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原
昔《尚书》帝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关雎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朱子（熹）《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为作也。”然则文字之原，其基于言语乎；言语其发于声音乎；声音其根于知觉乎。大凡盈天地间者，皆物也。物之号有万，其由气而凝为质者为矿物，有生意者为植物，有知觉者为动物。动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气而最灵。故鸟兽虽有知觉，而狭而不广，偏而不全；人则既广且全，广故大，全故周。自堕地以来，即呱呱而泣，盖已有所欲矣；继而解笑，又继而解言；至能言而思无不达、求无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与人之欲，亦可以相为感通。然而能宣之于觌面者，究不能推之于万里，是行于近而隔于远也；能著之于一旦者，究不能求之于百年，是通于暂而滞于久也。使终古如斯，将思之达者仍有所不达，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聪明睿智者出焉，于是作书契以易结绳之治，百官以理，万民以察。盖至是而人类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胜数矣。昔扬子云（雄）《法言·问神》篇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徐伟长（干）《中论·贵验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声，自呼也。”孔冲远（颖达）《尚书·序·疏》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韩退之（愈）《送孟东野（郊）序》云：“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程子（颐）《语录》云：“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天未名时，本亦无名，只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声音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然则天地之元音发于人声，人声之形象寄于点画，点画之联属而字成，字之联属而句成，句之联属而篇成。文学起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粵稽“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易·系辞下》）。又“因而重之”（《系辞传》），为六十四卦。盖天地万物之情状，已隐然括于其中矣。及黄帝时，史臣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乃造书契。其初但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而谓之字；著于竹帛，则谓之书。《周礼·地官·保氏》教国子有六书，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许叔重（慎）《说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二□是也（二□即上下）。”“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书·艺文志》又云：“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同为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最先者为指事、象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形声、会意；有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为用。故《汉志》于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缀于后，与许君小异而大同，但世运变迁，而文字随之。据《说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已与古文或异。”七国时以天下分裂，字尤异形。秦始皇时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时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古文由此绝。自尔秦书有八体：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虫书，曰摹印，曰署书，曰殳书，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孝平皇帝时，征沛人爰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新莽居摄，复改定古文，时凡六体，所谓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者也。《隋书·经籍志》亦云：“自仓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仓颉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废古文用八体；汉用六体，并稿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馀种之势，因事生变也；魏世复有八分书。然自晋以后，楷书独盛行，其后遂为世所循用。此字数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与其体变易，古繁而今简之大略也。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东汉元兴中（和帝年号）宦者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谓之“蔡侯纸”（《后汉书·宦者列传》）。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毋裔请用以刻九经；宋景德中（真宗年号）又及于诸史（详见焦□《笔乘》）。由是印刷之业兴而版本出。明中业复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术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
若是，则今日宜文学发达，远迈古初矣。而考其实乃有大谬不然者，何也？间尝推寻其故，然后知今之字数孳乳而寖多，其体又视古日歧，迨至楷书通行，而去之也益远。凡古之浑浑灏灏噩噩之文，在当日不难家喻户晓者，今则虽老师宿儒，欲求其融洽贯通，非竭毕生之力，不能得其涯涘。故古者以同而易，今以歧而难。此其一也。今之缮写印刷，视古为便。凡古人之著于竹帛者，类皆众所宗仰之书；匪是，则杀青无日。职是之故，虽汉之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其所纂述多者百馀篇，少乃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数篇。今则村塾学究，坊市贾客，亦皆著书镂板，自命通才，虽挦□饤，率尔成章，然以当于庸俗之心，遂致不胫而走，汗牛充栋，涉览殊艰。故古者以少而专，今以多而纷。又其一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训诂，必自识字始。夫古者大篆且群以为异于古文，今虽小篆尚觉近古，故《说文》一书，自当与《尔雅》同资研究，庶几可知古人造字根原，若者为本义，若者为引申义，若者为假借义，而经典之奇字奥句，可以渐通矣。试观古今文家，如李斯有《仓颉》七章，司马长卿（相如）有《凡将》篇，扬子云有《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坚（固）复续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说文注》引其中所载孔子以下数十家之说，皆深于文事者。唐韩退之尤兢兢于此，故其言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蝌斗书后记》）又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绍述墓志铭》）近世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论文，亦以“训诂精确”为贵（《日记》）。可见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时巴县潘季约（清荫）为永朴述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督学四川日，每谆谆以此训后进，以为小学乃经史词章之本。及任满旋京，成都门人武抑斋孝廉（谦）问：“治《说文》如何致力？”公告以入门之法曰：“试取许君五百四十字部首，记其形体，审其音读，究其训解，殚数十日之力，往复熟习，必期一睹其字，即能读为何音，辨为何义，并闭卷而能默写其字体，一一无讹，再与言第二事。”其论至为切实，可备学者之取资。若夫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择不可；欲知所抉择，非有真识不可；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可。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昔吾家惜抱先生（鼐）尝谓己才弱，而《上刘海峰先生（大櫆）书》，则言“所赖者，在于闻见亲切，师法差真”，意正如此。夫古今集部，浩如烟海，究之足以名世者，每朝不过数人。六经、周秦诸子、《楚辞》《文选》姑勿论；近世古文选本，莫善于姚氏《古文辞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二书自六朝以前人外，其以为圭臬者，惟唐荆川（顺之）、茅鹿门（坤）所定“唐宋八大家”。姚氏益以元次山（结）、李习之（翱）、张横渠（载）、晁无咎（补之）、归震川（有光）、方望溪（苞）、刘海峰数人；曾氏益以元次山、陆敬舆（贽）、李习之、范希文（仲淹）、司马君实（光）、周（敦颐）、程（灏、颐）、张（载）、朱“四子”、范茂名（浚）、马贵与（端临）、归震川、姚惜抱十馀人。骈体文选本莫善于李申耆（兆洛）《骈体文钞》，其所录者，自秦以迄于隋而已。古今体诗选本，莫善于王阮亭（士祯）《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氏《五七言今体诗钞》、曾氏《十八家诗钞》。王、姚所列入者较多。曾氏所谓“十八家”，曰曹子建（植），曰阮嗣宗（籍），曰陶渊明（潜），曰谢康乐（灵运），曰鲍明远（照），曰谢玄晖（朓），曰王右丞（维，官终尚书右丞），曰孟襄阳（浩然，襄阳人），曰李太白（白），曰杜工部（甫，晚依严武于蜀，表为工部员外郎），曰韩昌黎（愈，南阳人，先儒谓在修武，然文集每自称昌黎，盖祖居之地），曰白香山（居易，居东都履道里，构石楼香山，自称香山居士），曰黄山谷（庭坚，尝游皖潜山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曰陆放翁（游，为参议官于蜀，以与蜀帅范成大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疏放，因自号放翁），曰元遗山（好问）。盖鉴别皆极精审。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馀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损日力而堕入歧途矣。
或曰：文章特一艺耳，沾沾自喜何为？曰：否，不然。凡以文学为一艺者，不过本孔子“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与“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学而》）诸语耳。然孔子之意，盖以行为文之本，非谓有行即可无文也。使其如此，何以“四教”以文为首（《述而》），而畏于匡，且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昔李习之《寄从弟正辞书》云：“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名之哉？”斯言可谓谛当。然则，北齐颜黄门（之推）谓“自古文人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宋陈忠肃公（瓘）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者，皆所谓时世所好之文耳。夫岂可漫无区别，而举古人所藉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一概轻视之耶？或又曰：当今时事孔亟，所应讨论者至多，奚暇及此？曰：否，不然。子独不闻“国与天地必有与立”之说乎？夫国之所藉以立，岂有过于文学者？匪惟吾国，凡在五大洲诸国，谁弗然？盖文字之于国，上可以溯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来，中可以合大群而激发其爱国之念，下可以贻万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无穷。关系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国语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时以自诩；吾国人反举国文蔑视之，殊不可解。夫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与言有勇。且语言发于天籁，文字根于语言，则亦天籁也。既为中国人，举凡各种科学，非得有中国文字阐明之，乌能遍行于二十二行省？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学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学为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势不能尽人皆知之、皆为之”，此则别有办法，盖分为普通学、专门学是也。何谓普通学？但求其明白晓畅，足以作书疏应社会之用可矣。何谓专门学？则韩退之《答李翊书》所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是也。大抵中小学校与夫习他种专科，能有普通文学，已为至善。若以中国文学为专科，岂可自画？昔王介甫（安石）《答孙长倩书》云：“古之道废踣久矣。大贤间起废踣之中，率常位卑泽狭，万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恶，宦学者不谋道、主利禄而已。尝记一人焉，甚贵且有名，自言少时迷，喜学古文；后乃大悟，弃不学，治今时文章。夫古文何伤？直与世少合耳，尚不肯学，而谓学者迷；若行古之道于今世，则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惜抱先生《复鲁絜非书》亦谓古今才士，苟有为古文者，必杰士。今当斯文绝续之交，诸君负笈而来，有志兹学，是不以为迷也，使犹不以杰士相期，则吾岂敢！
根本
《左传》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此孔子尚文之说也。然《论语》又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夫质者，文之本也。《礼记》云：“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器》）是文与本固相须为用也。而本尤为要。故《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离娄》）呜呼！是岂独为立身行己言之哉！苟欲文之工，亦非此不办耳。此韩退之所以云：“本深者末茂。”（《答尉迟生书》）又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昔荀子（况）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端读为喘），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人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扬子云《法言》云：“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寡见》）王仲任（充）《论衡》云：“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超奇》）徐伟长（干）《中论》云：“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艺者，德之枝叶；德者，人之根干也。二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谓之□；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君子，必兼之乎。”（《艺纪》）颜氏（之推）《家训》云：“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勉学》）凡此诸说，皆发明孔子文质相须之旨者也。要之此意，《易·贲卦》已详言之。案《贲》之“九三”曰：“贲如濡如，永贞吉。”夫“贲者，饰也”（《序卦传》）。曰“濡如”，则饰之甚也。然而曰“永贞吉”，则惧其灭质也。故“上九”又曰：“白贲无咎。”白者，无色之谓（《杂卦传》），所以勉其敦本务实也。苟敦本务实，而文乃不为空言矣。古今鸿篇巨制，永垂不朽，端在乎此。夫岂有徒骋其词藻，而可以立诚居业者乎？
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夫明道之旨，见于《中庸》，孔子所云“道之不明，我知之矣”是也。其后董子（仲舒）亦有“明道不计功”之语（《汉书·董仲舒传》）。盖自成周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而乡大夫、州长、党正以下，书而考之者，皆不外于德、行、道、艺四者（并《周礼·地官》）。德者，有诸身之谓；行者，著于事之谓；道为之本；而艺其末也。孔子讲授，一遵成周之旧，故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降及周末，此风已微，然诸子中最醇者孟氏，次则荀卿，韩退之《送孟东野序》所谓“以道鸣”者也。他若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庄周、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苏秦、张仪之属，退之谓为“以其术鸣”，是诚精确。然就其术之长者，要未尝不包于道之中，犹不致华而不实也。两汉以后，醇儒虽少，然亦各有所明，至魏晋乃弥衰矣。是以退之云：就其善鸣者，“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隋初遂有以华艳之词入章奏者，文帝以付有司治罪。而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曰：魏之三祖（魏武帝为太祖，文帝为高祖，明帝为烈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之相高，朝廷据兹擢士。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王仲淹（通）告门人亦云：“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中说·天地》）盖皆灼见当时之弊。幸韩昌黎出，乃作《原道》《原性》等篇，而八代之衰以起。其《答李翊书》云：“能如是谁不乐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尉迟生书》云：“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子之辞，而其得所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题欧阳生哀辞后》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苟毁誉于人。”由是其门人李南纪（汉）作《昌黎集序》，遂有“文者贯道之器”之说。此外如柳子厚（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报崔黯秀才书》云：“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云：“秀才志于道。道苟成则勃然尔，久则蔚然尔。”宋柳仲涂（开）《应责》云：“天生德于人，圣贤异代而同出，岂以汲汲于富贵，私丰于己之身也？将以区区于仁义，公行于古之道也？己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则孰与足？”穆伯长（修）《答乔适书》云：“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与其为名达之小人，孰若为道穷之君子！矧穷达又各系其时遇，岂古之道有负于人耶？”欧阳永叔（修）《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苏子瞻《祭欧阳公夫人文》述公语云：“我所为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曾子固（巩）《赠黎安二生序》云：“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又《答李治书》云：“夫道之大归非他，惟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司马君实《迂书》云：“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周子《通书》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是皆以道为文之本之说也。
其次在于经世。自《易·屯卦》言“君子以经纶”，《庄子·齐物论》因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之语。然“《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六经大义，何一不以经世为归？即其后九流十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驰说于世。而据《庄子·天下》篇，论六艺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则亦圣人之道之支与流裔。是以《汉书·艺文志》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名家出于礼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而总论之曰：“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然则，学虽有纯有驳，要之大旨皆主于经世可知。两汉人才，无如贾、晁、董、刘、诸葛，其奏议固在于指陈时政，即相如之词赋，太史公以为“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传》）？则《子虚》《上林》，实与《谏猎书》相表里，即《封禅文》亦然。先姜坞府君（讳范）所以谓“设意措辞，皆翔蹑虚无，非诞妄贡谀者比也”，又何得谓无裨于世？唐宋之间，陆宣公固当首屈一指，他若韩退之、欧阳永叔、曾子固、苏子瞻、王介甫之文，李太白、杜子美（甫）、白乐天（居易）、黄山谷、陆务观（游）之诗，亦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兢兢。延及近代，如归、方、姚、曾辈，非有数篇关系天下万世文字，何以称作者？昔《论衡·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何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王介甫《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又《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程子《答朱长文书》云：“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缺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无所缺，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昆山顾亭林（炎武）《日知录》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又云：“张子有言：‘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穷而在下者之责也。”又《与友人书》云：“昔人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如以上数条所言，庶几得文章之要领也欤！
要而言之，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否则，虽告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彼乌从而知之？即知之，乌能允蹈之？然欲涵养纯粹，非用力于退之《答李翊书》“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二语不可。考黄山谷《答秦少章书》云：“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为不少，卓尔名家者则未多。盖深思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时之运天德也，不能即冬而为春，断可识矣。”窃谓此可作“无望其速成”句注脚。苏东坡《与李方叔书》云：“私意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叶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静慎，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之益，而于名节有邱山之损矣。”此可作“无诱于势利”句注脚。若夫惜抱先生《答鲁宾之书》云：“《易》曰：‘吉人之辞寡。’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气充而静者，其声闳而不荡；志章以检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义理也；杂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间之所有也，闵闵乎聚之于锱铢，夷怿以善虚，志若婴儿之柔，若鸡伏卵，其专以一，内候其节而时发焉。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乎造化之自然，然而骤以几乎合之则愈离。今足下为学，在于涵养而已。声华荣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其必有以异乎今而达乎古也。”此则更融会韩、柳之旨而总论之，开示后人，尤为周密。又歙县吴殿麟（定）《与友人论文书》云：“为文章者，若不于六经诸史根本是求，而惟末之务，乃欲无一言一字见疵于人，自古及今，盖未之见也。”嘉兴钱衎石（仪吉）《与弟警石（泰吉）书》云：“凡为文章者必先有‘知言’‘养气’工夫。若制行动辄乖谬，而谈理欲其切实，出言不免杂乱，而操笔欲其简净，岂不大难！”曾文正公《日记》云：“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语皆亲切有味，汇录于此，以为好学深思者之一助焉。
范围
文学之范围，有广义焉，有狭义焉。自义之广者言之，如《论语》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公冶》）又曰：“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先儒谓凡言语、威仪、事业之著于外者皆是，盖所包括者众矣。即专以文字之成为书者而论，如《汉书·艺文志》之“七略”，曰辑略，曰六艺，曰诸子，曰诗赋，曰兵书，曰术数，曰方伎，何一不在文学之中？但古人文教盛行，虽野人女子，犹且词条丰蔚，映照古今，而况居士大夫之列！是以七者之文，莫不炳然可观，垂声千载，虽尤著者莫如诗赋，然未尝独擅其名。他如《太史公书》第附见“六艺略·春秋”中；贾、董诸篇，第附见“诸子略·儒家”中；晁错则附见“法家”中。及西汉之末，迄于东京，乃有专集，然犹出后人追录。观汉武帝命所忠求司马长卿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北海（融）文章，而《与吴质书》太息徐、陈、应、刘之逝，复言撰其遗文，都为一集；陈承祚（寿）当晋世又奏上《诸葛忠武侯集》：此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其自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文别选“集略”三十卷。此等体例，大抵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此始。至总集莫古于《楚辞》，盖刘子政（向）尝裒集屈、宋以降诸篇，至己所作《九叹》而止；王叔师（逸）为章句，更以己之《九思》益之。及梁昭明太子（箫统）之《文选》出而渐盛。隋唐之际，其流益繁。是以开元总所藏之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而集部遂专为历代文章之总汇。然而珠砾同传，妍媸各别，欲工兹事，非正其涂辙，何由有登堂哜□之时！然则于猥滥之中，而择义精词卓者，以为后人程式，其义之由广而狭，宁非势使之然欤！
今综群书论之，文学家之别出于诸家者有四焉。
一异于性理家。何以言之？性理家所讲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显之在伦常日用，其学以德行为主，而不甚措意于词章。考其最善者，莫如周子《通书》、张子《正蒙》，曾文正公《答刘孟容书》尝以为“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西铭》篇，惜抱先生《古文词类纂序目》亦谓“岂独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他若程子《四箴》，朱子《六先生画像赞》，曾氏皆录于《经史百家杂钞》中。而朱子《语类》论文之语，先姜坞府君《援鹑堂笔记》且叹其深得古人秘钥。无如宗旨与文学家异，而流风渐被，其文既域于语录之中而不能振，诗亦但以《击壤集》为宗。夫邵子（雍）之诗，非无佳者也，然而无意为诗，即偶与风雅之旨合，不过出于性灵，故妙者极妙，而俗者极俗。奉为圭臬，流弊实多，而况语录之俚乎！故杨用修（慎）云：“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惜抱先生《复曹云路书》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词气不能鄙远，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又同治中刘孟容（蓉）为文喜谈性道，曾氏遗之书云：“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去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未宜两下兼顾。”其《致吴南屏书》且云：“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夫孔子高（穿）理胜于辞，公孙龙辞胜于理，而平原君（赵公子胜）以为辞胜于理，终必受绌。苏子美（舜钦）亦谓‘李文公不逮韩，而理过于柳’。黄山谷《与王观复书》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自然出类拔萃。焉有文章必不可谈理者？”曾氏此论，得无虑陈义之入于腐、措辞之流于俗耶？使果如退之《原道》，永叔《本论》，子固《学记》，固彬彬然足继六经诸子；即东坡《赤壁赋》与平生书札、诗歌，亦时时有见道语。盖由胸襟高旷，而文章又足以润色之，故信手拈来，皆有仙气，其境遂为所独有。吾但见推陈出新耳，何尝堕入理障也？
二异于考据家。大抵考据家宗旨，主于训诂名物。其派有二：在经学者为注疏家，如辅嗣（王弼）注《易》，毛公（大毛公、小毛公）传《诗》，子国（孔安国）解《书》，康成（郑玄）说《礼》，词皆简约。然观《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注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徐伟长《中论》亦云：“鄙儒博学，务于物名，长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命也。”（《治学》）汉魏儒者，解经繁碎，即此可知。至于疏家，尤为冗蔓，且入主出奴，不如是则以为落叶不归根、狐死不正邱首，亦一病矣。在史学者为典制家，如杜君卿（佑）《通典》，马贵与（端临）《文献通考》，各门总序，元元本本，殚见洽闻，诚不可谓非经世之作；然综其大体，多采掇群书，加以论断，与文学家实分道扬镳。而况郑渔仲（樵）《通志》之近于丛杂乎！而况《唐会要》《五代会要》之纷纷乎！昔福州梁茝林（章钜）《退庵随笔》云：“余尝考古官制，检搜群书，不过两月之久，偶作一诗，觉神思滞塞，亦欲与故纸堆中求之，方悟著作与考订两家鸿沟界限，非亲历不知。”又云：“著作始于三代，考据起于汉唐注疏，考其先后，知所优劣矣。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谓圣，词章是也；述者之谓明，考据是也。”吾邑吴挚甫先生（汝纶）与永朴书云：“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经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皆与文体有妨。”两家并深有所见。但文学家读书议礼，亦未尝不用考据，是以惜抱先生与新城陈硕士（用光）书云：“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夫何病哉！”又硕士《太乙舟集》述先生之言云：“《史记·周本纪赞》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证也，何其高古，岂似后人之刺刺不休乎？”
三异于政治家。夫政治家宗旨，主于事功。惟唐、虞、三代之《典》《谟》《诰》《誓》《命》，春秋、战国士大夫之词令，最为古雅；秦汉以迄魏晋，犹有遗意；南北朝乃伤绮靡，然不可谓言之无文也；唐宋之际，粲然可观者，已可屈指而数；南宋陈同甫（亮）、叶水心（适）两家，则条达有馀，简练不足。自是而后，名臣之奏议，循吏之公牍，遂与文学家判若两途。所以然者，固由后世入官之人，不必皆精文事；亦以聆其言者，程度至为不齐，非明白浅显，难以共喻。是以明天启中礼科给事中王志道请：凡奏疏中艰深要眇之句，隐语猜谜之习，悉行禁止。且引先正韩文之论曰：“谏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熹宗实录》）而近世萧山汪龙庄（辉祖）《学治臆说》云：“申上之文，必须措词委曲，叙事显明，上官阅之，自然依允。”又云：“告示谕绅士者少，谕百姓者多。百姓类不省文义，必意简词明，方可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韵语，缮写既便，观览亦易，庶几令行禁止。”然则其意固在适用也。但文学家未尝无此等文字，而一出名手，于轩豁呈露之中，自有雅人深致。观惜抱先生《与陈硕士书》云：“西汉人文传者，大抵官文书耳，而何其雄骏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当时文体，而即得汉人雄古之意。欧、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鲜矣；然词雅而气畅，语简而事尽，固不失为文家好处矣。熙甫于此体，乃时有伤雅不能简当之病。”古今文家官文字，此条可括其略。惟苏东坡于此种尤雅畅，不独奏疏而已也。
四异于小说家。据《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盖摈于九流之外，以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然就其善者言之：或述见闻，智者得之，可以集思广益；或谈祸福，愚者得之，可以振聩发聋。故子夏虽曰“小道”，“致远恐泥”，而未尝不以为“必有可观”（《论语·子张》）。然及其蔽也：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是以曾文正公宗仰昌黎，而独于《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评之云：“此等已失古意。能者游戏，无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堕恶趣。”案此文末幅，叙王君取他人告身以诳侯处士而得妻。其事本无关劝惩，幸昌黎文气高古，犹足自立，使后人为之，与小说家纪述，何以异哉！吾弟叔节（永概）亦评《蓝田县丞厅壁题名记》云：“此文用意诡谲，下字生创，造句矜峭。有韩公雄古之笔运之，故无匠气，无俗韵；不然，未有不落小说家派者也。其后孙可之辈为之，便觉不大方矣。”夫《史记·萧相国世家》载高祖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及后益封二千户，复云：“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外戚世家》载管夫人、赵子儿笑薄姬及窦广国上书自陈小时常与姊采桑堕等事。《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恐侏儒射覆、拔剑割肉等事。《朱买臣传》载买臣妻求去，及拜会稽太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邸等事。班、马为史家宗祖，亦何尝不叙琐事以助文澜？而与小说家不同者，则以其意存言外，非第尽于言中也。盖《萧相国世家》所以著其为高帝故人，而犹岌岌不免，此帝之所以为雄猜也；《外戚世家》则著汉家妃后所出皆微，大抵由于色升爱选，不可与周之任姒比；《东方传》著贤者之不得志，有《邶风·简兮》篇之意；《买臣传》又著世态之炎凉。笔虽灵妙，而义归正大，故不嫌于纤巧。后来归太仆用以叙家庭间事，亦得斯秘。此其异同之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欲精文事，乌得不明辨之？
吾尝论古今著作，不外经、史、子、集四类。约而言之，其体裁惟子与史二者而已。盖诸子中，《管》《晏》《老》《墨》《列》《庄》《扬》《韩非》《吕览》《淮南》，皆说理者也；屈、宋则述情者也；《左》《国》、马、班以下诸史，则叙事者也。经于理、情、事三者，无不备焉，盖子、史之源也。如子之说理者本于《易》，述情者本于《诗》；史之叙事者，本于《尚书》《春秋》、三《礼》。此其大凡也。集于理、情、事三者，亦无不备焉，则子、史之委也。自鄙夫小生，以肤辞浅说，附诸大雅之林，于是四部之书，惟此一类为杂。苟欲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使不明其范围所在，何由振雅而祛邪哉？大抵集中，如论辩、序跋、诏令、奏议、书说、赠序、箴铭，皆毗于说理者；词赋、诗歌、哀祭，则毗于述情者；传状、碑志、典志、叙记、杂记、赞颂，皆毗于叙事者。必也质而不俚，详而不芜，深而不晦，琐而不亵，庶几尽子史之长，而为六经羽翼。骤观之，其义若狭；实按之，乃所以为广耳。
纲领
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此二字出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是也。夫“王道备、人事浃”，有义以主之也；若“约其文辞、治其烦重”，则有法以裁之也。故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而范武子（宁）论《春秋》云：“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谷梁传序》）韩退之亦云：“《春秋》严谨。”（《进学解》）夫褒贬严谨，非所谓法欤？《孔子世家》所以云“笔则笔，削则削”，而游夏“不能赞一辞”也。其后方望溪用力于《春秋》者深，故独喻此旨。其论文遂揭此二字以示人。且评司马氏此篇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必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其论精且切矣。吾友行唐尚节之（秉和）《古文讲授谈》云：“近世古文，自方望溪始讲义法，而此二字出于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此篇说《春秋》，实即说《史记》也。《春秋》之刺、讥、褒、讳、挹、损，不可以书见，故制义法，约其文辞，治其繁重，口授其传指于七十子之徒。而《史记》之忌讳尤甚。忌讳甚而又不能不有所刺讥，刺讥不可以书见也，故义愈微而词常隐。自后人不明此旨，而淮阴、淮南诸人遂真同叛逆矣。他若语褒而意讥、责备而心痛其人者，更微妙而难识。太史公盖预伤之，故说《春秋》以寓《史记》义法也。”观此又可见古人文章，其为义有隐显之不同；而其法亦极变化难测，特终归于有条不紊耳。要之，此意诸经已言之，如《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书·毕命》曰：“辞尚体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诗·正月》篇曰：“有伦有脊。”“脊”即义也，“伦”即法也。《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义也，“文”即法也。夫“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使为文而不讲义法，则虽千言立就，而散漫无纪，曷足贵哉！
顾世之为文章者，固不能必其义之精当，然而未敢倡言排之；独于所谓法者，或逞其才气，或诩为性灵，辄思叛而去之以为快。就其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莫如宁都魏氏（禧），其《答计甫草书》云：“今之文士，奉古人之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违。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称物；天下有日蚀星变，山崩水涌，衡之所不能称，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乐、喜、怒中其节，圣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间，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盖天地之生杀，圣人之哀乐，当其元气所鼓动，性情所发，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至传志之文，则非法度必不工，此犹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动变化，则存乎其人之神明，盖亦法中之肆焉者出也。”此论不可谓无见，然所谓得意疾书者，正神来气来之候，此种酣嬉淋漓境况，古人恒有之，虽未尝兢兢然求合于法，而卒未有与法背驰者。且彼谓传志之非有法不能工，固矣。曾亦思议论之文，亦非有命意，有布局，不可以成篇。况后生入门，多不能为传志，所能为者论说而已。若遽导之以自快其意，岂必喻立论之精微，势将简者失之晦，而不能条畅以伸所见；繁者失之冗，而不能的当以明所宗。其为弊有不可胜言者。
夫文之有法，犹室之有户也。谁能出不由户，而文顾可无法哉？昔者扬子云有言：“女恶丹青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法言·吾子》）韩退之作《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皆有法度可观。”《唐书·文艺传》云：“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法度森严。”《宋史·欧阳修传》云：“修之为文，丰约中度。”唐荆川《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云：“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异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议于无法？有人焉，见夫汉以前之文，疑于无法，而以为果无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尽去自古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痈肿、侰涩、浮荡之文，以为秦与汉之文如是，然乎否耶？”长洲汪尧峰（琬）《答陈霭公书》云：“大家之有法，犹弈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后之作者，唯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阖，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譬如驱乌合之市人，而思制胜于天下，其不立败者几希。古人之于文也，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推而远之欲其雄且骏。其高也如垂天之云，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骏也，如波涛之汹涌，如万骑千乘之奔驰；而及其变化离合，一归于自然也，又如神龙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盖凡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不备焉。则今之所传唐宋诸大家。举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馀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最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惜抱先生《与张阮林书》云：“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夫思之深、功之至者，必其能见古人纵横变化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而操笔而使吾手与吾所见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凡此诸说，皆发明法不可废之理。大抵古人之文，愈奇变不可测，愈有法以经纬其间。试观《庄子》内七篇，其词至俶诡，太史公所谓“洸洋自恣以适己”者也（《老庄申韩列传》）。而黄山谷乃称其“法度甚严”，意正如此。
虽然，不善用法，或反为所拘。拘则迫，迫则葸，葸则气馁，气馁则笔呆蹇而不活，其病亦巨。是以归震川评《史记》云：“他人文字亦好，但如一个人面目具完，只无生气。”刘海峰《论文偶记》云：“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惜抱先生《答翁学士书》云：“鼐闻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磐折，支左诎右。其释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师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伦蒙古人之射，远贯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则，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凡此诸说，则又所以防不善用法时以窘其才者之弊，正可与魏说参观。昔太史公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赞》）苟心知其意，则魏说未始不足取。非然者即导以方氏之说，而彼亦汲汲焉以法度为急，终不过形存而君形者亡，与木偶无异。是故善学者闻古人之说，必相悦以解；若不善学，虽师友穷日夜之力，旁征曲喻，而只如扶醉人，持左则倾右，持右则倾左，如此而欲相与赏奇析疑，其可得乎？
且夫义法虽文学家所最重，而实不足以尽文章之妙。是以惜抱先生《与陈硕士书》云：“得书谓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国朝诸贤为最深，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澹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而作《古文辞类纂序》，遂云：“凡文之体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又《与陈硕士书》云：“夫文章之事，所以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作者每意专于所求。而遗于所忽，故虽有志于学，而卒无以大过乎凡众。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也。”方植之（东树）《昭昧詹言》云：“诗文以气脉为上。气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脉，所以细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矣。”曾文正公《答许仙屏书》云：“来示询及古文之法，仆本无所解，近更荒浅，不复措意。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骊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国藩以为欲著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故尝好观近人王氏、段氏之说；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汉书》《文选》，而后可砭俗而裁伪；欲分段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欲谋篇之古，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股体，室之有结构，衣之有要领。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仆学无师承，冥行臆断，所辛苦而仅得之者，如是而已。”武昌张廉卿（裕钊）《答吴挚甫书》云：“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馀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必与古人□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学者合观之，庶几于文学纲领，十得八九矣。
门类
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门者，其纲也；类者，其目也。总集古以《文选》为美备。故王厚斋（应麟）《困学纪闻》云：“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续儿学《文选》’，又训其子云：‘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家。”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亦云：“宋初此书盛行，士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然其中录文既繁，分类复琐。”苏子瞻题之云：“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亦不可谓尽诬。盖文有名异而实同者，此种只当括而归之一类中，如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辞赋也；表、上书、弹事，皆奏议也；笺、启、奏记、书，皆书牍也；诏、册、令、教、檄、移，皆诏令也；序及诸史论赞，皆序跋也；颂、赞、符命，同出褒扬；诔，哀、祭、吊，并归伤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乱学者之耳目。自是以后，或有以时代分者，或有以家数分者，或有以作用分者，或有以文法分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其分类凡十有三：曰论辩，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赞颂，曰词赋，曰哀祭。举凡名异实同与名同实异者，罔不考而论之。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乾隆、嘉庆以来，号称善本，良有以也。上元梅伯言（曾亮）约之，有《古文辞略》之选，而增诗歌类。曾文正公又选《经史百家杂钞》，其门有三，著述门凡三类：曰著述，曰词赋，曰序跋；告语门凡四类：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记载门凡四类：曰传志，曰叙记，曰典志，曰杂记。其异于姚氏三端：如分类外更揭出三门，此所以示学者最为明白；至于杂记类外更益以典志、叙记两类，此则姚氏非不知之，第以其例既不选经史，则其他著作能合于此两类者寥寥，故括之于杂记类，而不别出两类之目耳；若夫并赠序于序跋，附箴、铭、赞、颂于词赋，此则姚氏之意，特以赠序与序跋，箴、铭、赞、颂与词赋，其用本不同而然，但文正或并或附，亦犹姚氏之以对策合于奏议，檄、移之合于诏令，夫亦何为不可！惟梅氏以诗歌入古文辞中，意在得文学之大全，然止录古体而无今体，与其合之而不备，诚不若别选之为愈矣。今就姚氏所分十三类，详论于后。
论辩类者，刘彦和（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姚氏亦云：“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综兹两说，可以知所由来。其曰辨者，字本作辩，《说文》：“辨，治也，从言在□辛之间。”故他传注或曰“明也”，或曰“分也”，或曰“别也”。曾氏云：“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惟《伯夷颂》姚氏亦入此类，盖以其名异实同，且未用韵，与诸家之颂不同也。
序跋类者，《经典释文》云：“序，次也。又与叙通。叙，亦次也。盖次作者之指而道之也。”姚氏云：“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是也。”据此则古人之序，多缀于末。《诗》《书》序旧别为一卷，附本书以行；其冠之每篇首，特后所移耳。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亦缀于末，惟诸表序冠于首。班氏作《两都赋》，前为之序，左太冲《三都赋》因之，而郑氏《诗谱》亦以序居前，此其滥觞欤！至乞人作序，起于太冲为赋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由是后人文集莫不皆然；甚有两序或三四序者，顾亭林《日知录》深讥其非体。自有前序，乃谓缀末者为后序，亦谓之跋尾，或谓之书后。跋，《说文》：“蹎，跋也。从足，犮声。”《尔雅·释言》：“躐也。”《汉书》注：“蹑也。”盖本从足取义，引申之，处后皆曰跋。此类之原，曾氏广以《礼记》之《冠义》《昏义》，而谓“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
奏议类者，其异名尤多。姚氏云：“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体少别。”曾氏亦云：“凡后世曰书、曰疏、曰议、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弹章、曰笺、曰对策，皆是。”而《文心雕龙》言之尤详。《章表》篇云：七国言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表者，标也”。《奏启》篇云：“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自汉以来，奏事者或称上疏。”“启者，开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自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议对》篇云：“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其来远矣。”汉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云驳也。”“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案唐以后有状，宋以后有劄子，近世有题本，有奏本，有附片。其名之异，亦以义各有主焉耳。
书说类者，姚氏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曾氏谓“凡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文心雕龙·书记》篇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曾氏名此类曰书牍，而姚氏则曰：“书，说也。”盖因其中多载战国游士说异国之君之辞而然。至说之为言，《文心雕龙·论说》篇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心伪，故舜惊谗说。”得其旨矣。
赠序类者，姚氏云：“《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忠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而迁安郑东甫（杲）语永朴云：“《诗·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即赠序之权舆。”富阳夏伯定（震武）亦云：“《燕燕序》‘庄姜送归妾’，《谓阳》‘我送舅氏’，皆有赠序之义。”据此可知其来远矣。至欧阳《郑荀改名序》，明允《仲兄文甫字说》《名二子说》，归震川《张雄字说》《二子字说》，此则因《仪礼·士冠礼》有字辞，且既冠而字之，以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又各有训戒，观《国语·晋语》载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之告赵文子即其证，亦不可谓无本。惟明时寿序盛行，其弊或入于谄谀，有道君子多耻为之。方望溪及曾氏咸有斯论，而两家集中终不能免。然则，择人而作，且所称无溢于实，庶乎可也。
诏令类者，姚氏云：“原于《尚书》之《誓》《诰》。而檄、令皆谕下之辞，亦当附入。”曾氏谓“凡后世曰诰、曰诏、曰谕、曰令、曰教、曰敕、曰玺书、曰檄、曰策命，皆是”。而《文心雕龙》言之尤详。《诏策》篇云：“昔轩辕、唐、虞，同称曰命。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又云：“戒者，慎也。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称教。”《檄移》篇云：檄之称自七国始。“檄者，皦也。皦然明白也。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移者，易也。移风易俗，命往而民随者也。”盖刘氏判诏、策、檄、移为二，而以教、戒附于诏策；姚氏则合檄、令于诏中；至曾氏悉贯为一条，尤完密矣。
传状类者，刘子元（知几）《史通·六家》篇云：“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补注》篇云：“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此传之意也。《文心雕龙·书记》篇云：“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此状之义也。曾氏云：“经则《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纪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家传，曰行状，曰事略，曰年谱，皆是。”但彼合传、志为一，故更数及墓表、墓志铭、神道碑。姚氏分而出之，引刘海峰之言曰：“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上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案《日知录》云：“列传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传三篇，《柳子厚集》传六篇，皆微者与游戏之作，比于稗官；若段太尉则曰逸事状，而不曰传。”方望溪《答乔介夫书》亦云：“家传非古也，必阨穷隐约，国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录而传之。独宋范文正公、范蜀公（镇）有家传，而为之者，张唐英、司马温公耳。此两人故非文家，于文律或未审；若八家则无为达官私立传者。”此两说实海峰所本。至传末评语，其名诸家不同。据《史通·论赞》篇云：“《左传》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而史官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归一揆，必取道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此虽论史，其可以资文家之取裁乎。
碑志类者，《文心雕龙·诔碑》篇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姚氏云：“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瑯琊具之矣。茅顺甫（坤字）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又《与陈硕士书》云：“墓表自与神道碑同类，与埋铭异类。神道碑有铭，似墓表用铭亦可通，然非体之正也。吾谓文章体制，当准理决之；不得以前贤有此，便执为是，如赠序中用‘不具某顿首’，与书同，此颜鲁公（真卿）《送蔡明远序》体也，直当断以为不是耳，安可法之耶？”又评韩公《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古者书旌柩前，即谓之铭，故不必有韵之文始可称铭。”案：《礼记·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道焉耳。”《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又云：“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据此则铭之义至广，凡树之山岳，勒之宗庙，无论为金为石，有韵无韵，皆可称之，不独揭之墓道与埋诸幽室也。姚说固非无稽。余姚黄太况（宗羲）《金石要例》云：“墓志而无铭者，盖叙事即铭也。所谓志铭者，道一篇而言之，非以叙事属志，韵语属铭。犹作赋者末有‘重曰’‘乱曰’，总之是赋，不可谓重是重、乱是乱也。”又云：“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此碑碣之分。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后世则碣亦谓之碑矣。”又云：“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铭藏于幽室，碑、表施于墓上。虽名不同，其实一也。故墓表之书子姓与有铭，不可谓非。”先姜坞府君《援鹑堂笔记》云：“志止是立石为辞以志之，铭即志耳。故或称志铭，或称铭志。刘显卒，友人刘之遴启皇太子为之铭志，今《梁书》载其词。观前人石刻，有‘有序’二字，以目其散文，《文选》谢朓《和伏武昌诗》，善注引徐冕《伏曼容墓志序》云云是也。若后无韵语，则即散文亦可谓之志，唐宋诸公集皆有之。欧公论《尹师鲁墓志铭》云：‘志言云云，铭言云云，是以志铭分为二，以序独为志，盖是误也。’”两家之论，皆惜翁所本。
杂记类者，姚氏云：“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记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曾氏云：“如《礼记·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箴铭类者，姚氏云：“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案：箴如轩辕《舆》《几》之箴（《皇王大纪》），辛甲之“命百官官箴王阙”（左氏襄四年传）。铭如汤之《盘铭》（《礼记·大学》），武王《户》《席》诸铭（《大戴礼·武王践阼》），皆其原也。
颂赞类者，姚氏云：“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文心雕龙·颂赞》篇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尚书·六传》），盖唱发之辞。及益赞于禹（《书·大禹谟》）、伊陟赞于巫咸（《史记·封禅书》），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
词赋类者，《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篇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与诗体虽异，“总其归涂，实相枝干。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姚氏云：“赋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夫》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词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词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综诸说观之，然则赋之发源在于诗，无可疑者。至其异名，曾氏云：“后世曰赋、曰辞、曰骚、曰七、曰设论、曰符命、曰歌，皆是。”盖得其实。
哀祭类者，姚氏云：“《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曾氏更广以《书》之《武成》《金縢》祝辞，《左传》荀偃、赵简子祝辞，而谓“后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辞、曰诔、曰告祭、曰祝文、曰愿文、曰招魂，皆是”。《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周时“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哀吊》篇云：“哀者，依也。悲实依心”，“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吊者，至也。君子命终定谥，事及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观其所论，可知三者当归一类。刘氏以诔合碑，又别出哀吊，岂非矛盾耶？
若夫典志之名，《尔雅·释诂》《书·传》并云：“典，常也。”《仪礼·士昏礼》注：“典，常也，法也。”《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志与识通，记也。诗歌之名，《诗谱序》孔《疏》云：“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也。”《礼记·乐记》：“歌，咏其声也。”《诗·传》：“曲合乐曰歌。”合而观之，亦可以知两类发生之所由。
至记叙类，其义易明，兹不赘释。
功效
昔陆士衡（机）《文赋》云：“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此总论其功效也。使为文而无功效可言，虽雕琢其辞，与《礼记·曲礼》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者何以异？与欧阳子《送徐无党南归序》所谓“草木荣华之飘风，禽兽好音之过耳”者又何以异？兹更即其彰明较著者分而论之，盖大端有六：
一曰论学。学也者，本己之所得，以救之世所失者也。韩退之《进学解》云：“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张子《语录》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正指此。但文章不工，虽有此志此学，何由宣其所见，以觉当世而诏来兹？故程子读张子《西铭》，以为“无子厚笔力发不出”。黄东发（震）《日抄》云：“朱子为文，其天才卓绝，学力宏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太仓陆桴亭（世仪）《思辨录》云：“古文须少年时及早为之。王阳明（守仁）未遇湛甘泉（若水）讲道时，先与同辈学作诗文。故讲道之后，其往来论学书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动合古文体格，虽识见之高，学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平日一番简练揣摩也。”据此可见文章发挥道妙，其功效之见于论学者，固当首及之矣。
二曰匡时。古人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教化。圣贤经典，无不与政治有关。是以为文章者，必有陈古风今之思，本其心之沉郁，而达以笔之委婉，乃可以动人，可以救世。顾亭林《日知录》云：“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唐白居易《与元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案《杜工部集》中，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三吏”、“三别”、前后《出塞》《兵车行》《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诸篇，其闵时愤俗之怀，沉郁悲壮，往往足以继变风变雅，故当时号为“诗史”。苏东坡亦评其诗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然则，因所遭之时，或颂其美，或刺其失；当王泽寖衰，犹思匡而正之，追而复之，近救一时，远垂万世，斯又文章之功效也。
三曰纪事。夫立乎千百世之后，而追溯千百世以前，其为时也远矣。乃举凡贤君相之丰功骏业，名儒之至德要道，莫不可以穷原竟委，历历言之，非有高文为之叙述，何以臻此？昔韩退之《答崔立之（斯立）书》，自言“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所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虽《答刘秀才论史书》有“仆虽呆，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之”之语，而柳子厚遗之书云：“若退之如此，则唐之史述，卒无可托。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此可见其文不高，不能为史；即为之，亦必不能令人传习而脍炙之也。是以退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历陈二《典》《禹贡》《盘庚》、五《诰》《元鸟》《长发》《清庙》《臣工》、大小二《雅》，以为“皆由辞事相称，善并美具，乃号以为经，从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李习之《答皇甫湜书》云：“仆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惟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二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功，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足下读范晔《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温习哉？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必然也。”欧阳永叔跋《唐田布碑》云：“今有道史汉时事，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曾子固《寄欧阳舍人书》，又谓“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不可以作铭”，且申之云：“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虞道园（集）《跋张方先生传后》云（案：方字未详）：“史臣书事，惟战功、文学、治术则易书，隐君子之为德则难言也。太史公书《伯夷传》，载许由之冢；《东汉书·黄叔度传》，其文虽不及于司马氏，而能使后世拟叔度为颜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难事乎！”呜呼！欧阳公有言：盛衰生死之际不足道，“惟为善者能有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然则，使古今事业磊磊轩天地者不致沉没，斯又文章之功效也。
四曰达情。昔人云：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情之在人，正所以灵于万物者也。《诗·七月·毛传》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文心雕龙·物色》篇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元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元驹、丹鸟，并见《夏小正》。元驹，蚁也；丹鸟，萤也）。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钟仲伟（嵘）《诗品》云：“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日祁寒，斯四候之感诸咏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从戎，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城。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由此观之，古人性情，未有不见于文字者，故《文赋》云：“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退之《送孟东野序》云：“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然此犹言情之在一己者耳。若夫由己及人，而使彼此之间，洞然无阂，如汉文帝之《与南越王赵佗书》、光武之《与窦融书》，皆以一纸定边陲，力量视十万劲兵，有过之无不及。唐德宗兴元大赦诏，感人之捷亦然。而历代词令施于邻国者，可类推矣。然则情之所及，无论近远，放之皆准，感而遂通，斯又文章之功效也。
五曰观人。《礼记·乐记》云：“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魏文帝《典论》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惜抱先生《与陈硕士书》云：“作诗者，苟天才与其体性不近，不必强之。大抵其才驰骋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而澹远者，宜五言。虽不可尽以此论拘，而大概似之矣。”据此，则人之性情、才气、志操、学业，固各有所宜。惟然，故观其文可以知其人也。昔孔子言：“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又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先进》）又曰：“不以言举人。”（《卫灵》）此特就苟以欺人于一时者言之耳。若其平生所著，则心术隐微，必有流露于字里行间而不能掩者。试观子厚谓“慷慨自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与韩愈论史书》），故退之之文，莫不奇崛；而如《祭郑夫人文》《祭十二郎文》《韩滂墓志铭》《女挐圹铭》，乃至性缠绵，读之令人涕下，故李习之又谓其“孝友慈祥”（《外姑韦夫人墓志》）。苏子由（辙）谓欧阳公“议论宏辨，容貌秀伟”（《上枢密韩太尉书》），故永叔之文，莫不深婉；而如与范司谏（仲淹）、高司谏（若讷）两书，乃凛然有不可犯之色，故王介甫又谓其“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祭欧阳文忠公文》）。虞道园《跋欧曾二公帖》云：“欧阳公著书，所以资僚友之考订者，谦至而周悉；曾公家书，所以告语其嫂者，忠爱而敦笃。所谓盛代之德人、文学之师表也。学者因翰墨而想象其词气，因词气而涵泳其德业，所得不既多乎？”此正见文章可以得人之真相与其全量也。不然，何以《书》言“敷奏以言”（《尧典》）、《礼》言“或以言扬”（《文王世子》）哉！是以《日知录》云：“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词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澹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然自表襮而为言者，伪也。”方望溪《与刘言洁书》云：“道之不闻，而其言传，自古及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则无是，而强为闻道之言，则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传也，人能知其伪。”夫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然而观其所言，即可以知其所蕴，斯又文章之功效也。
六曰博物。夫博物之书，莫如《尔雅》。今观所述，不外《诗》《书》《礼》《乐》四端，盖皆宇宙之大文也。自兹而降，莫如屈、宋、扬、马之词赋。是以《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又云：“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及韩退之出，乃更以诗赋所长，入于散体文中，是以《上兵部李侍郎书》云：“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晓。”至《送高闲上人序》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此虽论草书，而行文之妙，亦犹是矣。柳子厚《愚溪诗序》云：“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欧阳公《六一诗话》载梅圣俞论诗云：“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引严维诗“柳塘春意漫，花坞夕阳迟”，以为“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苏子瞻评诗人写物云：“‘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花》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延年）《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又书参寥（憎道潜）论杜诗云：“老杜诗‘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叶少蕴（梦得）《石林诗话》云：“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自文学家有此境，于是赋物之工，诚如《文赋》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者，斯又文章之功效也。
以上所陈六者，皆彰明较著之大端。自今以往，世局日新，人事日多，而所以助文章而生其波澜意态者日广，则其功效必日著，是在有志兹学者扩而充之、神而明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