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显著的特征。唯物史观折射出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光芒，因此，可以将唯物史观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典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论题，在唯物史观中就内在地存在着一个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领域——生态文明理论。当然，只有立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唯物史观的生态命意。
一、唯物史观的生态命运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样，在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们自然绕不过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西方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等形式提出这一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看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当中，自然包含着对唯物史观与生态文明关系的看法。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误解
由于受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否具有生态意识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存在着诸多的误解甚至是曲解。因此，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构生态文明，必须首先廓清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地平线。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有：
1.空白论
一些论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空场”。在他们看来，不需要为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进行辩护，不必判断马克思是否是一个生态学家，也不需要隐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的距离。然而，现在并非简单地随意地指责马克思，批评者通常采用如下紧密相连的论据：
（1）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旁白”而抛弃。
（2）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则较少出现。
（3）马克思最终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技术的、反生态的）观点。
（4）作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论据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
（5）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此他并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
（6）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1]其实，之所以会出现“空白论”的看法，是与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发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仅仅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关，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辩证法的。这样，不仅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了，而且导致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肢解。因此，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就种植下了马克思主义缺乏自然思想的种子。
2.过时论
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在19世纪进行自己的研究的，而这是一个前原子能、前印刷电路板、前氟氯碳化物和前DDT的时代，而且，他从未在其著作中使用过“生态学”一词。因此，在生态学意义上对马克思著作的任何讨论都成为一个耗费一百多年进行生态学思考的案例，因为马克思已经死亡而我们把它置于“马克思脚下”。
3.灾祸论
一些论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造成全球性问题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责难。
（1）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观点的责难。在人学问题上，西方某些人认为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紧张关系。在他们看来，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简化为社会性，认为唯物史观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对人的自然性关注不够。这样，在唯物史观那里就没有对人的必要的约束，最终导致了紧张关系，并给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生活带来实际后果。在这些论者看来，这种紧张关系与那种认为人类从唯我主义出发去渴求自由的自由主义观点导致的紧张关系同样严重。这样，对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唯物史观来说，各种各样的人类意志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就拥有一种绝对的特权。有的论者根据这种看法认为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实，社会关系是一个总体性范畴，社会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2）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责难。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西方某些人认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强调用各种方式改变世界，而现在的事情是要避免更多的失误。在此基础上，有的论者进一步对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主要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关于生产力的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包含着人们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二是关于生产力的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社会劳动即劳动分工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或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是不可能找到将社会的文化和自然系统这两者都包含在内的某种内涵丰富的、成熟的社会劳动概念的。”[2]显然，这种看法根本没有考虑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所具有的生态学意义。
（3）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的责难。在阶级理论方面，一些论者认为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造成了严重的损耗而毫无成效，对唯物史观的阶级理论也提出了怀疑。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理论对于文化或环境运动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实际内容的评论，或者认为阶级斗争在造成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同时也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或者认为在转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已经极大地降低。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唯物史观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进行了责难。例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自然观与生态学相去甚远……由于其人类中心论、对待自然的工具论、通过技术统治而获得解放等思想，使他在超越西方传统的致命的反生态的二元论方面是失败的。最终，他的成功只在于，在上述这些与前生态时代相符合的人本主义、启蒙理性和革命性变革的意识形态中强化了这种二元论”[3]。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启蒙理性和革命性变革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引发了生态危机。更有甚者，一些论者将马克思看作物种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强调人的解放取决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尽管也有的论者表明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情的论断，但是，他们否认这种解放在本质上也会带来妇女解放或能够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显然，这些论调都没有看到阶级剥削和阶级支配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
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有的论者抛出了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一般结构、智力结构以及提出的关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被抛弃；为了真的有用，必须彻底重新检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每个方面”[4]。可见，在生态文明问题上是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斗争的。
4.补充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生态学的空白，应该用生态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一方面，生产一味以追求利润为动机，技术规模越来越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也越来越集中，这样，就产生了过度生产。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这种需求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样，就产生了过度消费。在实际过程中，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这样，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异化，最终使生态危机取代了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危机，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主要的社会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宣称，“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这样，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之外去寻求可导致我们所期望的有组织的阶级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基础”[5]。显然，只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读者就可以发现，上述这些看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在总体上，面对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对“红色”（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生态思潮）批评，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对此做出实事求是的回应。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发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入人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的再度抬头，在认真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发现”了一个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也开始得以“澄明”。
1.在新的语境中，西方学者开始了一些新的研究
主要标志是：
（1）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除了像《每月评论》、《新左派评论》这样的左翼杂志不时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之外，一些杂志还出版了这方面的专刊。例如，《科学与社会》杂志的1996年秋季号专门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主要有：桑德拉拉杰的《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伯克特的《价值、资本和自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含意》，等。尤其是像《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0年开始）这样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专门杂志开始发行。前几年，在该杂志的讨论中，有许多论者就马克思可能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基础性的贡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著作。一方面，在一些生态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环境社会学的著作中，专门有章节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学科关系的文章。例如，在《价值、冲突和环境》这样的环境伦理学著作中，专门有章节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一批专著问世。除了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国内学者对之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2.在哲学的层面上，西方学者进一步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文明意蕴，从整体上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维度（生态哲学）
（1）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来源。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站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开始自己的理论征程的，对伊壁鸠鲁的了解为理解马克思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深度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哲学不仅影响到马克思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也影响到了恩格斯。在总体上，由于受伊壁鸠鲁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是进化和突显，并且在起点上使自然脱离了神灵的左右。
（2）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立场。现在，通过阅读和诠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哲学文本，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生态哲学意义。例如，在编入《马克思主义的绿化》（1996年）论文集中的题为《马克思和生态学：本尼迪克特教的而非圣芳济会的》论文中，瓦廉康特专门挑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作为研究的对象。他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问题上的“差异”，但是，最终还是承认马克思鼓励和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现在，大家对《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的认同度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其中的几个关键段落被反复引证，认为该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生态学观点。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同样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如西方学者所言，人类之所以难免于这个过程，是由物质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开创的工作值得我们理解和构建的原因。我们不能离开自然界，因为我们自身是由物质组成的；我们把物质转变成商品所用的能量最终会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所有的过程都是相互交织的辩证过程。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辩证和唯物的理解认识到了人类与其创造的环境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环境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些学者将实践唯物主义表述为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
（3）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含义。在上述提及的论文中，桑德拉拉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的含义问题。她强调“形成中的自然”和“形成了的自然”之间的区别，并且把概念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例如，自然的人化采取了两种形式：“形成了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类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性的影响上的，而“形成中的自然”把自然法则看作富有意义的秩序。在她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承认这两个概念的辩证统一，如同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关于自然的非生产性的观点一样。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为给马克思主义贴上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标签的做法画上了一个休止符。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主张自然主义和人文（人道）主义的统一的。
此外，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异化、解放等概念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也进行了科学诠释。这些努力就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廓清了哲学地平线。
过去，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生态学不相融的，甚至是冲突的，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问题至少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附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有关问题。但是，他们从总体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现在，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一门科学”的思想：“在敏锐洞察某些实在的因果过程方面，马克思显然是一个‘科学先知’。实际上他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的形式描绘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称之为‘哲学’）这种严格的二分法最终在如下情形下会显示出不足：‘自然’正在逐渐为‘人类’所影响。马克思认为，最终会出现一种专门的科学描述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6]显然，这一看法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这其实就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通过这些努力，西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遮蔽”，并开始从科学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维度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事实上，社会理论领域出现的意义深远的转折点通常是对扭转社会危机的回应，日益增长的全球生态灾难的威胁正在迅速传播并形成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视点。
二、生态议题的整体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图景进行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整体描绘，尤其是从劳动的角度确定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在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这样，唯物史观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是在唯物史观文本中呈现的，而且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展现的。这两种情况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
（一）走向科学理论过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之职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切实利益的过程中，对自然问题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马克思一登上理论舞台的时候，其世界观和政治观就是与青年黑格尔派有所区别的。一开始，他就从承认原子偏斜的伊壁鸠鲁那里接受了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或者承认能动性的唯物主义。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同时，围绕着“林木盗窃”问题，马克思站在同情穷人的立场上看到了人和自然关系背后的社会利益问题。从远古的公社开始，人们就捡拾公共林地上的枯枝以取暖做饭。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形成，穷人的这一传统的权利正在被剥夺。马克思发现，捡拾枯枝现在已经被归于偷窃的范畴之中，并将同砍伐和偷盗木材一样受到严厉指控。通过这种方式，森林所有者试图使枯木成为有“价值”（私有财产的一种来源）的，虽然以前从未被卖过也从未有过市场价值。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这些私人森林看守的两面性，尽管他们表面上是森林的守卫者，即林务员，实际上却只是一个“估价员”——他们在誓言下的估价只是留给了森林所有者自己，因为利益使然。这样，“对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关注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逐渐增长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继他的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之后，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人类对自然的物质占有问题的钥匙”[7]。这样，哲学的革命变革和经济学的革命变革都是要导向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针对“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的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8]全部“手稿”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深化批判“异化劳动”、肯定劳动价值的逻辑，才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性、辩证性和社会性的层次上了。
（1）人和自然的生态关联。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同自然界相联系的，这不仅表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说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既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也是科学和艺术的对象，还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
（2）人和自然的辩证关联。尽管自然界是先在的，但是，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在于，人是通过生产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人使自然界成为了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
（3）人和自然的社会关联。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受劳动的社会性质制约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自然异化；不仅造成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异化）。自然异化和生态异化就构成了生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重要构成方面。
（4）人和自然的未来前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样，人和自然的辩证矛盾的展示过程就已经孕育了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胚胎。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产生的另一源头。在该书中，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体制中，资本家对工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生态条件的剥夺，充分揭示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主要环境问题，即工人住所与工作场地的恶劣状况、河流污染和空气污染等。这些问题在剥夺自然的同时也严重地剥夺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例如，肺结核、猩红热和伤寒等是在工人中最常见的疾病，这种灾害之所以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差、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再如，工人所患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病，更是由工厂劳动的性质和劳动本身的环境直接造成的。在恩格斯看来，与此有关的灾难之所以集中在工人身上，固然与爱尔兰人的生活习性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工厂主的唯利是图密不可分的。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具有一种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这种情况同样会导致阶级矛盾的加剧。这样，随着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
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发生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社会批判性的。
（二）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理论制高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从科学实践观的高度揭示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性质，从而确定了生态文明问题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的科学位置。
1.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实践观视野的确立
从1844年夏天的历史性会面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开始了并肩创立唯物史观的新时期。在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科学地阐述了一系列新哲学的基本观点。其中，实践的观点即历史整体的观点已经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而且物质生产也在理论上第一次具有人的生活构成和历史构成的意义。因此，与鲍威尔完全抹杀人的生活的物质要素的思辨哲学不同，马克思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9]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形式展开的。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不仅体现为自然科学，而且表现为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其他理论形式的把握；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不仅体现为生产力，而且表现为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实践形式的把握。进而，在针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缺陷而科学表述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中，马克思将之明确地表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0]这样，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实践建构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视野。
2.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的科学建构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这种历史观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特点是，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阐述了人和自然的辩证图景，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的主题。
3.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图景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这里的自然既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生命力和意识力的自然存在物的人，是无法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的。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但是，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1]。事实上，在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双向作用，这样，自然就成为历史的自然，历史就成为自然的历史。显然，人和自然的统一或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在实践中得以完成的。在工业中，向来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人和自然的统一”。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4.唯物史观的生态文明意蕴
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就蕴藏着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经济物质动力的生产力发生的秘密。但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假如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种事实：鱼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被人类实践的结果所异化。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这些矛盾，因而需要用纯粹的实践来解决”[12]。这样，在实践上就必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理论上就必须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纳入唯物史观中，使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和把握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辩证关系的历史科学。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地描绘了人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图景，确立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科学思想，并主张依靠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的社会理想。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无可非议地被描述为‘人类生态学’”[13]。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不仅从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层面上科学地解决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具体历史统一的问题，而且在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在唯物史观中的科学位置。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科学的起点，在《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和《共产党宣言》（1848年）等一系列的科学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这样，就完成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当然，这一变革是借助于革命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而最后完成的。
（三）剩余价值理论创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理论制高点。这既是一个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检验唯物史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凝聚成为一个科学的整体。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走向剩余价值理论途中的生态关注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哲学批判的同时，恩格斯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经济学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他将自然和人作为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后者还包括人的人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在自然方面，土地是人类的一切，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强调经济学家政治立场的重要性，认为瓦解私人利益不仅要为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且要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开辟道路。在关注由林木盗窃引起的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终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论》的“三大手稿”不仅是科学的革命政治经济学的路标，而且是科学的革命哲学的路标。其中，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有两个突出的思想：
（1）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关系。一方面，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这既是主体的自然，也是客体的自然。另一方面，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显然，作为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人和自然是一种统一的关系。
（2）废物的循环利用可以实现劳动的节约。在生产的过程中，一个生产部门的废料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材料。其中，大规模生产中的废料比小工业分散的废料更容易变成新产业的材料，结果生产的费用也会减少。同时，由于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肥料比较多，因此，可以将之作为农业和其他生产部门的原料来进行交易。这样，通过劳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进入了政治经济学当中。
2.生态文明的“哲学—经济学”的构建
在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革命清算。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将“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深奥的哲学问题”放入经济的和历史的经验事实中加以考察。这样，将哲学和经济学看作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于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总体性视野就成为建构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新的理论基础。
3.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劳动中，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作用对象，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环境。没有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提供的自然物质条件，劳动就无法进行，人类也就无法生存下去。当然，人也不是在自然界面前完全被动的。一方面，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变成适合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改变了作为客体的身外的自然，也改变了自身的自然，促进了自身的新进化。但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不能仅仅按照自己的欲望作用于自然，更不能任意地对自然进行宰割。事实上，人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并在这种劳动中还常常需要依靠自然的帮助。可见，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来进行物质生产，才能顺利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效的物质变换。同时，劳动过程不可能由单独的个人绝对孤立地来进行。为了进行生产，人和人之间必然发生现实的关系。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对过去劳动成果的占有状况必然影响着人们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对自然的进一步的改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因此，在劳动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这样，要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就必须调节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4.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和自然关系的二重性
马克思不仅一般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系统联系及其丰富内涵，而且还深入细致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规定形式”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马克思转向了对生态批判背后的社会原因分析，将生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统一了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提升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水平。但是，这种对自然的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占有，不是也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占有，而只能是资本的占有；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最高水平的占有，而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占有。另一方面，自然界在资本逻辑的眼中不过是有用物，不过是人的对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对高额利润的贪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被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被剥夺了，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同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从而造成对自然的破坏。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都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被颠倒地表现出来，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
5.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光明前景
虽然资本主义也会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而采取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措施，但是，只要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只有将人从其社会关系中提升出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变革，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那么，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显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处于人们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人们才会揭掉社会关系的物的外衣，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以合理的人性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光明前景。
显然，《资本论》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是科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人和自然的关系成了一种现实的可理解的关系，这样，马克思不仅向我们呈现出了生态文明实践的社会图景，而且向我们展示出了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面貌。
在实践需要和理论深化的双重逻辑的格局中，马克思不断科学地推进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其中，在写于1879年下半年至1880年11月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在再一次集中地表述其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加以具体化的过程中，对科学世界观也进行了集中的表述，同时阐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类型。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等基本类型。这样，实践、认识和价值就成为影响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在政治经济学与生态思维的关系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一样）并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思维的痕迹。”[14]显然，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实上，革命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一起成为观察和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视野，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基石。
（四）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的生态文明理论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反过来，又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以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新的哲学视野的唯物史观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域，在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论。
1.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发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恩格斯主要致力于新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工作，着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中，恩格斯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了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恩格斯看来，“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15]。这里，恩格斯不仅突出了尊重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而且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统一的。当然，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样，在确立和深化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恩格斯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辟出了一个专门领域——自然辩证法。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总结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一系列的问题，用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形式确立了生态文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尤其是其中的著名科学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代表作。其主要思想有：
（1）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途径。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其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人类不能站在自然之外去统治和主宰自然，否则必遭自然的无情报复。这样，尊重自然规律就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途径。人类必须时刻铭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2）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途径。一切旧的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丝毫不顾及由此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农业破坏的严重后果。这样，社会变革就成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途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不只是局限在自然领域的，也指向了社会历史领域，对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2.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
随着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的突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入，随着《资本论》研究的深化和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完善，马克思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对人类学、东方学、世界历史、俄罗斯社会问题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史前社会问题和东方社会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作为唯物史观的具体组成部分的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人类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历史学笔记》、“关于俄国问题的通讯和札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地理生态环境和人自身的生产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1）在物质生产方面，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们（即人们）在这方面——生存的技术方面——的巧拙。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2）在地理生态环境方面，不同的文明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态环境。例如，两个半球的自然资源不一样：东半球拥有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大部分谷物；西半球则只有一种适于种植的作物，但却是最好的一种（玉蜀黍）。但是，到野蛮时代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已驯养了提供肉类和乳类的动物，那里的人们虽然不知道谷物，但他们的情况却远胜于有玉蜀黍和其他作物但却没有家畜的美洲土著。
（3）在人自身生产方面，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16]。在总体上，文明的形成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受多种多样因素影响的结果。可见，史前社会理论在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科学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东方文明的特殊性上，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其地理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土地退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在马克思的晚年，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那时，作为他研究俄罗斯农村公社所具有革命可能性的一种结果，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使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充分或者理性应用的各种现代“农艺方法”，能够形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制度。他认为，这样一种制度的优点是它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用经受资本主义对土地的纯粹剥削关系之害。这样，“马克思通过他的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以及他最后十年的著作当中——持续地强调传统公社关系以及与土地的非异化关系的重要性，这被一些人类生态学家看作是这一新兴领域继续发展所必需的根本而重要的出发点”[17]。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把精力集中在农业的欠发达状况以及更加理性的农业耕种制度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上。
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唯物史观的科学名著中，恩格斯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一些思想加以系统化，在科学地阐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过程中，纠正了过去对社会历史的一些表述不准确的论述，阐明了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了人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最后说明规律是普遍的、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可见，在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过程中，结合多个学科的成果，唯物史观不断扩展自己的学科领域，从而使人们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更为科学和系统了，并进一步确立了生态文明问题在唯物史观以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在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又相继发生了从理论到行动、从行动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等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曲折和反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同样，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生态文明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成果。
三、生态理论的科学性质
作为研究人类史和自然史辩证关系的科学的唯物史观，不仅科学地展现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图景，而且奠定了生态文明的科学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来源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绝不是单纯的哲学想象，而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深刻的哲学领悟上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和革命活动的时代，是近代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海克尔的生态学、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摩尔根的人类学等科学成果都对生态科学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达尔文的进化论
生物进化论完成了自然界生成演化的最高阶段的理论探索，不仅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基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直接的科学基础。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进一步阐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8]。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对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
2.海克尔的生态学
德国学者海克尔在其著作《普通有机体形态学》（1866年）中界定了“生态学”（ecology）的含义，那一年是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前一年。海氏是达尔文在德国的主要追随者，他把卢克莱修作为其科学前辈之一。在海克尔看来，生态学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说的“自然经济学”相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熟悉海氏的著作，他们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人类看作动物界的一部分（拒绝了那种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中心的目的论观点），后来采纳了“自然历史”这个旧概念，把人类的“自然历史”集中在与生产的关系上。海克尔认为，这一概念是他所创造的“生态学”的同义词。
3.李比希的农业化学
李比希开创了农业化学的研究，提出植物需要氮、磷、钾等基本元素，而土地肥力丧失的主要原因是植物消耗了土壤里的生命所必需的这些矿物成分，因此，他大力提倡用无机肥料来提高收成。所以，他被农学界称为“农业化学之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多次引用了李比希的科学成果，而且认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19]。围绕着这一问题，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农业掠夺土地肥力导致的农业不可持续的问题。
4.摩尔根的人类学
摩尔根将进化论引入了人类学，开创了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学派。他对文化和社会进化过程中技术改革及其他纯物质因素的重视，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注意。马克思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细心研读了该书，并写出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摩氏笔记）。“摩氏笔记”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本打算进一步阐述摩氏的研究成果，但没来得及就去世了。后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氏笔记”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作出了科学评价。恩格斯在1884年指出：“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0]
在这些科技成就面前，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感到衷心喜悦，而且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样，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这些革命性变革，唯物主义不仅需要将自己改变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而且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开辟出生态文明的新领域。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容架构
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是认识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关键之一。这样，唯物史观为自己提出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展现这种关系的必须清楚区分而又深刻地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他的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科学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就在唯物史观的平台上成为了可能。国外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生态学思想体系已经进行了诸多的集中概括。[21]参考这些资料，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依据，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体系的基本支点简单地概括如下：
1.从自然辩证法到社会辩证法的发展
自然界在事实上是先在的。辩证法是为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对立统一的系列，是能够相互创造、相互破坏和相互转化的。在自然物质运动的基础上，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产生了社会运动。这样，劳动就将自然和社会整合了起来。这里，存在着一个从原初自然向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生成过程。其实，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是承认自然辩证法的。
2.作为生物的人类同自然的相互依赖
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作为生物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主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2）人同自然在本质上的相互依存。一方面，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3）人与其客体的相互验证。通过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活动，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是相互验证的。
（4）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说，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作为生物的人类同自然的相互依赖是从原初自然向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生成过程的重要环节。
3.创造生活的人类同自然的相互依赖
人类还能创造出自然界的一种新生活。
（1）人类生存依赖于和自然的不断发展的相互作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的生存的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2）人类通过手和脑给自然留下标记。人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自己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
（3）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造成的。
（4）人类生存的规律和动物生存的规律是不同的。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
（5）从动物必然到人类自由的道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人才能最终地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6）人类与自然界休戚相关。自然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样如此。
（7）人的大脑与思维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与之相符合。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8）洞察和支配自然界必然性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这样，就从生物辩证法进入到了社会辩证法。唯物史观既克服了唯心主义轻视和低估社会的自然生存条件，也克服了自然主义的过高估计。
4.自然物质是人类劳动先决的必要条件
唯物史观是立足于人类劳动的条件性来看自然物质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性的。
（1）人不能创造物质。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2）物质是劳动的必备条件。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原材料的比率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使用价值总有一个自然物质基础。
（3）与劳动无关的物质没有价值。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是不费资本分文的东西。
（4）土地是人类通过共同劳动进行再生产并向前发展的客观先决条件。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自然。
（5）自然条件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
（6）在东方为什么土地私有制从不发展：气候和土壤。这是马克思在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唯物史观不否认独立于人类的外部自然力量的存在。
5.人和自然通过劳动的相互变换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1）劳动力是由物质所孕育的人类能力；
（2）劳动和自然原料的结合产生了使用价值；
（3）人类的工具应用于自然就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
（4）自然的生产手段和人类的生产手段；
（5）共产主义促使人和自然的统一；
（6）历史和自然是不可分的；
（7）产业中的人类同自然的统一和斗争；
（8）人同自然关系从崇拜到理智的演进；
（9）人类和自然界联系的发展阶段。
显然，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最终实现了从原初自然向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生成。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了唯物史观的性质。
6.人类应用科学技术于自然
科学技术是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导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行动的枢纽。
（1）关于自然与人的科学技术。要注意从动植物的器官的形成到人的科学技术形成的本质差别，要看到工艺学的社会作用。
（2）机器的动力是自生的或天然的。作为所有发达的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除了自己产生的动力外，它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
（3）人类机器的生产力像自然力一样无偿地发生作用。如果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其实，马克思反对自然的经济价值是为了反对将自然财富私有化，而与现代生态经济学所讲的生态价值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此外，科技进步能够促进废物的循环利用，能够提高土地的肥力。
7.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
由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劳动的基础上成为了一种社会建构，这样，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成为制约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因素。这样，就要从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开始。这包括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等具体的情况，也包括西欧私有制社会发展的情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这些问题不是浪漫主义的复古情绪的流露，主要是为了与资本主义对比而进行的，是一种历史发生学的考察。
8.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社会批判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1）人的生产力、科学和自然界都是无须资本花费的；
（2）资本家对人和自然的出卖；
（3）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分离；
（4）资本主义制度割裂工农业的统一，扰乱人和土地的关系，浪费人力，劫掠劳动者和土壤；
（5）资本家缺少对工农业和人类消费所产生的废物的利用，也缺少利用废物的方法；
（6）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人们预想之外的有害结果；
（7）资本主义浪费和耗尽了土壤；
（8）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森林采伐；
（9）资本主义制度毁灭劳动者的财富和土壤的肥力。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持续的，它对自然的关系是以征服和掠夺为特征的。
9.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工作和居住场所的污染
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生活环境的污染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1）当人们征服自然时，他也被别人奴役；
（2）工厂和工人住所的受剥削和有害健康的条件；
（3）产业工人悲惨的健康状况；
（4）城市住房改善和贫民窟的永久存在；
（5）童工状况；
（6）空气、居住场所、光线、清洁的环境和食物被污染，工人们的活动和友谊被损害。
在这个问题上，“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标志着大工业城市的‘普遍污染’就是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无产阶级因此就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一个遭到失去人类本性威胁的阶级，一个只有通过全人类的解放才能够解放其自身的阶级”[22]。这样，事实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否存在生态斗争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环境运动的阶级属性做出科学估计。
10.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对自然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把人与自然的和谐放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整个历史进步过程中来看待的。
（1）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遇到了创造作为过程的历史概念的世界市场同重视作为人类身体的自然的矛盾。
（2）人类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
（3）当劳动成为对自然的社会性的普遍的管理时，人类劳动就被解放出来。
（4）人类通过认识和控制自然过程来发展自动化，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基础，必须反驳资本主义对劳动时间的过时宣传。
（5）创造财富的是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条件，而不是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只有当社会化的人合理地管理他们与自然的交往时，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条件才是将真正的人类自由置于必然性之上的基础。显然，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正是根据这些情况，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美国学者福斯特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概念。其实，“马克思的生态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的科学基础和核心概念的问题，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维度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概念
通过对上述自然科学成就尤其是对李比希著作的系统研究，马克思形成了“物质变换”［“新陈代谢”（Stoffwechsel）］的科学概念，并用“物质变换断裂”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这样，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概念。
在19世纪40年代至今，物质变换概念已经成为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论方法中的关键范畴。这一范畴抓住了新陈代谢交换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通过新陈代谢交换，有机体（或者一个特定的细胞）从其环境中吸取物质、能量和信息，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陈代谢反应把它们转化为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组织成分。此外，新陈代谢概念过去经常被用于表示一种特殊的调节过程，这种调节过程控制着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交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23]。这里，物质变换表明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学关联，即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着物料、能量和信息的变换；动物是靠本能实现与环境的物质变换的，而人是通过劳动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显然，劳动具有典型的生态学意义和价值。以后，尽管背景有所不同，但是，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始终贯穿着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的概念。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强调了新陈代谢概念在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批判中的中心地位。他指出：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自己也使用了这个名称，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强调指出，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联系。他认为，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在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他在广义上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严重“断裂”（“新陈代谢断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样，在物质变换的普遍特性基础上展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的经济等价物的形式交换，只不过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不仅对这种“断裂”造成的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进行了科学的批判，而且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对这种物质变换进行自觉的科学的符合人性的调控。显然，对马克思而言，可持续性问题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造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的不断加剧和扩大的态势，而对物质变换进行自觉的科学的符合人性的调控的结果就形成了生态文明。这样，“物质变换断裂”就成为马克思批判生态异化的成熟的科学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是其生态学批评的核心要素”[24]。现在，像尤金·奥德姆这样的最重要的系统生态学家对“新陈代谢”概念的运用涉及了从单个的细胞到整个的生态系统的所有的生态层次。
总之，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哲学基础，以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为科技基础，以物质变换为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整体情况，并通过革命批判和生态建设的角度展示出这种关系，最后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本面貌。
四、生态理论的世界图景
当人们追寻全球性问题的根源的时候，在理论思维上往往指向支配的逻辑，将“支配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作为终极批判的对象。支配自然即征服自然。在一些论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近代启蒙理性的延续，支配自然的逻辑同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当中。其实，反支配逻辑背后的深层次哲学问题是如何看待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阐述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而且辩证地说明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总体面貌。这样，唯物的辩证决定论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世界图景。
（一）科学处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始终要求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统一起来。在马克思看来，“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25]。这事实上是一个如何处理原初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唯物辩证的决定论。
1.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就是实现客观规律的过程
主观能动性是人所具有的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具有目的性、改造性和创造性等三个特征。但是，在规律之外寻找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把人放在了偶然性的王国中。这样，就必须要回到规律上来。
（1）规律尤其是规律的实现不是无主体的过程。
社会运动规律和思维运动规律是直接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和实现的。即使在自然运动规律的实现过程中，同样渗透着人的参与。例如，核裂变和核聚变规律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但是，这种规律要在产业上得以实现，则必须通过建立核电站，而这就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人对自然规律的主体性影响丝毫没有改变外部自然的优先性和规律的客观性。
（2）规律与受规律支配的事物运动之间存在着差别。
规律实际发挥作用的条件总是具体的，而规律自身则是一种同一性。因此，规律的实现不可能永远与规律的要求丝毫不差，甚至会存在着阻碍规律实现的力量。这样，就需要一种矫正的力量，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要发挥这种矫正的作用。
（3）规律是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没有大量的重复的偶然性，规律就无法表现和实现自己。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要在偶然性中为必然性（客观规律）的实现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于规律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者说规律是不完善的，才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在实现和利用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根本原因。
显然，“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6]。在总体上，主体性的张扬应该是对规律的理性的支配，其实质就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在实践基础上的互相转化。
2.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是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过程
主体性的弘扬是以承认和尊重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条件的。规律是事物在自我构成、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承认规律的客观性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哲学立场。
（1）活动对象和材料的客观性。
人的认识活动、改造活动和创造活动，都是需要可供作用的物质对象和物质材料的。不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物质对象和物质材料的结构、功能和属性本身作为客观规律的体现在事前就以特定的方式规定着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和方向。例如，同样的煤矿企业由于煤田的地质构造的不同，就决定了必须采用不同的采掘方式。
（2）活动过程的客观性。
人的“创造”活动，不可能无中生有，而是物质形态的变换过程。这样，物质要素及其关系就成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转换的基质和中介。事实上，即使完全的人工事物也是在既有的物质要素和物质形态的基础上转换、“嫁接”甚至是“拼凑”出来的。
（3）活动手段和工具的客观性。
人的认识和实践都是凭借一定的手段和工具进行的，而这些手段和工具或者是客观规律在思维上的积淀（如认识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逻辑法则），或者是客观规律的物化成果（如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工具、机器和设备等）。
显然，“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27]。这样，是否尊重客观规律、这种尊重的程度如何，事实上已经决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作用的后果了。
可见，“解放等于非压制性的控制自然，就是说，控制是受人的需要指导的，这种需要是由联合的个人在合理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气氛中提出的。然而控制自然也可能——和确实——有助于使统治和非理性永久化和强化。根本的东西是，在表达控制自然的特殊目标时要联系人的自由而不是人的权力”[28]。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事实上，这指向的是两个问题：在理论思维上，要求人类必须将客观规律内化到自己的思想中；在实践上，要求人类必须铲除支配逻辑背后的不合理的社会逻辑。前者突显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在自觉建构生态文明中的指导意义，而后者突显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自觉建构生态文明中的指导意义。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把握。
（二）科学处理自然运动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的关系
面对客观规律，还必须要正确处理自然运动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社会规律）的关系。这在于，“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29]。这样，就需要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进行具体的分析，并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二者协调起来。
1.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特点和作用方式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运行方式上各有特点。
（1）从物质运动的规律到人的活动的规律。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在不同的领域中按照不同的方式产生的。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是先于社会和人而存在的，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物质运动自身的规律。当然，人为活动有可能诱发一些自然规律的发生。与之不同，社会规律要依存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的新的为自然运动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也就是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社会规律就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总之，规律与物质进化的直接关联是自然规律的特点，而规律与实践的直接关联是社会规律的特点。
（2）从自发实现的运动规律到自觉实现的运动规律。
自然规律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起作用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同时，无论人们认识与否，它都在发挥作用。当然，从价值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认识状况对自然规律的作用状况有一定的影响。而社会规律是通过抱有一定目的和意图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实现的。一般来讲，社会规律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当然，即使选择和创造本身也是有条件的。总之，主要以自发的方式产生作用是自然规律的特点，而主要以自觉的方式产生作用是社会规律的特点。
（3）从实然性规律到概率性规律。
从表现形式来看，自然规律一般具有实然性的特征。宏观自然规律一般是动态规律，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和数量依存关系。因此，只要具备了同样的客观物质条件，自然规律就可以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反复出现。而社会规律通常具有概率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揭示的是一种必然性和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所以，人们不可能准确地预见社会事件的发生，而只能预见社会发展的大概趋势。同时，社会规律是具体的，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是不允许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同时，社会规律的概率性与其重复性和客观性也是不矛盾的。可见，通常以实然性的方式表现自己是自然规律的特征，通常以概率性的方式表现自己是社会规律的特征。
这样，问题就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这个任务恰好是由唯物史观完成的。“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30]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都是客观的。这样，就奠定了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协调起来的客观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在向上提升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具有了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2.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
今天，由于人类活动正面效应的作用和负面效应的激发，社会运动和自然运动正在日益嵌套成一个巨系统，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推进的不可分割性正在形成一种综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新”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社会生态运动规律是指“人（社会）—自然”或“环境—发展”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或者可以将之表述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社会生态运动规律不是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上的或之外的一种运动规律，而是反映出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在物质运动过程中通过物质系统的“递阶秩序”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或相关的状况，是由于人类劳动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统一的一种表现。递阶秩序也就是系统的叠加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就在于要对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作全面、具体的把握，生态文明的世界图景只能是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社会生态运动规律是一种客观的物质运动规律，要将这一运动规律内化为生态文明的世界图景，必须要对之有一定的具体的和全面的把握。
（1）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发生机制。
在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世界系统”。由于自然和社会都是世界系统的构成部分，都反映世界系统的特征，彼此又互为中介，这样，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就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运动形式——社会生态运动。但是，从其现实发生来看，社会生态运动是由人类劳动引发的一系列变化而造成的。通过作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形式的劳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环状结构，存在着控制和反馈的机制。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自然界各层次的统一，是自然界各层次彼此相关而形成的整体。
（2）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构成方式。
社会运动和自然运动之间具有协同学所讲的协同的属性。“可把协同学看作是安排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31]。人的进化以凝聚的方式展示了物质演化和进化的过程，并构成了物质演化和进化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劳动尺度的丰富性、整体性和统一性使社会生态运动规律成为现实。人的劳动是按照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自然尺度和人的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式进行的，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这样，劳动就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协调为社会生态运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这种统一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就是一种美的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美的规律。
（3）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发展趋向。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的需要的扩大，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是减弱了，而是变得更加深刻和广泛了，社会越来越需要自然，使自然不仅成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而且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社会生态运动就是由此扩展自己的范围的，并随着劳动的不断进步而完善和优化。劳动经历了一个由前劳动（潜在劳动）转变到人的劳动（现实劳动）的过程。随着劳动由潜在劳动进入现实劳动，社会生态运动才真正得以产生。现实劳动又可分为被动劳动、异化劳动和自由劳动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只有劳动真正成为自由劳动的时候，只有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作为人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价值统一起来的时候，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有序发展才是真正可能的，从而，人才能真正自觉有效地掌握和运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这便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统一。
总之，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本质特点要求人们在一切活动中都要自觉而有效地将社会运动规律和自然运动规律协调起来，用之来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这样，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处理自然运动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最佳选择。生态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下建构起来的。
在总体上，人类要真正解除全球性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科学认识、有效把握和正确运用客观规律，处理好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协调好自然运动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的关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最基本的要求。
五、生态理论的性别维度
在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唯物史观从“浅生态学”走向了“深生态学”，发现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深层的原因，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因此，只有在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变革的过程中，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在实现合理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展现出科学的人性的人和自然关系的面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然，唯物史观同样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在生态文明问题上必须确立一个社会批判的方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同样存在着各种非议和批评。性别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作为社会建构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会受到社会性别（gender）的影响。或者说，社会性别是社会地建构人与自然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西方激进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性别支配和自然支配内在关联的社会批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生态女性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评和挑战。在其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肥沃土壤吗？同时，这部分地取决于是在什么意义上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的。如果将生态女性主义看作是一种承认自然除了其对人的使用价值外仍然有其价值的立场，如果将生态女性主义看作是在解释支配女性和支配自然的交织方面更需要性别等级分析的断言，那么，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着自己的不足”[32]。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性别维度。这个维度实质上是科学理性维度和社会批判维度的高度统一。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性别维度，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批判本性。
（一）劳动之父和自然之母的双向互动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的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这是造成支配自然和支配女性的重要根源。受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论者认为，“人（男人）消灭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自然的必要性，暴露了马克思对作为有限的母性力量的自然的敌视”[33]。其实，唯物史观也强调劳动和自然的“联姻”才能形成物质财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同样对自然作了女性化的比喻，同样用“男人”（man）来指认人类。在他们看来，“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34]。具体来看：
1.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全部人类社会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人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自然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这样，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无论是从肉体生活上看还是从精神生活上看，都是这样。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自由而自觉的活动。但是，人的劳动过程只不过是运用自身的自然力作用于另外的自然力的过程而已。同时，他在改变着外部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内在的自然。显然，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人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人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因此，不仅在自然进化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自然界都构成了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之子。而用“男人”来指认“人”，只不过是西方文化的约定俗成而已。
2.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
劳动客体是一个由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没有自然这个天然的储藏库，劳动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发展。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劳动的作用，在原初自然的基础上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今天，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了生产力系统，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劳动的创造性，但是，它们与原初自然一样具有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没有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例如，人造化学元素就是典型的人工自然，但是，它们也服从一般的化学运动规律。显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自然界，即使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力再进步，人类也什么都不能创造。因此，自然界是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在其中活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不仅不是外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而是成为社会系统的内在的构成部分。
3.劳动过程只是自然界的物质形式的变换过程
与生命有机体和自然环境及自然条件的关系一样，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样是建立在物质变换基础上的生态关系，但是，人类是通过劳动来实现这种物质变换的。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维系着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只能像自然界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式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界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进而在其他方面片面弘扬自己的主体性，那么，人类的行为必然会成为一种盲目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最终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异化或生态危机的认识根源和思想实质。因此，只有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通过劳动实现物质变换，维持自身的生存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样，就需要人类去爱护和保护自然，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人道的理性的和谐的关系。
总之，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关系，更没有敌视作为人类“母亲”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要人道地合理地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关系。
（二）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合力作用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不仅在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方面有自己的重大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价值的形成，同时更有益于自然和环境。于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在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蓝图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具有多重的身份，他们‘早晨是猎人，下午是渔夫，晚上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奇怪的是，马克思没有讲到清洁和熨烫方面的工作由谁来承担。”[35]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和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严重误解和误读。在唯物史观看来，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都是客观的物质力量，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动力作用。按照两种生产理论，我们必须将生殖活动和家务劳动等性别问题放在整个劳动分工和社会发展中来看待。
1.作为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的家庭本身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正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产生了生产活动、历史活动、生殖活动和社会关系，最后产生了意识和精神生产。其中，家庭不是在物质生产和历史活动之后产生的第三阶段，而是与其平行的第三种形式。在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历史活动的同时，人们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同时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这就是繁殖，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社会运行的意义上，家庭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受社会的生产方式制约。不仅在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形式，而且家庭是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着变动的。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显然，作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家庭，本身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因为它通过生命的再生产为生产力生产着生产者，从而保证了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人这个“活”的生产力，就不可能点燃劳动这个“塑造形式的活火”。
2.作为物质性力量的人自身的生产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其中，人自身的生产是个体生命和人类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1）这种生产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问题，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
在史前社会中，作为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社会团体的氏族，也是一个经济单位。随着动产的私有化，产生了现代家庭。而“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36]。即使在文明社会中，家庭的生产功能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其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人自身的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的反作用。
不仅物质生产决定和支配着人自身的生产，而且后者对前者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是：人自身的生产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着生产者，这样，“死”的物的要素才能在“活”的人的要素的作用下成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人的需要和消费成为推动物质生产的内在动力，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人本身是物质生产成果的享有者，舍此，物质生产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
（3）人自身生产的方式和方法是影响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
现在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盲目的人自身生产的方式造成的。可持续发展，就包含着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人自身的生产并协调两种生产发展的要求。可持续的人口结构是实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也是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总之，人自身的生产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而且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动力作用。
3.作为重要劳动形式的家务劳动融化在公共事业中是妇女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在古代共产制的家户经济中，与男性获得食物的工作一样，委托女性料理的家务，同样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这样，就确保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的受尊敬的地位。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家庭的发展，产生了包括男女之间的分工在内的劳动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是在私有制中进行的，从而产生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进一步造成了各种劳动分工的严重的对立，这样，不仅产生了对自然的支配，而且产生了对人的支配；不仅产生了对女性的支配，也产生了对男性的支配。在这种异化了的劳动分工的框架中，料理家务成为一种单纯的私人性的服务。这样，妇女就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因此，不消除这种劳动分工，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其解放才有可能。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但是，当女性被卷入到大工业的劳动大军中去的时候，却要同时承担工作和家务两个方面的工作，从而增加了自己的负担。这样，事实上使女性陷入到了新的支配当中。因此，必须减少家务劳动所占用的女性的时间，把私人的家务劳动融化到社会的公共事业中。一旦女性重新回到社会的公共事业中，并且消除了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那么，才能增加女性的自由时间，才能为她们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样，只有在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把自然当作人的身体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和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显然，唯物史观不仅高度肯定了女性的各种劳动和活动的固有的重大价值，而且认为只有在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同步消除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种“支配逻辑”，形成了文化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并认为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的价值，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是正当的。可见，消除父权制是消除这些支配的前提条件。于是，其将马克思主义也作为了口诛笔伐的靶子，“如果女性主义要避免重蹈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化论的覆辙，那么，对一种更为复杂的支配者身份的认同就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把某一种形式的支配作为中心和目的，而将所有其他形式简化为附属的形式。一旦‘基本的’形式被克服，其他形式自然会‘消亡’”[37]。那么，在不消除阶级支配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彻底消除其他支配形式吗？
其实，唯物史观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前已经科学地揭示出了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内在关联，并且将之上升到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在马克思看来，“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38]。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仅自然概念和女性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也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人的主体性演进的社会形式中可以看出，私有制才是一切支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终根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产的私有化，专偶制家庭的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这种家庭形式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父权制），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以后要以亲生继承人的资格去继承其父亲的财产。这样，当有的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那么，必然会产生支配。现代文明的一切逻辑都是围绕着支配展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以支配为前提的，而且将之发展到了极致。在生态关系上，受无限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的自然异化和生态异化。在性别关系上，女性在生产和家庭两个方面都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在工厂中，她们沦落为生产工具；在家庭中，由于权衡利害的婚姻的存在使婚姻成为最粗鄙的卖淫。这样，女性就成为生产工具和生育工具的双重异化的存在物。可见，“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9]。显然，私有制不仅是产生父权制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强化父权制的“上层建筑”。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产生了父权制，进而才产生了包括性别支配在内的一切支配。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的“每个人”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在彻底消除私有制以后，才能形成全面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在生态关系方面，共产主义彻底消除了急功近利地对待自然的生产方式，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性别关系方面，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显然，“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0]。这里，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和人的统一、个体和类的统一，不仅要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支配尤其是阶级支配的消除），而且要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和谐（性别支配的消除）。可见，消除私有制（阶级支配）是消除一切形式的支配的条件和基础。
在唯物史观看来，在消除阶级支配（阶级解放）的整体进程和总体框架中，消除自然支配（自然解放）和消除性别支配（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的解放才是真正可能的。当然，消除阶级支配（消除私有制）并不能代替其他支配的自动消除。因此，女性运动和女性解放、环境运动和自然解放都是有其固有的价值和作用的。但是，只有将消除其他支配形式纳入到消除阶级支配的进程和框架中，才能真正实现其他支配形式的消除。否则，只能舍本逐末。
这样，在消除阶级支配基础上的消除自然支配和消除性别支配的结合和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理性维度和社会批判维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样，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内在地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而且获得了生态女性主义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全面的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
窥一斑可以见全豹。通过上面的简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人类和世界（即它的本体论基础）的客观性的认识上，表现在他对相互联系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认识上。”[41]这样，就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革命维度，从而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本性。
总之，在广义的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确实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完整的并富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系统关系，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理论上自觉认知和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上自觉、科学、人性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任务和途径。显然，唯物史观是生态文明不可超越的哲学。
注释
[1]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1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43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John Clark, Marx's Inorganic Body,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Prentice Hall, 1993, p.402.
[4]Alain Lipietz,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11, No.1, （Issue 41），March 2000.
[5]［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86、5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Peter Dickens, Beyond Sociology: Marxism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dited by Michael Redclift etc.，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1997, p.182.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8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12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4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5卷，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4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429页脚注（8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9]同上书，580页脚注（325）。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Cf.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g, edited and compiled by Howard L.Parson, pp.121-223, London, Green Wood Press, 1977.同时参见［德］霍斯特·保尔：《马克思、恩格斯和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1）；［英］N·帕森斯：《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载《生态经济》，1991（2）。
[2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12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4]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Issue 96, Winter 2002.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18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列宁选集》，3版，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德］H.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9页，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
[32]Karen J.Warren, Introduction to Eco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255.
[33]John Clark, Marx's Inorganic Body,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400.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5]Alain Lipietz,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11, No.1 （Issue 41），March 2000.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7]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5.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9]同上书，276、27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8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