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钱财的依赖程度较高，很是幼小的时候，家道中落。家里的钱财一点点变卖，为祖父的牢狱，为父亲的疾病。
去南京念书，东渡日本，这些都是需要一些闲散的银两，然而，家境里已经紧张的周家还有两个正在念书的弟弟。这时候鲁迅便格外地懂得节俭自己。而且节俭过生活，这个习惯一直惯穿了他的一生。
除了买书之外，鲁迅在做公务员之前，一直过着一个经济适用男的生活。
看鲁迅和许寿掌的书信，可知，他一面央求许寿裳帮他谋一个饭碗，一边还接着翻译的活计，因为周作人在日本念书的花费是由他来提供的。
那个时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书，一个月的工资是30块大洋。按照购买比率换算，当时的一个大洋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约35-40元左右。也就是，当时的鲁迅一个月一千两百块工资。这自然不大宽绰。
然而，鲁迅到教育部以后，收入一下子涨出数倍。
查鲁迅日记可知，1912年7月16日载：“晨收本月份津帖六十元。收初十日《民兴日报》一分。夜雨。”这是鲁迅到教育部上班以后，第一次记录收入。
然而，除了这些津贴费用外，当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比如去某某地方演讲的车马费。做了公务员之后，鲁迅买书的数量大增，不仅如此，日记里显示，16日发工资，17日便借出十元，说明鲁迅虽然为人节俭，却并不小气。鲁迅日记和书信里常常有借给别人的经历。
学者陈明远，曾经写了一本关于文人收入的书，叫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他详细地列举了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鲁迅日记是离开浙江往北京教育部的路上开始记的。在目前存留的日记里，鲁迅购书的目录很是浩荡。鲁迅是一个热爱整理目录的人，每一个月都会将自己所购的书目列好清单。有研究者清点过鲁迅一生的藏书，从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17日（即他逝世前两天），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花费了10913.65大洋（大约折合现在的人民币960000元），购买了14000多册图书。他每年花在购买书籍上的钱，占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
有充裕的钱来买书，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1912年8月22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上午寄蔡国青信。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
这一年11月初，鲁迅又得到关于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任命，那一天，他跑到琉璃厂大购其书，以示释放开心。我录一下日记：“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下午赴留黎厂购《秋记小影册子》一册，四角；《眉庵集》二册，八角；《济南田氏丛书》二十八册，四元；《说文释例》十册，三元，《郘亭诗钞》并《遗诗》二册，一元。又购粗本《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八册，四元。晚钱稻孙来。收二十七、二十八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可以粗算一下，这一天，他一下购买了十二元的图书。而这相当他在两级师范学校三分之一的工资还要多。
所以，一份稳定的收入，对于热爱购书的鲁迅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
在我们的旧传统里，文人多清高，耻于谈论钱，而鲁迅却不，你看他在女师大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多好啊：“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是啊，经济对于鲁迅的要紧，不仅仅在于他的买书，还在于，他的家食。除了绍兴的花费，还有远在日本的周作人岳父母的家用，鲁迅也负担了不少。比如1912年9月3日，鲁迅刚拿到工资不久，便寄了20元给日本羽太家。
除了接济周作人以外，还有一些公益的捐助，北通州兵祸、贫儿院、共和女学校、水灾，甚至连第一次世界大战，鲁迅都捐了钱。
但不论如何，教育公务员的生活，对鲁迅的一生转变重大，接下来北大和女师大讲课，以及发表白话小说走上文坛，都得益于在北京教育部的这几年旁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