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情人节，我笑着对阿南说，如果你爱我，就跳进海里证明给我看。
一、烟：子安
我需要熬夜的时候会抽烟。
细长褐色的MORE很小资，越抽越苦。我习惯盘腿坐在地上，不间断地抽上半包。
屋里有很亮的日光灯，但我抽烟时不开，我开一盏悬在半空的淡黄色的灯泡，那是子安给我装的，我抬起手就能拍到。
我拍它一下，它就晃来晃去，我的影子在地上从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一段烟灰落定。
有足够的精神我就打开日光灯、电脑、音响开始写稿，我给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写不署名的稿子，有时也给研究生和需要评职称的公务员写。
后者出手比较大方，但不好写，也不常有。
子安常常质疑我这种工作方式，我永远只用一个理由敷衍他：我需要钱。
“不要太晚，明天要上班。”他在睡前给我发的信息里说。
我没回他。
我跟他说我每天迟到，那是骗他的，其实除了请假，我早上从来都是第一个到公司。那是我当乖孩子时养成的习惯，改不了。
嗯，我也当过乖孩子，别看我又抽烟又喝酒，有时还打架。当然我向他隐瞒了这些，他认为我就只是任性了一点，现实的同时有点理想，需要一个人照顾，而这个人就是他曹子安。
曹子安说，曹子安和萧情，是刚好的一对。
萧情是我，一个女子的名字。嗜酒如命，但已经三年没有喝过；没有烟瘾，但偶然会接连抽上半包。
我白天任职广告公司，专门替超市、商场做产品画册。
在客户规定的时间前，我要把他们交来的照片中的产品用PS剪切出来，接着粘贴到画册框架上，输入产品名称、价格，再标上特大号的“超低价”或者“限量发售”，然后转曲线输出。
最后联系输出公司、出胶片、打样、印刷、收付款等工作别人会负责。
我喜欢这项工作，无需动脑筋，同时也繁忙，没有他想的空间，因为他们不会给我太多时间，通常一两天剪切几百乃至上千件产品。
子安却不喜欢，我向他表明我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他也不相信，然而他自信他可以养得起我，希望我结婚后可以辞掉工作，并放弃业余写那些偏门的稿件，劝我最好去他店里帮忙。
我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
结婚是我说的。
当时我无精打采地卷着腿躺在他的大众牌轿车后座上，越过座椅可以看到他的半边后脑壳。
他把车很宝贝地保养着，总是开得很慢很稳，车内放薰衣草味的固体香薰，座椅擦得微微泛着皮革的哑光，如果碰上雨天，则要买一份报纸在车厢里铺上才会踩进去。
没有开窗，闷闷的香味熏得我昏昏欲睡，我有点神志不清，然后想这样也是不错的，他开车，我在后面无所事事地睡觉。
我就说：“曹子安，我们结婚吧。”
他答应了，只是条件是我要把日子过好。
他不知道其实规律混乱的生活我才过得心安理得。我习惯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能消耗的地方，不断地上班写稿瞎逛，躺下便入睡，从不停顿。
二、茶：常风
我可以睡得很沉，然而不稳，任何声音都可以让我马上清醒。我在9点前接到常风的电话，我听见的时候以为是闹钟。
我睁开眼，看见被晒得通透的淡黄色窗帘，心想今天天气好啊。
然后我认识到响的不是闹钟，于是我接了那串陌生的号码，我问是谁呢。
我其实可以听出他的声音，但我要他自己报上名字来。
常风说，他来看看我。
他从没找过我，这是第一次，他的号码，纪平告诉过我，我没有储存。
我觉得他早晚是要找我的，而我则不要找他。那不为什么，我就这么觉得。我们终究是应该见一次的。
我们约在学校正门对着的一家红茶馆，10点。我算着时间出门，还是去早了点，下车时9点50分。我踱进书店，一直呆到10点10分才出来。
我买了份《南方周末》卷在手里虚按在头上横过马路，我总是走在疾行着的车前，因为我不怕死。遗憾的是他们从不敢撞我，大概我时候未到。
马路中央混着汽油味道的风很狂很燥，我忽然感觉我像极了中世纪欧洲被烧死的异教徒。
我径直逼近红茶馆的落地玻璃窗，摘下墨镜，等坐在里面的男人转过脸来就可以看见我。
我们隔着玻璃打量对方，他穿很整洁的白衬衣，胡碴零落，头发不长了，一根根竖得笔直。我曾经爱他的干净利落爱得要命，如今他也不过如此。
但我想我在他眼里也不大好看吧，几年前，我曾经想如果我们再见，我可以烫很长的卷发，穿白色的翻领衬衣、白棉布裙和白色的系带布鞋出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毫无特色。
今天天气是真的好。
我坐在常风对面，他给我点很大杯的冰淇淋，上面淋灿烂的染色水果糖浆。
我笑说：“这么大。”
他说：“我怕小了不够吃。”
我说：“我现在常喝茶。”
“喝茶好……你不上班？”
“不上……”我将杯里的草莓从这边拨到那边，我说，“你不上？”
“我来培训。”
“培训好，有空多走走。”我摸出手机翻找着号码，“你找纪平了吗，我给她打个电话。”
“哦……我打过，她在忙，我约了她晚上。纪平说，你都很忙？”
女招待送来一份法式餐包，那种又干又硬的小面包。他让了让身子，目光从女招待的手上移到我脸上，说：“我有点饿，你吃早餐了吗？”
我摇头：“不吃。不习惯。”
“不吃不好。”他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女招待，让她送来一份餐单。
我没说好，也没拒绝，我想起他问我是否很忙，就说：“我没什么忙不忙，瞎混，混日子。”
“嗯，大家都一样。”他一边往餐包上涂着牛油，一边说：“要点吗……嗯，那你自己看看吃点什么，我不客气了……前些天，我给阿南他弟打过电话。”
“哦。”
“他今年考大学，据说考得还可以。”
女招待正好送来餐单，我接过翻看着，接着举在胸前也让他看：“这份餐单还是纪平兼职给他们做的，这个正方形的开本还是我给她出的主意。你看，他们还没换。”
“嗯，我记得她以前说过这事。她现在很少搞这个了吧。”
“很少了。闹着玩的，那阵子廉价啊，做这个他们才给了她200，还改来改去怪折腾的，她通宵了三个晚上。”
“嗯，她自己高兴也好……对了，阿南他弟跟我说，他收到过几回钱。”
我扬着头没听他说话，接着把餐单举得很高。
这个时间的红茶馆里客人稀少，店员们都聚在柜台闲聊，没有谁注意到我。
常风便从我手上接过餐单，回身叫了一声，女招待小跑着过来了，她脸上化很淡的妆，笑得很职业。
我点了一碗白粥。他问够了？我说可以了。我看见他碟子里扔着咬了一口的面包，我问他怎么不吃了。他说太干。说完他笑了。
好一阵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直到女招待送来白粥，我打破了沉默。
我说：“他神经病，脑子进水了。”
说完我也笑了。
三、曲：纪平
我在很小的时候常梦见自己是一名武林高手，威风凛凛地锄强扶弱。
不知为什么，在2004年，我又重新开始做这些梦，我依旧穿着儿时梦里的飘飘白衣，面容也不是我如今的憔悴枯黄，而是那时就总是梦到的清巧靓丽。
然而我感觉不同了，我好像丢失了一些什么，我在梦里诚惶诚恐。
比如有一次，我卷入了一场江湖仇杀，仇家们追杀着我，我施展轻功，跑在他们前面。梦里的我双脚缓慢地移动，我着急得可以，可是奇怪的是他们都追不上我。
我稍稍轻松了一些，但不一会我就跑到了一堵墙前，我以为我可以利用轻功一跃而过，结果却办不到。
我往上跳了一次、两次、三次，我总是办不到。
我急得哭了，我哭着醒了。我从床上一下子坐起来，脸是湿的。
我正对着一扇敞开的窗坐着，淡黄色的碎花窗帘很轻很薄，和我的床单、被套和枕套是一样的布料。
床的右边依次是一只金黄间条的小号便捷衣柜和一套带书架的木质桌椅，桌面前一天晚上残留的饼干屑和咖啡迹已清理干净，电脑放着柔柔的钢琴曲，《kiss the rain》。
窗口的左边，伸向门口和洗手间的通道前的屋角放了一张带脚轮的双层木桌，也是原木色的，底层放盛着餐具的仿藤塑篮、电饭锅和电磁炉套装。
但我不在屋里做饭，纪平担心油烟太难清理，她用脚手架在屋外的走廊上钉了一个小小的平台，可以给我将就着炒菜。
纪平喜欢淡色和浅浅的简洁的花纹，她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会让人每天早上醒来都有暖暖的心情。
她正坐在我床前，往一幅浅黄色的布上绣蓝的绿的红的热带鱼，完成以后可以挂在书桌前，一进门抬头就可以看到。
她听见我醒来抬起脸看我，用手指替我把泪擦了。
“怎么了？”她问我时禁不住笑了。
我也笑着摇了摇头，我只是摇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知道我在做梦的。
她擦完泪的手顺势探了探我的额，说：“好像退烧了……”
她走到书桌前取了水和药让我服下，在得到我不想再睡的答复后，抱了米和锅到走廊外熬粥。
从窗口看出去，对面楼房的一角可以看到八月天在傍晚降落着淡红的光晕。我专心致志地看这一角，好像我看着看着就可以往里面填进一些什么，而实际上我脑里很空很空。
八月走到尽头纪平将到一所职业中学教授平面设计，而我在第二年递交毕业设计之前，可以先到纪平给我联系的一家广告公司做画册。
那年的二月底我患了中度的神经衰弱，没有在该毕业的时候毕业，他们替我争取到了学院的同意，我可以推迟一年完成毕业设计，再领取毕业证书。
2004年以前我和纪平一直说好合伙开一场毕业展。我们都说说就算了。
2004年的夏天，我一无所有地面对着将来，温和而无能为力地将日子一天天推进。
我在回想那个八月的傍晚的时候，觉得那种淡然绝望得如此满足。
我们除了彼此，辛苦经营的生活找不到安慰，幸好我们还有彼此。
或者更确切地说，幸好我还有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