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成一棵开花的树
白兰说她喜欢开花的树。是树，总是很强大，是花，总是很漂亮！比如榕树、梧桐、玉兰，花儿开得总是很热烈，一季过去，叶子会变得很繁茂。做一个坚强的女人，就是长成了一棵开花的树，炫美、华丽也要强壮、无畏！两性如果集于一身，这世界也许就不会再有责难、后悔和无助！
谈了六年的恋爱，结婚九年，在这十五年里，白兰在第四年向命运挣扎过，第六年反抗过，第九年开始绝望，第十年谋划逃离，又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进行坚决抵抗，最后一年被追逃，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十五年。
十五年！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而一个女人的十五年又是如此的珍贵。我曾经疑惑地问她：“自己的命运，掌握起来真的有那么难吗？也许，你的心里一直都还有奢望！”
白兰无奈地笑了笑，然后回答说：“当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其实已经觉察到了一丝异样，我犹豫过，纠结过……当时根本就是自认为没有退路而硬着头皮逼着自己往下走，当自己一心幻想着步入的是一个天堂的时候，其实我正一步一步地走进地狱……”
如果你走在街上，刚好碰到白兰，笑弯的双眼和长长的马尾一定会感染你许多活力，让你感到欢喜，许多人也会用一些类似淑女、气质、知性的词语评价她。但是，如果你能有机会和她相对而坐，只稍微碰触到情感和私人的话题，她总是惶惶地，需要咖啡，或者其他的有镇定效果的东西来缓解她内心的焦躁和不安。
人可以选择命运，自由地选择。选择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因此必须承担后果。
白兰喝了一口咖啡后显得平静了许多，她的目光里满是无奈：“我小的时候记事很早，想事儿也多，因此，多了一些别的孩子看不到眼里的事情和想法。我四岁时，那是一个秋天，姨慌慌张张地领着我的小表妹到了我家，那时候都是各家忙各家的，很少有人在金秋时节走亲戚。姨到家以后，妈就把前后门都关上了，我和表妹在炕上用镜子照影子玩儿，她们姐妹俩在一起说话。说着说着两个人就都哭了，我意识到发生了一些事情，没过多久后院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时，我姨被吓得全身发抖，我妈打开了前门让我姨到邻居家躲一躲，然后很从容地把后门打开了，我看到姨父领着一帮人几乎是破门而入。从那时起，我姨的这场婚姻之殇差不多持续了半辈子，最后离婚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他们闹得久了，家里的老老少少都开始对我姨父持敌对态度。正月初二姨父给我姥姥拜年时，谁都不理他，甚至都不拿正眼瞧他。我进了门，没有犹豫就问他过年好，当时，他很是激动，不自在地红了脸。我一直觉得他没有犯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总该给他机会。”
白兰低下头，叹了口气，说：“万万没想到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竟然重蹈我姨的命运，经历她的那种恐惧。如果说，社会还是进步的，那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姨闹了大半辈子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十五年后终于离开了那个家，而且坚决地再没回去。现在，我姨和姨父都老了，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给姨留下来的就是一直唠叨她的命不好。而我现在认为，一个人在给另外一个人制造了相当大的恐惧和危机后，他的确是不可饶恕的。”
我和你不止这样又只能这样
有一种美好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你错过了这样一种唯美的感情，能够“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也不错，再或者“日久生情，惺惺相惜”都应该算是自由恋爱的典范，是人性解放的里程碑，这样的情感被周围看好，同时被大家祝福。
白兰和周愚是在校园里相识的，那时的周愚和同龄人相比仍然有着一些腼腆和拘谨。白兰和周愚初次见面时，周愚竟然慌乱地将手里的一大摞课本掉翻在地；第一次上课，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叫子业的男生就坐在白兰的后桌。那是一个充满猎奇和求知的年纪，大家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家乡的风俗和小时候的趣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是有聊不完的天。后来，每到节假日，白兰总能从周愚那里得到几颗山上捡来的核桃、小石子和一些从海边买来的小挂件。这些东西对于女生总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后来，有一天晚自习，白兰进了教室，同学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到她的身上，白兰有点儿莫名其妙，有同学就问白兰，说：“你今天就没听到啥高兴的事儿？”
白兰疑惑地说：“没有啊？”
又有同学说：“比如一首好听的歌曲！”
白兰说：“我一直在操场上打球，没有听广播啊！”
教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声，然后有同学大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啊！”
那天的晚自习周愚和子业都出奇地安静，两个人一人捧着一本书，谁也没说话。
第二天下午，有同学特意提醒白兰要听校园广播，原来果真有人给白兰点播歌曲，歌名不记得了，但是重点强调：“子业祝白兰学习进步，心想事成。”
白兰听了当然很高兴，然后很真诚地谢过了子业，子业笑了笑说：“好听吗？”
白兰说：“当然好听了！”
子业说：“那以后有好听的歌曲，我还可以继续点给你听！”
白兰忙推辞说：“不用了，我有录音机，想听什么可以随时听。”
后来，周愚就不跟白兰和子业说话了。
白兰觉得周愚很小气，还愤愤地想：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
就这样，白兰和子业走得很近，她知道子业对自己有好感，而自己也并不讨厌他。但是，有一天晚自习后，白兰回宿舍，子业说一起走吧，白兰也欣然应允，他们边走边聊。走过操场的林荫路时，子业忽然将手试探性地环上了她的腰，白兰当时厌恶极了，甩开他的手，自己跑回宿舍。后来，子业向白兰道歉，并表达了想成为男女朋友的想法。白兰拒绝了他，他就出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在宿舍里大闹。这更加坚定了白兰拒绝他的想法。但是，子业一直要白兰给他一个说法，本来很有好感，为什么会拒绝他。白兰当时很苦恼，急于让子业放弃他的念头，一出门，刚好遇到了周愚，白兰当时觉得很委屈，忍不住哭了起来。周愚一直安慰白兰。最终，白兰跟子业说自己喜欢的是周愚。于是，这场风波平息了。
周愚的性情确实很温和，他们只是相互照顾，不过多地干涉对方的自由。而且，周末总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三年多的时间，人们都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当时白兰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快毕业的时候，白兰已经开始努力地在社会上实习，希望自己能得到留在城市的机会。可是，周愚却拿着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一如既往过着他的悠闲日子。白兰认为他不会为这段感情继续发展而去努力，于是问他毕业后的打算，他回答说，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白兰觉得自己在他的话里找到了答案，于是向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开始努力，开始渐渐疏远他。与社会接触多了，联系的人也多了起来。宿舍里的电话时常是找白兰的，同宿舍的女生开始谴责白兰，白兰不说，但是心里明白，周愚不为此做努力，分开是早晚的事。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白兰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那天，有同学说男生宿舍失窃了。快离校了，大家经济都比较窘迫。后来又说，只有周愚丢了四百元钱，其他同学都还好，虽然宿舍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门锁却是完好的，校保卫科没用几天就查出了是“内鬼”，行窃的人就是宿舍里的同学。白兰当时的想法是，不偷别人专偷周愚，那个人就是看着周愚好欺负，惹不出什么大乱子来。当时，有些同学打抱不平，愤恨那个男生，于是，大家有了群殴他的想法，但是周愚却好像事不关己一般。于是，这件事儿就在一片吵吵声中画上了句号，而同学们把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周愚的懦弱上。
自己不能跟这样一个没有血性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这更加坚定了白兰分手的想法。于是，白兰就住在了实习地，不回学校。打那以后，周愚好像意识到了白兰的态度，听同学说他也在外面找了实习单位，有一天，白兰下班回到了暂住地，见周愚坐在椅子上，同住的女伴说他带了热乎乎的饺子。天气渐渐冷了的时候，周愚又给白兰送来被子，但是白兰并没有为此回心转意。
直到有一天，他跟白兰说，他现在很努力，然后将右手伸过来，白兰看到了满手的血泡和他眼里转动着的泪花儿……
紧接着，白兰拿到了毕业分配办公室的通知书，白兰分配的单位刚好就在周愚所在的城市，她忽然觉得冥冥之中是老天在有意撮合他们两个人。后来，白兰和周愚的事还是遭到了白兰父母的反对，于是，白兰在电话里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周愚到了火车站，他要上门拜访白兰的父母，父母被感动了，加之工作的事儿有了着落，于是，就在那年七月，白兰随周愚到了他的家乡。
有光照进爱情的嫌隙
周愚的父母和家人对白兰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表示以后就是一家人，会把她当亲人对待，白兰父母终于放心了。那时，白兰的工作很辛苦，但是她觉得生活有希望。她很努力，没到半年，就以文字上的优势被提拔到总经办当文字秘书。
办公室的工作要格外小心，只接电话这一项就要求不仅要懂得商务礼仪，还要头脑灵活、机敏。因为打总经办电话的大多是政府部门的领导，或者是总部的重要电话，所以，每次电话一响，白兰总是担心自己会说错话。
有一天，白兰接到一个电话，一一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后，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白兰说：“您好，我叫白兰！”
对方说：“白兰？我没见过你吧？你入职多久了？”
白兰笑了笑说：“我是今年的毕业生，在车间实习了半年，上个月通过‘优秀新人’选拔赛刚刚调到办公室的。”
对方给予白兰很大地肯定，说：“不错，办公室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要努力呀！”
挂了电话，白兰的心情很激动，有同事说，打电话的人很可能是陈总。
陈总？那可是领导这个企业的最高人物！得到了他的褒奖，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没过几个月，分公司成立了。白兰被调到了分公司全面负责办公室工作，新上马的项目得到了政府和公司领导的重视。白兰见到了陈总，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他对白兰的工作表示很大的肯定，这令分公司的领导很满意。
有一天早上，陈总亲自打来电话让白兰将一本宣传材料当天给他送到北京的办公室。他还嘱咐白兰说，把车辆留在厂里公干，让白兰打车送来就行了。白兰丝毫不敢怠慢，拿上材料就出门了。在半路打电话跟周愚说，今天有机会到市里，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办完事儿，可以玩一玩。周愚放下手里的工作就跟白兰一起去了。
到了市里白兰跟陈总联系，他却说：“中午了，我不在办公室，你还是送到我的房间吧！”
白兰又辗转到他的房间门口，过了一会儿，陈总一个人上楼来，他不再像平时那么严肃，而是热情地招呼白兰，并请她到房间里休息。白兰推脱不了就跟他进了门，他很闲散地问过白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和问题之后，说让白兰参观一下他的房间，白兰一边绞尽脑汁地夸赞这里的环境多么优美，一边象征性地看了看。这时，他推开了一扇门，门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白兰的心猛地一缩，感觉事情有点儿不对头。他却乐呵呵地说：“没关系，进来看看而已。”白兰不情愿地倚在门口。这时，他凶相毕露，开始对白兰动手动脚，白兰一下子大哭起来，他明显不悦。白兰说：“我男朋友跟我一起来的，时间久了，他会来找我的。”那个陈总一听，立马满面笑容地问：“他在哪里等你？”白兰说：“就在楼下。”陈总听了，说：“那好，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你们回去吧。”
听了这话，白兰慌乱地夺门而出。一边往楼下跑，一边止不住地流下眼泪来。当白兰跑到花园里，还不时回头看，确定没有人追上来，才停下脚步，却仍然止不住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平息一下自己的情绪，擦干了眼泪，白兰才打电话给周愚。周愚说他在小区门口，那是一个高档小区，到门口有很长的一段路，白兰确信，这样一段时间足以调整好自己，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
见到周愚的时候，白兰仍然觉得很委屈。虽然努力地克制自己，但是他还是发现白兰哭过的痕迹，白兰终于忍不住再次大哭了起来。周愚好像心知肚明，他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就向小区里走，白兰连忙拉住他说，那个陈总并没有将自己怎么样，还是算了吧！
周愚闷在一边不说话，再加上白兰上去的时间并不长，他才肯罢手。白兰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于是，提议一起去逛街。可是，他一直一言不发，对白兰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白兰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事情可以过去了。没想到，事后没几天，一个销售经理进京签合同的时候，打电话来说忘带了公章，白兰说：“签合同用合同章，怎么会用公章呢？”销售经理在电话里冲白兰大发雷霆，说：“陈总安排的事儿还能有错？”
白兰一听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于是，偷偷地打了电话给陈总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对我。”陈总以极好的语气说：“你马上把章送过来吧，到了给我打电话。”这时，分公司领导风风火火到了办公室，把白兰狠批了一顿，命令白兰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将公章送过去。白兰说：“我安排司机马上送过去。”分公司领导却说：“陈总很生气，他说了，今天必须让你把公章送到。”
白兰拿了公章出门，没有叫司机，坐上长途大巴去了北京。汽车进站后白兰给陈总打电话说自己到了，陈总跟白兰说到某某酒店。白兰说：“你派司机过来拿一下吧，我已经买了回程的车票，大约一个小时后开车。”
最后，公章被司机拿走了，白兰返回的途中夜色渐浓，下高速时竟然还下起了大雨。她独自站在大雨里痛哭，打电话给周愚，他却厉声质问她到哪里去了。白兰说刚从北京回来，他就又是一顿呵斥，白兰说：“我没有出站就返回了。”他才又没了声音。
第二天，一纸调令将白兰调到了质检部，部门是平级的，但是工作内容就是每天在车间了。白兰质问那些领导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他们说，是工作需要。
白兰打电话给周愚说不想干了，他却说：“你这样不干了算怎么回事儿？我父母问起来怎么说？”
白兰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继续留下。
这之后，双方家长开始筹备两个人的婚礼。按照风俗，白兰的同伴大多都有一两万的彩礼钱。彩礼是女方的荣耀，白兰父母说因为是自由恋爱彩礼可以不计较，白兰想着不多要，但是至少一万还是要有。
周愚说家里给白兰六千六，白兰说，怎么着也凑到一万吧。白兰父母又不要这些钱，以后还是两个人自己的钱。周愚把信息反馈后说就给六千六，白兰说：“行，那就再给我买些首饰。”周愚把白兰的意思和家里沟通后很长时间又没了音讯。白兰说，“要不这样吧，六千六也行，咱们借上一些钱，凑够一万，等我父母来时，让他们高兴一下，等他们走了，咱们就把钱还给人家。”周愚还是没有说话。
第二天，吃过晚饭白兰就找不到周愚了。到楼下时，她发现周愚正藏在楼角打电话，打电话的内容是让白兰父母劝一劝白兰不要再要彩礼了。当时白兰血往上涌，上前去抢他的电话。白兰母亲让白兰接了电话，一直安慰她，让她不要计较这些。白兰越加觉得对不起他们了。挂了电话说：“一万块！少一分也不结了。”
这之后三天的时间里，他们一家人都很尴尬地面对白兰。第三天晚上，下了班，白兰不动声色将东西收拾好就去了火车站。北上的列车只有一列，而且在夜里十一点多，白兰觉得非常疲惫，趴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周愚和他的姐姐找到了白兰，他们拉扯着白兰离开了火车站。后来，一个同族的长辈说，这事儿他做主，依白兰，就给一万。那时，婚期迫近，只有一周的时间，双方亲友做好了喝喜酒的准备。白兰终于无奈留了下来。婚礼结束的那天下午，白兰的父母就离开了。看着他们离去，她一个人在楼下哭了许久。
而那天晚上，白兰和周愚背对而眠。
日子薄凉
白兰厌倦了那里，于是开始继续深造，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学习上。过了半年多，她怀孕了，七个月时正赶上了“非典”。那时，所有道路都封闭了检查，万事从简。可是周愚的父亲却执意到外地参加一个葬礼，白兰跟周愚说至少应该为了没出生的宝宝着想，还是别去了。可是事情并没有转机，他父亲走了一周后才回来，当时白兰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
就在白兰最后一次产检时竟然查出了意外，连续的B超检查都说孩子有先天性重症。白兰不甘心，立马去了省里的大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说宝宝确实有问题，白兰觉得天都要塌了。却并没有倒下，为了孩子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救治，白兰在省医院住了下来。周愚包括他的家人和医生均对白兰开始了强烈的思想攻势，他们希望白兰引产。并说：“还年轻，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
当时白兰产生了幻觉，她觉得围在自己周围的是一群恶魔。住院手续还没有办完，白兰又给市里妇产科的一个医生打了电话，她安慰白兰说，任何仪器都会有误诊，在没见到孩子之前谁也不能下定论。白兰说：“你给我接生，我把孩子交给你。”她答应了，白兰准备回市里的医院去，回去的路上下起瓢泼的大雨，汽车在马路上像是在行船。
女儿出生后生命体征一切正常，根本没有任何病症。白兰觉得是老天眷顾了她们娘俩儿，默默地在心里加紧了离开这个城市的进程。
休完产假，白兰就以带孩子为由辞掉了那个正式的工作。白兰知道，她在那里的职业生涯永远地画上句号了，凭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有出头之日了。周愚的家人虽有微词，但是，并不能阻止白兰。后来，白兰在一家商场从微机员做起，渐渐地做到了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服务行业的工作时间总是很紧张。白兰每天早上照顾着女儿拉便便，再哄她吃饱奶，就匆匆赶去上班了，每天的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的喂奶时间。
一天早上，白兰去厕所倒便盆，发现厕所的门关着，想着一定是厕所里面有人，就将便盆放在门前一个显眼的位置，然后急忙喂女儿吃奶。女儿正吃奶时，周愚的母亲遛弯回来了。只听她在外屋生气地说：“这便盆就放在这里，也不知道倒掉！”
白兰急忙出来说：“刚才厕所有人，我还以为出来能倒掉呢！”
周愚的母亲忽然越说越生起气来，白兰怕跟她起冲突，就把女儿放好上班去了。白兰上午回来给女儿喂奶时，婆婆就一直躺在床上。中午的时候，周愚的姐姐都来了。到了晚上，忽然就看见周愚回来了，白兰奇怪地说：“怎么没打个电话就回来了？”他沉着脸不出声，白兰把孩子哄睡着后，他就对白兰说：“你去给俺娘道个歉！”
白兰疑惑地说：“我为什么要道歉？”
周愚说：“因为你对我娘的态度不好！”
白兰说：“我也没说什么啊，我只是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况且，我着急上班，哪顾得了那么多？”
周愚没有出声，又到了他母亲的屋里，只听见他的姐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继而他的母亲开始号啕大哭，边哭边数落着白兰的不是。周愚又走了进来，气急败坏地说：“你听见了没？去给我娘赔不是！”
白兰觉得自己并没有过错，赌气就是不去。周愚的母亲哭闹得更加厉害了，他的几个姐姐指桑骂槐地说，如果她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一定要谁不好过。
一会儿，又有人大声叫着：“娘！娘！”好像那人要死掉了一样。
一会儿，又有人说：“快送医院吧，叫救护车来。”
周愚对白兰开始咬牙切齿了。
白兰怕真的出事，就到了那屋里，大声说：“我错了！”
周愚的娘就没事儿了！
从小到大，即使白兰果真做错了事，白兰母亲都不会直言，因为她知道白兰自尊心强，别人不说自己心里都会内疚得不得了。
这次事后，白兰更加小心翼翼地跟周愚家里人相处，除非因为女儿，更多时间她都待在单位里，因为忙碌可以让自己不用过多地去想一些烦心事儿。
女儿开始上幼儿园时，难免有时候哭闹不想去。周愚的父母甚至怂恿孩子可以不去学校，于是，白兰坚持和他们分开住。她自己带孩子，每天接送，单位领导体谅她的难处，在作息时间上宽松了许多。一年以后，商场外聘了一个经理，他说加强管理就是不搞特殊化，于是把白兰的优越条件给取消了。白兰提出辞职，因为孩子的生活是她最需要保证的。但是，单位并没有答应她的辞职请求，于是白兰单方面解除了合同。
当时正值五一节前夕，各大商家都攒足劲儿筹划劳动节的活动。白兰到另外一家商场谈合作，前提是自己只负责活动策划，提高美誉度和客流量，工作时间自由支配。那个劳动节白兰策划的一系列活动非常火爆，这对先前工作的那个商场也有些影响。活动第三天，白兰接到一个恐吓电话说：“听说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要保证她的安全就必须停止现在的一切活动。”当时白兰就颤抖着瘫倒在地。女儿是她的命根子，白兰叫人迅速到幼儿园将女儿接了回来，又打电话叫周愚快点儿回来。然后拨通了原来的就职单位总经理的电话，警告他说：“我和我的家人有任何问题，警方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你！”
现在想来当时的情况并不一定有多糟，但是，当时的白兰一直将自己放在假想里。她将当时的情况跟合作的商场进行说明，他们迅速地报了案，并且分析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当时周愚在外地工作，不常在家，白兰的神经变得高度紧张，不敢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带她走在街上也总是左顾右盼，生怕从哪个角落里冲出一个人来。后来，她的精神都要崩溃了，于是和周愚商量说要不先停止新的合作，自己好好带孩子。周愚说：“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丢掉太可惜了。”所以她默默忍受了下来，一天夜里，迷迷糊糊地刚睡着她就听到窗外有声音，睁开眼时，窗上似乎群魔乱舞一般。白兰吓得立刻抱紧了女儿，定睛一看，原来是起风了，巨大的树影映到了窗上，她赶紧给周愚打了个电话。大概是连日来他被白兰的神经质搞得心烦，或者是深夜扰到他休息了，周愚在电话里大声质问白兰：“你还有完没完？目前合作的商场负责人已经保证对你和孩子的人身安全负责了，你还想怎么样？”
白兰说：“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怎么来保证？他们拿什么保证？”挂掉了电话白兰倍感孤独无助，心如死灰。
因为那个恐吓电话，白兰觉得继续待在那个城市太不安全，再者自己和周愚已经过了好几年的两地分居的生活。
白兰开始检讨，目前的婚姻状态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引起的。所以她毅然决定搬到周愚目前所在的城市，一家团圆。
断·舍·离
白兰很快在新的城市找到了一份行政部经理的工作，和公司签订了正规的劳动合同，缴纳了各种保险，为女儿上学办理了户口。她觉得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一开始一家三口租住在一套十分简陋的楼房里，墙壁到处发霉，厕所是蹲便。不但女儿如厕很不方便，而且异味儿也十分严重。白兰开始因为周愚找这样的公寓发牢骚，周愚不爱听，常常摔门而去。
忽然有一天，周愚跟白兰说：“租房不方便，我们还是买房吧。”
白兰迟疑地说：“这么高的房价，我们如何负担得起？”
周愚却说：“朋友介绍有一处很不错的房子在出售，让双方父母凑一些首付款，我们再向银行贷一些，生活慢慢会好的。”
白兰为周愚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感到很欣慰，于是一起去看了看那房子，房子不仅格局好，价钱也还算优惠。于是，白兰也动了买房的念头。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房产公司的人都在动员白兰签订买房合同，白兰一再跟周愚商量到底是买还是不买时，周愚总是很坚定地说买，白兰当时信心十足，约了房主周六签合同。
那天一大早，周愚就出门了。白兰追到门外问他：“今天的合同签不签了？”他头也不回地说：“签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白兰带着女儿到房产公司等周愚，打了一上午电话他都不接，又跟房产公司说要不就下午吧。下午等到四点多时，房产公司的人说马上要下班了，再不签就来不急了，周愚的电话却仍然打不通。白兰向双方的父母确认了首付款没有问题后，一咬牙在合同上签了字。连续地签字按手印，白兰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白兰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只感觉自己没了回头路。
女儿缩在白兰的怀里睡着了，外面天色已晚，房产公司的人看了实在不忍，再次试着拨了周愚的电话。电话接通以后，工作人员默默地说：“孩子睡着了，接她回家吧。”当白兰再次看到周愚时，白兰觉得那张脸非常陌生，周愚抱孩子打车回家，白兰一个人走在空旷的夜色里，不知道哪里才是港湾……
房子买下来不久，小区就有了安装天然气的机会。装与不装是自愿的，初装费用每户是三千多块钱，为了安全、保险等因素，大家纷纷赞同。在得到了90%以上用户的认可后，燃气公司确定了安装的日期。白兰跟周愚商量时，他满口同意，却一直迟迟没有交费。一天早上，白兰刚下楼，居委会的大妈就说：“你们为什么不装天然气管道呢？”
白兰说：“装啊！我们没有说不装！”
大妈说：“人家工程队的人没有收到你们缴费的条子是不会施工的，你快去找来给他们吧！”
白兰立即给周愚打了电话，他却一改先前的说法，说：“装的人很少，还是不装了吧！”
白兰说：“居委会的大妈见到我特别催了一下呢！你今天上午一定把条子拿过来！”
白兰上午正忙着，连续接到白兰母亲和周愚父亲的电话，他们都是来劝白兰不要装天然气管道的，白兰问为什么，他们说管道老化，以后维修困难……
白兰听了这如出一辙的回答就知道一定是周愚跟他们说的。于是，只好跟领导请了假，找朋友借了钱，到燃气公司交了费，又连忙将条子交到了工程队长的手里，那人不耐烦地说：“你再晚一分钟，我都不给你装了。”白兰冲他笑了笑说：“是啊，多么宝贵的一分钟。”
周愚在外打工一直不顺，忽然有一天告诉白兰，说他被提拔当了办事处的主任。
白兰说：“办事处里好多能力强的人没有取得这个职位，领导为什么单单看上你了呢？”
他说：“公司的两派领导分别支持两个人，最后两败俱伤了，就把我推了出来，这是不是捡了个漏？”
当时公司的运行模式是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白兰说：“你先把财务部理一下，账上没钱这个工作是没办法进行的。”周愚嘴里答应着，但是明显不太高兴。最终，周愚把主任的职位接了下来，筹措资金的事也就自然由他来解决。第一笔货款好歹筹到了五万元，周愚想自己买一辆福田车拉货，白兰把手头仅有的一万多块钱拿给了他，他得意地说：“这车再卖还值这么多钱！”
终于，在周愚的努力下，办事处盘活了，赚回了刚开始投入的几万块钱。一天，公司一个领导说要到北京考察，让周愚拿些钱给他。周愚没有找任何理由就将刚赚来的辛苦钱交给了那个领导。这之后，公司濒临破产，拿走的钱再也没有还回来。
周愚又先后跟几个人合伙开了公司，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白兰在巨大的压力下病倒了，生病那天是周六，白兰在急救中心待了三天，周愚没有说过一句让白兰减压的话。房贷的合同上只有白兰一个人的名字，他不松口，白兰就还得一个人扛着。于是，她只能拖着病重的身体挣扎着去工作、带孩子。白天上班，下班后去输液。
就这样，身体好了。两年之后，有一天终于又病倒了。白兰母亲从千里之外赶来照顾白兰，周愚却说工作忙，好几天没有露面。白兰的身体有一周都没有好转，白兰母亲去医生那里咨询。医生说，钱交得不够，所以少用了一种药。白兰的母亲当时就掉下眼泪来了。
离婚的事被提上了日程。白兰还在病榻上时，周愚的家人派代表来跟白兰谈话。内容无非是两样，一个房子，一个孩子。白兰说：“房子的贷款我继续还，孩子的抚养权归周愚，只是，十四岁以前，我希望孩子由我来带。”
周愚的家人却说孩子的抚养费是不给的，同样，如果孩子归了周愚，白兰也可以不给抚养费。白兰说：“不是费用的问题，孩子还小，她应该跟着母亲。”
他们说买房子时双方都出了钱，他们愿意多出一些钱，让白兰把房子给周愚。
白兰听了这些话泪如雨下，签合同时周愚在哪里？每月还房贷时周愚在哪里？白兰觉得自己快要失控了！
之后周愚又以先前的条件来找白兰，白兰气不过，拖着病怏怏的身体跟他去见律师，律师表示双方分歧太大，无法达成协议。
无奈，身体没有痊愈，白兰只能从原来的世界里消失。于是，在白兰身上就发生了许多年前印在脑海里的追逃的那一幕。周愚动用了他的家人、白兰的亲朋好友和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围剿白兰，几个月后，他终于同意离婚了。周愚在拟订离婚协议时，明确说明孩子的教育费、医疗费等任何费用都与他无关，并要求补偿八万元现金。
白兰在那纸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没有流一滴眼泪。白兰的姑姑质问白兰，说：“你现在想起离婚了，当初你怎么愿意呢？”
白兰说：“是！当初我愿意！现在我不愿意了！”
岁月流年的圣女心经
从单身到已婚，这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落差，对于事业心强的女性来讲，这个落差可能会更加明显。三十多岁的知识女性还保持着一颗对理想朝圣般的热爱，应该得到褒奖和称颂，但你的理想只是你的理想而已，千万不要强加到另一半身上，永远不要奢望改变一个人，即使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时间带走了你的高跟鞋，带走了你的蝴蝶结，却带不走只属于你自己的小心性。高傲没有什么不好，一切只因为奉你为女王的殿下还未到来。
1897年3月26日，苏雪林出生在浙江瑞安县一个叫岭下的乡村里，相传苏家是眉山苏辙的后裔。
1921年，苏雪林远赴法国里昂留学，而她的未婚夫张宝龄则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两人隔着千山万水，只能通过书信传情。
1925年，苏雪林回国探望病重的母亲，慈母苦口婆心地劝说她尽快与未婚夫张宝龄完婚，为了却母亲的心愿，苏雪林只好将张宝龄叫来岭下老家，当着母亲的面举行婚礼。
1926年，苏雪林赴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张宝龄任职于上海江南造船厂，节假日偶尔来苏州看望她。苏雪林觉得丈夫性情冷酷、偏狭、还抱有大男子主义，张宝龄看不惯妻子的名士气派。1949年夏，苏雪林远赴香港，而张宝龄选择留在大陆，夫妻俩就此诀别。
1950年春，苏雪林再度赴法，与老友潘玉良重逢。
1953年，苏雪林到台北师范学院任教，1956年又转到台南成功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61年秋天，苏雪林收到她的六叔从香港辗转递过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夫婿张宝龄已经于当年2月在北京病逝。
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省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苏雪林走完了她一百零三岁的传奇人生，一个无爱的苦命女子，带着遗憾与悲凉远去了。
苏雪林为什么不愿意离婚呢？一方面，她信仰基督教，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不允许离婚；另一方面，她自幼受的教育和某种教条的约束使她不能提出离婚。还有，她认为离婚影响名声，她把名声看得比幸福更重要。所以两个不相爱的人只好勉强维持着表面上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