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虞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毕罗早已撒手人寰。据小虞后来回忆，毕罗当时开着车竟迷迷糊糊睡着了。小虞也曾怀疑，万念俱灰的毕罗也许是想自杀。确实，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其实在我看来，世上绝大多数的自杀并不是非死不可，只不过他们以为走到了绝路，没有勇气面对，更无信心继续走下去。
我跟小虞说，永远不要为将来担忧，因为哪怕是今天晚饭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也都无力掌握。人生充满不确定性，这才好玩，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咽气，仍要挣扎着呼吸，这才无憾。人生有意义或无意义，不是凭空推演出来的，更不是道听途说的，要走下去才知道，走到底就是意义。
为了重新点燃小虞对生活的热情，我甚至破天荒跟她讲了我小姨夫的故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小阿姨正在谈朋友，还没结婚，仍旧跟我外公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是我很喜欢的人，一米八五的大高个，英俊潇洒。他也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去游泳。我觉得那时候，我爱他胜过爱小姨。
几年后，这个男人成了我的小姨夫，生下了我的表弟强强。这一切看起来都如此幸福美满。
可不幸的是，在我表弟12岁那年，小姨夫英年早逝。他在一次车祸中留下了脑血栓，后来不断恶化。在他最后一次出院时，我曾回上海看望过他。
小姨夫明知小阿姨不会同意，却私下请求我陪他去游泳馆。他的理由让我震惊，他说他一直都没学会蝶泳。小姨夫的病情，全家人都清楚得很，理所当然，他哪儿也别想去。我当时就在想，对于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人来说，一个泳姿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多年以后，我的心里终于有了答案：真的很重要！只要对生命还有期许，只要还看得见希望之光，只要内心还有温度，只要对生活还有热情，那就一定重要！这便是不折不扣、不卑不亢、不可侵犯的生之尊严。
这个故事曾令小虞为之动容。
我将卡祖笛郑重地交给她，她向我飘然挥手、转身离去之际，我看见她眼角的泪光。直到今天，我仍坚信小虞是爱毕罗的，尽管他们的爱情已落到如此不堪的结局。
小虞最后一次回复我的“豆邮”是在2013年夏，我猜如今她早已离开了上海。这里不曾有一刻属于她，她理应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做回原来的自己。我相信，一切都还可以复原。
记得在往来“豆邮”中，小虞最反感我称她为“一个有故事的女人”，或许她认为在这个男权当道的社会里，女人有“故事”，很容易被人联想并曲解为“遭受过伤害”“走过弯路”“不再纯洁”“经历复杂”“支离破碎的人生”……尽管这全都是事实。
我和小虞的来往并不只有这些，在我认识小勇之前，小虞曾来我家过了一个春节……
当然，请别误会，我跟小虞不会发生什么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她就像一座史前死火山，曾经没有记载地喷发过，但如今再也不会为了谁而喷发。
那次她来我家，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题是关于她身上的文身。
我说：“我总觉得，文身有风险，你看，所爱会变，文身的风险在于不可涂改。”
小虞说：“为什么要涂改？那不过是忠实记录。”
我：“年少时，我的名字也曾被刻在某块皮肤上，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后，我能体会那块皮肤的懊悔。”
小虞：“那你又怎么会知道呢？也许并不懊悔。”
大多数女人，对爱情的理解通常是“被爱”，这注定是一种“悲哀”。可小虞不同，截然相反。我想，她曾经的幸福之处恰在于在广阔的天地间找到了那个唯一，而不是被动地在有限的选项中将就挑选。尽管她的结局仍是悲哀。
我侧卧下来，凝视小勇的耳后一丝一缕的发，在内心祝福着小虞，那个小勇永远也没有机会认识的、可怜的、有故事的、曾迷失在都市里的小镇姑娘。我给自己打了一剂预防针：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未必每一次交换都能换回如愿美好的东西。
同时我暗下决心：牢牢抓住眼前的幸福。与那迷失自我的毕罗相反，希望等我从美国回来时，不仅找到了未来事业的方向，也要有勇气正式向小勇求婚。是的，求婚！为了每一次心动，我会用尽全力去追求结果，无所畏惧。男人们的一切折腾，其实只为让女人活得更像个孩子。
第二天是出发日。我带着我平生最大的行李箱、内含三组镜头的单反包、微微落寞的心情、寻找与发现的期许、挑战的冲动，和下一本书的构思出发了。当然，还有一个经常掉链子的外挂——阿辉。
去程，考虑分段优惠，阿辉选择在香港停留一天。4月2日下午我们飞香港，入住半岛酒店，有点贵，是我的提议。我想，“最好”不敢说，这也许是阿辉住过的最贵的酒店了。只住一晚，为即将到来的漫长飞行养精蓄锐。不过尽管如此，阿辉的精神依然萎靡。
晚上，我们在位于湾仔轩尼诗道的米其林一星餐厅吃晚餐，点了他最爱吃的烧鹅，然后赏了赏中环和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拍了几组照片后就回酒店睡觉了。
第二天，我们只在湾仔区闲逛，不买东西，吃完中饭又找地方吃下午茶，反正就是不爱多走路。临近傍晚，天下起了雨，在金钟道和皇后大道东一带，奇特的一幕引起了阿辉的注意。沿街路边有很多妇女席地而坐，有裹着五颜六色头巾的，也有不裹的，肤色一个比一个暗。
阿辉问我，这是什么阵仗？我告诉他，那是外来家政服务人员的聚会，她们在港属社会底层，一周有一两天假期，港人不太会跟她们交朋友，所以每逢周末她们就从雇主家出来，聚在一起聊天、交换东西。
阿辉灰着脸说：“你干脆说菲佣不得了嘛，还‘外来家政服务人员’。”我说：“那不一定哦，菲佣听上去很知名，但在香港家政行业中比例反而不大，你看到所有裹头巾的女人都不是菲律宾人，菲律宾信天主教，附近只有‘印尼’和‘马来’的女人才会裹头巾。”阿辉不服，坚称那些席地而坐的女人全是菲佣。好吧，我让让他，菲佣就菲佣。
阿辉和我一样，四十好几了仍未娶妻。这人总体还算是个正常人。有着正常的生理与心理，正常的生活习惯与思维逻辑。对生活也从不吹毛求疵，像台吸尘器似的不挑食。唯有一条，令他自己都尴尬不已的癖好——从小酷爱吃月饼。
Oh My God，这个癖好还真有点超凡脱俗呢。
以前阿辉会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常年备一盒月饼，偶尔错过了午餐，他就拿出来当午餐吃。小辰光的月饼，中秋若吃不掉，等不到入冬就要发霉。可如今都是高科技月饼，练就不腐之身，储三年也不至霉变。可以说世上除了我，恐怕要数超市礼品专柜的服务员最理解他了，他跟那里的小姑娘早已混成了熟人。
这不，尽管临行前我反复关照他，纽约海关太严苛，这回就别带月饼了，他却闪烁其词，只向我保证不带肉馅的。可谁又能料到，旅行、月饼，交互配合，竟让阿辉交上了桃花运。当然，这是后话。
当晚我们飞纽约。一路向北，飞越北冰洋。醒来睡去，归去来兮，刚一落地，又该睡兮。什么境界？阿辉说，这是睡八仙的境界！
时差之于体感的本质在于生物钟紊乱，地球上所谓最大时差23小时，其生物钟时差仅1小时而已，反而最小，而真正的最大值则是前后等距的12小时，也就是香港和纽约的时差。但对于有些人而言，频繁穿越时差是他们的使命。漫长的飞行让我想起一个人，我的一位老同学。每次想起她，我眼前总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在沙漠里喷香水、弹钢琴的女人，一位高知、博爱、优雅的东方女性。
她见过等死的人与秃鹫对峙；见过奄奄一息，活下去只为喝上一口汽水的人；见过战地医生在手术缝合的过程中把苍蝇缝入伤员体内；见过不满十岁的孩子亲手埋葬自己的父母……
她见惯了硝烟弥漫，她主动深入战乱，与贫瘠的土地为友，体验过无能为力的救援，还有那一次又一次绝望的生死博弈。
她曾对爱人说：“假如，你愿意陪我去非洲，亲爱的，我希望那是因为志趣相投，而不是因为你爱我。”
不知怎的，我迫切想让全世界都来聆听这句话，想让全世界都了解她的故事，想让全世界都明白爱与大爱的区别，想让全世界都懂得，可为之倾其所有的那份事业，已经算得上是某种完美人生的全部构成。那绝对是一种天然的无龄感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