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 Think访谈时，曾经做出了一个大胆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
关于地球毁灭，霍金肯定地指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资源耗尽。而资源耗尽的原因，则根源于人类天性中的基因遗传密码：一是自私，二是贪婪。
霍金说：“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我们已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事件。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不要以为霍金在危言耸听，事实上，澳大利亚著名微生物教授弗兰克·芬纳宣称更加悲观：“人类将在100年内灭绝。”比这个更悲观的是牛顿在1704年手稿上的记录，认为这个世界将于2060年结束。更加不容乐观的是，科学家发现2030年前后太阳会进入一个休眠期，到时候地球上会出现一个迷你冰河期，而这将是距离最近、对人类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请注意，科学家不是在讲故事，除了和外星人接触、移民外星球，有点脑洞大开，其他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人类对于地球资源的掠夺，的确是太过于无休无止，而人类的自私和贪婪也的确太过于无穷无尽了！
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目前正对全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最大威胁的全球变暖。这是人类在过去一二百年间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全球变暖的危害显而易见：一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科学家预测，如果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架继续融化，到2100年，海平面将比现在高出6米。这将淹没许多印尼的热带岛屿和低洼地区，以及迈阿密、纽约市的曼哈顿和孟加拉国。在21世纪，蒙大拿州国家公园的冰川已经严重削减。另外，喜马拉雅冰川是恒河水的主要来源。恒河为5亿人提供饮用水和灌溉水，据说现在每年水量以37米的速度减少。二是干旱和炎热。2003年，横扫欧洲的致命热浪害死了约3.5万人。在最近的50到100年中，酷热热浪的发生频率比往常高出了两到四倍。据预测，在未来40年中，还会有高过100倍的情况出现。酷热带来干旱，随着气候变暖，专家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降水量可能继续减少，估计那时的情况会很可怕。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到2020年，0.75亿至2.5亿的非洲人可能会遭遇水资源短缺，而非洲大陆的农业产量将下降50%。专家预测，持续的热浪会导致火灾发生的频率增多，还会有相关疾病出现，地球的平均气温也会升高。三是暴风雨和水灾。在短短30年里，四级到五级强烈飓风的发生频率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905年到2005年，飓风发生的频率稳固上升。1905年到1930年间，平均每年约有3.5次飓风；1931年到1994年间，平均每年约有5.1次；而1995年到2005年间，平均每年就有8.4次飓风了。四是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新生的或复发的病毒正在迅速传播中，它们会生存在跟以往不同的国家中，一些热带疾病也可能在寒冷的地方发生。比如蚊子就使加拿大人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每年大约有15万人死于跟气候变化相关的疾病，气温变暖增加了烟雾的生成，例如在中国人们就倍受雾霾的困扰，呼吸系统发病人数大幅增加。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气候变暖，是人类对地球资源疯狂掠夺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自然所给出的最直接反应，是对人类的惩戒和警告！
面对这种惩戒和警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人类已经团结起来，世界气候大会已经多次召开，各个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都制定了目标，给出了承诺。
但我们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回归它的源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比当初更好的方法，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呢？
在最本质的源头上，霍金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人类遗传基因中的“自私”和“贪婪”两大基因，造成了今天乃至未来的恶劣局面。人类自身必须对此负责。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大可不必为此就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毕竟，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集体面对危机，人类从诞生以来的几千几万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面对这样的危机。从远古时代的大洪水，到后来所历经的无数次的饥饿、灾荒、瘟疫，还有永远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我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可怕幽灵——战争。人类从来都是在忧患与苦难中蹒跚前行，而人类从来都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没有停止过欢乐和歌唱，在苦难的土壤里孕育出了最美丽的花朵：音乐、舞蹈、诗歌、绘画、建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接力棒一样地延续着，人类文明的大厦一砖一瓦汇成了今天的璀璨！
所以，人类绝不仅仅只有自私和贪婪的基因，人类还有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一面，有着温暖的、积极的、令我们可以自豪和骄傲的基因。只不过，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批判的理性思维基础上，因此习惯从阴暗面也就是反面去看问题；而东方文明是建立在肯定的感性思维基础上，习惯从光明面也就是正面去看问题。西方人看到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东方人则看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以中华民族的先民为例，从炎黄二帝、尧舜禹汤一直到文武周公，到最后集大成者的孔子，对此明确表述定义为“和”与“仁”。这也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理念支撑。
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和平。实际上“和”是一个动态的词语，有着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和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以及社会上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合，并不是否认自我的存在，而是求同存异，最大程度上达成一致。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据说角像鹿，头如驼，眼睛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像牛。这样一个只能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秘动物，根本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恐龙，认为中华民族以恐龙作为图腾给人以残暴、凶猛，崇尚武力的错觉，事实上，中华民族以这么一个并不存在的动物作为图腾，恰恰展示了一种“和合”的核心理念，忠实地记载了在炎黄、蚩尤等部落融合之初，各个民族的图腾保留一点特色，最后集合成了“龙”。“龙”就是和合的象征。
第二个层次是和谐。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产生了“敬天”的观念。敬天，不是指将天地鬼神的观念凌驾于人之上，而是通过对“天”创造万物德泽的确认，进一步发现人的自我价值。“敬天”方能“爱人”。每个个体的生命当然都很珍贵，但更珍贵的是能够学习“天”，去无私地爱更多的人，爱所有人，爱所有天地创生的生命。“天人合一”是我们祖先对自己和自然所能达到的和谐关系的最好描述，也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
第三个层次是和平。和平，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各个民族的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文明能够共生共存，互相交流借鉴，一起发展，而不是彼此冲突，争斗不休，一起毁灭。这一理想的境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自己的八十岁寿辰上用十六个字给予了描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古代，中国人就已经提出了大同思想。《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同样，“仁”也不是一个静态的词语，而是有着丰富的不同层次内容。
仁，《说文解字》作“从人，从二”。从人，从二，都是人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于众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人与人是一个互相连接的整体，必须将个人放在整体中去考量和定义。
仁的第一个层次是爱自己。一个人必须首先自爱，懂得对自我生命的尊敬。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护，很难想象他会去爱护别人。当然爱自己不是一味纵容，而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所谓的“诚意正心”“慎独”都是作为一个君子对自己的基本规范。而成为“君子”是“仁”在你的身上生发的第一步，只有先从内在生根发芽，然后才能扩充出来，泽及你之外的其他人。
仁的第二个层次是爱人。爱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的家族亲戚。二是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爱自己的同学、朋友，从左邻右舍到乡里乡亲，最后扩充到整个国家，乃至于天下。
仁的第三个层次是爱万物。不但爱人，还要爱惜天地宇宙所创造的一切。一花一草，皆有生命；山川河流，皆为有情。要将众生的苦楚看作自己的苦楚；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看成自己遭受的损失，与整个的天地宇宙同命运、共呼吸，这样的仁才算是达到了最高层次和境界。
总之，“和”与“仁”的基因，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延续了几千年，从而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从古代绵延到现在唯一存在的、活着的文明。
也正因如此，在“和”与“仁”的土壤里，一切文化无不被打上了印记。
农耕文化不用说了，整个文化的体系就是建立在“和”与“仁”的根脉上；就连处于弱势，一向不被重视的商业文化，也是以此为根，壮大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史，离不开这两个字：
一是“和”。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国古代商人深知“和”的重要性。和为什么能生财？就因为贸易必定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这是公平交易的前提。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就会因为不公和愤怒而演变成冲突，最后升级成为战争。
因此，中国古代商人的第一个精神就是“贵和”。
二是“义”。中国古代商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以义取利、义利并举、见利思义。这一点或许让人奇怪，为什么商人第一重视的不是利，而是义呢？商人当然要追逐利润，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但是如果人人都只追求利润，就会形成“争利”，就会为了利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手段都用出来，尔虞我诈，甚至造假售假，就会造成整体商业环境的混乱、无序乃至失衡。
“义利之辨”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从孔子高足子贡开始，义利就被联系在一起，从此密不可分。义有两层意思：一是公共，二是合宜。公共利益就是天下人的利益，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合宜就是利润的追逐不能无休无止，更不能竭泽而渔，而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限度，以维护整体的商业环境。在古代，陶朱公提出了“什一之利”，就是十分利润只取一分。后来，子贡继承了孔子思想“以义取利”，再后来演变成“见利思义”等，那种对不法商人批评“见利忘义”，恰恰说明了商人群体对“义”的尊重。这一传统延续到今天，很多老字号如“同仁堂”“全聚德”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遭遇西方商业文化的入侵，战争的频繁发生和中国的一次次战败，让中国文化被迫发生了变化，农耕文化的重心和根基发生了动摇，商业文化被日益重视，商人精神也得以在时代嬗变中，焕发出了最旺盛的生命活力，当然也继续继承了传统文化精髓。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来，商人精神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担当！
敢于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来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但是进入近代以来，士大夫已经不能救国救民，这一振兴国家、与外国列强进行“商战”的重任落在了商人身上，实业报国、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振兴工商，提高经济实力来提高国力，对抗列强，商人在这一时期以“儒魂商才”作为自我驱动的动力，展示了惊人的活力、创造力和生命力。商人精神也因为注入了“担当”这一核心理念，而变得从来没有过的旺盛和强健，从个人追逐的蝇头小利到家国之利，商人的自我价值第一次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真正意义上得到了确认。从建立自我、实现自我开始，向着无我的境界昂首阔步挺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性质的商业活动一度绝迹，但是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以近乎运动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商业精神，这就是“家国情怀”。这同样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萌发了新的生机。“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人此前只是在理想里描述的境界，开始在现实中描绘蓝图了。“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新追求，中国商业文化以崭新的姿态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如今已经将近40年。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从农耕文化向商业文化过渡转型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开始真正走向全球，为登上世界舞台中心而努力的一个新奋斗过程。中国商人又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历史推动者的角色，商人精神再结硕果：
一是敢拼敢赢。从南方沿海地区开始蓬勃起来的商人精神，带来了“爱拼才会赢”的不屈不挠的进取基因。中国商人从来都不惮于环境的险恶，不害怕任何竞争对手，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水分和阳光，就要萌芽。古代的十大商帮、近现代的华商、改革开放后的“走出去”一代又一代商人，无不用行动和成就生动地诠释了“敢拼敢赢”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是诚信。中国古代商人就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后来商跟儒创造性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儒商，儒商对“信”的追求成为一个鲜明特色。“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信，是商人的声誉，甚至超过了生命。中国的家族企业虽然都通过血缘来维持财富的传递，但是真正支撑不倒的不是血缘，而是诚信。诚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创新。有人回首改革开放近40年，发现中国人最擅长的是模仿，是跟风，是“山寨”，由此认为中国人不善于创新。他们忘记了，是中国人率先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不管是在农耕技术方面，还是在航海贸易方面，中国人都领先于世界。中国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差，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和”与“仁”的内在稳定和趋于保守，使得我们更多侧重于防御，侧重于内向而不是攻击性、外向性的，因此在近代以来才被西方领先，中国陷入被动落后。这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因此说中国人不善于创新。实际上我们40年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赶超和国家的“和平崛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国模式都是创新。
中国商人普遍被认为善于模仿，其实德鲁克早就指出，“创造性模仿”也是一种创新。何况对商人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模仿与原创，而只是要追求利润，并且中国商人还有一个注重不同的追求，就是利他主义。和西方人的“利己”主义不同，中国商人是追求“利他”的，这是儒家伦理对中国商人精神的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请进来”之后，已经开始大规模“走出去”，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有企业，纷纷“出海”，开启了全球化征程。中国正在尝试扮演起领导全球化的新角色，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除了雄厚的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五千年文化底蕴。
当然了，这个机会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但也是必须做出改变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要有更多的自信，也要有更大的担当，中国企业家精神将因时而变、顺势而变，但是变中又有不变。变的是形式和内容，不变的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
这个“根”和“魂”，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岁月里，所积累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以仁爱和平为核心的“义利观”；就是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仁人志士所共同怀有的“家国情怀”；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诞生，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波澜壮阔进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这是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肯定，更是期许。中国企业家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定的步伐，奋力迈向世界舞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提供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主动担当，为青山绿水的美丽中国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企业家群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为这样伟大的初心和使命奉献力量，是无上的光荣，更是必须担当的责任！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企业家群体将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信党的话，跟党走，以“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姿态继续前进，中国企业家精神必将再结硕果！这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心声，也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