁之后，曾国藩一度想要找办法来解决，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在书房中认真读书，可是读起《易经》来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读起书来就好像在当差一样，丝毫不用心。在日记里，曾国藩又一次谴责自己：“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耐心地分析了自己的心态，认为之所以整天和别人交游往来，无非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希望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这种心态让他不能安然忍受寒窗苦读的生活。于是，他一再告诫自己减少与别人的往来，逐渐改变这种心态，虽然他也知道这个病根深重，想去除并非一两天之事。
除了喜欢到处交友游玩之外，年轻时的曾国藩也喜好美色，此事在他的日记之中多次提及，并依旧充满自责。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日记中，曾国藩记录了自己看到朋友娶了美妾后“亵大不敬，言太谐戏”，对此他感到非常懊恼。在与另一位朋友谈话时，他也说出了不该说的话，日记中骂自己“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
由于被这种私欲所占据，就算智慧的曾国藩也被世俗所困扰，原本引以为傲的理学研究也被荒废了，每次和朋友谈论理学时，他都说不出什么真知灼见，而遇到有人宴请喝酒，做一些无聊之事来打发时光时，他倒心甚欢愉。作为一个和常人一样有着各种欲望和毛病的曾国藩，最后却可以取得足以傲视世人的成就，当然不是因为他的玩乐功夫，而是因为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终于果断地一改昔日所为，真正做到“截断根缘，誓与（恶习）血战一番”。
为了实现自己“澄清天下之志”的愿望，曾国藩为自己立下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榻不禁。他认为一个人沉溺于烟、妄语、房事都会对事业有碍，尤其在外人面前，他更要求夫妻之间不能过于亲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在这几方面的表现越来越自制，生活作风也越来越严谨。他认识到自己是因应酬太多导致精神很难集中，所以总是出错。吸烟对于曾国藩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以自己为例告诫曾国荃：“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人困乏”，要求曾国荃一定要避免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
曾国藩戒烟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的，其间忍受了很多烟瘾带来的痛苦，以及无聊枯燥的日子，“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之意”，他就好像是一个断乳的婴儿一样，忍受着没有烟的日子，最后终于战胜了对于烟的沉溺，同时还戒除了其他恶习。他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之中，让自己更加完善。
5.4 以高远志向为引导
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然要为自己树立志向，不同的人因为志向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结局自然也大相径庭。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代表着一个人未来的走向，决定着他未来的事业和人生。曾国藩能够卓尔立世，正是因为他拥有不同于普通人的志向，让他不断地朝着目标靠拢，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
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他不过是通过自己的父母和私塾来学习一些经典典籍，所追求的也只是能够在考场之中力压群雄，根本不会去想成就自己以及影响世人等事。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曾国藩也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兄弟的悟性，这令其父甚为欣慰，也一度让他父亲觉得自己的才能已经不足以教育儿子。为了让曾国藩有更好的提升，父亲将他送到衡阳，拜汪觉鹿先生为师，再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的学习让曾国藩走出了家乡小镇，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心中的豪气也备增，他锐意进取，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见识。后来，他又在涟滨书院就读，获得了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他的悉心教导之下，曾国藩也脱胎换骨，开始追求一个全新的自己。
为了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同时也与过去懵懂的自己告别，曾国藩将原来的字伯涵改为涤生。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曾国藩将其解释为：“涤乃涤其旧污之染”，意思是要将原来不好的习惯、脑中落后的思想都涤荡一空。而“生”的意思则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曾国藩已经诞生了，从此要告别原先那个懵懂无知的自己，成为有抱负的自己。智慧的渐增让曾国藩觉得自己正在走向新生，他为自己定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成为曾国藩一生都在实践的人生目标。
在开启志向之门后，曾国藩便立志要成为一名君子。而他更认为君子立志，应该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物的胸怀，在内以圣人所称颂的那些道德为体，而在外则以王者仁政为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功业，对得起自己父母的生养，成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这是典型的儒家道德观，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所忧虑的是自己的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沦为一个无任何所长的常人。当万民得不到教化时，曾国藩便认为自己应该深深忧虑；当蛮夷开始入侵自己的故土时，作为君子的他会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而贤德之人受到迫害时，他也会深深忧虑；当百姓们都不能因为自己而获得恩泽时，他更会深深忧虑。所有这些，都是对于万民、国家和朝廷的忠诚，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曾国藩的价值观中，这些才是一个人值得为之拼搏奋斗的事，才是值得自己奔赴的远大志向，至于一己之伸曲，一家之饥饱，自己的荣辱、贵贱甚至别人对自己的毁誉，都无暇顾及。
确立了经世济民的远大志向之后，曾国藩还时常用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抱负，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写道：“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利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呀呀叫紫宸，惜哉翅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诗中的曾国藩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向往，并坚信自己终究会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凤凰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令九州都为之震动。此时的曾国藩虽然年轻，但是却将自己定位成一棵生长在山间的巨大木材，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常常将自己比喻为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历史上的豪杰人物，幻想着从布衣成为一代名相，为国家作出贡献。
曾国藩的远大志向，令他在钻研学问、提升自己的过程中充满动力，从他的治学之中也可以窥视到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普通人治学无外乎想要跻身仕途，或者通过学问来光耀门庭、获得财富，而有一些人则通过治学来陶冶性情，消遣自娱。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才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但他却从未将自己治学的目标放在科举上，甚至曾一度认为科举是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凶器。在他的认识之中，治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个人价值得到体现的四个途径。简而言之，曾国藩认为治学的目的便是进德与修业。
在为官之后，曾国藩写给家中诸弟的信里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众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曾国藩继承了孔孟对于读书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让一个人的修养和道德情操得到提升，增长自己的才干，成为一个贤德之人。而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宋朝理学家朱熹的学说，认为读书除了要明天理，让自己修身之外，还要做到齐家治国，甚至对社会作出贡献，让自己无愧于天地君亲。
从孔子到朱熹，儒家学说的继承者都认为读书不应该只是作为消遣或者沽名钓誉，更要注重个人修养。而宋代陈亮又提出“经世致用”之说，将读书的作用扩大到报国为民，同时也可以修业谋生，让自身得到生存的基础，令读书成为一件更加实用的事。在前人的基础上，曾国藩通过提炼和感悟，提出了自己更为客观和切合实际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而为明理；在维护自身之外，还应该以报效国家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的认识中，读书已经从个人行为扩展到对于国家的意义，正说明他读书的目的是实现更为远大的志向，而不仅仅是满足谋生的需要，更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等庸俗目标。
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鞭策自己不断追求进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基本信条，曾国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湖南走到京都，并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为大清的中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成为了一代封疆大吏，也成就了自己非凡的人生。
5.5 废学无以成才
从懵懂无知到经天纬地，从闭塞含混到学贯古今，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学习，读书是让人的精神获得茁壮成长的最佳途径。曾国藩的一生不管处世为人或者为官立业，都非常成功，而获得这一切的基本技能便是从学习中而来，从书本中而来。他治学有方，所以才能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在朝廷出现危难之际，他又从一介书生蜕变成了一位难得的将帅，也正是从读书之中领会了行军打仗的艺术。能够做到报效国家，能够明道经世，曾国藩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爱学习有关。
曾国藩曾经说：“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在他来到京城之时，正是清政府内忧外患相交迫的时候，在外有英国不断骚扰，而在内又有太平军四处举事，除了人祸之外，天灾也不断侵袭，黄河决口令无数百姓民不聊生。基于这种社会现状以及他本身拯救苍生的志向，曾国藩读书向来以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就是提升自己，以便为国家和百姓去做更多的事情。而闲暇之时，他又会针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政务需求，来选择阅读大量的古代典籍，通过古人的警示来考量现实的问题。通过长时间的学习积累，曾国藩一旦受到重用便立刻将所学拿出来应用。在太平军声势最为浩大的时候，曾国藩被委以重任，他一介书生带领军队赶赴战场，虽然遭遇了不少坎坷，但最终镇压了太平军，令朝臣都深感意外。他们只知道曾国藩有十多年都在京城做安逸的京官，有十多年都在京师名流之间交际应酬，却不知道他有十多年都坚持不懈地攻读着各种经世致用的书籍，随时都在准备着应对时局变化，随时都在关心着时务，随时都在虚心研究着各种学问。由此可见，任何人的成功绝对不是侥幸而来，都需要经历长期的储备和坚持。
按照清政府政务分配，由六部来分管全国的各类事务，而其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曾经在礼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等五部担任过侍郎。这一经历让曾国藩掌握了各个部门不同的工作内容和技巧，也对全国的时局了解得更加清楚。而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曾国藩也会依照自己所管理部门的工作特点，专心地研究有针对性的典籍，通过学习《通典》与《资治通鉴》等诸多的经典著作，再协以他本身的工作实践，令其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所在，对于官场风气也更加了解。虽然人在京城，可通过学习，曾国藩也对全国的山川形势以及民生疾苦了然于胸，学习让曾国藩的智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令其可以适应各个部门不同的工作，就算是从刑部忽然被调配到礼部担任职务，他也能很快地掌握工作要求，并作出出众表现，因为长期储备的知识让他对各类官场规则都了如指掌。
在从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时，曾国藩虽然公务繁忙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学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有志，但若废学，那么所有的志就不再有机会变成现实。要想实现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就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耽于当前的成就并不是曾国藩所愿。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人登门道贺，但曾国藩却一直避而不见，他认真研读了清代道光以上历朝的文献记录，对于发展趋势有了更清晰的掌握。在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却一片萎靡后，曾国藩内心非常焦急。恰遇皇帝下诏求言，请百官各抒己见，对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曾国藩参照文献记录，立刻上书指点时务，令清廷当局对他的谋略远见非常赞同。
曾国藩不仅自己非常热衷于学习，更不断影响着身边的人勤学不止。在平定太平军时期，窗外战火纷飞，而作为统帅的曾国藩也百务缠身，但他依然抽出时间来学习，并大力推介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书籍给湘军的将领们。王船山的著作是曾国藩非常推崇的，他将其推荐给不少湘军将领，让他们都积极参与阅读，在湘军上下形成了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气氛。在他不断推动之下，王船山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被更多人接受和推崇，湘军的将帅们也因此出现了诸多成就卓然者。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王船山的著作，曾国藩兄弟二人曾经刊刻了《船山遗书》，将其赠送给湘军将领共同学习，使得当时的湘军都以儒家道统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将王船山著作当做“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曾国藩也反复阅读学习《船山遗书》，尤其对于其中《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烂熟于心，多次与众人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他的带动之下，湘军也从传统文化宝库之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军政实践服务，掀起了学习热潮。湘军将领郭嵩焘撰文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从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正是因为曾国藩不断倡导学习，才让这些文人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可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
对于读书学习的执著，让曾国藩可以不断汲取新的力量，这种汲取并没有因为他功成名就而停止，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停止过学习。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已经濒临危险边缘，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学习，并写了几句箴言来督促自己：“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对于身体所遭受到的病痛，他认为是“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因此不能成为自己放弃学习的理由，所以依旧坚持读书，并体味其中的乐趣。二月十七日，在曾国藩的日记里记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可见此时的曾国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眼睛和身体的疼痛已经让他不能再坚持读书，而他却认为不读书才会真正让自己变成一个废人。
1871年秋冬时，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日记中记述：“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此时的他身体已经浮肿到连袜子都穿不进去，却依然坚持读书：“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虽然规定自己以后不能写文章、看新书，但没过多久，扬州便有人送来一本他未曾读过的书《许周生集》，一拿到手曾国藩便又从头到尾全神贯注地通读起来。此后他更是违背了不读生书的原则，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霞九文集》，以及日本人所著的《新论》和翻译书籍《中外古今年表》等。1872年3月，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在去的路上他还背诵《四书》，阅读《二程全书》，不断研习理学著作。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读书，不仅是为了提升自己，更是因为读书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方式，成为他的习惯。他不断告诫后人子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而他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这一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