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我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曾经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读到一段话：“大概替一人做年谱，先须细察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这段话，特别是“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这个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因为他所说的，不只是对某一本书的具体评论，甚至也不只是对某个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而是涉及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总是充满不同社会力量和意志的较量。由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有时便造成这种局面：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结局，和双方最初的设想并不完全相同。恩格斯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成的’一个总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人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乃至其三其四，便不可能对如此复杂的历史有完整的了解，也难以对事件为什么会这样一步一步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
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战局，是人们十分重视和关注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它不仅关系到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发展，而且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并由此影响到战后中国政治的走向及其大结局。这又是一个国内事件和外交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问题，中间出现过不少事前难以预料的反复和变化。国共双方的决策也不断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正由于它的重要性，也由于它的复杂性，这些年对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大多侧重对中共决策和部署的论述，而对国民党当局的决策和部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缺少比较系统而细致的剖析。
汪朝光同志新著《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一个突出的优点，在于以更广阔的视野，不仅认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战后东北决策的演变，又以很大的精力，对国民党的战后东北决策做了比前人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将两者进行对照，比较其中的得失和缘由，并且处处从国共苏美三国四方的大背景和历史曲折发展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头绪纷繁、浩如烟海的有关原始资料进行搜集、梳理和剖析，力求做到从广泛的事实纪录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说：“历史是过往发生的事实，故历史研究首重实证，唯有回到历史的现场，了解历史的事实，方可在此基础上探悉历史的真相，分析历史的缘由，认识历史的本质。”作者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尽量利用海峡两岸以及国外收藏的原始资料，包括一些比较少见的档案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著成这本书，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需要有一股不想走取巧的捷径、不吝惜时间和精力的“傻劲”。别人看起来也许是辛苦而枯燥的事情，自己却乐在其中。此中甘苦，大概即古人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总之，全书主题鲜明，材料扎实，分析细腻，思路清晰，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自然，由于这段历史的极端复杂性，不少地方几乎是拓荒性的探索，难免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这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写下这些，作为本书的读后感。
金冲及
2016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