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不起来那场大病以后头几个月里的事情。我只知道自己坐在母亲的怀里，或者在她做家务的时候紧抓着她的裙子。我的手感知着每一件东西，觉察每一个活动，以这种方式学会了了解许多事情。很快我感到了和别人进行某种交流的需要，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走”。我想要的是面包吗？那么我就会模仿切片和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要母亲晚餐时做冰激凌，就做出操作冰激凌机的动作然后打哆嗦，表示冷。而且母亲成功地使我懂得了大量的意思。她想要我给她拿东西的时候我总能知道，我会跑上楼或者到她示意的别的地方去拿给她。确实，在我无尽的长夜中，一切光明和美好的东西都是她充满爱心的智慧给予的。
我了解很多在我周围发生着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间拿来的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收起来，分得清哪些是自己的。我从母亲和姑姑的穿着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门，总是会请求和她们一起出去。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总会叫我出来，客人告别的时候我向他们挥手，我想我依稀记得这个手势的意思。一天，几位绅士来拜访母亲，我感觉到表示他们到来的关前门和其他的声音。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我在别人能够阻止我之前跑上楼去，去穿我脑子里所想的有客人时穿的衣服。像过去看见别人那样，我站在镜子前，往头上涂油，在脸上搽了厚厚的一层粉。然后我在头上别了一块面纱，让面纱盖住我的脸，并皱折着垂到肩头；又把一个巨大的裙子撑架捆在我细小的腰上，结果撑架悬荡在我身子后面，几乎碰到了我的裙子边。如此装扮好以后，我下楼去帮着招待客人了。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但是在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注意到当母亲和我的朋友想要人家做什么事的时候，不像我这样用动作示意，而是用嘴巴讲。有时我站在两个交谈的人之间摸他们的嘴唇。我弄不明白，很苦恼。我让自己的嘴唇动，发狂般地做着手势，却一点结果也没有。有时这使我气得又踢又叫，折腾到筋疲力尽为止。
我想我什么时候不乖自己是知道的，因为我知道踢我的保姆艾拉她会痛，当我发完脾气以后，有一种类似后悔的感觉。但是在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这种感觉从来也没有使我不去重复做不乖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黑人小姑娘、我们厨娘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和当年骁勇无比的老猎犬贝尔是我忠实的伙伴。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示意动作，让她按我的想法去做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对她作威作福使我很高兴，她一般都顺从于我的专横，而不愿冒和我发生交手冲突之险。我强壮、好动、不计后果。我很了解自己要什么，总是随心所欲地行事，即使需要竭尽全力为之斗争也在所不惜。我们的许多时间都是消磨在厨房里的，揉面球，帮着做冰激凌，磨咖啡粉，为糕饼钵争吵，给围着厨房台阶打转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许多鸡非常温驯，会从我的手里吃食，让我摸它们。有一天，一只很大的公火鸡抢了我的一个西红柿后跑掉了。也许是受到了火鸡先生成功抢食的启发，我们把厨娘刚刚撒好糖霜的蛋糕拿到木材堆，吃了个精光。后来我病了一场，心里琢磨不知那只火鸡是不是也遭到了报应。
那只珍珠鸡喜欢把窝藏在荒僻的地方，我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在高高的草丛里摸珍珠鸡蛋。我想去摸蛋的时候无法告诉玛莎·华盛顿，但是我会把手攥在一起放在地上，意思是草里的圆东西，玛莎总是能懂。当我们幸运地找到一个鸡窝的时候，我从来不许她拿着蛋回家，用断然的手势让她明白她可能会跌跤。
储存玉米的棚子，养马的马厩，一早一晚挤牛奶的院子，都是玛莎和我兴趣的无尽源泉。挤牛奶的人在挤奶时会让我把手放在奶牛身上，因为我的好奇，我常常挨牛尾巴的狠抽。
为圣诞节做准备永远是令我十分高兴的事。当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喜欢那满屋子的好闻的气味，以及为了让玛莎和我安静下来而给我们的好吃的小零食。遗憾的是，我们总是碍手碍脚，但是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快乐。他们允许我们磨香料，挑拣葡萄干，舔搅拌用的勺子。我把长袜挂起来，因为别人都挂；然而我并不记得对仪式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好奇心也没有使我在天亮前醒来寻找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酷爱调皮捣蛋。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子坐在游廊的台阶上，一个黑得像乌木，毛茸茸的头发一小束一小束地用鞋带扎起，像螺旋开瓶塞钻一样满脑袋戳着。另一个是白皮肤，有长长的金色卷发。一个六岁，另一个大两三岁。小的那个孩子是盲人——那就是我，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正忙着剪纸娃娃，但是我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娱乐。在剪碎了我们的鞋带，把够得着的忍冬叶子都剪掉了以后，我把注意力转向了玛莎头上的螺旋开瓶塞钻。起初她反对，但是最后屈服了，她觉得轮流行事才算公道，便抓起剪刀剪掉了我的一绺金色卷发，要不是我母亲及时的干预，我的卷发就会被剪光了。
我的另一个伙伴——我们的狗贝尔老了，很懒，喜欢在炉火前睡觉而不愿和我嬉闹。我拼命想教会她我的手语，但是她又笨又不专心。有时候她突然惊起，激动得浑身发颤，然后僵直不动，猎狗在用头指向鸟时都这样。那时我并不知道贝尔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但是我知道她没有按我的愿望去做。这使我很恼火。我们的课总是以单方面的拳击赛结束。贝尔会站起身来，懒懒地伸个懒腰，不屑地用鼻子嗅上一两下，走到壁炉的对面又躺了下来，而又厌烦又失望的我就到处去寻找玛莎。
早年的许多事件都牢牢地固定在了记忆之中，孤立但清晰，使那死寂的、没有目的、没有白昼的生活的感觉更加强烈。
一天我偶然把水洒在了围裙上，我把围裙在客厅壁炉闪烁的炉火前摊开来烤。围裙干得不够快，我不满意。于是就靠得更近，把围裙扔在了炽热的炉灰上。火苗蹿了起来，火焰包围了我，顷刻之间我的衣服就烧了起来，我吓得大叫。我的老保姆温尼听见声音来救我。她把一块毯子往我身上一盖，差点把我闷死，但是她把火扑灭了。除了手和头发，我的烧伤并不严重。
大约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处。一个早上，我把母亲锁在了食品储藏室里，她不得不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因为仆人住的地方和主宅不相连。她不断使劲砸门，而我则坐在外面游廊的台阶上，感觉到砸门而生的震动，开心地大笑。我这个最为淘气的恶作剧使父母相信我必须尽快受到教育。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来后，我早早找到一个机会把她锁在她的房间里。我拿着母亲要我交给沙利文小姐的东西上了楼；但是我把东西一给她立刻就使劲把门一关，上了锁，把钥匙藏在了过厅的衣柜下面。怎么哄我我也不肯说出钥匙在哪里。父亲不得不搞了个梯子，把沙利文小姐从窗户里接了下来——这让我开心极了。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拿出了那把钥匙。
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我们从那所爬满青藤的小屋搬到了一所新的大房子里。我们家有爸爸妈妈，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有了个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我对父亲最早的清楚的记忆是自己艰难地走过巨大的乱七八糟的报纸堆去到他的身边，发现他独自一人，面前举着一张报纸。我弄不明白，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学他的样，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以为眼镜可能对解开这个谜团有帮助。但是我好多年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后来才知道那些报纸是怎么回事，知道了父亲是其中一种报纸的编辑。
我的父亲特别慈爱宽容，十分顾家，除了在打猎的季节，平日很少离开我们。我听说他是个好猎手，一个远近驰名的神枪手。仅次于他的家人，他爱的是他的狗和枪。他极其好客，几乎到了过分的程度，回家时很少不带上个客人。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大园子，据说他种出的西瓜和草莓是这个地区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上等的浆果给我。我记得当他领着我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株葡萄到另一株葡萄时给予我的爱抚的触摸，以及对任何让我高兴的东西所表现出的热切的快乐。
他讲故事非常出色，在我学会了语言后，他常常把他最得意的趣闻在我的手心里笨拙地拼写出来，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在恰当的时刻把它们重复出来。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北方，享受着1896年夏季最后几个晴美的日子。他病的时间不长，有一段短暂的极度的痛苦，然后就结束了。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巨大的悲痛——我第一次亲身经历死亡。
我该怎样描写我的母亲呢？她和我是如此亲近，谈她几近有失体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小妹妹看作一个硬闯进来的人。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妈妈唯一的宝贝，这个念头使我充满了妒忌。她老是坐在妈妈的怀里，那是我以前坐的地方，而且好像占据了她所有的关爱和时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更是雪上加霜。
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宠爱却又倍加虐待的洋娃娃，后来我管她叫南希。哎，她是我发脾气和溺爱的无助的受害者，因此她变得破旧不堪。我有会说话、会哭、会睁开和闭上眼睛的娃娃，但是我都没有像爱可怜的南希那样爱她们。她有个摇篮，我常常会花上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摇她。我小心守护着娃娃和摇篮，容不得别人动一下。可是有一次，我发现小妹妹安详地睡在那个摇篮里。对于一个和我尚未有爱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人的这种放肆，我十分生气。我冲过去把摇篮掀翻了，若不是母亲接住了她，婴儿可能就摔死了。就这样，当我们行走在双重孤独的山谷中时，我们不懂得由充满爱的话语和行动以及同伴关系所产生的柔情。但是后来，在我恢复了人的权利以后，米尔德里德和我进入了彼此的心灵，因此当我们手拉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时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她并不能理解我的手语，我也不能理解她稚气的咿呀话语。
