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食成为“新中间层”的最爱
战争景气不但令农产品提高质量，消费数量也增高，米需求有增无减。
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流向都市，从事工商业的人骤增。其次是所得增加，大众由长期以来的麦食转而爱吃米饭。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米仍是奢侈品，生产米的农民甚至难得有机会吃上一顿白米饭，农村的饮食生活和明治时代没有多大变化。
不过，“新中间层”家庭的饭桌则经常出现可乐饼、炸猪排、奶油炖菜、咖喱饭等西餐。当时流行一首歌，歌词是“今天又是可乐饼，明天也是可乐饼，娶了老婆很高兴，天天都是可乐饼”。这正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饮食生活象征。
在大正时代的饮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食材是马铃薯。大正中期，媒体极力宣传马铃薯的食用价值，并给予很高评价。马铃薯的需求增加至明治时代的1.5倍。
只要少许绞肉，将马铃薯蒸熟后压成泥状，依序裹上面粉、蛋液、面包粉，放入油锅炸成金黄色，即成为一道香喷喷的家常菜——可乐饼。马铃薯炖肉也是当时的家常菜之一，更是“新中间层”的“妈妈的味道”。其他另有鸡肉、白奶油酱鱼块、黄油煎鱼等奢侈菜单上桌。
这些料理的附加物，例如洋葱、甘蓝、红萝卜、菠菜等西洋蔬菜的需求也明显大增。不过，动物性蛋白质食品还很少，一人年间畜肉消费量不及十公斤，鱼肉也仅有二十公斤。
饮食西化最显著的变化是嗜好品和饮料的增长。大战景气令经济宽裕的“新中间层”开始有余裕吃白砂糖制成的西点。小市民孩子最憧憬的糖果是森永公司的牛奶糖，板状巧克力只限富裕层的小孩才能吃得到。刨冰和弹珠汽水在明治时代初期即上市。到了大正时代，饮料嗜好形成两极化，“新中间层”以上的人爱好冰淇淋和苏打，刨冰和弹珠汽水变成平民饮料。
咖啡的需求量在大正初期四年期间暴涨四倍。不过，只限咖啡厅、西餐厅和酒店，家庭流行喝红茶，不喝咖啡。到咖啡厅喝咖啡的人也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炫耀。
啤酒店等的啤酒需求也在大正时代增加了四倍，成为大众化饮料。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琴酒之类的洋酒，仍是资产阶级在洋酒酒吧及咖啡厅喝的奢侈品，一般大众无论肉食或在外边吃饭，依旧只爱喝传统的日本清酒和烧酒。
德国战俘的面包
面包本来是军队伙食，到大正时代也一样。
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德国租借地青岛时，将四千七百多名德国战俘全送到内地。俘虏在日本国内受到厚待，唯一的不满是面包太难吃。他们表示“材料不坏，但烤面包技术太差，所以难吃”，于是要求让他们自己制作面包。
日本政府答应战俘的要求，让他们的面包师傅前往日本的面包店。结果，这些师傅用德国炉烤出的德国面包味道，竟然恰好合日本人的口味。如此，日本的面包企业向德国战俘学习了德国面包制法。小型德国炉很适合小规模面包工厂占多数的日本，因此，德国式面包制法便在全国各地普及。不仅面包，带馅甜面包以及蛋糕都是德国式。
德国面包师傅为日本带来的影响，不仅是面包的普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有一百七十名俘虏干脆定居日本，自己开设面包店或成为日本面包企业大厨，有些人则开餐厅或经营奶酪牧场。
大正八年（1919），东京浅草又出现一家平民面包食堂，“面包黄油、蔬菜汤、红茶”一套十五钱，价格便宜，广博小资产阶级的人气。
关东大地震引发大众食堂普及
对现代日本上班族来说，既便宜又好吃的经典快餐应该是牛丼（日式牛肉饭）。对于大正时代的上班族来说则是当时刚登场的大众食堂。
现代日本随处都可以见到大众食堂，价格便宜，而且一家店就能享受日餐、西餐、中餐等各种味道，但在大正时代，这种食堂是崭新风格的前卫饭馆。
起因是大正七年（1918）发生的“米骚动”，当时物价暴涨，米价更贵得吓人，在那个中坚上班族月薪约四十元的时代，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米费竟然占了将近四成收入，负责管理家计的主妇大概吃了许多苦头。
很多人为此而难以维持生计，出现不少三餐不继的人。翌年，神田慈善协会为工读生设置了快餐食堂，之后，东京各地也设置了价格便宜的公立快餐食堂。快餐食堂大受欢迎，令大正庶民大排长龙。
之后，大正十二年（1923）九月一日，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这场空前未有的天灾令东京付之一炬，成为宛如野火烧过的原野。翌年三月，东京神田的废墟，出现了一家仿效快餐食堂的大众食堂。这家大众食堂名为“须田町食堂”，是日本第一家大众食堂，创业者是加藤清二郎。当初仅有八名工作人员，二十五个座席，招牌菜单是炸猪排和咖喱饭。
当时的日本饭馆，均分为西餐、天妇罗、荞麦面等专卖店，各卖各的。现在出现在同一家便能吃到各式各样的菜，而且价格便宜的快餐风格饭馆，立即抓住大正庶民的心。何况在“须田町食堂”可以吃到廉价的咖喱饭和炸猪排，马上有口皆碑，客人纷纷赶来。开店当天就大客满，十一月又在京桥开设分店。翌年，陆续在日本桥、银座、上野、浅草开设分店，之后也不断扩展分店。为了抑制成本，“须田町食堂”采取由总部负责大量进货和食材加工的连锁店方式。
恰好那时已经出现“新中间层”的上班族，新登场的大众食堂刚好赶上这股上班族热潮，经常座无虚席。为此，因关东大地震而必须重建的许多饭馆，也争先恐后将内部装修为桌子、椅子式的快餐食堂风格，大众食堂便不胫而走。据说连荞麦面店也为了与食堂对抗，菜单上多了咖喱或日式猪排饭，难怪现代的荞麦面店菜单都有日式猪排饭。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大众食堂的气势。
如此，曾经是破天荒风格的大众食堂，直至一百年后的今日，依旧是上班族的最爱。
至于“须田町食堂”，每年以增设四五家分店的速度持续扩大，到昭和一〇年代，分店多达八十九家。昭和三〇年代时又进军观光、饭店、温泉行业，之后更改公司名称为“聚乐”，不断扩大事业。创业当初的“须田町食堂”则于2006年在东京秋叶原UDX复活。
从“食案”到“桌袱台”
现代的日本家庭已经很难有机会看到折叠式四脚圆桌的“卓袱台”（Chabudai）。不过，日本人至今仍对“卓袱台”怀有深刻印象。无论是在电影、电视剧或动漫中，都可以看到旧时代的日本家庭一家人围坐“卓袱台”吃饭的光景。而“翻桌”（卓袱台返し）也成为日文惯用语，现今媒体仍在使用。“卓袱台返し”本来的意思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在怒不可遏的状态下，将整个“卓袱台”翻掉，导致桌上的饭菜碗盘满天飞；现在则引申为领导使用强权，让下面的人换掉全部企划或规格。我想，应该是下面的人最想“翻桌”。
“卓袱台”的“卓袱”据说源自中文的“桌袱”，意指餐桌和桌布。长崎就有一种名为“桌袱料理”的长崎特色饮食文化，用餐时，大家围坐圆桌旁，直接用筷子从盛菜的大盘子夹菜。大盘子盛的是日本料理、中国料理以及东南亚料理、荷兰欧风料理，在结婚喜宴等人数多的喜庆场合经常出现。
“卓袱台”普及于一般家庭是在明治时代中期，历史相当浅。在这之前，日本人从来不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餐桌前用餐。每个人各有各的“食案”，就是有桌脚的木盘，上面盛着饭菜，自己吃自己的。这正是日本料理之所以都是套餐的原因。食案有很多种类，贵族用、大名用、茶会用等，依身份和场合而决定。一般庶民家庭也有区别，户主的食案和其他家属不同。
这种饮食习惯和封建社会的主从关系、身份阶级制度有关。自从日本形成武士阶层以后，武士门第的举止礼法也渗入其他身份阶级。即便庶民家庭，一家的户主，亦即父亲或丈夫是顶梁柱，居至高位置，家族中也隐然存在着长男、次子身份制度，最后形成父权的“家父长制”。
明治时代之前，一般不允许身份不同的人同桌吃饭。破坏此秩序的正是“卓袱台”。
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潮流引进各色各样的西洋文化，有人将西式餐桌改良为适合日本人住居以及跪坐习惯的“卓袱台”。不料这个“卓袱台”实在太厉害，竟然给“家父长制”砸了一个大窟窿。难怪爸爸会气得翻桌。
家庭的“食案”变成“卓袱台”的转折点是自来水的普及，就东京来说，正是关东大地震以后。自来水令一般家庭实现了吃完饭可以立即洗涤餐具的卫生思想，“卓袱台”则令大众实现了父母和子女不分身份平等围坐，大家直接用筷子在同一个盘子夹菜，一面说笑一面吃饭的梦想。
大正时代至昭和时代前半期的日本家庭餐桌形象，绝对少不了“卓袱台”。
其实食案方式也有它的优点，不用等众人聚齐，有空的人先吃，吃完后自己收拾食案。但食案方式少了一家团圆的氛围。“卓袱台”普及后，日本人才开始于吃饭前及用餐后说“我要开动了”[23]、“我吃饱了”[24]。
不过，就算“卓袱台”普及于一般家庭，父亲照样受特殊待遇的家庭也不少。而现代上班族因很晚才回家，赶不及一家团圆的晚餐时间，餐桌上摆的是一人份饭菜，这跟食案方式简直没两样。情况惨一点的上班族爸爸，可能还得自己动手用微波炉热自己的饭菜。
基于封建时代的身份阶级制度而形成的个人食案习惯，其实也承袭至今。刀叉、汤匙等西餐餐具是家属兼用，筷子和饭碗、茶碗则非自己专用的不可，家人也不能共享。这明显是个人食案方式时代的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