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有座山，名字叫崀山；崀山之下有条江，名叫夫夷江；夫夷江畔有座城，名字叫新宁。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座新宁小城说起。
新宁偏处湘南山区，在古代是真正的蛮荒之地，从没出过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可是，到了近代，新宁出现了人才井喷的现象。湘军的重要创始人江忠源以及晚清重臣刘长佑、刘坤一等人，都是从这里出发，走向历史舞台的。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近代新宁之所以出人才多，是因为这里很乱，农民起义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李沅发起义。
1849年夏天，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都遭遇了洪灾，新宁受灾尤其严重，饥民很多。为了生存，饥民们聚集到一起，成立把子会，干起了打土豪、分粮食的事业。把子会的带头大哥，即是李沅发。
把子会在新宁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官府的警觉，新宁知县万鼎丞设计捉去了把子会的两名重要骨干。李沅发为救两人，率领会众杀进新宁城，斩杀万鼎丞并迅速控制住新宁城周边的重要据点。
为了积聚财力与清军长期抗衡，李沅发派会众在城内挨家挨户地清缴地主豪绅家的财产。新宁城内的地主豪绅们，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好几家家产被抄，人也被杀。
正因为这一番打土豪的行动，引出了新宁城内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人便是日后的湘军名将刘长佑。
在包公戏里面，包公总是一张黑脸。但其实，历史上的包拯脸并不黑。当然，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以身体黑为重要标志的历史名人，刘长佑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刘黑炭”，虽然黑，但性格和包公完全不同。刘长佑性格谦和、仁慈，带兵三十年，没有诛杀一位将佐。按照常理来说，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是很难成为名将的。湘军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李元度就是一位对部下太过放纵的将领，因此经常打败仗，最终被曾国藩定性为“终非名将”。刘长佑虽然也一样对部下管教不严，但他的仁慈已经达到了可以感化部下的程度，部下都不忍欺负他，都愿意自觉遵守军纪，严格按照军令行事。最终，刘长佑带出来的军队，打了不少胜仗。刘长佑也凭借着这些“战功”，步步高升，最终成了重要的封疆大吏。
刘长佑自小就和另一位日后的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要好，后来就读岳麓书院期间又结识了日后的湘军名将席宝田，又辅导日后湘军的另一位名将刘坤一的功课。江忠源、刘长佑、席宝田、刘坤一，这四位是日后湘军江刘一系的骨干将领，而刘长佑是其中的重要纽带。
李沅发派人查抄新宁城内富豪的财产，刘长佑的父亲是生意人，家里钱财不少，因而势必成为起义军查抄的对象。于是，刘长佑带领家人，趁乱逃出城，去农村暂避。邻居刘坤一一家随后也逃了出来。
刘坤一是刘长佑的族叔，却比刘长佑年幼不少。他长期跟随刘长佑在岳麓书院读书，算得上是刘长佑的弟子。
刘坤一十分仰慕刘长佑，他所作的文章，写完之后一定要请刘长佑批改，甄别高下，而刘长佑则对刘坤一寄予厚望，尽其所能谆谆教诲。刘坤一年轻气盛，有时候不服刘长佑的教训，但刘长佑丝毫不生气，继续栽培他。除了作文以外，刘长佑还在为人处世等许多方面给予了刘坤一不少的教育。日后功成名就，青出于蓝的刘坤一提及青年时期刘长佑对他的教诲，依旧充满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李鸿章对待曾国藩一样。
刘坤一在早期湘军中名气并不大，但后来却成为湘军将帅中对晚清政局影响最大的三位人物之一。另两位即曾国藩、左宗棠。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为了使宝庆知府早日得知新宁被起义军攻陷的消息，赶紧派兵前来镇压起义军，刘坤一的父亲派刘长佑、刘坤一星夜前往宝庆府城，将新宁城内发生的巨变告诉知府。
宝庆知府听完刘长佑、刘坤一两人的陈述后，大惊，当即命令刘长佑、刘坤一集合团练攻城，等待朝廷正规军的到来。
说到新宁县的团练，我们不得不提及另一位湘军中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江忠源。新宁城的这支团练，就是江忠源一手缔造的。
江忠源出身一个读书世家。受当时风行湖南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江忠源不怎么看重科举，讨厌背经书，而喜欢读那些有助于安邦定国的书。
1837年，江忠源考中举人。与他一起中举的，有后来湘军中的重要人物郭嵩焘。这层人脉关系，对江忠源日后的人生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中了举，并且是新宁县开天辟地的第一个举人，但江忠源并不是什么“好学生”。他喜欢赌博，为了赌，连身上的衣服都可以当掉。他又喜欢打抱不平，为了义气可以不顾国法道德。因为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江忠源不为“正人君子”所喜欢。在文化人的圈子中，江忠源是个被排斥的另类人物。
直到江忠源遇到曾国藩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江忠源和郭嵩焘是同年，而郭嵩焘则是曾国藩的结拜弟兄，因而，三人同在京城期间，郭嵩焘将江忠源介绍给了曾国藩。
江忠源本来是不乐意去见曾国藩的，因为他知道曾国藩是出了名的喜欢克制欲望的“圣人”，而他最讨厌的，就是礼法约束。然而见到曾国藩之后，他的看法改变了。曾国藩并没有和他谈大道理，而是和他聊起了市井中的一些趣闻。江忠源觉得曾国藩这个人有意思，于是拜他为师。曾国藩也认为江忠源是百年一遇的人才，对他刮目相看。这两位日后重要的湘军创始人，他们的人生命运，就这么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
当时，湖南连年灾荒，饿殍遍野，被逼无奈铤而走险的人很多。江忠源知道天下即将大乱，因而对曾国藩说：“新宁秘密结社的情况很普遍，随时可能造反。”当时的曾国藩对社会形势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他并不相信江忠源的判断。
虽然曾国藩不信，但江忠源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到家乡新宁后，江忠源开始了他的团练生涯。他召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反复陈说团练的重要性。不少人响应江忠源的号召，新宁县的第一支团练武装就这么产生了。
清朝夺取天下，靠的是八旗和绿营。当时，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支队伍都腐化了。对江忠源这样的汉人来说，对绿营的感受往往更深一些。江忠源深知绿营的弊端，当他开始举办团练的时候，他就发誓要造就一支与绿营完全不一样的队伍。
江忠源的团练与八旗、绿营最大的区别在于加强了思想教育。每月初一，江忠源召集团众，反复陈说所谓的忠义思想，使团众明白作战的意义，从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胜则同庆，败则相救。
江忠源的心血并没有白费，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新宁的团练已经初成规模。1847年，江忠源正是凭借着这支团练队伍，帮助清廷镇压了雷再浩起义。
由于领导镇压雷再浩起义，江忠源得到清廷褒赏，当上了知县。李沅发率众攻陷新宁的时候，江忠源正在浙江做官。不过，江家并不止江忠源一个人有着名将的潜质，他的几个弟弟也都是厉害角色。江忠源不在，他的弟弟领导团练，也足以和李沅发周旋。
当时，江忠源的大弟弟江忠濬在浙江陪同哥哥。于是，江忠源的第二个弟弟江忠济成了新宁团练的主管者。江忠济在江忠源四兄弟当中，是最能打的。但这个人比较势利，贪图眼前的小利益，没有长远的眼光。
当刘长佑、刘坤一奉宝庆知府之命，回新宁组织团练镇压起义军的时候，他们首先找到的就是江忠济。江忠济听了刘长佑的讲述后，立即集合团练，向新宁城扑去。
这时候，另一支团练部队也杀向了新宁县城。他们的首领，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湘军名将李续宾。
李续宾是湖南湘乡人，性格沉默坚毅，成天不说话，但只要一张嘴，那就是至理名言，做事能够沉住气，时机不到决不出手。他的这个性格，类似汉朝初期的名将周勃，按照《史记》的说法，这种性格叫作“重厚少文”。
湘军名将大多是书生从戎，虽然征战沙场多年，但武功依旧很差。李续宾是个例外。李续宾虽然也是书生，但未从军之前他的武功就很高。传说他能举起重达三百斤的物品，能拉开三石弓，并且百步穿杨。总之，这位李续宾，是个关云长式的人物，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完全不同的。
李续宾在未从军之前，就与日后的许多湘军名将有了紧密的联系。李续宾父亲六十寿辰，罗泽南、王錱、刘蓉、刘典、杨昌濬、萧启江等人都来贺喜，这些人日后都是湘军名将。1848年，李续宾去县城缴纳赋税，正好碰上来县城办事的日后湘军水师的重要将领杨载福，两人一见如故，虽然没有结拜，但感情胜似兄弟。李续宾是将这些日后的湘军名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李续宾是湘军诸将当中最早举办团练的一位。在李沅发起义爆发前十年，李续宾就拉起了一支团练队伍，比江忠源组建新宁团练还要早几年。
当时，湘乡、邵阳之间很不安宁。李续宾家的生意主要在邵阳，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了保护生意，李续宾的父亲倡导办理团练，但响应的人很少，事情很难办成。
见父亲的团练事业毫无起色，李续宾主动承担起了往返联络的职责。1839年，他往返湘乡、邵阳之间十余次，终于将团练办成了。虽然大家推举李续宾的哥哥李续家为团练总负责人，但实际上管事的是李续宾。后来，李续家忙于生意，无暇照料团练，李续宾就成了湘乡、邵阳团练的主管。
李沅发起义的消息传到邵阳县，引起了极大的骚动。邵阳县内的官绅们都害怕起义军杀到邵阳来。邵阳县的教谕彭洋中是李续宾的好朋友，他劝李续宾率领团练前往新宁镇压起义。李续宾并不想掺和这件事。这时候，当时在邵阳做生意的李续家也写信来劝李续宾出马。李续宾这才下定决心，前往邵阳县。
李续宾来到邵阳县，对彭洋中说：“这些反贼是乌合之众，剿灭并不难，只是绿营兵无用，灭不了他们。我想招募一些农村壮丁，这些人保卫家乡的想法很强烈，肯定会尽力杀贼。”
邵阳本有团练的基础，所以招兵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仅仅三天工夫，就招募到了两百人。李续宾亲自教他们武艺。
这时候，刘长佑、江忠济率领的新宁团练已经杀向了新宁城。李续宾闻讯后，立即率领刚刚训练几天的邵阳团练，也杀向新宁。
两支团练部队杀到新宁城下，与起义军展开轮番厮杀。激战持续了个把月，双方都损失惨重，但谁也制伏不了谁。
这时候的清政府，由于制度弊端以及暮气沉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相当差。新宁团练与起义军打了一个多月，从湖南各地调来的绿营军队才陆续抵达新宁城外。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位日后的湘军名将，那就是湘军水师绝代双骄——彭玉麟和杨载福。
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出生在安徽。其父是基层官员，长期在安徽做官。其母是浙江人，随父母来到安徽，得以结识彭玉麟的父亲，并喜结良缘。
彭玉麟的母亲有个妹妹，名叫竹宾，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梅姑。梅姑是被彭玉麟外婆收养并抚养大的，与彭玉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在伦理上，依旧是彭玉麟的阿姨。
梅姑虽是彭玉麟的长辈，但年龄却比彭玉麟还小两岁。两人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玩，日久生情。彭玉麟喜欢画梅花。每当彭玉麟画梅的时候，竹宾便伏在一旁，一边看，一边帮彭玉麟磨墨。
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真挚的爱情，后来遭到了彭玉麟母亲的坚决反对。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彭玉麟很不满意母亲包办的婚姻，在儿子出生后即与妻子断绝关系。他的心里，只能容下梅姑一人，其他人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
梅姑在彭玉麟母亲的逼迫下嫁给别人，不久之后就因难产早逝。彭玉麟悲痛欲绝，发誓要为梅姑画一万幅梅花。后来，彭玉麟果然履行了他的誓言。他不停地画梅花，一生累计下来，作品超过了一万幅。
彭玉麟的梅花作品，和他那刚直的性格一样，有一种风骨隐含其中，不媚俗、不妥协。曾国藩特别欣赏彭玉麟所画的梅花，以能得到彭玉麟的梅花作品为荣。
青少年时期的彭玉麟，在感情上非常痛苦，在生活上也一样痛苦。就读石鼓书院期间，他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彭玉麟并不自暴自弃，他把安贫乐道的孔子弟子颜回当作自己的榜样，督促自己努力学习。
为了养家糊口，彭玉麟不得不去绿营军中当差。李沅发起义爆发后，当时护理湖南巡抚的湖南布政使万贡珍下令，从湖南各地抽调兵勇，前往新宁镇压起义。彭玉麟所在的衡阳协绿营部队正在抽调的部队中。之前，彭玉麟只是随军镇压过一些小股起义军，而这一次，他将真正受到战争的考验。
彭玉麟日后的重要搭档杨载福也在被抽调的绿营军队中。杨载福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其祖父参与镇压苗民起义，在永绥王瓜寨阵亡，同时阵亡的还有他的伯父。因为父亲和兄长的事迹，杨载福的父亲从军后，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一直做到守卫长城重要关隘的直隶独石口副将，成了响当当的从二品大员。
杨载福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骑射，武功很高。在湘军将领中，像他这样出身武将的，还有鲍超以及塔齐布、多隆阿等八旗将领。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作战勇猛。鲍超、塔齐布勇多于谋，而杨载福、多隆阿算得上智勇双全。
与生性刚直的彭玉麟不同，杨载福的性格比较谦和，与刘长佑类似。但他与刘长佑也有显著区别，那就是刘长佑治军不严，主要是以德服人；而杨载福治军很严，主要是以威严服人。
虽然绿营军中并不乏彭玉麟、杨载福这样的真正人才，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绿营腐化堕落、暮气沉重的现实。这些军队从湖南各地来到新宁后，对起义军形成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这些人根本不敢上阵杀敌，除了嗾使团练继续猛攻之外，他们什么也不会做。
新宁、邵阳两支团练在新宁城下遭到起义军的猛烈打击，始终攻不下城池。刘长佑觉得这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果断改变战术。他找来一些矿山的工人，挖掘地道。这是地道战术的第一次使用。以后，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都会反复使用这一战术。很多经典的攻坚战，像庐州之战、九江之战、安庆之战、江宁之战，都是地道战术与反地道战术的反复交锋。
团练战术的改变，令李沅发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候，起义军还面临着许多其他的困难。首先是城中的粮食已经快吃完了，粮食供给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其次是起义军的精锐力量，在与清军的厮杀中已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李沅发觉得，成功坚守新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突围。
镇压起义军的清军来自湖南各地，相互之间没什么配合，李沅发充分利用这一点，成功地率军冲出了包围圈，向湘桂边境的莽莽群山中挺进。
绿营兵打仗不行，“抢功”倒是蛮积极的。他们一边糊弄此时的湖南巡抚冯德馨，说起义军已经完全被消灭了；另一方面赶紧将正在追击起义军的两支团练队伍叫回来，将他们立即遣散。刘长佑、李续宾虽然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只得将团练遣散，回家休息。
这些绿营兵生怕团练抢走全歼起义军的大“功”，将团练打发走，却万万没想到，起义军主力尚存，于是打脸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起义军在大绢峒设伏，重创绿营兵，阵斩守备熊钊。大绢峒一战，给了绿营兵当头一棒。道光皇帝得知起义军主力仍在，大怒，命湖广总督裕泰火速前往湘南，主持镇压起义军。
皇帝亲自催促，裕泰当然不敢怠慢，赶紧来到湘南。说来也巧，当时裕泰手下的一名幕僚很欣赏刘长佑，多次向裕泰推荐刘长佑，而当时裕泰的住处，和刘长佑家相邻。于是，裕泰请人把刘长佑叫来。两人见面后，聊了许多。裕泰认为刘长佑是天下奇才，非常器重他。
刘长佑对裕泰说：“李沅发并没有什么长远的志向，我料定他折腾一番后，必然回到新宁。大人只要在新宁布下天罗地网，必能活捉李沅发。”
裕泰赞同刘长佑的看法，请刘长佑率领团练再次出征。刘长佑本不想再出山，但最终他还是被裕泰的诚意打动了，带领新宁团练第二次走上了镇压李沅发起义军的战场。这时候，彭玉麟也跟随绿营部队前来追击起义军。刘长佑与彭玉麟在群山之中的战场上相见，一见如故。这应该是彭玉麟日后能够进入曾国藩集团的重要因素。虽然向曾国藩推荐彭玉麟的是常豫，但很可能的是，在常豫之前，与曾国藩、彭玉麟关系都很紧密的刘长佑已经在二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这时候，清朝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即位。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上台也不例外。咸丰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很有革新朝政的气势。一方面，他命臣下直言不讳，指出他的缺点，愣头青曾国藩于是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弄得咸丰大怒，差点砍了曾国藩的脑袋。另一方面，咸丰加紧调兵遣将镇压李沅发起义。他命广西巡抚郑祖琛、贵州巡抚乔用迁与裕泰密切配合，迅速将起义镇压。于是，乔用迁把他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派到了湘桂黔边界的黎平。这个人，就是日后湘军的重要统帅胡林翼。
胡林翼出身一个书香世家，其父胡达源是进士。湘军将领中，父辈为进士的只有胡林翼一例。因此，论青少年时期家庭权势的显赫，其他湘军将领是远远比不上胡林翼的。
与不够聪明、性格内敛，又喜欢克制自己的曾国藩不同，胡林翼天赋很高，很聪明，性格豪爽开放。他们的这种性格的差异日后会表现在用兵打仗上。在决定湘军命运的重要战役太湖、潜山一战中，曾国藩就曾与胡林翼在战略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这部分内容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讲到。
湘军将领读书都有自己的偏好，胡林翼最喜欢读的是历史书。胡林翼擅长从历史书中总结行政经验，用于实践。胡林翼说：“历史书是历代圣贤寄托情怀的所在。无论政治、军事，还是财政、民生，历史书中都有。如果能仔细读读，辨别政策的优劣，那么日后经世致用的基础，就算打下了。”
胡林翼日后的所作所为，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无论是担任贵州地方官，还是担任湖北巡抚，胡林翼都把从历史书中学来的众多行政手段用到了实践当中，这是胡林翼能够成功的关键。
胡林翼的人生转折，是从贵州开始的。他在贵州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镇压当地的小股起义军。由于成效尚可，胡林翼开始有了一点名气。
在镇压小股起义军的过程中，胡林翼独自发展起了自己的团练队伍，成了日后湘军中除江忠源、李续宾以外的另一位团练高手。
胡林翼之所以要用团练，而不用体制内的绿营兵，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贵州是个穷地方，没有多少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笔银两支撑镇压小股起义军。这促使胡林翼重用团练。胡林翼算过一笔账，用兵一千一个月需要银两六千，而用团练一个月只需要银两一千二百。很显然，用团练更划得来。
更重要的是，团练比绿营兵实用。绿营兵是体制内的，长期养尊处优，没有物质诱惑根本不会拼命。团练不一样。团练都是老实的农民，没有那么多心思，只知道为上级而战，所以在战场上精神面貌很好。另外，团练也比绿营兵更熟悉贵州山区的地形，对镇压小股起义军有利。
用兵不如用民，这是胡林翼的正确选择，也是奠定他成功之路的基石。凭借着这一套做法，胡林翼成功地镇压了多股起义军。虽然只是贵州省的地方官员，但胡林翼的名字早已经被皇帝牢牢记住。皇帝在接见从贵州来到京城的官员时，总会问为什么胡林翼的名声会那么好。
李沅发所率领的起义军在贵州与胡林翼等贵州军队展开激战，不幸战败，于是转战广西，希望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会合，谋求发展。在广西，李沅发又遇到了一位日后的湘军名将，他就是李孟群。
湘军将领主要是湖南人，非湖南人而比较出名的有鲍超、多隆阿等人，李孟群也比较有名。在太平天国初期，李孟群是太平军凶恶的敌人，曾经让他们吃过不少苦头。后来的湘军水师中，也留下了李孟群的重要足迹。
在湘军诸将中，李孟群的另一特色是学历高。他是1847年的进士。湘军将领中为进士的有曾国藩、胡林翼、李孟群、黄淳熙。李孟群和黄淳熙都是1847年中的进士。1847年的这一榜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龙虎榜。其中的很多杰出人才会和湘军发生关系，如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李宗羲等都是这一榜的进士。这些人是曾国藩人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李鸿章人脉关系的基础，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孟群在这一榜当中成绩并不好，没能进入翰林院，被分配到边远的广西担任知县。不过，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是因祸得福。正因为被分配到广西，李孟群有了和太平军交手的机会，从而得以立功并不断升官。
在李孟群等率领的广西军队的堵截下，李沅发起义军接连战败，没能实现与拜上帝会联合的既定目标。连续的转战，使得起义军元气大伤。这时候的起义军，只剩下了几百人。
这时候，之前已经考取优贡生的刘长佑，在父亲的催促下，离开军队前往京城参加朝考。刘长佑离开后，他的堂弟刘长伟成了新宁团练的领袖，继续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军。
不久后，就像刘长佑所预料的那样，李沅发在四处转战接连失利的情况下，率领起义军残部重新回到了新宁，不幸钻进湖广总督裕泰精心布置的圈套中。在最后金峰岭大战中，李沅发全军覆没，他本人被刘长伟俘虏。
一个小小的两千人的起义，折腾了清政府大半年，让它的腐败无能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为发泄怨气，咸丰皇帝命人将李沅发押赴京城斩首，以显示他的“盖世武功”。然而，这并不能吓倒前赴后继的起义者。李沅发牺牲后不到半年，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