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写回忆录，写到当时他第一次读到《狂人日记》时的情形：“……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民国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这是鲁迅第一次解释自己笔名的由来。关于鲁迅创作小说，自然要提到钱玄同。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写到他写作小说的由来：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这段文字里的S会馆便是绍兴会馆的藤花馆。藤花馆是一个四合院，原有三间正房，东西各三间厢房，东边有座藤花池。鲁迅呢，便住在藤花馆的西屋，后移居至朝南的两间小北屋。藤花馆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鲁迅在日记里用简洁的字句渲染过，比如床板缝里臭虫成群，又比如邻居半夜经常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吵得鲁迅彻夜不眠。1916年5月6日，大约是为了寻些清静，好安心读佛经，鲁迅移入绍兴县馆西边一个院落里的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一排朝东的正房，靠着房子还有一棵大槐树，这棵槐树因了鲁迅先生的文字，也颇有名，据传说，曾有一个女人吊死在槐树上，所以那房子便显得鬼气十足，一直空着。鲁迅上过解剖课，自然不怕这虚在文字里的鬼魂，恰好，这空荡潮湿的空气，恰好营造出一股寂寞，暗合了当时鲁迅的心境。
补树书屋朝东的四间房，南首是一间已经收拾好了的住房，北首两间相连，门开在第二间房的中间。1917年以前，鲁迅一直住在南首这间房里，1917年搬到靠北的一单房里，中间那一间稍作了改修，做了食堂间。由于绍兴会馆并没有请厨师，不供应餐食。而所供职的教育部的食堂又老是一棵白菜吃上半月，极其单调，于是鲁迅的饮食基本上是游击状状，今天广和居，明天小排档，很是随意。
鲁迅住在补树书屋期间，开始整理一些古碑贴，抄录一些古籍。这一段时间，钱玄同经常到他这里闲坐一下。据鲁迅日记的记录，有一百多次，有时一月来访达七次之多。
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反复而曲折，却从无有好转的迹象。先是1913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这导致了孙中山发动了第二次革命。然而，很快袁世凯击败了革命军，当上了大总统。1914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这一年9月，鲁迅的母亲六十岁寿辰，沉浸在读佛经里的鲁迅，资助了六十元人民币刻印《百喻经》。
1915年，鲁迅由佛经开始转向一些画像和古旧的拓本和瓦当文等。1916年，搬入补树书屋之后，鲁迅开始抄录收集到的古碑帖。
而这个时间，外面的世界丰富却并不晴朗，开始张勋复辟，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陈独秀创办的一份青年杂志，在1916年9月改名字叫做《新青年》。当时，北大年轻的教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接着，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再然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并要求全体中国人都要重新留辫子。大约是此时，鲁迅看不上政府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辞职过，后来，复辟的风潮过去了，才又复职。
1918年4月，鲁迅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给了钱玄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一篇白话小说竟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21篇随感、论文1篇、小说3篇、诗歌6首。直到1923年，鲁迅发表的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
大约在1999年夏天的时候，由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牵牛，请了两岸三地以及海外的14名中文学者，对民国以来的中文小说进行了一个排行榜。排名第一的，便是鲁迅先生的《呐喊》，接下来的四名分别是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样子》，张爱玲的《传奇》，钱钟书的《围城》。
一百部中文小说，鲁迅先生的小说排名第一，除了时代的记忆，艺术的高度，恐怕，更多的，是先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用笔划破的那道裂纹，发出的那个急切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