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窦太后晚年眼睛有点毛病，近乎失明，可能是老年白内障。所以实际上在建元五年，刘彻就有动作了，他将博士一职的人事做了调动。首先，传纪博士职位被废除，改成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儒家的五经（本来是六经，可惜《乐》在秦代失传）。
建元六年（前135）八月，窦太后去世才三个月，闽越国又犯事了。小小的闽越王驺郢，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对南越国动手了。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新主继位不久。赵佗实在太牛，在位七十一年，活了一百零四岁，长子早没了。这会儿继位的是孙子赵胡，驺郢或许是想趁机捞点好处。主弱必然臣强，孙子即位往往会有各种问题发生，这也是历史规律。
但是赵胡不傻——我惹不起你，但是大汉你惹不起。当即上书给刘彻：“闽越、南越本来都是大汉的藩属臣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现在是闽越国先动手的，与我无关。我不敢擅自发兵与闽越国作战，希望皇帝和中央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
刘彻一看，南越，够意思。闽越啊闽越，你算是撞枪口上了，前几年就是你闹事，现在我憋了这么多年正愁没人练手。于是派遣大行（主管外国使臣和君主的接待，搞外交的）王恢、大司农（农业部部长）韩安国为将军，兵分两路。王恢率军从豫章郡（南昌一带）迂回包抄闽越国，韩安国从会稽（今苏南浙北）一带正面攻击。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出身军界，还是一对死对头。这之后不久，这两人就围绕着对匈奴是打还是和亲吵个不停。王恢年轻，认为反正和亲了没几年又要进关掠夺，不如揍他一顿，一了百了；韩安国认为远征一不划算，二来出关打匈奴本部路途遥远，军队都成“强弩之末”，很难打赢。最后武帝考虑到还要进行改革，加上支持韩安国的大臣居多，就听了韩安国的，准备和亲的事宜。
王恢是燕地人，从小生活在边关，曾经是边关的一名基层军官。
韩安国资格老，是个传奇人物，当初七国之乱的时候，他是梁王的将军。梁王抵御吴楚叛军的功劳也有他的一份。后来因为处理好了中央与梁国的关系，被调到中央。在中央没多久，又因为别人犯事，他受到牵连，就被抓了。
狱吏田甲当时羞辱在狱中的韩安国，韩安国受不了了，就问：“死灰还有复燃的时候。你小子别狂，等出去了有你好看。”从此我们多了一个成语。田甲不以为然地说：“那我就一泡尿把你这死灰给灭咯。”后来梁国缺个内史（管梁国的刑法），朝廷再一次任用韩安国。田甲吓得逃跑了，但是韩安国淡定地说了句：“田甲这小子要是不出现在我面前，我杀他全家！”田甲只好光着膀子负荆请罪。韩安国哈哈大笑，说：“你尿啊，你尿啊。你这种人值得我处置么？”最后对他还是相对友好的。
可见韩安国这个人不记仇。我估计王恢也是这样，所以这两个人政见虽然不一样，但是配合起来也是相当之好。
闽越王驺郢早有准备，汉军还没到岭南边界，他就在边界的丘陵、山地等险要之处派兵驻守了。看起来高明，实际上，驺郢已经让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
驺郢的弟弟余善私下里与宗族和丞相商量：“咱们的王现在疯了。这个好战分子没有向天子请示，擅自发兵入侵南越。现在中央军已经快打来了，就算我们侥幸大胜这一场战，也只能造成天子派遣更多的军队前来讨伐的局面。这样我们藩属国的地位必然不保。现在我们干脆把王杀掉，向中央政府请罪，如果弄得好，咱们能停止战争。实在不行，我们再奋力战斗也不迟。真的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咱们都去海上做海盗也蛮好的！”
大家一致同意了，就一不做二不休，把驺郢一枪捅死，带着他的首级，给了王恢。
王恢一看，说：“我们讨伐的目的就是诛杀好战分子驺郢，现在你们已经杀了驺郢向中央道歉。和平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最好了，具体细节我还得向中央请示。”于是王恢暂时停火，并告知韩安国。
没多久，刘彻下令停战，并派遣前任越王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为闽越王。为什么不立余善呢？嘿嘿，这还用说么，这么一个强势的人，怎么可以作为藩属国王呢？
不过后来局势证明余善的民意支持率太高，繇君丑根本没办法控制局面，余善成为实际上的王。刘彻考虑到，只要你不犯事不就行了么？于是干脆又封了余善为王，一个闽越国，同时存在两个王。
至于南越国，那自然是感恩戴德。严助作为使者，将中央的举动告诉赵胡，赵胡泪流满面，对着圣旨就磕头：“中央这次为臣做主了啊，我就是死也报答不了恩情啊。”
“恩情嘛，倒是不需要你以死相报。您亲自去长安拜见皇帝就行了。另外您的太子婴齐一表人才，中央打算重用他做长安的宿卫，怎么样？”
赵胡答应了严助的意思。不就是送个太子当人质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国家刚刚经受战乱，所以婴齐与严助先行一步，赵胡得处理好战后重建工作才能去朝见天子。
严助一走，就有人向赵佗提议：“汉朝轻而易举地杀了驺郢，也是在警示我们南越啊。先王就说过，侍奉天子，礼仪到了就行，千万别因为使臣的几句好话就去中央朝觐。万一去了回不来，南越国可就得亡国咯。”于是赵胡以生病为理由，一直没有去长安朝觐。
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南方已经基本安定下来，闽越国扶持了新政府，南越国太子再做人质。前几年东越就归顺内迁了。短时间内南方不会再有问题。无论改革还是对匈奴作战，都有了条件。
随后，韩安国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并且提拔了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管理那些侯爵。
汲黯在景帝时期，是太子刘彻的太子洗马（教太子政治的）。这次汲黯被重用，而且出任这样一个官职，与改革是有关系的。汲黯是个不给人面子的人，又仗着自己是皇帝的老师有点狂，容不下别人犯错。看得顺眼的就善待，看不顺眼的看都不想看。
当时，丞相田蚡接受那些两千石高官（汉代没有品级，两千石相当于从一品）的拜见，那些高官行的都是跪拜礼，田蚡只是作揖回礼。汲黯见了田蚡，顶多拱个手。
别说田蚡，就是皇帝他照样不给面子。此时的皇帝正在做当年没做成的事情，那就是召集儒生，进行改革。上朝的时候，刘彻动不动就说：“我想啊，以后……”如何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汲黯淡定地说了一句：“陛下，您自制力太差，就算表面施行儒家的仁义，也不能造就唐尧虞舜那个时代的盛世。”刘彻脸色一沉，宣布退朝，一甩袖子就走了。回去了还在骂：“汲黯，你太过分了！又蠢又鲁莽！”
声音很大，外面的大臣都听得到。很多人就怪汲黯，汲黯很淡定地说：“咱们三公九卿百官这么多职位，难道是用来说好话拍马屁的？难道就这样看着皇帝偏离正道而不管？我现在好歹也是个九卿级别，要对天下大事负责！”
生气归生气，但是刘彻依然很重用汲黯。
但是，改革派并没有向刘彻想的那样好控制。他的舅舅田蚡，这会儿就很狂。田蚡平时在家里声色犬马、置办豪宅，作风不是很正。虽然有那么点本事，但是有那么点腐败倾向。刘彻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改革能顺利进行就好，在家跋扈点没事，配合改革就好。
但是，实际上，这跟刘彻想的不一样。刘彻渐渐发现，原来舅舅才是改革的主导！每次人事调动，官员部署，都是田蚡做主。开始，刘彻言听计从。但是久而久之，刘彻有些坐不住了。
一次，田蚡又去商量人事调动。刘彻一看名单，嗬！动不动就是两千石的高官！田蚡又在那滔滔不绝，在那儿说，这谁谁呢，去当某某郡守；这谁谁呢，调到中央当个什么差……
刘彻无语了，说：“舅舅，我是皇帝……您安排的职位弄好了，是不是也轮我安排几个？”
田蚡这才在朝廷上安分了些。之后的某天，田蚡又找刘彻商量些家事——他又想置办豪宅，但是地方比较敏感，靠近长安的武库。没有皇帝的同意，办不成这事。
刘彻一看规划图，嗬！这规模再扩张装修下比得上皇宫了。刘彻把规划图一摔，彻底爆发了：“舅舅，你干脆把长安武库也划到你家里去吧！”
这样，才让田蚡老实点了。刘彻，真正成为改革的主导。
冬十月，改年号为元光，这年改成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再一次号召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董仲舒再一次得到与刘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董仲舒和刘彻都相比前一次更为彻底和激进，刘彻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如何让中华长治久安，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高度。董仲舒针对刘彻的问题，一连献上三篇策论——史称天人三策。
总结起来，其中与改革相关的就是：第一，宣扬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认为君王尤其需要遵守并约束自己，否则“天人感应”，后果相当可怕；第二，坚持儒家思想，罢黜百家，将法治、德治相结合，尤其反对法家的愚民政策，要兴办教育，广开言路，让权力机关更加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第三，“春秋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对抗外部的反对势力。
这些建议，很多影响至今。很多人都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说儒家如何不好。的确，董仲舒提出过君权天授，但是君权天授的目的在于利用民变、自然灾害约束皇帝，并不是加强皇权；的确，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五常，难道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道德标准么？董仲舒没说王者应该首先遵守么？至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什么？纲就是拉渔网的绳子，这里是表率的意思。君是臣的表率，父亲是子女的表率，丈夫是妻子的表率。儒家黑们，都说儒家如何强调君权，如何让人有奴性……我怎么感觉是反着的呢？难道我看的都是盗版书？还是儒学黑们……根本就不看书！
事实上，刘彻就按照这些指导思想，在元光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对汉代的多项政治制度做出了调整。为汉代几十年后的宣帝时期走向全盛赢得了条件。
建元年间，没做到的，刘彻现在就会做；建元年间没有顾及到的，刘彻也会去做。
首先，建设明堂，进一步规范高祖时期由儒生叔孙通建立的礼仪制度，更加约束贵族的言行。对于主爵都尉汲黯来说，这个不是难事。
另外，筹备兴建太学，也就是全国性质的最高学府，聘请名师讲授儒家经典，选拔民间优秀的学者儒学。太学规模相当大，从初部的规划到最终完成，已经是元朔五年（前124）了。
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不用说了，中华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此诞生。
在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之后，刘彻任命他为江都王的相。此时的诸侯已经不比以往，中央任命的相才是诸侯国的真正管理者，诸侯充其量只是一个副手。江都王原本是个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在董仲舒的教育下，也变得文质彬彬了。后来董仲舒还因为淮南王的事情上书指责刘彻而差点被罚，结果淮南王真的出了问题，刘彻更加对他敬重。晚年董仲舒在家赋闲，一有什么大事情，刘彻依然会派人来询问董仲舒的建议。当然，这都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这年被召选的贤良文学中，除了董仲舒这个熟面孔，也有一些新人被提拔。这其中，齐人主父偃深得刘彻的赏识，一年之内，就被升了四级。
与董仲舒不同，董仲舒更适合做学术和研究思想哲学。主父偃年轻时候学习的纵横家那套，岁数大点的时候，才学习了《易》《春秋》等等经典。一直游学了数十年，基本上都是在窘迫中度过，经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相比读书三年都不向花园看一眼的董仲舒，主父偃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所以，主父偃在实干能力上，是比董仲舒要强的。
主父偃和其他贤良文学不同，他可不是考试考上去的。这个人一直到处游历，跟各地的诸侯王、侯爵什么的打交道，但是都没发现什么值得他敬重的，干脆到了长安，找到了皇帝的小舅子卫青，希望卫青能够引荐下。于是卫青也向姐夫说了几次，刘彻就是没理会。
没几天，主父偃的盘缠就用得差不多了，老是在京城朋友家白吃白喝也不好，别人也烦。主父偃索性破釜沉舟，写了奏折，大清早的把奏折背在身上（竹简……）到宫门外等着。
晚上，主父偃受到了召见。奏折一共有九项建议，八项关于法律，还有一项就是讨论对匈奴的战争。
这个风气一开，接连又来了两个，一个徐乐，一个严安，后来都是刘彻秘书处的办事员。主父偃最为积极，一年中多次向刘彻提出建议，也难怪他一年内连升四级。
之后，刘彻在修的皇陵茂陵周围设立了一个新的县，茂陵县，因为刚刚设立，没有多少人口。主父偃又提议，说：“现在关外有些兼并别人土地的豪强大户，不如让他们搬到茂陵。这样一来促进京师的经济发展，二来也让他们不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为非作歹。”
这样政府获利还皆大欢喜的举动，在当时也只有主父偃能够想出来。刘彻对主父偃的器重，可想而知了。
实话说，当时这些贤良文学，除了第一批的董仲舒、严助、吾丘寿王这些人，其他人的建议和政见都没多少干货。身边的贤良、文学侍从，也只有主父偃、严助、吾丘寿王拿得出手。其中有的人名声很响，比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人，但是司马相如动不动就是生病请假，推卸责任，东方朔、枚皋有时候提的建议莫名其妙，一点根据都没有。
后来主父偃的一道“推恩令”，确实让刘彻深感宽慰。推恩令，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削藩，虽然此时的诸侯没有了动乱的权力，但是封国地盘仍然不小，仍然有造反的实力。虽说是中央任命国相来掌权，但是万一遇到个有野心的国相怎么办？相对于晁错，主父偃简直就是个天才，他向刘彻建议说：
现在啊，随便一个诸侯王的子弟就有十几个，可是呢？只有嫡长子能够继承王位，这个实在是不能体现中央政府的恩德啊。我们应该进一步让更多的皇室成员享受到封地，每个诸侯王都能享有将自己封国分给所有子孙的权利。
相对于晁错的强制削藩，推恩令是让诸侯王拿出了地盘还哈哈笑，实在是高。就算诸侯王不愿意拿出土地，想只传给长子诸侯王，底下几个儿子能同意呢？
不过这是后话了，推恩令颁布是在公元前127年，也就是元朔二年。
但是，主父偃与董仲舒相比，并不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虽然两人都为改革的规划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主父偃在得到皇帝的重用后，凭着伶牙俐齿到处收取贿赂。大臣、贵族们害怕他那张嘴，只好拿出封口费。其累计作案金额达到了上千金。有人劝他说：“你是不是太横了？”
“我穷困潦倒地生活了四十余年，一直在求学，郁郁不得志。以至于老爹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不收留我，朋友们嫌弃我，我他妈穷怕了！大丈夫活在世上，要么一顿饭五个大鼎在那儿煮，要么轰轰烈烈地被五个鼎煮死！我没几年就得退休了，现在不贪污，什么时候腐败呢？”
最后主父偃因为种种原因，被满门抄斩。死后连个收尸的都没有。所以说，做人，要厚道！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教育，教化臣民；削弱诸侯，强化中央；抑制豪强，促进经济与安定……在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刘彻也准备对匈奴真正动手了。就在去年，武帝还答应了和亲的请求，这年初，刚刚送走和亲的翁主，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就开始了。
首先，封卫尉（宫廷护卫队指挥官）李广为骁骑将军，指挥一支骑兵，驻军云中；中尉（首都护卫队指挥官）程不识为车骑将军，指挥轻车、骑士、材官组成的合成军，驻军雁门。为了掩人耳目，六月又悄悄地撤销了这些封号。
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中，边境还是那样严防死守，军队也看不出明显的调动，就连边疆的将领也都任命之后即撤职，甚至于刚刚送去一个翁主去和亲。这一切都因为，在以刘彻为中心的汉朝中央，秘密导演着一次天衣无缝的“无间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